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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廉主持人的多重身份

2019-02-10康琴

廉政瞭望 2019年12期
关键词:问廉监委主持人

康琴

陆晗至今还记得那期阳光问廉节目的“事故”,“说实话,那一哈(会儿)我脑壳懵了。”

那是现场问出的第一个问题,谁也没想到,万事俱备的直播现场,竟然出现了事实性的低级错误:因为一街之差,两个不同的街道被搞混了,被问廉的街道跟暗访视频里提及的街道对不上号。

至今回想起来,她依然感激那名被问廉的街道负责人,他没有当众戳破这个错误,只是委婉地提示了她,没有让节目以如此乌龙的提问尴尬开场。但也让她感到后怕,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在那种情况下控制住自己的状态,让节目顺利进行。她说,因为此事,包括她在内,节目组留下了“吹毛求疵”的后遗症。

其实,阳光问廉主持人不仅是主持人,他们往往还身兼制作人,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纪委监委的“代言人”,当然,也无可避免地要得罪人。

知性端庄,犀利发问(图为广安阳光问廉节目主持人张义)

主持人

这是一个因为反腐形势所需而兴起的新职业。一开始几乎都是赶鸭子上架,但他们在本来过硬的职业修养和对纪检业务的熟悉中,慢慢做成了专业选手。

几乎每一个问廉节目主持人,在初次接到这个任务时,本能反应都是抗拒的。1995年就到成都电视台当主持人的陆晗已是台里的业务骨干,她坦陈,一开始领导找到她时,“并不想干”,因为纪检领域对她而言“既刻板又陌生”。

但又几乎每一个被任命的主持人,最终都接受了这个安排,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一场阳光问廉直播节目从开始到结束通常长达一个半小时,这个过程中,火力掌控在主持人手上。他们负责把控节目节奏,以及对被问廉者发问,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虽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耗费了数周甚至数月参与整个节目的幕后制作,熟悉能够掌握的每一个流程与细节,节目组其余成员在台下紧密配合随时应变。但当镁光灯打下来,镜头对准他们,整台直播效果的压力还是无可避免地压到了他们身上。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

虽然颇有经验,但阳光问廉跟以往的节目都不一样。作为一款以直播突出现场问廉、红脸出汗效果的节目,很多难以预料的情况,都需要主持人有强大的应变能力。

“哪怕准备再充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这是广安市阳光问廉主持人张义的经验。

为了突出效果,在节目开始之前,只会通知当地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作为观众)来参加节目。但是直到开播之前,“没有人知道谁会上台”。一次节目现场,一名本来应该坐在台下的官员在被点名上台时却不见踪影,而在此之前他明明到场并在签到单上签了字。

“直播要继续下去,只好临时提前播放反映另一个部门问题的片子,让后台工作人员紧急联系当地纪委,通知其到场。”张义后来才知道,这名不知自己会上台的官员在签到后就因故临时离开了会场。好在播放涉及其部门问题的短片之前,他接到通知赶回了现场。此后,节目纪律也更加严格,再没出现过早退的情况。

直播头一晚往往是最紧张忙碌的,除了被提问当事人参与的环节以外,所有的流程都需要过一遍,灯光、音效、舞台点位、手卡、时间点……不合理的地方临时再做调整,通常要搞到凌晨两三点。

采访陆晗的这一次,节目组最后的演练3点钟才结束,回到房间后,她自己又过了一遍,3:50才睡。第二天6点过起来开节目前最后一次会。但是到了10点,当化好妆穿上跟鞋的她走到台上,站在镁光灯下,照样神采奕奕。整台直播她紧追问题症结,让被问廉的官员丝毫不能放松。

节目结束后,她走下舞台,收拾好东西,放到节目组回程的车上,整个人才松懈下来,倦怠袭来,很快就在车上睡着了。

代言人

阳光问廉直播是自2015年开始兴起的一种问政电视节目。巴中在全国率先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全媒体直播方式。

巴中阳光问廉主持人夏辉告诉记者,之所以叫做“阳光问廉”,因为阳光是最好防腐剂,公开透明是政府治理应有之义。去年一期“阳光问廉”,收视率高达8.7%,成为当地“收视王”。节目还在电视台、全网直播,并开设了留言板,观众的反馈意见可以直接在后台呈现。某市纪委党风室主任称,这样一档节目,其实也是打开了与民对话的一扇窗口。

进入这个行业后,陆晗发现它“真的能解决问题,还是能找到一些意义”。

正如某市纪委监委党风室主任所称,“红脸出汗固然是这档节目的一大看点,但是归根结底,它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与此同时,通过这个窗口,不仅能让群众的呼声进来,也要让大家有机会听到广大干部的声音。”

陆晗回忆,之前做过的一期节目中,一名“第一书记”因工作失误被群众举报。在调查时他们了解到,虽然工作中存在问题,但也存在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现实困难。而在节目现场,这名干部也体现出了党员干部的担当。“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穷追猛打,而应该适当为干部呼吁,因为这档节目不仅应该体现考核的刚性,也应该体现柔性。”这符合当下的政策,节目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这种“代言”功效。

制作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阳光问廉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是节目的制作人,全盘负责节目的流程。从搜集线索到暗访、成片、提交审核,到问题的设置,都需要全程参与或把控,但背后都有纪委监委总把关。

“问廉主持人全程参与节目是很有必要的。”夏辉说,如果你不全程参与从摸排線索到调查确认到片子形成的过程,就无法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不清楚问题的症结和各种细节,就容易在录制节目的现场被问廉对象搪塞过去。因为这个对话过程没有经过预演,节目现场就是直播较量的过程。不是所有官员都能清晰地认识到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认错改过的态度。“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只有充分理清楚线索才会游刃有余。”

台前的准备工作则至少需要一个月。

虽然有纪委监委把关,但是节目对于每个成员的分析判断能力要求很高。所有环节的第一步,是线索的筛选。通过市民热线等渠道搜集到线索,筛选,由纪委监委审核通过后,进行暗访调查。

通常,节目组会给暗访调查的工作人员购买保险。这是因为去基层调查采访会有一些无法预估的风险,比如去村里调查被狗咬,比如去调查一个污染企业,节目组的车被两辆车一前一后给卡在了中间,无法动弹。

此外,还存在有些举报线索不实的情况。哪怕是经过筛选后成形的素材,也会有被废的情况,比如哪些问题提出来之后可以引起共鸣、以点带面,哪些问题可以推动解决,都是节目组需要把控的问题。

虽然身为纪委监委问廉“代言人”,但从本质上说,他们还是媒体人。对于党政社会风气本身就具有敏锐的嗅觉。

作为最直接的参与者,谈及阳光问廉是否真能发挥改善政治生态的作用时,陆晗给予了肯定。“如果持续做,这个持续的过程,就会促使生态大环境改善。”

关注同行的动态,她也清醒地看到,个别地方已经把阳光问廉做成了另一种形式主义。

在阳光问廉现场的视频里,可以看到媒体监督的影子。她认为,节目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媒体监督与社会反响的平衡点。

得罪人

当阳光问廉主持人,还有一个不可避开的话题是:得罪人。

有一种尴尬,是同事同行之间的。

夏辉说,每期录制节目会调动电视台的一些资源,但是因为节目的特殊属性,每次都需要保密,遇到比较好奇的同事打听一些细节,也不能泄露。交流的减少,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一些误解。

还有一种是熟人社会难以避免的人情关。

张义是广安本地人,大四开始就在广安电视台工作,一干就是14年,本地的官员几乎全部认识。在节目上相遇了,职业素养要求她必须铁面无私。

有次节目,涉及一个环保方面的问题,一个区县的环保部门负责人在节目现场拍了桌子,把张义吓了一跳,如果他摔桌子而去应该怎么反应?“如果这个事情是你的责任你就不应该走,如果不是你的责任你更不应该走。”张义当时脑补了各种应急方法,好在这个官员没有离开。

有朋友替她捏了一把汗,希望她能收敛锋芒,但她认为这只是她的工作职责,并没有针对谁。

因为做这个节目,来找她求情的人不少,甚至还有找她老公、父母、同事的。曾经有熟人打听到自己可能会被问廉,打电话向她求情,被她拒绝了。虽然向其阐释了自己是出于職业精神,但后来还是被对方删了微信。她有些失落,但后来就想通了,“如果是真的朋友,是可以理解并支持我的,因为这只是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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