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钧

“梁山好汉”可以说享誉全国，尽管“好汉”中也有“女汉子”，但对“梁山女”的关注微乎其微。《美文》“汉风专刊”曾发表有关欧洲女权、波斯女性、泰国女人和拉脱维亚“女儿”的美妙散文，主编也配发了导读《文学传统中的女性》予以评论。这勾起我研读一下《水浒传》中女性的灵感和好奇，于是，决定写写“梁山好女”。只不过，这里的“好”也可权作“女子”解。

一人失明，然嗅觉发达，人给《西厢》与闻。曰：《西厢记》。问：何以知之？答：有些脂粉气。又给《水浒》与闻。曰：《水浒传》。问：何以知之？答：有些刀兵气。

这是一则讽刺酸腐秀才的笑话（见《笑林广记》卷一“古艳部”）。其中对《水浒》的评点却也切中肯綮。《水浒》，历来是作为“男性”文学的代表受到人们推崇的，水泊梁山搭建的是一个“男人的平台”。演绎的是“汉子”们的故事，方寸之间似乎没有女性的用武之地。

然这个世界上不止一种人，而是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在一部“鸿篇巨制”里只写一种人，且不论“合适”否，按照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来说都是不合理甚至“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部“阳刚之作”里，施耐庵先生也不得不来点“阴柔之美”。

对于施耐庵先生在《水浒》里写到的女性，我们不妨粗线条地归归类。

第一类，可曰“女人”。

第一个女人，潘金莲。此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大名鼎鼎耳熟能详”——其光辉事迹不容赘述，贪淫欲、勾小叔、偷汉子、鸩亲夫，劣迹斑斑，罄竹难书，在《水浒》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淫妇。

第二个女人，潘巧云。其人可谓潘金莲“二世”，其事迹基本上也是潘金莲的翻版。只是在犯罪“情节”后须缀以更加“恶劣”二字。倘若说潘金莲的偷人动机还有“情有可原”之处（武大郎毕竟是“三寸丁树皮”，潘金莲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潘巧云的动机则完全是“罪无可赦”了（杨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无懈可击”的男子汉，按照现如今的说法，那可是标准的高富帅、男神，奈何潘巧云却非要找那“秃驴”？！）。

第三个女人，阎婆惜。“犯罪”情节上与前两位“大同小异”，一样的“嫌贫爱富、嫌丑爱俊、贪慕虚荣、心狠手毒”;如果非要“罪加一等”的话，也就是多了个“狗眼看人低”——她嫌弃的可是水泊梁山天字第一号及时雨宋公明，此公乃“浪子班头”“好汉翘楚”“英雄之魁首”！

这三位我们称为《水浒》中女人的代表，贴个标签：红颜祸水。

第二类，可曰“女汉子”。

第一位女汉子，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一丈青扈三娘是梁山第一女将，武艺高强，双刀神出鬼没，更有用套索的绝技，阵前用套索捉人十拿九稳。宋江攻打祝家庄时，扈三娘首战便捉了矮脚虎王英。扈三娘后被林冲所捉，由宋江主婚与王英成了夫妻，同掌梁山三军内采事务，是梁山第五十九条好汉。随宋江征讨方腊时，王英被南军将领郑彪一枪挑死，扈三娘急去救应，被郑彪掷来的钢砖打中门面而死。

第二位女汉子，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顾大嫂是梁山第二位女英雄，有一身本领，原来在登州城东门外开酒店。顾大嫂是解珍姑妈的女儿。解珍、解宝被毛太公陷害关入大牢后，顾大嫂请来邹润、邹渊，邹润叔侄和丈夫孙新、夫家哥哥孙立等劫了大牢。顾大嫂又以孙立女眷的身份打入祝家庄内，和梁山其他好汉一起，里应外合攻破了祝家庄。顾大嫂上梁山后与丈夫孙新开梁山东山酒店，重操旧业，是梁山第一百零一条好汉。受招安后，顾大嫂被封为东源县君。

第三位女汉子，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孙二娘是张青的妻子，在孟州道十字坡与张青开酒店卖人肉，专干杀人越货的勾当。武松被发配到孟州路过十字坡，险些遭到孙二娘的毒手。武松假装喝醉酒捉住了孙二娘，张青求饶，武松遂与张青、孙二娘夫妇相识。孙二娘后来跟随张青上了梁山，主持梁山西山酒店，迎来送往，打探消息，是梁山第一百零三条好汉。随宋江征讨方腊时，孙二娘阵亡。

这三位只是挂了女性标签的男人（去掉这标签，与其他“一百零五”条大汉“行事上”看不出什么区别）。现如今这几位诨名女汉子，也算是恰如其分。贴上一枚标签，就是巾帼英雄。

由此看来，施耐庵《水浒》里的女性“非癫即疯”，要想从中挑出一位符合内外兼修审美标准的女性实在困难。

考量来考究去，《水浒》里差强人意的女性也就只有一位，堪称男性心目中的“女神”。

第三类，可曰“女神”。

排行榜，有点“难为情”，第一名和“其他名”，《水浒》里也就这么一位：林冲的妻子。

她，温柔贤淑、举止端庄、貌美如花、守身如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忠贞不渝……”

在没有语言能够准确形容的情况下，我们只好颁发给她这样一枚荣誉勋章：女神。

当然，这是站在古往今来男性的立场上颁发的一份证书。印章上刻着“男权主义协会”。

《水浒》里的女性本就着墨不多，所谓“女神”的故事可谓“轻描淡写”，其中语涉林娘子的笔墨少得可怜。从随夫上庙，遭遇衙内，不幸被调戏，到丈夫蒙冤流放，被休直到屈死冤沉，她的事迹，几无可述。而女汉子的文字，则了无趣味，写之如写男性无异（两者之间只有性别符号的差异）。唯有在这所谓女人们的故事上，施耐庵先生还算是十分尽着三分，有一定的倾力。这样的笔法反映出来的其实正是施耐庵先生在那个特定环境下对于女性“跑偏”的世界观。

女神难寻，《水浒》里林娘子只是“惊鸿一瞥”。美丽而坚贞，恪守妇德，“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朝为人妇，终身为人妻”，林娘子以此封建妇德之典型而成为施大人心目中的“节妇烈女”，最终升格为封建思想浓重的男人们所推重的不朽女神。

女汉子，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有产物——严酷的社会、残酷的生活、艰难的生存环境使她们模糊了自己的性别，像男人一样去挺身抗争。她们舔干了唇上的口红，抹去了脸上的胭脂，卸掉了身上的首饰，变身为男人一样去战斗。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忍痛割爱”，被迫放弃了女性的权利和尊严，扮演起了男性的角色。这不啻是一群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女性。

施耐庵笔下的“女人”才是当时社会（甚至其他男权社会）里“活生生”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描写真正揭示了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女性所遭受的尴尬境遇：没有经济地位，难达政治诉求，不被给予文化提升乃至婚姻爱情的权利和自由。压抑、压迫、压制，导致了大多数女人牺牲了自己毕生的爱情自由和生活幸福，也派生出了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式的形形色色的“奸妇淫妇”。同时，这些形象的刻画透露出施耐庵先生“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人“忠”，女人“节”，则“君臣有序，父子有别，夫妇有幸，天下有福”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以施先生世界观的拘囿，视红颜为祸水，戴一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花镜，当属古典小说家之老套。

其實，施耐庵对女人的描写也不为过，纵观古今中外，对女性的“歧视”性描写出其右者大有人在。比如道听途说的“妲己亡殷”，再比如莫名其妙的“特洛伊之战起因于海伦”——把一个国家的覆灭和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归咎于某一个女人！这种类似于“无耻文人”的无聊把戏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可真是没少上演！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男权女利，此消彼长。试看今日之社会，虽不敢妄称阴盛阳衰、物极必反，但男女平权、阴阳平衡已经成为历史潮流，不废江河，浩浩荡荡。甚至据有关统计，当今世界男女比例失衡（男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女人的数量），根据“物以稀为贵”之定律，女人的统治力将大大超越男人！假如此统计确凿，女权崛起成立，那么可以设想，以女性征服众多男性为荣，奋笔谴责“绿叶出墙”的小说也会大行其道！退一步而言，彼时大家看待这部《水浒》、评价女性形象的眼光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异”。天理煌煌，大道其光，男女读者们，让我们平心静气地等待这一天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