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谊（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宣统元年建立的京师图书馆。自1909年成立以来，曾启用过大大小小、形制各异的数十枚关防及馆藏章。从作用而言，这些印章属于实用印。与私家刻印的文人闲章不同，实用印的制作、颁发、缴销都有着严格的印章制度，规范性强。无论大小、形状、内容、字体、格式、排列都有着严格的规范限制，必须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习俗相一致，［1］因此，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

1 京师图书馆时期

1906年，当时的学部参事罗振玉就在京师建立图书馆，上陈“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保固有之国粹…莫如设图书馆…，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2］76并提出了馆舍选址、馆藏采选等五项具体建设方法。时隔三年，1909年，学部尚书张之洞上陈“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3］1在选址方面张之洞主张馆舍应设在德胜门内净业湖，依水而建，远离闹市。同年四月，京师图书馆经清政府批准正式成立。［4］

清朝末年，时局动荡，国库空虚，张之洞关于在敬业湖边建立京师图书馆的设想并未实现，只得暂以什刹海东北迤之广化寺为馆舍。1910年6月，京师图书馆呈文学部申请启用此前从学部取回的木质关防，文曰“京师图书馆之关防”，但这枚关防却终未启用。［2］771912年，京师图书馆划归北洋政府下设的教育部管辖，5月，教育部札发京师图书馆印信：“为劄发事承政厅文书科案，呈案照本部成立以来，所有各直辖机构名称多已更变，亟应另刊木质印章以昭核实。兹刊有京师图书馆印章一颗，合行劄发钤用，以资信守。劄到即便遵照缴回旧用印信，仍将开用日期报部备查可也”。［3］25

今可见这一时期一枚小篆方形关防“京师图书馆印”（见图1），从印文内容及印章风格来看，这枚印章应当不是1910年6月给学部的呈文中提到的那一枚木质关防，一方面印文内容出入较大，另一方面这枚印章并不符合清代馆印繁复厚重之风。相较而言，这枚印章与1925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发的“国立京师图书馆章”（见图8）风格更为接近，边缘宽度、印文字体都较为类似，因此推测这枚印章可能是北洋政府1912年5月颁发的“京师图书馆印章”，从时间上推算，札文中所提及的“旧用印信”很可能就是那枚从学部取回的“京师图书馆之关防”。

图1 京师图书馆印

1912年8月，时任馆长江翰呈文教育部：“接办以来，业将规划办法并阅览简章先后开陈查阅，现经督同在馆人员将原有图书清查就绪；…今拟于八月二十七日先行开馆售票，以供公众之观览”，［3］31-32这是京师图书馆历史上的第一次开馆。而就在正式开馆的前一天，江翰再次呈文教育部，对广化寺的艰苦条件进行了陈述：“维此馆系借用广化寺之屋，不惟地址太偏，往来非便且房室过少，布置不敷，兼之潮湿甚重，于藏书尤不相宜，虽暂时因陋就简藉立基础，盖终非别谋建筑无以称名实而臻完备也”。［3］33-34在这篇呈文中，江翰还提出当时的京师图书馆偏重面向研究学者提供服务，应当考虑在正阳、宣武二门设立分馆，仿照欧美通俗图书馆的制度，添购杂志及新出版的图书，由此培养国民的读书兴趣。此后，江翰又分别于1912年12月、1913年2月呈文教育部，请求在南城适中之地及琉璃厂西门外前青厂设立分馆。经过五年的努力，1917年经教育部核准，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重新开馆，这是国家图书馆的第二次开馆。

京师图书馆时期的馆藏章，最初为学部上呈宣统皇帝饬下礼部铸造的一颗银印，曰“学部图书之印”（见图2）。乾隆三十九年（1774）曾下过一道命令，要求在所有皇家藏书的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年月信息，京师图书馆作为当时学部下设的正式机构，其藏书自然应当仿效办理。但在1909年学部奏请铸图书馆印信的呈文中，描述了遵循此制在实际中遇到的困难：“惟图书馆距臣衙门较远，书籍繁重，移运维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部申请“铸造印信一颗，文曰‘学部图书之印’，尊藏馆中，用钤图籍，此外一切文牍皆不钤用”。清代官印繁复厚重，多为汉字篆、满文篆同刻，也有“九叠篆”与满文同刻，印边较宋元更宽，这枚“学部图书之印”便符合这一风格，为汉字、满文九叠篆合刻，印边很宽，面积很大，显示出皇家九五之尊的气势。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京师图书馆。11月29日，教育部发文饬令京师图书馆对善本书籍“盖印编号”，已妥善保存，避免抽换。［3］71-7312月22日，教育总长张一麐签署命令：“因该馆所藏书籍多系旧椠精刊，版本种类甚多，审认为颇为不易，非悉加大字戳记，难免抽换，业将书籍当加盖印章办法饬知该馆在案，兹特发交石章一方，文曰京师图书馆收藏印，仰即遵照前饬将该馆所藏书籍逐册多盖是项印章，以昭慎重，而便稽查，此饬”，［3］74这枚“京师图书馆收藏印”长方，四角略带椭圆［5］（见图3），与此前使用的“学部图书之印”相比，面积上小了许多，印文字体为典型的小篆字体，字形狭长，方圆自然，一般钤于书页左侧或者右侧，而“学部图书之印”一般钤于书页顶部。这一时期的馆藏章还可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刻本《南唐书》合刻本中见到一枚长方形印章“京师图书馆藏书记”（见图4）。将“记”作为印章名称源于唐代武则天时期，这一时期皇帝的印章称作“宝”，臣以下称“印”或“记”，用于书籍收藏之印称“图书”或“图记”。［6］除了这一枚长方形的藏书记之外，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明万历刻本《初学记》中还可见一枚正方形“京师图书馆收藏之记”（见图5）。此外，还可见一枚方形馆藏章“京师图书馆典藏制”（见图6）。

图2 学部图书之印

图3 京师图书馆收藏印

图4 京师图书馆藏书记

图5 京师图书馆收藏之记

图6 京师图书馆典藏制

2 国立京师图书馆时期

比起广化寺，方家胡同馆舍虽在书籍保存条件方面有所提升，但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仍显偏僻。1925年5月，京师图书馆呈文教育部，“本馆僻在京城东北一隅，年来阅览人数虽众，逐渐增加，而现在馆址究嫌偏僻，西南城一带学者纵有志观光，辄以相隔窎远，裹足不前之”。［3］119-121在这篇呈文中京师图书馆请求拨给北海官房作为总馆，方家胡同旧址则作为第一分馆，为东北城一带人民提供阅览服务。

1925年10月，教育部与当时根据美国政府要求成立的用于管理庚子退款的“中华教育文化中基会”（以下简称“中基会”）签订协议，决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其中，新建馆舍、设备及未来购书经费由中基会全部承担，日常运营费用则由双方各负责一半。11月，教育部第206号令规定：“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已奉明令设立，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暂移北海地方，该馆旧址以现设之京师图书馆分馆移入”。［7］12月，教育部第313号令聘梁启超、李四光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正副馆长。

但由于当时国库支绌，难以履约，导致这份与中基会的合办协议不得不暂缓执行。1926年3月，国立京师图书馆九人委员会致函通知京师图书馆馆长，该委员会职权已经暂停，在这份函件的末尾可以看到“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章”的印信（见图7）。与此同时，中基会因有筹办“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的计划在先，［8］便独立筹划在北海内建设新馆，但因中基会机构性质，馆名不能使用“国立”二字，故该馆命名为“北京图书馆”，由梁启超任馆长，李四光任副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并成立图书馆委员会作为管理机关，［9］这一时期的北京图书馆位于今天的北海庆霄楼。在此期间使用过的馆藏章，仍存有一枚长方形制的。［10］38

1926年10月2日，教育部颁布218号训令：“教育部为训令事国立京师图书馆现由本部拟具办法，决将本部直辖京师图书馆改定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其原有图书及设备现因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停止职权，应即直接移交国立京师图书馆，责成馆长接收整理，…”，［3］155-156这里所说的直辖京师图书馆指的是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为了便于将来与北海的北京图书馆进行合并，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由梁启超兼任。1926年10月7日，梁启超在呈教育部报告派员接收京师图书馆的函件中说道：“钧部函聘启超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等因，经遵照就职，兹复准”。［3］159除介绍基本的接收情况外，函件的末尾还提到“现在国立京师图书馆业经成立，应请钧部迅予颁发国立京师图书馆关防及馆长小章各一颗”。［3］160今可见此枚关防与馆长小章，关防文曰“国立京师图书馆章”（见图8），于1926年11月启用，馆长小章文曰：“国立京师图书馆长”（见图9）。

图7 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章

图8 国立京师图书馆章

图9 国立京师图书馆长

3 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

1928年，北伐结束，北京更名为北平。7月18日，中华民国大学院致函国立京师图书馆：“逕启者，旧京师图书馆奉中央命令改为北平图书馆，现已派员筹备，筹备期内应由总务部主任罗普，图书馆主任徐鸿宝二先生照常负责保管…”。［3］2187月24日，大学院再次致函：“请陈垣、马裕藻、马衡、陈懋治、黄世晖为筹备员”，今可见筹备委员会方形篆文印信一枚，文曰：“大学院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之章”［10］38（见图10），这枚印章印文采用缪篆字体，或称汉篆，与此前一贯采用的小篆相比，风格上更加浑朴典重。同年10月，由中基会建立的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由“北平北海图书馆委员会”管理馆内事务，图11所示为当时委员会使用的印信。

图10 大学院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之章

图11 北平北海图书馆委员会之印

关于两馆合并之事，梁启超在1926年致友人的信中曾经提道：“弟以一人而兼两馆馆长，俟新建筑成立后，再行合并”，“此间唯一之条件，则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名称，万不能改易，其他皆可商量”。［11］可见梁先生对于因合并可能导致的国立京师图书控制权落入中基会之手的担心。国民政府执政后，也曾提及北洋政府时期有关将北平图书馆并入北海图书馆的旧案。为此以陈垣先生为代表的五人筹备委员会于1928年12月致北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蒋梦麟，陈述了不宜并入北海图书馆的理由，一是北平图书馆成立较早，合并则先后倒置；二是北海图书馆使用的是中基会之款，名为国款，但支配权并不属于政府和人民；三是以国家设立的图书馆并入，有失国体；四是合并之说已属旧政府定案，且提出当时已经引起舆论哗然。事后，筹备委员会又派马衡去南京当面陈述。［12］经过一番据理力争，经教育部提议，决定将由中基会独立运营的北平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组建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之名得以保留。1929年1月10日，合并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新馆开幕，陈垣先生主持并做讲话。这是国家图书馆的第三次开馆。

根据中基会与教育部签订的建设新馆的协议内容，1931年5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也就是今天位于北海西涯的文津街馆舍。文津街本没有专名和固定指称，新馆落成的这一年，北平市公安局函复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在敝馆新址指日落成，迁移在即，允宜肇锡嘉名，用资通晓。查敝馆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最称宝贵，拟即将此段地方定名为文津街”。［3］330同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开馆仪式在文津街七号如期举行，这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的第四次开馆。今可见这一时期使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关防”（见图12），这枚关防以缪篆入印，印边较此前明显变宽。此外，在1932年10月4日普意雅夫人朱德容捐赠图书的契约落款处还可见一枚方形小篆馆章，文曰“国立北平图书馆章”（见图13）。

此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奉令迁于后方，副馆长袁同礼率部分馆员南下，曾先后在长沙、昆明、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办事处，其中昆明办事处在1939年4月升格为图书馆本部。［13］尽管时局动荡，国立北平图书馆并没有停止扩充馆藏。这一时期入藏的文献主要以抗日史料、东巴经等西南文献以及流入市场的民间私藏文献为主，［14］今可见昆明办事处印信一枚，文曰：“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见图14）。

图12 国立北平图书馆关防

图13 国立北平图书馆章

图14 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

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在旧中国使用年限最长的馆名，在近20年的时间里，馆藏扩充十分迅速，使用过的馆藏章形态也非常丰富，今可见方形篆书馆藏章多达7枚，如图15、图16、图17所示三枚印章，印文“国立”二字字体较大，均独占一列，其中图16这一枚印章的印文字体虽为小篆，但字形方正，棱角分明，与这一时期其他篆体方章字体较为圆润的风格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四枚印章，印文中“国立”二字相对较小，与“北”字共处一列，其中图20这枚“国立北平图书馆鉴藏”印，印文中使用了“鉴藏”二字，与通常的“藏”、“收藏”有所不同，字体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大篆特点。除正方形馆藏章外，还有两枚笔法风格略有不同的长方形篆体馆藏章，均曰：“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见图22、图23），其中图22这枚藏书章边款刻“巨来”二字，说明此系篆刻名家陈巨来所治印。［15］此外还有三枚馆藏条戳，主要以楷书及长仿宋体入印，颜色有红、蓝、紫三色（见图24、图25、图26）。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圆形的馆藏章，并配有花形图案，主要用于加盖外文文献（见图27）。作为当时实用印的一种潮流，在印边外缘设计锯齿形作为装饰也颇为常见，图28及图29所示的两枚馆藏章就体现了这一风潮。

图15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图16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

图18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

图19 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

图20 国立北平图书馆鉴藏

图21 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

图22 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

图23 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

图24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

图25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

图26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

图27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

图28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图29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

4 北京图书馆时期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同年6月8日，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董必武签署命令：所辖范围内图书馆及博物馆划归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领导。

在1949年9月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准予备案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服务证”上，图12所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关防”印仍在使用，同年10月5日在关于派罗歌同志暂代联络工作的通知中，仍然使用“北平图书馆”的称谓，直至11月9日，在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移交部分所辖单位的通知中，才正式出现了“北京图书馆”的称谓。

1950年2月16日，“国立北京图书馆”印章（见图30）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令50文秘字第196号文件颁发，并于同年3月6日经呈报文物局备案正式启用。这一时期在国际交流公函中使用的印章为一枚精美的圆形图章（见图31），这枚印章以仿宋体字刻印并配有文津街馆舍剪影图案，后因国名英文断行存在问题，于1972年时停用。国立北京图书馆的称谓只使用了一年，今可见两枚正方形馆藏章，均曰“国立北京图书馆收藏”（见图32、图33），只是“京”字刻法略有不同。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咀华录》中还可见一枚长方形篆体印章，文曰：“国立北京图书馆珍藏”（见图34）。此外，还有一枚极具特色的异形（见图35）印章，这枚印章以一本打开的书为形，隶书入印，并配以文津街馆舍及五角星图案，刻工精细，图案精美。

图30 国立北京图书馆印

图31 国立北京图书馆

图32 国立北京图书馆收藏

图33 国立北京图书馆收藏

图34 国立北京图书馆珍藏

图35 国立北京图书馆

1951年6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在抗字第1236号通知中向北京图书馆颁发了一枚木质阳文印信，文曰：“北京图书馆”（见图36），这枚印信印文为宋体，横细竖粗，字形扁方，这种字体始于明代，常用于公堂之上“回避”、“肃静”等内容，以增加威严的气氛。［6］22同年6月12日，北京图书馆呈文文化部文物局启用该枚馆印并报备启用日期。此后，文物局在21号下发的通知中对该枚印信的启用准予备案并要求北京图书馆馆内所有印章均应销去“国立”字样，一切对外联络事务都应使用新名。6月28日，北京图书馆再呈文化部文物局备案启用牛角篆体方章一枚，文曰：“北京图书馆章”（见图37）以及“北京图书馆”大、小条戳两个（见图38、图39）。1955年4月，在呈报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文件中，1951年6月6日启用的“北京图书馆”木质印信停止使用，启用铜质圆形印章，印文为“北京图书馆”（见图40），这也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枚圆形馆印。

图36 北京图书馆印

图37 北京图书馆章

图38北京图书馆

图39 北京图书馆

图40 北京图书馆

1975年，周恩来总理做出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决定。历经12年，1987年7月，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并于同年10月6日开馆，10月15日正式开放。［16］这一时期的馆藏章呈现出两种风格，一种是传统的方形篆书馆藏章，如图41、图42、图43所示三枚“北京图书馆藏”印章，主要用于加盖馆藏线装书，此外还有图44所示方形楷书“北京图书馆藏”印章，主要用于加盖现代书籍；另一种则较传统的印章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在形状上由方形印章变为圆形章，印文字体上也呈现出由繁体字到简体字的变化，如图45的这一枚“北京图书馆藏”圆印，这反映了1958年之后政府机关单位公章、印鉴及个人私章除特殊要求外，均应采用经国务院批准使用的简笔楷体或仿宋简体入印的印章制度。6［15］此外，印章中间的红色五角星图案，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见图46、图47）。

图41 北京图书馆藏

图42 北京图书馆藏

图43 北京图书馆藏

图44 北京图书馆藏

图45 北京图书馆藏

图46 北京图书馆藏

图47 北京图书馆藏

北京图书馆的名称沿用了45年，199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2008年，在国家图书馆九十九岁华诞这一天，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落成开馆，新馆建筑面积80,538平方米,设有读者座位2,900个,日均接待读者能力约为8,000人次。［17］

5 国家图书馆印章的创新发展

国图历史上曾经启用的印章并不止于本文列举的内容。这些印章初始只是作为机构权力证明或是馆藏书籍的权属标志，但随着时间的沉淀，这些印章逐渐被赋予丰富的历史含义，成为国家图书馆百年风雨历程的浓缩与见证。平日里，这些印章存放在条件良好的善本库房内，1997年，国家图书馆开馆85周年之际，京师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两枚印信曾于馆庆展览期间展出，当年第3期的《北京图书馆馆刊》上也曾开辟纪念专栏，并于插页中刊印过部分国图印信及馆藏章。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了解那些曾经为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的志士仁人，2017年，国家图书馆将这些历史上的印章作为元素，设计开发了“书香典藏”系列文化产品，希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这种全新的服务形式，让国图的历史、国图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鲜活美丽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