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祥，王文甫，倪锦文

(1.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3.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进行了40年。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化对中国的影响绝非仅仅一项制度的变化，更是带来了一系列的如经济、社会、法律的变革[1]。毋庸置疑，政府在推动市场化改革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均受财政制度约束[2]，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财政制度表现出一定经济行为失衡。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新的问题与矛盾，其中就体现在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出现了下级政府支出大于自有收入的现象，学界将其称为财政体制垂直失衡[3]，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向高质量的发展。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市场化进程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何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推动市场化进程中必须去考虑的两个基本问题[4]。对于前者，在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政府在市场中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市场化进程的初级阶段，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会造成较多市场失灵的现象，政府在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去调控市场失灵，维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5]。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市场规则也逐步得到规范。公有制这一属性也使得政府在调控的过程中将公有制经济融入到市场化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障碍。因此，中国财政制度垂直失衡如何影响市场化进程便成为值得讨论的课题。

由于这种财政体制的垂直失衡反映着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因此会给不同级政府带来不同的激励，对经济发展势必带来不同的影响。从激励传导机制看，财政垂直失衡首先影响下级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然后通过下级政府财政政策影响资源配置，只有当责权对应时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对于财政垂直失衡的激励机制，Kornai(1980)[6]认为当一个主体预期到自己遭遇财务困难时会得到财务救济，此时这个主体就被称为存在预算软约束，这种预算软约束会对地方政府产生激励效应。具有较高垂直财政失衡的下级政府，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权以应付异质冲击，会容易陷入财政危机。而当下级政府遭遇财政危机时，选民、国内民众以及债权人会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从而使中央政府除了救济之外别无选择。正是预期到这一点，下级政府有激励从事更具风险的财政活动。同时，国内学者对市场化的界定有绝对指数和相对指数之分，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化程度的绝对指数，以百分数表示市场化的大致程度[7][8]。最新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市场化程度的相对指数，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历年分省市场化相对指数较为科学[9]，此外，尽管从政府角度讨论市场化的较多，但是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针对当前文献中存在的不足，一方面通过对中国200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整体和局部两方面研究财政垂直失衡与市场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创新性地将政府竞争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从政府行为的角度，研究其在财政体制垂直失衡与经济结构失衡之间的间接作用。

二、假设的提出

财政作为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工具，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影响着市场化进程。中国式的财政分权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平衡，地方财政自有收入难以平衡自有支出的问题，即财政体制垂直失衡。也正是由于财政垂直失衡的存在，会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自有收入展开竞争。在政府竞争与财政垂直失衡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对市场化进程的态度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具体而言，财政垂直失衡对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效应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一方面,在政府竞争与财政垂直失衡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充足的财政收入，会展开激烈的政府间横向竞争。在政府竞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为了获得更多投资而放松相应准入标准的现象即“趋劣竞争”，如果不加以调控，便会造成市场失灵的现象[10]。为了引导政府间的良性竞争，就需要中央加强对市场经济的调节，改善资源配置的方式，缓解市场失灵。但是政府加强市场经济的干预需要政府不仅负责公共品供给的领域，更需要渗透至市场领域，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财政垂直失衡的作用下，政府对市场化进程的态度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具体而言，财政垂直失衡对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效应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由于财政垂直失衡，地方政府会为争取更多的转移支付而竞争，其参与竞争过程主要的工具为配置本级政府预算。当本级政府预算受约束时，地方政府会逐步减少干预，并且通过市场化手段来满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市场化进程[11]。此外，财政体制垂直失衡带来的对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会限制政府为保证企业运转提供的补贴数量，改变政府对国企私有化的态度，激励国企私有化进程，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12]。

对于市场化进程的激励因素，财政垂直失衡并非唯一激励因素，其中必然还存在着其他激励机制。要想全面理解影响市场化进程背后的因素，除了考虑财政体制形成的经济利益激励外，还应该考虑政治激励带来的政府行为的改变[13]。当前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意味着更高的GDP增长会使得地方政府的领导获得更多的政绩与晋升的机会。地方政府在增强财政实力的同时利用财政资金加强对地方投资，使管理者的政绩得到充分的体现，更能够调动地方管理者的积极性[14]。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激励下，同一级别的地方官员都处于一种竞争的博弈状态中，而财政体制的垂直失衡，加剧了地方政府横向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机制也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种竞争机制下，由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来拉动，因此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一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当地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另一种则是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与民营企业投资，争取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基建、市政等能够较快获得经济增长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又往往是由国企控制，因此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会强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利于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在依靠外商投资、民营企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这些企业往往偏向选择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进行投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商和民营企业投资，必然会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15]。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财政垂直失衡会阻碍中国市场化的进程。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认为虽然财政垂直失衡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对于市场化进程的态度，对市场化起到激励效应，但是由于财政垂直失衡也加剧了市场失灵的现象，迫使政府不得不通过干预市场配置的方式去缓解市场失灵，这会抵消财政垂直失衡对市场化的激励效应。

假设2：政府竞争会阻碍市场化的进程。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会使得政府竞争对市场化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是总体上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依然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外商、民营企业占比较少。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竞争总体上会阻碍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在不同的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

假设3：财政垂直失衡、政府竞争与市场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具有地域差异性。

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往往也更高，因此其很少通过趋劣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方式去促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这些地区市场化发展程度往往也更高，市场能够较好的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政府会将有限的财力用在更需要的领域，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促进了市场化的进程。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由于市场化本身程度较低，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不利于市场化的发展。

接下来，本文通过实证对以上三个假设加以验证。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

1.财政体制垂直失衡系数

对于财政垂直失衡度的测算，由于对财政垂直失衡的定义不同，当前主流的观点为以下几个方面。Fahy(1998)认为一个特定级别政府自己可控收入和自己目标支出之间的不匹配称为财政垂直失衡，即VFI=(自有收入/自有目的支出)[16]。Khemani(2010)则将总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下级政府总收入作为衡量财政垂直失衡的指标[17]。楼继伟(2014)认为中国财政体制中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事务太少，而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补助地方管理，客观上又不同程度干预了地方事权，即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18]。Hunter(1977)认为当每一层级政府的“控制”收入都能够满足其支出时，则处于纵向财政平衡；反之，则处于纵向财政失衡(Vertical Finance Imbalance，简称VFI)。因此他认为VFI=1-[(税收分享+转移支付)/下级政府总支出]作为财政垂直失衡度的测算公式较为合理[19]。但是这些财政垂直失衡的测量方法需要大量的财政数据，这其中一部分财政数据在中国并没有进行罗列，因此这些方法并不适用中国的财政垂直失衡程度。江庆(2009)结合中国的财政制度，运用Hunter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分税制后的财政垂直失衡度，认为中国的财政垂直失衡通过VFI=1-(税收返还+补助支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方法更加合理，并得出当前中国的财政垂直失衡度呈现逐步扩大的结论[20]。由于这一方法所需的数据多为公开的数据，设置的指标与中国当前财政预算体制科目有较多的相似性，且测度直观便于进一步分析，更适合作为衡量财政垂直失衡度的指标。因此本文基于Hunter的测度方法，构建财政垂直失衡模型[注]2009年中国对转移支付重新进行了划分，简化了转移支付的分类，将转移支付分为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这一重新分类使得转移支付数据不再具有连续性，因此我们借鉴了黄春元和毛捷(2015)的做法来具体测算转移支付。，对中国各省2005～2014年间的VFI进行测度分析。当指标值趋向于1时，地方财政收入的自主筹集度越高，财政失衡程度就越低；反之，指标值越小，财政失衡程度就越高。

图1 2005～2014年财政收入支出分权度

图2 2005～2014年财政体制垂直失衡度

图1是经测算中国财政收入支出分权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度远高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分权度，且二者差距呈不断加大趋势，这说明中国财权不断上移至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与责任却不断下降，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地方政府支出的需求。图2是经测算的中国东中西部2005～2014年的财政垂直失衡度。由图2可知，中国财政垂直失衡度总体上较为平稳，但地区差异明显。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财政垂直失衡度西部>中部>东部，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由于地方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能够较好的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其失衡度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因经济发展较为落后，难以有效的获得自有财政收入，财政垂直失衡较为严重。

2.市场化指数

市场化指数是反映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它的测算，当前学术界使用较多的是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历年省级市场化指数。该指数通过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进行评分，以其处于该项指标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相对位置来确定基础指数，再以此为基础通过计算权重形成市场化总指数，进而反映一个地区的市场化发展程度。一方面，该指数能够全面、客观的对省级市场化发展程度进行横向比较；另一方面，该指数对市场化的测量具有一致性，能够反映一个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变化趋势。因此将其作为测算市场化程度的指标。

图3 2005～2014年市场化指数

图3是经测算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2005～2014年市场化指数，由图3可知，近年来中国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差距较大。尽管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大力推动市场化进程，但是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域，无论从发展时间还是政策支持上都远胜于中西部地区。这就造成了中部地区2014年市场化指数与东部地区2006年市场化指数相持平，而西部地区2014年市场化指数甚至远低于东部地区2005年市场化指数的现象，中西部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已经落后东部地区长达数十年之久。

3.其他变量

政府竞争水平。在中国官员晋升考核体系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成为衡量不同政府之间竞争水平的标志[21]。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竞争力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各级政府不断推动当地的市场化进程，为外商经济发展提供一个便利的平台。因此采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衡量政府竞争程度的指标。

地方人均GDP。地方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地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市场化进程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GDP的总量指标由于受到地区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影响较大，难以准确衡量一个地区真实的经济水平，因此选择将地方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为防止异方差的问题，将该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产业结构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会影响市场化发展程度。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生产力水平高的部门逐步替代生产力水平低的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市场运行的效率会随之得到改善，有利于促进中国市场化发展。因此选择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程度的指标。

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有着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市场化进程也是息息相关，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要素随之进行流动，使得人口更有效率地流向市场需要的地方，优化了人力资本的规模空间配置，必将加速城市化进程。

(二)模型设定

遵循已有研究的普遍做法，选取2005～2014年全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来研究财政体制垂直失衡与市场化进程的关系。笔者借鉴李永友(2015)的模型设定方法建立财政垂直失衡与市场化竞争模型(模型1)。考虑到政府竞争与财政垂直失衡、市场化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笔者借鉴周业安(2003)[22]的做法构建模型2，加入财政垂直失衡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1：

ln(MARKETi,t)=β0+β1*ln(VFIi,t)+∑ϑj,i,t*Wj,i,t+β2*ln(MARKETi,t-1)+μi

模型2：

ln(MARKETi,t)=β0+β1*ln(VFIi,t)+∑ϑj,i,t*Wj,i,t+β2*ln(MARKETi,t-1)+

β3*VFI*MARKET+μi

在模型1和2中，MARKET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市场化指数；VFIi,t是解释变量，代表财政垂直失衡度；Wj,i,t为控制变量，MARKETi,t-1为滞后一期的市场化指数，控制变量包括政府竞争程度COM，经济发展程度GDP，产业结构发展程度IND，城市化发展水平URB，控制未知遗漏变量(如地理位置和文化等)的偏误[23]。μ为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i是中国大陆地区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t为年份。市场化指数来源于王小鲁等(2017)[24]测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财政垂直失衡模型中财政数据来源于2005～2014财政部网站，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鉴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将其排除在外。模型1与模型2之间的差别在于模型2增加了财政体制垂直失衡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以便考虑他们之间的结合效应。

表1 主要变量解释

表2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结果分析

分别利用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并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哪种模型更为适合。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对结果做进一步分析。

表3 2005～2014年财政垂直失衡与市场化估计结果

注：*、** 、*** 分别代表0.1、0.05、0.01的显著水平；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差。下同。

财政体制垂直失衡系数与中国市场化发展程度呈现正向关系，且在两个模型中均具有显著性，财政垂直失衡系数每增长1%会导致市场化水平提高0.036%。由于财政体制垂直失衡系数的提高表示其失衡程度的降低，这说明，财政体制垂直失衡不利于中国市场化发展，其激励效应为负向激励。究其原因，认为当前财政垂直失衡带来的财政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对地方贸易进行保护，限制了外地的资源向本地流入[25]，这种对地方市场分割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市场化进程，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因此，这里得出的结论“财政垂直失衡与政府竞争对市场化进程有显著的负向激励”验证了假设1。

政府竞争与市场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在模型1中呈现负相关的关系，政府竞争程度每增加1%会导致市场化进程降低0.166%，政治激励对市场化为负向激励。在模型2中，由于加入了财政垂直失衡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发现财政垂直失衡与政府竞争的综合效应对市场化进程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该指标每增长1%会导致市场化进程下降0.71%，远高于模型1中的结果，加剧了阻碍市场化进程的程度。在市场化进程中，当市场失灵时政府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来稳定市场，但是在财政垂直失衡造成的财政压力与政府竞争造成的政绩压力下，地方政府会过度介入经济活动，这严重影响了市场运行的效率，不利于市场化的发展。这里得出的结论“财政垂直失衡与政府竞争相互影响，加剧了对市场化进程的阻碍程度”验证了假设2。

在其他因素方面，发现城市化水平和第二产业占比的提高，对推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具有积极的作用。随着第二产业占比的提高，改变了过去第一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地方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增大了地方市场的规模效应，完善了市场制度，强化了要素集聚，推动着市场化进程[26]。与此同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非但没有促进市场化发展，反而起抑制作用。究其原因，认为当前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短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发展和政府投资增加，势必严重影响了私有经济发展，难以推动市场化进程。

(二)区域差异分析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地区间差距明显，不同地区的财政垂直失衡情况差距较大，因此不同区域的政府竞争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会对市场化进程产生不同的结果。考虑到中国的地区差异问题，采用模型1分别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回归分析，来探究地区差异对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

表4 2005～2014年东中西部财政垂直失衡与市场化估计结果

从回归结果中发现，财政垂直失衡对市场化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财政失衡系数每增长1%会导致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上升0.039%；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分别下降0.077%、0.09%。这说明财政垂直失衡的增大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但是不利于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由于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依靠本地区财政收入能够满足支出的需求，对于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较低，财政垂直失衡的激励效应较弱。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不会过多的介入经济活动中，促进了市场能够更多依靠自身的机制发展，推动了市场化进程。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其经济发展更加依靠政府投入。当地方政府自身财政收入难以满足支出需求时，地方政府需要中央财政的转移性支付及税收返还来满足其支出需求。这种对中央财政补贴的预期，会激励地方政府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推动市场化进程。这里得出的结论“财政垂直失衡对市场化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验证了假设3。

从政府竞争角度来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也有着相反的激励效应。在东部地区，政府竞争水平每提高1%会促进市场化进程提高0.14%，这说明政府竞争带来的激励促进了市场化进程。由于东部地区本身市场化程度较高，其政府间的竞争更多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在政府竞争中，政府会通过政府投资等方式较多的去干预经济活动，这就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阻碍了市场化进程。

五、结 论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从全国角度来说，财政垂直失衡和政府竞争均对市场化进程存在显著的负向激励，由于财政垂直失衡带来的财政压力与官员考核体系带来的晋升压力，使得政府为了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会过度的介入经济活动，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而随着财政垂直失衡程度的扩大，地方政府一方面为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而竞争，另一方面为争取中央政府财政补助而竞争，这两种竞争相互影响，提高了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了对市场化进程的阻碍程度。在其他因素方面，由于产业结构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提高带来的集聚效应提高了市场的效率，但是当前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增长并不能带动市场化的提高。

从地区角度来看，财政垂直失衡与政府竞争对市场化进程有着相反的激励效应。在东部地区，财政垂直失衡不利于市场化进程，但是政府竞争带来的激励却促进着东部地区市场化进程；在中西部地区，财政垂直失衡激励市场化进程，但是政府竞争却阻碍了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由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地区财政收入能够较好满足政府支出需求，而中西部地区财政收不抵支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之间政绩竞争带来的激励远大于获得财政收入带来的激励，这就使得政府竞争更能够激励政府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市场化进程。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于政绩的比拼，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如何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行。这种财政失衡带来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不断简政放权，促进了市场化进程。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要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财政分权制度，建立透明的权责划分体制。引导地方政府支出由生产性领域向非生产性领域转移，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非必要干预，以促进市场效率提升。完善财政分权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使得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挂钩，增加财政信息的透明度,以避免地方财政经费暗箱化操作。

其次，改革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积极推行绿色GDP考核体系，避免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等经济指标和政治业绩考核指标而带来的消极影响。地方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逐步实现由过去以直接投资、竞争性引资为主的政府竞争向市场提供制度性服务的制度性竞争的转变。通过市场化的制度性竞争，优化当前市场经济环境，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化进程。

再次，要改革当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转移支付结构，使其更多关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防止财政支出过度竞争引起的财政风险。应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变当前财政转移支付分配过程中对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界定较为粗略的问题，细化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制定更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最后，加大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控和约束。地方政府应该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拓宽公众对政府行为监督的渠道，激发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通过完善听证制度，为公众参与监督提供一个可靠的渠道，保护公众参与监督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