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锐

“4月4日，新老局长及其他9名班子成员在辖区内企业聚餐，4月18日省委巡视组进驻保定召开巡视动员会期间，新老局长及局党组多名成员又在企业食堂聚餐……”

2019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曝光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查处的8起典型案例，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党组，因连续两次违规在企业食堂聚餐而被改组，引发公众关注。这也使改组这一稍显专业的词汇，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党的十八大后，一些党委、党组、党支部等被改组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被视为从严治党力度空前的佐证。此前，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委会党委被改组，也曾引起广泛关注。在市级机关和基层，此类情况给我们观察类似事件同样提供了生动的样本。

问题多严重：“集体腐”，把驻村的干部也带偏了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了十八大以来十余起有关党组织被改组的案例，发现其既有正厅级单位的党组，也有县级部门的党委，还有村党支部，上述单位性质涵盖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村级自治组织等。

截至目前，党组织被改组的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委会级别最高，为正局级事业单位。而要论公开曝光的改组次数，则是基层党支部最多，如2017年山东泰安市东平县后泊村曝出村干部虚报骗取、套取扶贫资金违纪问题后，村党支部被改组。

部门党组织被改组的案例亦不少，如湖南省慈利县移民开发局党支部，就因套取专项资金集体享用“福利大餐”而被改组。

再看被改组的原因，根据有关规定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失去了纠错能力。从上述10余例来看，具体表现则可分为三类，很多问题又相互交织。

首先，是党组织中的许多人搞起集体腐败，不少违纪违法行为经过了“集体决策”。如2016年，长沙市望城区乌山街道高冲村爆发了套取征拆补偿款窝案，除了原村党支部书记叶强，原副书记任洪佳受严惩外，涉事的另外14名党员、干部均受到党纪处分。江苏省如东县余荡村党总支书记等13名村干部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中饱私囊。上述两个村党支部（总支）都被改组。

其次，是班子不和，影响工作开展。如陕西旬阳县国土资源局党组因存在拉帮结派等问题，7名局党组成员被集体免职，县委建议对该县国土资源局班子彻底整顿。

此外，还有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如拒不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对上级要求置若罔闻;或者严重违背制度要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此前，海口市琼山区对外贸易总公司党支部就因造假发展17人入党而被改组。问题曝出后，8名责任人被纪律处分。

那么，上述当事人的错严重到哪种程度？不少被改组的党组织，问题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以领导班子会议代替党委会，擅自扩大领导班子范围，‘自戴官帽组建‘草台班子;党委13年未换届，成立的二级企业……还因为对经营‘用处不大，撤销了纪检监察处;党委班子成员无一人不违纪，普遍存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出入酒吧会所、公车私用、滥发津贴补贴、兼职取酬等，去澳大利亚新西兰8天，干公务加起来仅1天，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游览……”这仅是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委会原党委问题的一部分。

其次，犯错持续的时间长，越陷越深。廉政瞭望记者发现，从问题出现到被调查，再到党组織被改组，多的甚至经历了5—6年。

更重要的是，原党组织领导成员的问题，会产生上行下效的恶劣影响。被改组的高冲村党支部原书记叶强私分菜地补偿款，助人骗取拆迁资金，村、组干部纷纷效仿——村报账员张懿套取迁坟补偿款1.04万元，村民小组组长张宇峰套取迁坟补偿款4000元，该村党支部原副书记任洪佳套取迁坟款6.46万元。

这种氛围甚至会影响到上级派驻人员。浙江金华浦江县浦阳街道铜桥村党支部曾因私设小金库被改组。据介绍，该村一度违纪人员众多，风气很坏。街道派驻的3名监管干部在铜桥村驻村期间，也多次收受村干部送的礼金礼卡，并接受吃喝邀请、外出旅游……

党组织被改组，领导成员会受什么处分？根据《纪律处分条例》，除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及以上处分的外，均自然免职。

还有不少“首恶”被严惩。如慈利县移民开发局前后三任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套取资金发津贴福利，后两任局长谷臣毅、刘忠被“双开”并移送司法。高冲村党支部因爆发套取征拆补偿款窝案被改组，被“双开”的除了原村党支部书记叶强，还有原副书记任洪佳。

有的被撤职免职后，又重新上岗。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委会被改组后，吴守荣被免去管委会党委委员职务。廉政瞭望记者发现，2019年10月，吴守荣以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身份公开亮相。

党组织改组后，有人再次被通报

改组作为一项处理措施，在1982年党章中就被明确并延续至今，“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查明核实后，应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作出进行改组或予以解散的决定，并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宣布执行”。上述铜桥村党支部改组，就是严格按程序，经浦江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县委批准的。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就有一个党组织被改组，引起较大反响。1985年12月，中央纪委发出《关于开除北京市公用局局长马学亮党籍、改组市煤气公司党委的通告》显示，北京市公用局煤气公司及所属单位，在马学亮的支持下，自1984年下半年以来，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所谓“承包”，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大肆进行违法乱纪活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共捞取非法收入909万元，向有关领导干部和单位行贿24万余元。

在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看来，改组的牵涉面、影响面很广。一些地方尽管对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进行大规模调整，但并未直接称之为改组。

如2014年9月，山西塌方式腐败爆发后，中央对山西省委领导班子作出重大调整。相关媒体报道采用的表述为“改组性质的调整”“改组式重要调整”。

被改组之后，新组成的党组织如何荡涤阴霾，上级如何支持，推动形成良好政治生态？

铜桥村原党支部改组后，为人正直、热心村级事务的党员赵炎森等临危受命，组建新一届村党支部，支持县有关部门关停取缔村内300多个污染严重的水晶加工点等，带领全村投身于建设美丽乡村，后来的选举，赵炎森得票率达91.7%。

村“两委”班子“大換血”后，媒体在湖南长沙望城区高冲村走访时发现，对村里的大小事务，村民们也从开始的“一棒子打死”，变成了现在的“愿意相信和支持了”。

政治生态的好转，也离不开上级的发力。保定市徐水区多名干部因违规吃喝或监督不力被问责，自然资源分局党组被改组后，区里很快开展了隐形“四风”问题专项治理，组成专项监督检查别动队，短时间内就检查超市26个，饭店14个，企业食堂19个。

有的还引起了更高层级的重视。山东省东平县一村党支部被改组后，其所在的泰安市以省纪委重点督导东平县为契机，对全市扶贫领域信访问题“大起底”。截至2017年11月，全市共查处扶贫领域突出问题188起271人，问责党员干部61人、基层党组织30个。

违纪违法问题，还要从源头上防范。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委会党委被改组后，北京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深刻剖析，要求从市委、市政府开始，所有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认领包干，督促分管领域和联系单位抓好巡视整改，还表示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把选人用人关。

不过，被改组的党组织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政治生态好转也非一日之功。一个案例是，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党委被通报改组后几个月，2018年2月，管委会工会主席、女职工委员会主任芦秀丽又因超标准公务接待、违规配备公务用车被通报，其购买53度飞天茅台酒两箱用于公务接待;同意购买丰田柯斯达汽车并装修，支出135万元……

“十八大后，被改组的各级党组织明显增多，体现了从严治党的决心，刮骨疗毒将对违纪甚至腐败分子，以及党组织的一把手产生强烈的震慑。”刘益飞表示，对党组织改组要统筹兼顾，仔细分析全面情况，严格按照党章及《问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党规党纪的程序要求进行，并对其长期关注，久久为功，发挥好对一方、一个系统政治生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