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宋炳辉

朱自清的《春》，是公认的现代散文名篇。但关于这篇短文的文体特性，向来有两种不同倾向的说法，一是把它看作记叙文，一是视其为抒情散文。到底哪一种说法更符合作品的特点呢？笔者以为，在《春》中，作者以饱满的情感、浓烈的诗意和优美的文辞，描写春天最富特征性的场面和变化，表现自然万物的勃勃生机，抒发对春天、对生活的热爱。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记叙写实之作，而是情思迸发中的想象之作。

关于这篇散文的分析与评价，几十年来已经有太多的文字了，不容我再细说。但作者是何时何地写下《春》的？它是作者眼前春景的实录吗？文章写作的直接动因是什么？如果结合朱自清写作此文的背景，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春》的意涵和特点。

《春》最早见于由朱文叔编，舒新城、陆费逵校的《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7月出版。之前未见单独在报刊发表。在朱自清生前，也没有被作者收入他的任何文集。从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版的中学课本开始，《春》不断被各种中学语文课本或其他选本收录，成为一代代年轻学子的必读篇目。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春》的写作背景一直语焉不详，许多选本甚至以“1933年7月”作为这篇短文的写作时间来标注，这就使许多读者误以为1933年7月是文章的写作时间。这不仅使读者模糊了一个文本的写作与发表的时间，误解了一个文学史事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文本的理解。

有关《春》的写作背景，需要明确两个事实：一是该文的直接写作动机；二是朱自清写作该文的时间与空间。而这两个事实，都与“1933年7月”这个时间标注有关联。先说《春》的直接写作动机。这是朱自清为朱文叔主编的《初中国文读本》量身定做之作。在《初中国文读本编例》中，朱文叔介绍了该读本编选的主旨：不仅考虑选文的文学性，更重视“民族精神之陶冶”和“现代文化之理解”，因而“除选录成文外，又特约多人”按照初中学生的接受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并在课文标题左上角特别标注“*”，以示区别。也就是说，这套初中语文读本中，有一部分课文是邀请作者直接为课本的编撰而写作的，而朱自清的《春》就是其中之一。可以想见，当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的朱自清，是应邀而作。这既解释了为什么这篇短文在朱自清生前没有在其他报刊发表过，因为在作者看来，《初中国文读本》就是它的发表平台了。更重要的是，这与我们理解文章的写作宗旨有关。如果从已经发表的作品中选取一些篇目编入教材，当然也可以找到与教材编辑宗旨相吻合的文本，不过难保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教材编辑宗旨之间做到完完全全合辙符榫。但既然《春》是应邀特别而作，说明朱自清也认同教材主编的编辑宗旨，即作为初中生的阅读篇目，在文学性之外，更重视“民族精神的陶冶”和“现代文化的理解”。那么，作者笔下的“春天”，就不只是作为大自然春天的新鲜、美好和生机盎然景象的描绘，也不只是为了用优美的语句编织一篇美文，而是赋予了作者强烈的情感，寄寓了作者对蓬勃的生命与青春的赞美和激励，对民族与国家未来的希望。这对于我们理解《春》的意涵及其特点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说写作背景。《春》写于什么时候？如上所述，因为人们最早是在《初中国文读本》看到《春》，其中并没有标明写作时间，因此无法推测作者是不是在春天的景象与氛围中写下这些文字的，直到朱自清的日记被整理后，《春》真正写作时间才被确认。据姜建、吴为公的《朱自清年谱》记载，《春》的写作时间是1933年2月21日，而2月份的北京（当时叫北平），虽然已不是冰天雪地，但依然残雪处处，春寒料峭，地上肯定没有《春》中所写的“嫩嫩，绿绿的”“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草地可以“坐着，躺着，打两个滚”，树上也没有桃花、杏花、梨花的盛开，更没有“成千成百蜜蜂嗡嗡”“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的景象。

孙绍振先生提倡阅读与分析文学作品，关键在于做到读者与文本主体的深度同化和调节，在他看来，进入分析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把未经作家主体同化（创造）的原生的形态想象出来，“还原”出来，“有了艺术形象和原生形态之间的差异，才有了分析的切入口”。若运用孙绍振的“还原法”，根据常识可知，《春》里面朱自清笔下的春天景象，显然不是北京的春天。

那么，北京的春天是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现代著名作家笔下领略北京的春天。恰好朱自清的同时代作家有过两篇关于北京春天的文章。一是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写于1936年2月24日，后收入《风雨谈》（北新书局1936年10月版）。周作人是以闲谈的口吻转述对于北京春天的感受与印象的。在他的笔下，“北平缺少水气，使春光减了成色，而气候变化稍剧，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袷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在周作人看来，北京春天的征兆，不过是日历上写着的立春节气，还有就是猫的“叫春”和人的“懒散”与“春困”。总之，北京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叫人有时来不及尝他的味儿，有时尝了觉得稍枯燥了，虽然名字还叫作春天，但是实在就把他当作冬的尾，要不然便是夏的头，反正这两者在表面上虽差得远，实际上对于不大承认他是春天原是一样的”。

另一篇是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其中也有对春天的描述。此文正好也写于1936年（5月27日）。在这篇题为“四季”的文章中，郁达夫留给春天的篇幅只有寥寥数行，且主要是从人的主观感受去描述北京春天的短暂：“北国的春，来得较迟，所以时间也比较得短。西北风停后，积雪渐渐地消了，赶牲口的车夫身上，看不见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袄的时候，你就得预备着游春的服饰与金钱；因为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得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只有这段的最后一句话，郁达夫提到了春天的绿色：“而北方春天的最值得记忆的痕迹，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水似的新绿。”但如果按前面的描述，那“洪水似的新绿”，已经是奔着夏天去了。

我在这里引朱自清同代人恰好写于同时期的两篇有关北京春天的散文，一方面可以引入一种对照和比较，可以看看在同时代不同作家的眼里，北京的春天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同时也为了说明，在两位恰好同为浙江人的作家笔下——这一点与出生于扬州的朱自清一样，对南方江浙一带的春天景象，有着共同或者相似的记忆——北京的春天有一些特征是共同的，那就是夹在冬夏之间，转瞬即逝。这可以看出，朱自清在北京写下的散文《春》，不论是写于1933年的7月还是2月，都与北京的春天没有多大的关系，都不可能是一种对身处其间的春天的写实或者记叙。如果写于7月，那么文中有关春天的描写，可以理解成朱自清在盛夏时节对春天的回忆，而所回忆的春天的景象，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故乡，他笔下的草、树、花、鸟、蜂和人，还有山水、春雨和春风，都来自于南方春天的记忆。

即便我们经过朱自清日记或年谱，确认这篇文章写于2月21日，那还是与纪实和叙事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周作人、郁达夫笔下北京的春天，至少也是一个间接的佐证。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残雪未消的北京，在清华校园的书房里，作者写下这篇情调欢快生动，形象与音韵繁复，“使人有点儿应接不暇，色彩也过于浓艳，令人眼花缭乱”的“漂亮、缜密甚至华丽”的美文的时候，是如何调动他对于南方春天的记忆，特别是怎样展开想象的翅膀的。

孙绍振先生对《春》的解读，有一个独到的发现，即作者是从儿童天真的眼睛看出春天的诗意的。他认为，表面看来朱自清是分门别类地写了春天的草、树、风、雨，但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将一切都表现得“新鲜、可爱、美好，叫人欢欣，令人惊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春天急迫期待的感情”，作者对即使看来习以为常的变化，都寄托着一种美好的“刻意诗化”了的感情。孙绍振还特别提醒，“文章写在1933年，他已经三十开外了……有些话似乎并不像而立之年的人说的”，而更多地体现了儿童的天真与顽皮。他认为，这种感情虽然不是作者写作当时所拥有的，但并不虚假，而是想象中孩子的激动、孩子气的欢欣。“这显然是朱先生的虚拟，他用自己想象中的纯洁的儿童的眼睛、天真的感觉来感觉春天”，是“对童心、童真、童趣的怀念和想象，也是朱先生自我的一部分”。

孙绍振还提到，文章之所以篇幅短小，也是朱自清出于中学生读者的考虑。我认为，作者选取少年儿童天真的视角来写春天，并在字里行间充满了丰沛的情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更如前述与这套《初中国文读本》的编撰宗旨，即“民族精神之陶冶”和“现代文化之理解”有关。

再扩大一点说，这也是自梁启超以来的新文化人士，对于少年和青春倾情赞美传统的延续。他们颂扬青春，赞美少年，书写春天，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对象本身，而是在那些对象上，更多赋予象征意味，在这些作家的笔下，他们象征着对新时代的期盼，象征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就在1933年3月，在给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赠言中，朱自清希望他们“在这国家多难之期，更该沉着地挺身前进，决无躲避徘徊之理。他或做自己职务，或做救国工作，或从小处下手，或从大处着眼，只要卖力气干都好”。与面对初中生的《春》的灵动、华丽和趣味的语调不同，这段对大学毕业生的临别赠言显得质朴而又凝重，但话语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则是一贯的。

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的《春》，虽然也离不开作者对春天的观察与体验，但更多的，也更重要的是一种想象性抒写，是一个中年人想象少年儿童眼里的朝气蓬勃的春天景象，是身居北方春寒料峭中对春意浓郁的南方记忆的想象，也是作者在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的对于未来的积极而浪漫的想象。以这样的视角看《春》，就不能仅仅从如何观察、描写春天的景色和特点的角度来理解本文了，而文章多彩的词章、浓郁的情感、生动的描绘，其核心都是为了寄寓和表达作者对青春与未来的想象和希望。

①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初版，2010年11月修订版。据作者姜建先生告知，这个时间是核对传主日记中的相关信息而确定的。

②孙绍振：《序：读者主体和文本主体的深度同化与调节》，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③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风雨谈》，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④郁达夫：《北平的四季》，《郁达夫全集》 第三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⑤⑥钱理群：《“用笔如舌”》，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86页，第182—185页。

⑦孙绍振：《春天的两种不同的散文美——读朱自清的〈春〉和林斤澜的〈春风〉》，《语文学习》2006年第1期。

⑧载《清华大学年刊》（1933年度），转引自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11月修订版，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