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颖，司言武

(1.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2.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教育财政最大改革之一就是提出了“4%”的教育经费支出水平问题。1986年，以厉以宁、王善迈为首的学者们参考国际经验，做了“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合理比例研究报告”。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上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一次规定，“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这一系列教育财政政策体现了优先发展教育的理念，在力度众多的政策护航下，国家财政性性教育经费终于达到4%，政府教育支出成为最大的财政支出。与此同时，在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下，上海，江浙一带很多家庭放弃了免费公立教育，争相进入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入学门槛非常高，一票难求。学区房、“影子教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家庭教育支出似乎并没有随着我国政府教育支出增加而减少，反而增长很快。1993～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中家庭教育消费比重从1993年为49.15%上升到2016年的90%，占全部消费支出的10%，家庭教育支出呈大幅上升势头，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1][2][3]。

因此，巨大的政府教育支出是否真正减轻了居民支出负担，让居民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教育财政支出增长产生的福利效应如何去有效揭示？如何在机制上进一步探究教育财政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是否有替代效应？以及教育财政支出的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家庭储蓄率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深入论证。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政府教育支出政策对居民储蓄储蓄意愿的影响和效应已经发生了一些质变，探讨新形势和新的约束条件下的教育支出福利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拟通过建立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影响居民储蓄的理论框架，探讨政府教育支出影响居民储蓄率的路径，然后采用1996～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从我国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角度，对教育财政政策的再认识，为我国建立均衡、充足、多层次、可持续、满足人民教育需求的教育财政保障体系，和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研读以往文献，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居民储蓄等关系问题研究很少涉及，相关研究也较为缺乏，从储蓄理论的研究看，经济学研究中大致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50年代，代表理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代表性理论为莫迪利安尼与弗里德曼提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第三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兴起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代表理论是Hall的随机游走模型及相关理论。第四阶段是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的修正，其中最有代表的是预防性储蓄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是风险规避型的，未来的风险越大，消费者储蓄的动机就越强，消费者会用储蓄来应付将来的风险(支出)。此外，金融信贷市场、消费习惯、耐用品消费、收入的内生化对理论都有很大的补充。

对于中国家庭储蓄研究，主要有Modigliani和Cao(2004)用中国家庭1953～2000年的家庭储蓄率数据，发现家庭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负担、通货膨胀率也对家庭储蓄有显著正相关[4]。Kraay(2000)用省面板数据验证了未来收入对家庭储蓄有负的影响[5]。Horioka和Wan(2007)用省面板数据发现家庭储蓄率主要和人口年龄和利率相关[6]。何立新等(2008)用住户调查数据发现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但不同年龄替代效应明显不同。上述研究主要是分析家庭储蓄行为与生命周期的关系[7]。

近年来的文献相继从消费者微观的角度考察政府民生支出和居民消费的关系，其参考的理论基础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即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政府支出影响人们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因而影响居民预防性储蓄，李颖(2016)还探讨了“准间接税”性质的政府性基金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路径[8]。Chamon和Prasad(2008)研究显示有医疗支出风险的家庭比没有风险的家庭储蓄率要高20%，同时为了应对今后的教育支出风险，有小孩的家庭比没有小孩家庭的储蓄率高5%[9]。Chou、Liu、Hammitt(2006)研究认为台湾医疗保险改革覆盖率，从1994年的57%提高到2000年的96%，减少了储蓄率3～10个百分点，1美元医疗公共支出减少0.4～0.6美元储蓄额[10]。杨汝岱、陈斌开(2009)利用1995年、2002年的CHIP数据，得出我国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11]。此研究把医疗、教育体制改革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利用改革前后的数据比较，论证有小孩(在校生)的家庭储蓄率要高于没有小孩(在校生)的家庭，这些研究只是论证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利用预防性储蓄理论研究中国居民储蓄的问题，这些研究论证了我国预防储蓄现象的存在，引申出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人们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倾向的结论[12][13]14]。以上的研究论证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但它没有回答政府民生支出是否影响了居民消费行为。Steven, et al.(2010)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政府卫生支出增加会提高城镇居民消费，减少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15]。李永友、钟晓敏(2012)更多是从税收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逻辑来研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16]。

毛军、刘建民(2016)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以城乡收入差距门槛值作为外生变量构建的分段函数中,税收负担和财政支出规模促进居民消费的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最优区间分别为4015元～7016元和7912元～10323元;税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最优区间分别为0.126～0.171和0.127～0.172。因此,应当辩证看待政府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点在于财税政策的合理制定与实施[17]。

那么除上述理论之外，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提高，消费需求也随之快速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情况下，提供政府民生性支出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出现了无效率现象。于是就会出现即便政府投入增加，也不能降低“预防性储蓄”；甚至因为投入的不均衡，一方面是少部分优质公立教育水准提高，另一方面因为不平衡所造成大家对优质资源追求更加恐慌，而出现了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的行为。本文为此针对这种可能性作出分析，即选择以政府教育支出为例，采用1996～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分析政府教育支出和居民储蓄两者的关系，试图论证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需求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之时，我国教育财政政策是否能满足家庭教育的需求，以及“预防性储蓄”能否据此成立等。

三、理论框架

严格地说，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储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即使不考虑政府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把教育财政支出仅视为一项政府支出，其影响和作用机理也非常复杂。本文的研究将其影响大致归为如下几项：第一，教育支出增加，支出拉动经济增长，家庭收入随之增加，家庭储蓄率提高；表现为政府教育支出可能替代居民的支出，储蓄率随之增加；第二，政府支出增加将引起家庭税收的增加，储蓄率降低；第三，从消费者心理来说，根据“预防性储蓄动机”理论，消费者未来的支出风险越大，储蓄的动机就越强。本部分将构建一个包含政府教育支出的简单理论模型，分析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

(1)居民家庭效用模型：

(1)

S.t.At=Wt-Ct-Tt

(2)

Ct为t期居民私人总消费，At为t期储蓄，Wt为居民税后净收入，Et为财政性教育支出，St为其他政府民生支出，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支出等，Tt为税收。

(2)政府预算制约式：

St+Et=Tt

(3)

也就是说政府支出等于税收。

(3)假设其他政府支出St规模不变，把(2)式代入(1)式，得到家庭效用模型：

(4)

我们分析财政性教育支出规模变化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对(4)式求导，得到(5)式为基础模型。

(5)

四、实证研究

(一)计量模型的推导、数据

我们利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6～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性教育支出究竟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依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已有的消费理论，经济、金融环境人口结构，未来支出预期等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我们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Savingit=α+Xitβ1+Eitβ2+vi+εit

(14)

i和t表示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和各年度(1996～2014)；vi代表各地区的固定(变动)效果；εi代表残差；Xit是控制变量，在本研究是指经济和年龄结构指标；Eit是度量财政性教育支出的相关指标，指的各省(市)财政性教育支出(LnCGED)和各级教育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对数形式，包括小学阶段财政性教育支出(LnECGED)、初中阶段教育支出(LnJMCGED)、高中阶段财政性教育支出(LnSMCGED)、高职高专教育支出(LnHVCGED)和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支出(LnHCGED)。

因变量Savingit是指居民储蓄率，在本文用两个指标来度量，一是城市储蓄率(Savecity)指标，用居民储蓄额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来表示；二是农村储蓄率(Savecountry)指标，用居民储蓄额除以农村居民实际所得的比率来表示。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城市储蓄率应该用城市居民储蓄除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农村储蓄率用农村储蓄额除以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更为合适，但是因为数据统计的缺失，城市和农村储蓄额均采用了“居民储蓄额”这一数据表示。

Xit表示以下指标：第一类是各地区的经济状况指标,用GDP增长率(LnGDP)指标来表示，本文假设快速发展的省市比缓慢发展的省市储蓄率更高。第二类是各地区的人口结构指标,已有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年龄结构是影响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社会中的年轻人与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大，则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较高、储蓄倾向就较低；中年人比例大，则社会的储蓄倾向较高、消费倾向较低。我们用老年指数和年轻指数两个指标来度量人口结构。把人口结构数据分为农村和城镇数据，它们分别是：(1)城镇老年指数(UR_OLD)，是指城镇65岁以上人口占城镇全部人口的比例。(2)农村城镇老年指数(RU_OLD)，是指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农村全部人口的比例。(3)城镇年轻指数(UR_YOUNG)，是指城镇0～15岁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例。(4)农村年轻指数(RU_YOUNG)，指农村0～15岁人口占农村全部人口的比例。第三类是经济环境指标，本文用物价指数(CPI)来度量，一般认为物价指数越高，储蓄率越高。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研究认为金融制度的发达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储蓄的重要因素，在发达国家，居民贷款制度较为健全，因而居民可以通过贷款而不是通过储蓄购买不动产和其他耐用品。因而金融制度越发达地区，居民储蓄率越低，但因为我们无法得到较为长期完整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居民贷款数据，因而我们放弃了使用这一指标。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财政性教育支出和居民储蓄的关系，也就是β2，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β2的符号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

各变量度量指标来源如下：财政性教育支出来源于各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公布的各省市“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城市储蓄率和农村储蓄率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15～64岁人口比例和65岁以上人口比例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长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为了防止出现多重共线性，对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各级财政性教育支出指标之间(LnCGED、LnHCGED、LnHVCGED、LnSMCGED、LnJMCGED、LnECGED)有高度相关性，因此它们在模型中都是单独出现，但财政性教育支出指标和其他自变量不存在多重相关性。

表1 自变量的高度相关性检验

(二)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2、表3分别是城镇居民储蓄率模型和农村居民储蓄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归纳为以下几点：

1.政府教育支出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增加居民储蓄率约41%。当我们进一步把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细分为小学(LnECGED)，初中(LnJMCGED)，高中(LnSMCGED)，职业教育(LnHVCGED)，高等教育(LnHCGED)五阶段时，可以发现小学，初中、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与居民储蓄为显著正相关(参阅表2模型(2)、(3)、(4)、(5)、(6))。其中小学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居民储蓄率提高36%；初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提高29%；高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提高12%；高等阶段每增加1%，居民储蓄率提高约30%。职业教育阶段国家财政性投入对城镇居民影响不显著。

表2 城镇居民储蓄率模型估计结果

注：*** 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2.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储蓄为显著的正相关，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增加居民储蓄率约116%(见表3)。当我们进一步划分为五级教育时，发现小学、初中、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对居民储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小学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居民储蓄率提高约86.7%；初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提高93.9%；高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提高61.29%；职业教育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提高39.97%；高等阶段每增加1%，居民储蓄率提高约76.20%。

3.经济增长率(LnGDP)在(1)、(3)、(6)模型中显著为负，其他模型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我国消费随着经济增长有所扩大，从而储蓄率降低。

4.几乎在所有的模型中，年轻指数(YOUNG)和老年指数(OLD)的影响都为不显著。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整个社会不同年龄段人群比例会影响总消费和总储蓄，社会中的年轻人与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大，则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较高、储蓄倾向就较低；中年人比例大，则社会的储蓄倾向较高、消费倾向较低，但在本文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

5.通胀指数CPI在所有的模型中的系数为负，这是符合居民消费习惯，因为通胀越厉害，居民储蓄欲望越低。

表3 农村居民储蓄率模型估计结果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分析了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和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都为显著正相关，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作用更为明显。这与“预防性消费动机”理论相悖，“预防性消费动机”理论认为政府保障水平越高，居民会倾向降低储蓄动机。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教育投入越高，而居民储蓄率越高？其可能原因是：一是教育财政投入与家庭教育需求不匹配，也就是说，当前教育需求从原来的“能上学”已经转变为“上好学”。即便是农村家庭，由于家庭经济能力提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很多农村孩子离开居住地向城市集中寄读，或者父母陪读，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因为住宿费、伙食费等原因，他们实际上承担了比以往更高的教育费用。城市居民则花费大量金钱花费在校外培训机构，校外教育支出高昂，“学而思”等影子教育成为普遍现象。而很多地区的城镇家庭出于对优质教育的追求，已经放弃了免费义务教育公立学校，这说明目前教育财政支出政策和家庭教育需求不吻合，因而虽然近年政府教育支出大幅度增长，而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消费同时增加，同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以应对刚性的大型支出。二是政府教育支出的不平衡问题。当公共教育资源分配出现不公平，也就是说公共教育资源地域、校际、人群分配有巨大差异，那么现实表现就是：一方面是少部分公立学校水平很高，但只有少部分能享受到这个资源；另一方面不能享受到的人群出于对更高优质教育的追求，只有增加储蓄以应对更加高水平的教育支出。因而整体上政府教育支出的提高不但不能降低全体居民对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风险，反而因为少数公立校水平提高带动了整体教育消费的提高，人们不得不通过提高储蓄率以应对更高的教育消费。

家庭教育需求的主要矛盾变化和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问题可能影响到公共教育支出的效率，从而使财政性教育支出没有达到预期调控的政策目标。这些都与我国目前的深化供给侧改革息息相关，政府教育资源分配必须和家庭教育需求相吻合，必须不是少数人的俱乐部，才能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家庭储蓄受诸多因素影响今后还需要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