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璟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在断代史研究中，五代十国史研究相对较薄弱，高氏荆南作为五代最为弱小的国家之一，有关研究更为缺乏。仅有的几部专著，如陶懋炳《五代史略》、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武建国《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研究》、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等均对此题着笔甚少。沈起炜《五代史话》与卞孝萱、郑学檬《五代史话》，为体裁与形式所限，仅言其概貌。而在区域断代史研究中，李文澜《湖北通史·隋唐五代卷》中有“五代十国时期的荆楚地区”一节，因受篇幅所限，稍欠具体详尽。从时段上来说主要集中在唐中后期和宋以后，以明清时期居多；从地区上讲主要以江汉平原或长江中下游流域为主，对五代荆南地区描述主要是带过性的，这为推进湖北区域史的研究和弥补五代十国史研究的缺憾显得尤为必要。

近年来，随着五代十国历史研究成果的逐渐丰富，高氏荆南政权的研究也颇有成果。有关高氏荆南政权的研究，学术论文方面主要集中探讨了三点：其一，荆南政权的性质问题；其二，荆南政权的疆域及变动；其三，荆南政权存在的基础。亦有不少学位论文就荆南政权的各个方面做了专门的、细致的研究。主要有陈晓娥《唐代荆南地区历史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曾育荣《高氏荆南史稿》(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张跃飞《五代荆南政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张晓迪《高氏荆南军事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等。这些论文具体涉及政治、人文、地理、军事等各个方面。就单一政权的研究来说，已十分细致。可以说是研究区域历史的一大进步，也为高氏荆南政权的进一步研究开了一个好头。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梳理了关于高氏荆南研究的学术成果：

一、关于荆南国的性质与疆域研究

关于高氏荆南的性质问题，学术界仍无定论。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为“不国说”。曾国富认为南平“地域狭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称藩于中原王朝，军备力量弱小”，并未建国称帝，所以不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看待。[1]二为“国家说”。曾育荣、张其凡则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南方九国的说法由来甚久，迄宋以降，此说已成共识。历代史家之所以将并未建国称帝的马楚、闽和荆南视为独立国家，而将即帝改元的刘燕、擅置官号的秦歧排除在外，乃是针对分裂割据的异态而作的特殊划区分，不宜与常态时等量齐观。”[2]三为“政权说”。程民生认为荆南虽然表面上是中原王朝的藩镇，其实是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3]张荣波有着相同的观点，认为荆南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王朝”或“藩镇”，更适合被称作“政权”。[4]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国家说”，在没有更多新的材料出现之前，我们更倾向于把荆南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

关于高氏荆南的疆域，据《新五代史·职方考》《十国春秋·地理表下》记载：南平后梁时始有荆州一地，后唐时又辖归、峡二州。迄入宋，仍大体如此。[5](P728)[6](P1623)

曾育荣在《高氏荆南疆域考述》中将荆南的疆域及变化的过程概括为：“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始有荆州一地，迄至后唐庄宗朝无所更改。后唐明宗时期，归、峡二州隶入荆南。其间又屡有反覆，归州归属尤其如此；逮至天成、长兴之际，归州重入南平(荆南)，高氏荆南至是最终确立以荆、归、峡三州为基本疆域范围的格局。其后沿而未改，并一直延续至乾德元年(963)入宋。”[7]

关于荆南的疆域问题，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归、峡二州在不同时期的归属。史籍中曾记载：“后梁王朝时，系前蜀领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乃南平辖土。”[5](P728)[6](P1623)可见，史籍中关于二州归属问题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过于简洁，并不能清晰地反映出归、峡二州隶入高氏荆南的具体经过。而后梁时，归、峡二州究竟隶于前蜀还是高氏荆南，学术界对此持有争议。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所绘924年前蜀政区图不包括归、峡二州。[8](P86)杨光华在《前蜀与荆南疆界辩误》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后梁时期归、峡二州不隶属于前蜀，而属高氏荆南。[9]与上述观点相左，陶懋炳、蒲孝荣、杨伟立及朱玉龙等在其著作中指出，归、峡二州后梁时辖于前蜀，后唐时隶归于高氏荆南。[10](P175)[11](P268)[12](P71)[13](P536)张晓笛认为峡、归二州直到后唐天成元年六月才成为高氏荆南属郡。[14]

曾育荣在《高氏荆南疆域考述》中将归、峡二州的归属问题及过程论述详尽：后梁时期，归、峡二州隶于前蜀。后唐时期，庄宗朝绝大部分时间此二州仍辖于前蜀，同光、天成之际，归、峡二州有所改易，尤其归州隶属多有反复；直至长兴元年(930)正月，归州重入高氏荆南，其疆域最终确立为荆、归、峡三州。后晋、后汉、后周三朝，一直延续到高氏荆南灭亡。[7]

有学者寻找新的切入点，专门研究荆南在归降北宋时的辖区。张跃飞在《高氏荆南入宋县数考》中提出“宋太祖建隆四年，高氏荆南政权被北宋所灭。对于荆南入宋的县数目，共有十七、十五、十六，三种说法。”经过研究分析，张跃飞认为荆南入宋时，有江陵府八县、归州三县、峡州五县一共十六县。[15]曾育荣、张其凡则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荆南政权据有荆州(今江陵)、峡州(今宜昌)、归州(今秭归)，而在公元963年入宋时下辖17县。[2]

二、关于荆南国的经济研究

荆南经过唐末五代的纷繁战乱，经济遭受了很大打击，为了维护统治，高氏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过巨大的努力。

高氏统治者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如贞明三年(917年)夏，高季兴“筑堤自安远镇北、禄麻山南至沱步渊，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之水，居民赖焉。名曰‘高氏堤’。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南平修江陵大堰，改名为‘北海’。”[6]水利工程的修建，一方面在军事防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荆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宋嗣军也提到南平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水利的兴修和人口的增长。[16]

曾国富认为虽然南平的疆域小，但是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是百货的集散地，所以商业贸易繁盛。[1]张晓笛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且提到荆南地处江汉平原，所以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14]王明前提出荆南由于地理优势，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所以具有重农倾向，并且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济。同时也注重谋取商贸利益。[17]李大鸣表示荆南的经济发展全靠南北通商，积极与邻邦和中原王朝搞好关系，以求得赏赐。[18]庄华峰提到荆南的茶叶生产很发达，首都江陵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茶市，因地处要道，商业也很发达，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曾育荣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荆南的茶、柑橘等经济作物品质优良，素有盛誉，一直是对中原王朝的上贡品。[2]

吴树国在《赋役制度与十国财政》中谈到荆南的税制改革。吴树国提出，在轻徭薄赋的同时，荆南还实行身丁税，以人头作为征税标准，使得国家的税收稳定，在十国前期大大增加了荆南的财政收入。[19]曾国富《五代时期南方九国的保境安民政策》强调了荆南实行的保境安民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注重与民休息，所以社会环境安定，推动经济发展。[20]曾育荣在《高氏荆南史稿》中提到荆南力行通商、征商政策[21]，在《谈谈高氏荆南国史研究》中更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荆南的经济条件，他认为总的来说，荆南的农业生产、商贸活动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中，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2]

可以看到，荆南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首先它地处江汉平原，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所以荆南注重发展农业经济，并且积极兴修水利工程，为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荆南地处水陆交通的要冲，南来北往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再者通过实行税制改革，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国库；最后统治者注重与民休息，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三、关于荆南国的军事研究

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学家顾祖禹在评价荆州战略地位时，这么形容到：“府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粤”[22]。

张晓笛在《高氏荆南军事地理研究》中指出荆南是五代南北矛盾的中心，它北部与中原王朝相连，西部因长江三峡与巴蜀相接，南部与湖南的马楚毗邻，而东部经由长江水道与南唐、吴越为表里。由于荆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五代的南北矛盾中，它正好是战争枢纽的中心，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他从地理的角度分析了荆南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荆南的中南部在军事上除了是后勤保障基地以外，凭借其沟通南北和东西水、陆交通的枢纽地位，更是五代王朝争霸战争中极其重要的的一环。荆南西部治归州，既是防守四川割据政权的防守要地，又是伺机图谋西进，占据三峡地区的战争前沿。”[14]

谢宇荣提出荆南具有独特的地理军事优势，荆南地处长江中游，水系众多，形成很多湖泊和湿地，在军事上起到了一定的阻遏作用。境内的峡、滩“构成荆南西部天然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是天然的屏障。东部为江汉平原，能为军事活动提供补给。[23]

五代之时，荆南的军队不断扩大。后唐灭后梁后，“梁朝旧军多为(高)季兴所诱，由是兵众渐多，跋扈之志坚矣”。[24](P1752)至宋初，荆南已有军队近三万人。[25](P81)荆南除步军之外，还设有马军、水军。

谢宇荣在《唐末五代环洞庭湖三区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归纳到高氏荆南的军队包括：云猛、毅勇、制胜、水手(水军)，牙军是主力军，军种有水军、步军、马军。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其主力部队为水军，荆南的造船技术也很好。而荆南政权出征多战败而归，但如果战争是发生在境内，却能抵御外敌。谢宇荣认为这归因于高季昌积极整修军防设施，大力“治城池、修武备”，增强了防御能力。[23]

曾育荣在《高氏荆南史稿》中提到荆南的军事体制基本上延续了唐末五代藩镇兵制的特色，以亲军和牙军为军队骨干，而各兵种中以水军力量最为突出。[21]

张晓笛也指出“荆南自古以来就是舟、车四集之地”，这样的地理优势使得这里的造船业和水军建设也较发达。高氏统治者为了扩张和自卫，不断扩充水军和造战舰，“水军建设和战舰建设作为高氏立国之基一直被荆南高氏延续下来，并且其实力强弱还被高氏视为向中原王朝靠拢和牵制长江上、下游割据势力的政治资本。”他还提到后周显德元年高保融“自西山分江流五六里于江陵城北筑大堰，名北海以扼敌”。[14]

四、关于荆南国的对外关系研究

在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中，最绕不开的是对外关系。那么对高氏荆南的研究，当然也应该在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下去考察荆南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研究，其一，探析荆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其二，研究与周边政权建立在相互“扞蔽”关系上的对外政策。

宋嗣军将南平的外交政策概括为“所向称臣”。[16]陈晓莹提出相同的观点，认为南平在处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采用的是“事大”原则，并且积极履行朝贡的职责。[26]房锐认为高氏荆南“始终维持着中原王朝藩镇的身份、地位”[27]，镇守荆南，拱卫朝廷，并且积极配合中原王朝对外作战的军事活动。高学钦将荆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归为摇摆型，表现为游离在南唐与中原王朝之间。[28]

解洪旺的《五代十国时期离间考论》谈到荆南在这一时期也曾采用离间计谋，对马楚的重臣高郁设间以达到削弱邻国马楚的政治目的。[29]而王明前则从地理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荆南四面称臣的原因在于“地处四战之地”，地狭兵弱。[17]张荣波认为荆南在五代十国时在交际中扮演着“中朝的耳目、幕僚、说客”和“南方政权间的投机者”等角色。荆南政权甚至出现统治者为了讨好中原王朝遣子为质或亲身为质的情况。[4]张晓笛表示荆南对周边政权奉行的睦邻政策，对中原王朝是建立在政治利益上的摇摆关系，而进入北宋时期后，则是完全服从，甚至还撤去了防御中原势力南下的驻防工事“北海”并且还经常出兵助阵。[14]

曾育荣将荆南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纵横术”，它认为这是高氏统治者在充分分析了天下形势和自身实际情况后，所形成的一种外交策略。这个外交政策的原则就是“事大称臣、睦邻修好、离间构怨和不耻屈节”[29]，由此构建出一个彼此牵制、相互制约的外部环境。

张跃飞提出荆南政权的存在对各种势力来说起着一种平衡的作用，也正是在这种平衡下荆南才得以生存。荆南的“扞蔽”体现在它“或是借助中原力量联合马楚来抵抗吴国的进攻，或是借助吴国的力量来抵御马楚或对抗中原王朝。”[30]赵晓兰认为在事大以保国的大原则下，荆南“以吴和南唐为依托，吴和南唐以荆南为屏障和盟友”。[31]赵旭东在《五代与十国政治、军事关系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提到荆南“被楚、淮南、蜀、中原环绕”，在对外政策上是既要结交中原牵制周边国家，又要借助周边国家的力量使中原王朝不至于吞并自己，可谓是“对中原反复无常，对诸国或战或和。”[32]

由此可以看到荆南的外交政策有两条线，经线是建立在政治利益上对中原王朝的摇摆型外交，以称臣、朝贡的依赖关系为主，纬线是建立在睦邻基础上对周边政权的或战或和互为屏障。在这种经纬交织形成的外交关系网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对外政策，为荆南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平和的外部环境。

五、关于荆南国存在的原因研究

荆南居于南唐、楚、蜀和中原之间，可谓是危机四伏。那么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荆南这个五代十国中最小的割据政权是如何走过了五十七年呢？“高氏父子确有权术，善于利用矛盾，以维护自己的统治”[33]，郑学檬曾说，荆南处四战之地，“环境复杂，政局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高氏本身的对策是否得当。”[34]

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各有侧重点：陶懋炳认为是保境息民，恢复生产。[35]沈起炜则认为，荆南高氏不耽于享乐，“荆南经济全靠南北通商，政治生命全靠同人家搞好关系”，为其生存之本。[36]曾国富的研究表明，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与四邻的和睦相处，坚固的城防，重视、重用人才，是荆南政权能在列国夹缝中立足的主要原因。[1]张跃飞认为高氏家族世袭南平王的特殊情况，使其拥有较大的独立性，成为十国之一。荆南凭借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借助其他势力来抵抗中原政权的征讨。[37]张晓笛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荆南在乱世中没被吞并，与其特殊的地理关系分不开。[14]

李文澜指出，“从外部条件看，唐末五代形成的分裂割据势力还相当强大，在一定时期内统一的条件尚未形成。”从内部原因看，荆南高氏政权“尚能招致人才、知人善任、听忠纳谏；在境内又能保境息民，这是它能生存一个时期的政治条件”[38]。

朱巨亚在《浅析荆南政权存在的原因》一文中全面地分析了高氏荆南能长期存在的原因。他认为，高氏家族韬光养晦，通过主动称臣于中原王朝，寻求庇护，从而获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统治者注重休养生息、固邦安民，尽量减少、避免战争，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安稳的内部环境；在内政上，注重选贤纳谏；更源于高氏统治者对于纵横之术的把握和熟练运用，“北面以虚名寄身中朝，实则东西连横，以抗南楚，牵制中朝。”或战或和，依强治强；另一个客观因素是四面强敌相互牵制与制衡。[39]

曾育荣在《抗衡诸侯，或和或战——五代荆南武信王高季兴的纵横之术》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南方诸国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是荆南政权得以存在的一方面原因。高季兴审时度势，采取“事大称臣、睦邻修好、离间构怨和不耻屈节”的纵横之术是最主要的原因。[30]

曾国富强调儒士的作用，他在《论儒士在五代历史上的作用》中指出荆南统治者正是由于有梁震、王保义、司空熏等儒臣的直言进谏，才能保持政治清明，为荆南的发展孕育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40]

宋嗣军谈到南平立国的原因，提到外在条件是“中原王朝无暇南顾”和“南方诸国的保境息民”，“扞蔽”政策使得诸国和南平互为屏障。从内因来看，南平高氏“所向称臣”，迎合各国统治者；重用人才，听纳忠谏；注重经济的恢复。[16]

曾育荣赞同以上观点，并且强调了文臣武将等幕僚，如孙光宪、梁震、梁延嗣、李景威等人对于高氏荆南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重要作用。[21]

综上所有观点可知，高氏荆南政权存在的理由应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探究。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周边政权力量的平衡和保境息民政策，中原王朝的庇护，给荆南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相对平和的外部条件。其次，从内在因素来看，经济上，高氏统治者保境息民，减轻人民的负担，注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外交上，事大称臣，并且注重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政治上，重用人才，广泛纳谏；军事上，重视城固和军队建设，善于利用地理优势。这些因素，使得弱小的荆南存在了57年之久，直到北宋强大，各种均势被打破，弱小的荆南便成为了第一个被北宋吞并的政权，高氏荆南由此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高氏荆南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而本文主要从高氏荆南的性质、疆域、经济、军事、对外政策、存在原因以及明君和名士等方面对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于高氏荆南的性质和归、峡二州的归属问题仍未有定论，而学者对高氏荆南的文化方面的关注和研究还是比较少，可以看到这一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学界和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