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 婷，李征宇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北宋时期，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以都城汴京(今开封)为中心，在各大区域内形成了不少的繁华都市，杭州、扬州、成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成都，作为西南区域的中心城市，其地理位置特殊且经济繁荣，使得诞生于此的词作呈现出与其他地域不同的别样风貌。因此，研究北宋时期成都的都市词，深入挖掘成都词的典型内容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我们管窥词在成都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面貌以及了解成都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北宋时期成都的发展

成都，古称益州，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成都范围是“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南奄峨嶓”[1](P122)，其地理范围主要包括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广大地理区域，地处成都平原的特殊地理环境成就了成都“天府之国”的美誉。蜀地自古富庶，据范晔的《后汉书》记载“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2](P45)。广阔的耕地面积，肥沃的土壤为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则为成都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北宋时期，成都的经济贸易得到较大发展。《方舆胜览》中记载成都为“地险物侈，国富民殷，工商结驷，宝薮珍藏，乐国丰壤，万商之渊，夜市三鼓，遨头宴集”[3](P523)，商品种类丰富，商业贸易活动频繁。《成都古今记》记有成都贸易市场的繁荣状况，“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等”[4](P2903)。不同主题的集市贸易，不同风格的节日市场，既为市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又反映出成都商品贸易的繁荣景况。

唐朝时期，成都就已发展成为号称“扬一益二”的大都市，再到北宋时期，成都在经济文化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一跃而成为重要的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宋史·地理志》就记载成都“崇宁户一十八万二千九十，口五十八万九千九百三十”[5](P278)，而人口的增加又为成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双向互动中，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在北宋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经济的繁荣促进了都市市民阶层的扩大，市民阶层的扩大又为成都词提供了创作主体，市民阶层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也为成都都市词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内容。此外，蜀人好游赏、喜逸乐的特点，催生了蜀人好赏花、饮酒、品茗等行为习惯以及产生了遨头、游春、蚕市等节日民俗活动，因此别具风貌的蜀人生活特色使成都都市词展现出别具一格的地域风采。

二、成都都市词的内容

都市词，即以都市生活为表现对象，注重表现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既包括以人为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也包括各种行为习惯以及民俗活动。成都都市词是在都市词的基础上，以特定的区域(即成都)为范围中心，以研究成都都市风貌为重点，以此观照成都都市词的内容与特点。

蜀地自古以来处于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国富民殷，较少受到兵荒战祸的影响，形成了蜀人好侈尚奢的社会心理，《隋书·地理志》就记载蜀人“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始侔于上国；然多溺于逸乐”[6](P826)。这一特点与整个宋代的社会风气一致，再加上蜀人自古以来的逸乐心理，蜀人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好游赏的特点，游乐之风盛行，因此叙写蜀人游乐生活场景的词作便成为成都都市词的内容。柳永《一寸金》中描写成都“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7](P32)，春日良辰，男女出游，共赏景色如画的春色；刘泾的《夏初临·夏景》“轻衫短帽，相携洞府流觞，况有红妆。醉归来、宝蜡成行”[7](P481)，时人相携出游，佳人在侧，好不畅快；仲殊的《望江南》“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7](P709)，写出了蜀人游乐的盛况，夜放笙歌，成群的车马，无不显示出蜀人游乐的热闹景象。

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丰富的物产为蜀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保障，同时其繁富的物产风物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活动也成为表现成都都市生活的一部分。成都历来重视蚕的养殖，《方舆胜览》就有“成都，古蚕从之国，其民重蚕事”[3](P899)的记载，蚕的养殖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而进入词的表现领域。苏辙的《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其二“蚕市”云“枯桑舒牙叶渐青，新蚕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随手败，今冬衣着及春营”[8](P18)，就对蜀地的养蚕活动进行了描写。另外，蜀地产茶，种植区域广泛，唐代的陆羽在其著作《茶经》中就对蜀地的产茶区域进行了记载。随着北宋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饮茶活动成为人们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产生了大量以品茗活动作为表现对象的词。黄庭坚的《品令·茶词》云“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7](P501)。团饼即指茶饼，词人慢慢碾磨茶饼用于煮茶烹茶，在烹茶的活动中享受一份悠闲自适的乐趣。同样地，苏轼在《行香子·茶词》中也说“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7](P390)，香饼也就是指茶饼。除了对蚕、茶的描述外，蜀酒、蜀笺也作为词的表现对象进入都市词的内容领域。蜀地产酒，酒的大量生产使樽前饮酒活动成为都市生活的重要内容，苏轼《浣溪纱》中云“废圃寒疏挑翠羽，小槽春酒冻真珠。清香细细嚼梅须”[7](P404)，魏了翁“那复有。气味浓于春酒”[7](P3053)，词中的“春酒”据考证即指今天四川宜宾地区所生产的粮食酒。北宋时，蜀地的造纸业发展，蜀笺成为当时颇具特色的纸笺，程垓《卜算子》“一纸鱼笺枕底香，且做新来梦”[7](P2578)，鱼笺即是当时具有成都特色的纸笺。

除却对游赏之风、物产风物的描摹之外，对成都节日市场的书写也是都市词的重要内容。在宋代坊市界限被打破的时代环境下，成都的商业贸易也取得了较大发展。《方舆胜览》中就说成都是“乐国丰壤，万商之渊”，由商业交易而发展出来的节日市场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成都拥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市场，《成都古今记》中记载有“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4](P2903)等各种各样的节日市场。《方舆胜览》中也有“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日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3](P543)的记载，从中可见成都节日市场的兴盛。辛弃疾《归朝欢》中描写成都药市为“万里康成西走蜀。药市船归书满屋”[7](P2446)，京镗《雨中花》则云“玉局祠前，铜壶阁畔，锦城药市争奇”[7](P2386)，药市中主要交易种类各异的药材，药材贸易兴旺。此外，成都蚕市也呈现出繁荣之景，仲殊《望江南》“成都好，蚕市趁遨游”，苏轼《和子由蚕市》“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9](P162-163)，以蚕为市，时人不仅可以相互交易，又可使自己获得暂时的娱乐，既是蜀地的商品交易活动，又是蜀人难得的休闲时光。

三、成都都市词与其他都市词的比较

北宋初期，政治稳定、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面貌发生改变，都市的繁丽之景进入了宋词的创作领域，歌咏都市的繁华与富丽之貌成为北宋都市词的重要方面。同整个都市词的创作相一致，描写都市的繁荣与热闹景象的词作成为成都都市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仲殊《望江南》中描写成都“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7](P709)，一派繁荣富丽之景；柳永《一寸金》描写成都“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7](P32)，人们生活的富足逸乐可见一斑。这与晏殊在《玉堂春》中对北宋都城开封的描写，秦观在《望海潮·星分牛斗》中对扬州的描写有相似之处，都描绘了都市的富丽繁华之貌。都市的繁华热闹与人们富足的生活场景成为表现成都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繁丽富足的城市生活正是成都作为西南大都会的反映。

除却书写都市的繁荣外，成都的都市词也表现出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第一，成都都市词表现出明显的地域风俗特色。北宋游乐之风盛行，由于受到自古以来蜀地社会心理以及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蜀地游赏之风较其他各地更盛。与杭州在清明时节出游寻乐、都城汴京在元宵欢庆中得以行游赏之乐相比，成都游赏之风更加盛行。庄绰《鸡肋编》中记载：“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时”[10](P21)，《岁华纪丽谱》中也记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11](P3)，从中可见成都游乐风气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成都的游赏之风已然成为成都都市词的重要内容，如仲殊的《望江南》“成都好，药市晏游闲。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看神仙”[7](P710)，柳永《一寸金》中描写成都“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7](P32)，蜀人生活的悠闲之态跃然纸上。

第二，成都物产丰富，贸易繁荣，使成都都市词呈现出明显的地域贸易特色。成都盛产蚕桑以及药材，以蚕桑交易以及药材交易而形成的综合性市场成为成都都市的独特风景。成都的蚕市与药市不仅具有具体的交易时间以及地点，而且具有综合性的表现特征，交易种类丰富，同时具有娱乐休闲性的特征。《岁华纪丽谱》记载成都蚕市“(正月)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11](P4)，《方舆胜览》中说：“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3](P914)。交易时间以及地点明确，贸易种类多样。药市亦然，庄绰《鸡肋编》记载药市“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10](P21)，除了卖鬻药材外，成都药市也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宋代诗人王质曾写道“遨遊无夥于浣花，贸易无繁于药市”[12](P138)，京镗《洞仙歌》中也写道“三年锦里，见重阳药市。车马喧阗管弦沸”[7](P2384)，从中可见成都药市不仅商品种类丰富，更成为游乐的好去处，药市成长为了一个综合性的大市场，不仅负载商业贸易功能，同时承担了娱乐休闲功能。与北宋都城开封相比，北宋都城开封综合性的娱乐场所为瓦舍，瓦舍承担着娱乐与商品交易功能，并且以娱乐功能为主，成都的药市与瓦舍的功能类似，但更多地倾向于其经济功能。这主要与其形成之初的功用有关，成都的药市形成之初是为了药材的交易，其娱乐休闲功能是在商品交易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而瓦舍则与成都药市的形成相反，它是以娱乐为主的专门性场所，其商品交易功能是作为其娱乐功能的附属功能而发展起来的，这是成都药市与瓦舍的区别。因此，成都药市成为独具代表性的地域特色，在成都都市词的独特性中占有重要位置，如京镗的《木兰花慢·重九》中描述“药市家家帘幕，酒楼处处丝簧”[7](P2381)，辛弃疾《归朝欢》中“药市船归书满屋”[7](P2446)。药市作为独具地域特色的存在成为成都都市词描摹的对象，彰显了其地域特色。

四、成都都市词的艺术特点

成都都市词以成都为范围中心，是都市词地域接受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艺术风格。

第一，成都都市词内容丰富。首先，成都经济发达，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为都市词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内容，各种集市贸易的举办，如蚕市、药市等，为都市词提供了多样化的表现空间；其次，蜀地特有的民俗活动为都市词的创作注入别具一格的内容，诸如遨头宴集及各种游乐活动等都为成都都市词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体验；最后，蜀地独特的物产风物也为都市词内容的开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蜀酒、蜀笺、蜀锦等具有蜀地特色的风物进入都市词的创作之中，对成都都市词的内容开拓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成都都市词浸染了较多文学气息。北宋时期，蜀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人们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不仅有诸如苏轼这样的大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化素养的女性词人，这足以说明蜀地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蜀地自古多斑采文章，从李白的浪漫想象到花间词派的绮丽柔媚，蜀词的文人风格浓厚，受蜀地文化氛围的浸染和蜀地人们文化水平提高的影响，使得成都都市词的创作呈现出较多的文学气息。如苏轼、仲殊、黄庭坚等词人描写成都都市风貌的词作就是蜀词具有浓厚文学气息的表现。

第三，成都都市词富有地域特色的意象要素。蜀地特有的民俗活动，独特的地域风光以及物产风物进入都市词的创作之中，勾画出蜀地别具一格的风貌。如写蜀地特有的“蚕市”民俗，既凸显出蜀人对蚕事的重视，也为了解蜀地的民俗活动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写蜀地的物产风物，如蜀锦、蜀酒等的描写，勾勒出蜀地独特的生活行为习惯，为成都都市词增添了亮丽的一笔，凸显出独特的地域风格特点。

五、成都都市词对宋词的影响

成都，号称天府，繁胜西南，物产丰富，社会经济文化在北宋时期取得快速的发展，由此而带来都市社会生活的变迁，在物阜民丰的优势条件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加之蜀人自古以来的逸乐心理，蜀人好游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由此而产生的描写都市游赏之盛的词作为时人了解蜀地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有利的论证，同时为宋词的内容提供了新的表现对象，对宋词内容的丰富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为宋词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以成都物产风物为表现对象的都市词，在描写成都物产风物的同时，也体现出蜀人对于故土风物的依恋与眷恋，显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乡土意识，对于宋词中的故土之思的表现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以成都的节日市场为内容的都市词，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成都特有的风俗活动，使宋词内容更加世俗化，愈加贴近市民生活，表现领域得到扩大。

成都都市词作为北宋都市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成都独有的特色为后世展示了北宋时蜀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对于了解北宋时蜀地的经济发展以及蜀人的生活状况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作为宋代都市词的组成部分，成都都市词与其他各地区的都市词一起丰富了北宋都市词的内容，为北宋都市词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从而对宋词内容的丰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宋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的文学形式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13](P317)，北宋成都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促进了以成都为表现对象的都市词的出现，成都都市词是宋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词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