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怡

知识分子，现在一般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其实，“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的西方，而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士”应该是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中应该是极富理想、抱负者，他们具有重大的社会变革力量。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先生最为其中代表先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了许多关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和小说。仔细揣摩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结合鲁迅先生在杂文中的思考，可以体会到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道：“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反映了先生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洞察。这些具有“自大性、自私性、看客性、奴性、吃人性”的国民，是需要知识分子启蒙和唤醒的对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这种劣根性，因此，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尤为可贵。

这里的“知识分子”不仅指接受过教育的人，更是以民族国家的建设为己任的、具有新思想的进步人士，他们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和正义。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锢和北洋军阀政府的钳制，“铁屋子”的困局也让鲁迅先生产生了不断的怀疑和自我否定。先生曾经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其意有学者解释为“等待死亡”，也有持不同意见者，但是，无论如何是能体会到几分无奈的。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也说“绝不以我之必无，来折服了他的可有”。鲁迅先生对于要不要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人是犹疑的，而“人血馒头”的隐喻，则彰显了知识分子的赴死无法为民众所理解的悲剧，这也预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必然孤独的命运。

细细审视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尽管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划分，大概包括旧式知识分子、新型知识分子或者觉醒的女性知识分子等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不同命运也对应着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命运。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老书童陈士成，两人都是当时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孔乙己，既无法跨入阔人的行列，也不甘心加入劳苦大众短衣帮的行列，尽管自命不凡，内心涌动着几分傲气，怎奈“四体不勤”，生计难以维持，最终因偷书被打受伤而死。陈士成，一生为追求金榜题名不成而精神失常，最终落得在幻境中死亡。这二者将个人的追求放到了他们认为自己所必须达到的人生高度和规划中，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而不自知。他们的无所作为和迂腐是不可控的，有着深深的必然性。这样的文学形象隐喻了旧派知识分子面对新的社会环境的无奈，其终究将归于灭亡。

其次，是那些曾经觉醒却因生活、社会等诸多原因最终又再次陷入迷茫沉寂的知识分子，比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吕纬甫，曾经是一个颇具叛逆精神的年轻人，最终却变成为了生计违心教授《女儿经》的人，沦落为一个在原地打圈子的疯子;魏连殳，曾经是个清高的人，他看不惯一般庸俗之人，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却因为流言蜚语和失业贫困的威胁而选择“为不愿意我活着的人而活着”，最终，也难逃在心灵极度创伤中死去的命运。这些尚处于萌芽阶段的知識分子缺少精神上的引领者，他们迈出了前进的脚步却又退回原点，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无奈的悲哀。

最后是《伤逝》中的子君。作为女性的子君虽然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的话，却因为建立家庭后流连于家庭的琐碎，加上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出走”失败，再次回到曾经逃离的旧家庭，最终也是悲惨逝去。类似曾经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理想破灭，折射出其现实情况下艰难的生存困境。

鲁迅先生在自己小说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思考，一切解放的基础，都是在于精神的解放。而封建文化的压迫、社会环境和制度的恶劣都导致了旧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必然性和可预见性。鲁迅先生的创作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这也是我们当下阅读他依然存在的重大意义。

【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他的思想非常复杂。作者对于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有一定的见解，但是限于知识结构，还存在较多的不足。可以参看鲁迅研究的相关著作，如汪晖的《反抗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