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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的北魏身世

2019-01-28安徽胡传志

名作欣赏 2019年22期
关键词:拓跋元好问鲜卑

安徽 胡传志

元好问的北魏身世,史有明文记载。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说他“系出柘拔魏”,《金史·元德明传》中也指出:“系出柘拔魏。”柘拔,一作拓拔,后世通常写作拓跋。可见,拓跋魏是元好问重要的身份标签。“系出拓拔魏”,字面上可以做多重理解:源自北魏;源于北魏皇家;源于鲜卑族。三者相互关联,各有侧重。元好问和当时人最看重的是哪一层面上的意义?这一身世以及其他北魏后裔对元好问的创作有何影响?元好问是否有意继承甚至弘扬北魏文化、鲜卑文化?下文约略言之。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八年(494)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大力推进汉化,放弃原先的姓氏,将拓跋姓改为元姓。从那以后,到元好问出生,已经过了近700年了,元好问仍然带着拓跋魏的身份标签。他在乎的是什么?且看他的自我陈述。他的家乡忻州一带,原是北魏故地,五台山上便有北魏离宫遗址。面对先朝遗址,元好问说:“山上离宫魏故基,黄金佛阁到今疑。异时人读《清凉传》,应记诸孙赋《黍离》。”(《台山杂咏十六首》)黍离之悲,人多有之,他强调的是自己作为北魏“诸孙”的身份。他游览北魏离宫遗址会善寺,也是如此:“长松想是前朝物,及见诸孙赋《黍离》。”(《会善寺》)他念兹在兹的是北魏“诸孙”,突出的是引以为傲的皇家血统。古人喜欢以先世相高,攀龙附凤,在所难免,以至于凡是姓刘的都自认为是刘邦的后代,所谓“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里》)。连傲视天下的李白都不能免俗,何况元好问原本出于拓跋魏,他自然不愿放弃这一尊显的皇族血统。

元好问的北魏身世,得到了当时人的承认。冯璧与他一同游览会善寺,从“寺元魏离宫,十日来凡两”联想到元好问的北魏出身,“今同魏诸孙,再到风烟上”(《同裕之再过会善有怀希颜》),十分自然。出身于契丹皇室的耶律楚材在题赠元好问的诗中,以“魏帝儿孙气似龙”(《和太原元大举韵》)高调开篇,仿佛不是魏帝儿孙就不可能具有虎腾龙骧之气。这些出现在诗歌中的赞美之辞听起来固然很受用,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能给元好问带来一丁点的益处。纵然身份显贵,但女真族统治者怎么会在意700年前北魏皇室的后裔?

尽管如此,元好问还是会不时回望北魏以来的先人。在那长长的谱系中,元好问明确尊之为“远祖”的只有唐代诗人元结。杨慥《元德明墓铭》说元德明是“唐礼部侍郎次山之后”(《中州集》卷十《先大夫诗》),或有所据。元结(719—772)源自北魏皇室,颜真卿所撰《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简称《元次山碑》)说元结是“后魏昭成皇帝孙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孙”,说得具体明确。后魏就是北魏,昭成皇帝是拓跋珪的祖父拓跋什翼犍,拓跋珪建立北魏后追封他为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遵(?—407)是拓跋珪的堂兄,因战功封常山王,因不拘小节、醉酒失礼而被赐死。元结为其十二代孙,应该可信,但元好问是多少代孙,估计谁也说不清了。所以,元好问也只能模糊地称元结为“远祖”。

元好问诗歌中有两次尊元结为“远祖”。第一次是在五言古诗《舜泉效远祖道州府君体》题目中,元结曾任道州刺史,故称道州府君。元结诗歌颇有成就,但古来并无“元结体”“次山体”之类的概念,元好问大概读之多、味之深,体会到了元结诗歌的独特性,才将之视为诗之一体。元好问此诗所写为济南舜井附近的泉水,与元结毫无关涉,所谓效道州府君体,根据日本学者高桥幸吉的研究,是指元结五言古诗高古真朴的风格。也就是说,元好问在这首标明远祖称谓的诗歌中,最看重的还不是道州府君的官衔,而是他的诗歌。第二次是在《内乡县斋书事》诗及其自注中,兹引于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忧薰。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何人与佐军。饥鼠绕床如欲语,惊乌啼月不堪闻。扁舟未得沧浪去,惭愧舂陵老使君。〔远祖次山《舂陵行》云:“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故子美有“兴含沧浪清”之句。〕

元好问在担任内乡县令期间,面对催科、佐军等繁琐公务,面对简陋的县斋,深更半夜,出处矛盾油然而生,不禁想起远祖元结的诗句“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觉得不能远引高蹈,有些愧对远祖。元结有两首名作,分别是《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均写于元结任职道州期间。当时正值安史之乱,民生凋敝,作者还得应对征敛军需,不得不加重民众负担。在后诗中,元结以“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两句诗表达辞官归隐的愿望。杜甫非常赞赏这两首诗,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称赞元结“知民疾苦”,认为如果地方官都能像元结那样,天下就会有所好转,可望“少安”。诗中又称赞“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还能理解他的出尘之想,“色沮金印大,兴含沧浪清”。也许正是因为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一并称赞元结两首名作,受杜诗题目误导,元好问才将出自《贼退示官吏》的诗句当成《舂陵行》的诗句,反映了既同情民众疾苦又想归隐江湖的纠结心情,体现了对元结其人其诗的高度认同。

还有一次,元好问尊元结为“吾家次山公”。在《外家别业上梁文》中,元好问引用元结的诗句:“百尺长松绕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诗,七十腰镰行时稼。”下有自注:“‘长松万株绕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镰,将引儿孙行时稼。’此吾家次山公诗也。”经查,这几句诗出自元结《宿洄溪翁宅》,原诗作:“长松万株绕茅舍,怪石寒泉近檐下。老翁八十犹能行,将领儿孙行拾稼。”文字有些出入,“七十”“行时稼”当是元好问误记。

对元结,元好问有时不用尊称,不用府君、使君等职务,而称之以字号。有时称浪翁,如《论诗三十首》“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化用元结《水乐说》和《欸乃曲》中的文字,表达对自然天籁之音的推崇;有时称渔郎,如《题石裕卿郎中所居四咏·聱斋》:“弓刀陌上未知还,心寄渔郎笭箵间。名作聱斋疑未尽,峿山衣钵在遗山。”后三句都与元结相关。“聱斋”既是题中石裕卿的居所,又是元结的室名,与其聱叟之号相关联。峿山是元结《大唐中兴碑》石刻所在地,元好问当仁不让地说他继承了元结的衣钵。《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有些特别,诗末说:“举杯为问谢安石,苍生今亦如卿何?元子乐矣君其歌!”语带双关,既化用元结《心规》中的现成语言:“歌曰:元子乐矣。俾和者曰:何乐亦然,何乐亦然?我曰:我云我山,我林我泉。”又像是以元子自称,抒发其乐于山水的情怀。这些称谓更加自由,更适合元好问抒情的需要。

在元结之前,还有一位北魏后裔,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元德秀(695—754)。李华《元鲁山墓碣铭》说:“后魏七叶易为元,公其裔也。”这一表述远不及颜真卿《元次山碑》所载元结身世具体,元德秀是不是北魏皇室后裔,也显得有些含糊不清。一般将元德秀视为元结的族兄。但元好问从未称元德秀为自己的远祖,倒是他的好朋友赵元言之凿凿:“不见元鲁山,梦寐役所思。遗山乃其后,僻处政坐诗。”(《书怀继元弟裕之韵》)元德秀(字紫芝)担任鲁山县令期间,清慎自持,勤政爱民,名著一时,人称元鲁山。元好问《元鲁县琴台》是凭吊缅怀元德秀之作。元德秀精通音律,擅长弹琴,唐玄宗游幸洛阳期间,准备在五凤楼组织一台歌舞演出,传言说要进行比赛,有的地方官则兴师动众,组织数百人的豪华阵容,选送大型歌舞节目,歌功颂德。元德秀完全可以借机展现自己的音乐特长,但他却格外低调,“惟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蔿于》”。《于蔿于》是他自己谱曲、自己作词、自制自导的作品,所以特别简便,不会扰民。这一举措却意外地赢得了唐玄宗的肯定,唐玄宗“叹曰:贤人之言哉!”(《新唐书·元德秀传》)唐玄宗精通音律,喜爱歌舞,作为励精图治的帝王,他不能完全由着性子,从艺术的角度欣赏歌舞,更不能沉湎于享乐之中,他必须顾及政治影响,必须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作风。“贤人之言”,应是就《于蔿于》歌词而言。权德舆《醉后戏赠苏九翛》诗云:“劝君莫问长安路,且读鲁山《于蔿于》。”说明当时还能读到这首歌辞,可惜后来失传了。元德秀深受鲁山民众爱戴,当地民众为他建筑琴台,让他有个宽敞高大的弹琴之地,让他的琴声更加飘扬,“琴台善政”的典故因此名闻天下。时世变迁,几百年后,琴台已经荡然无存,遗址上矗立的是玄武祠,周边耸立的是土豪的高屋华居,“旁舍高以华,大豪自捐金”。元好问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当年《于蔿》歌,补衮一何深?”在他看来,琴台已毁,但精神永存,“千山为公台,万籁为公琴。夔旷不并世,月露为知音”。千山是元德秀的琴台,万籁是他的琴音,其中不仅寄托了元好问对前贤的怀念,还寄托了他的政治怀抱。这是元好问的得意之作,后来他带上这首诗去拜见赵秉文,得到了赵秉文的垂青。可就是在这篇用心之作中,元好问只字未提元德秀的北魏身世,更未提及自己先祖的身份,难道是人所皆知不言自明?还是难以说清干脆避而不言?其中缘由,现已无从知晓。我更怀疑是后者,否则,元好问为何对元德秀、元结有所轩轾?当时,赵秉文、完颜璹、雷渊等人喜欢称元好问为元紫芝,固然与“紫芝眉宇”的典故相关,但他们为什么从不称元好问为元次山、元道州呢?也许,在他们心目中,元德秀只是与元好问同姓的前代名流,而未必真是元好问的远祖。

在唐代北魏后裔中,还有一位名人元稹。元稹(779—831)是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第十四代孙(参见卞孝萱《元稹年谱》),有比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依此记载,元稹也是元好问的远祖。现存文献中,元好问至少三次提到元稹。第一次是在《论诗三十首》中,公开批评他的杜诗论:“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末句有小注:“事见元稹《子美墓志》。”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推崇杜诗“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等技巧,引起元好问的严辞批驳,认为元稹不分玉石。从这一首诗来看,元好问并没有因为元稹的北魏身份、远祖亲缘而有丝毫相让,简直有点大义灭亲的意味。第二次出现在《送钦叔内翰并寄刘达卿郎中、白文举编修五首》(其五)诗中:“故应刘与白,亦复念微之。”只是因为刘、白二人的姓氏联想到唐代的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字微之),以他们来类比刘达卿、白文举、元好问,抬高别人的同时也抬高了自己。第三次出现在《太原昭禅师语录引》中,昭禅师弟子请元好问为其师语录作序,元好问引用元稹的话:“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师当为予说,而予不当为师说。’故略以数语遗之。”所引文字出自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与原文有些出入,原文是:“至于佛书之妙奥,僧当为予言,予不当为僧言。况斯文止于纪石刻,故不及讲贯其义云。”这是士大夫与禅师交往应有的态度,元好问非常赞同元稹此说,在《寿圣禅寺功德记》中予以再次引用,所以亲切地称之为“吾家微之”。

在元德秀、元结、元稹三人中,从目前文献来看,元好问仅认元结为自己的远祖。他对元结最为尊崇,无任何微辞,重点在其诗和隐逸情操;对元德秀也很尊敬怀念,重在其体恤苍生之情;对元稹认可其有关僧俗交往之道,否定其论诗之见。他们对元好问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这些方面。他们虽然都号称北魏后裔,但他们的政治立场、诗歌艺术、佛教文化等,与北魏文化还有多少关联?杨慥说元德明:“鲁山之醇,次山之清,阅世几传,犹有典刑。”(《中州集》卷十《先大夫诗》)纵然元德明真的继承了“鲁山之醇,次山之清”,但醇与清,何尝是北魏代表性的文化?因此,很难说,元好问通过他们继承了北魏文化传统。

那么,元好问是否特别关注北魏文化?又如何评价北魏文化?

北魏在山西、河南一带有大量文化遗存,如果元好问感兴趣,他完全有条件也有很多机会去各地访古,但元好问除游览五台山离宫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特别的关注。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敕勒歌》的评价:“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论诗三十首》)《敕勒歌》本是鲜卑语民歌,见载于《北史》,为北齐斛律金所唱,当时已经翻译为汉语。其产生时间一定在此之前,有些学者认为产生于北魏时期。元好问举《敕勒歌》为例,证明汉魏以来中州一带的英雄气,也传到了阴山一带,当然其中也称赞了《敕勒歌》的天然本色。钱锺书《谈艺录》说:“《敕勒》之歌,自是高唱,故北人屡引以自张门面。”此论的确不假,问题是元好问并没有因为它是北魏前后的诗歌,因为它原本是鲜卑语言,就不切实际地夸大其词,拔高其地位。还有一旁证,可以证明元好问的客观立场。他在《醉中送陈季渊》诗中称赞这位不知名的诗人富于才华:“孔璋文笔妙天下,敕勒不数阴山歌。向年赋奇雨,拥海驱云笔头注。快如怀素书布障,狂笑刘叉写《冰柱》。李汾王郁俱灰尘,天意乃在溵阳陈。”陈季渊,生平不详,据戴表元《陈季渊诗集序》,他是京兆人,与元好问同辈。又据王恽《陈季渊挽章三首》序,至元十一年(1274)十二月,陈季渊之子陈次翁以父丧来告,可见他应该比元好问年轻一些。元好问在诗中用建安时期同姓诗人陈琳(字孔璋)来称呼他,认为他像建安七子的陈琳一样,所作诗歌不亚于《敕勒歌》。这足以说明,在元好问的心目中,《敕勒歌》并非高不可攀,元好问没有刻意偏袒《敕勒歌》。换言之,即使元好问不是鲜卑后裔,也会持同样观点。

至于“柘拔魏”一词所包含的民族含义,元好问及其同时代人几乎都视若不见,只有现代学者开始重视其鲜卑族族别。众所周知,鲜卑经历了两次南下汉化过程,一是北魏迁都洛阳时,一是六镇起义失败(525)之后。大批代都和六镇鲜卑南下,逐渐与汉族融合,到了唐代,这些鲜卑人都成了汉人。民族学界普遍认为,鲜卑族消失于唐。南宋人胡三省说,隋代之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资治通鉴》卷108注)。这些子孙只有在谈及身世时,才会以贵胄血统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们的血统与文化都与汉族相融化,民族个性已经泯灭殆尽。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再亮明鲜卑族的族别。只要看一下他们的诗文集,就会发现,他们不但无意继承和弘扬鲜卑文化,反而表现出去鲜卑化的一致倾向。到了元好问,鲜卑族的因素更是杳渺难寻。现代学者受民族识别的影响,从民族平等的观念出发,恢复其少数民族的身份,有的著作直接将他这一鲜卑后裔当成鲜卑族。这样认定古代少数民族后裔,是否妥当,值得商榷。祖宗二十多代之上是鲜卑族,汉化了七百年,难道还是鲜卑族?如此推导,那些早已消失于历史长河的古代民族,匈奴、契丹人的后裔岂不都成了少数民族?这样会不会导致少数民族认定的泛化或扩大化?有学者努力发掘元好问所继承的鲜卑文化,总结出以下几点:继承鲜卑先贤的思想,颂扬大定明昌盛世;继承元结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人民的悲惨遭遇;继承鲜卑强健豪放的特点。说这些一定是源自鲜卑文化传统,难道不流于牵强附会?那些少数民族的后裔早已放弃本民族的姓氏、文化、血统,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恢复少数民族身份?元好问等人泉下有知,会接受吗?

①高桥幸吉:《元好问与元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②王曙光:《试论〈敕勒歌〉的作者及其产生年代》一文认为是“孝文改革的五世纪末叶”(《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曹文心《〈敕勒歌〉的篇题、作者及产生年代》认为是在北魏“太武帝延和年间和文成帝在位期间”,即423—465年期间(《淮北煤师范院学报》1991年第2期)。

③张博泉:《拓跋后裔元遗山的“中州一体观”》,《鲜卑新论女真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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