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涛［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前 言

贾平凹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对其作品的研究与阐释对于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动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21 世纪的文学创作，贾平凹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创作激情。每个阶段都有引起反响的作品且都能切合时代的脉搏，然而长篇小说对于贾平凹的解读无疑是最佳途径，其每一部长篇小说都着眼于当代中国严肃的社会现实，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事实。从争议很大的《废都》到《秦腔》的“阉割”标志着作家创作的转向，《古炉》则以暴力风格和抒情叙事书写一个时代的荒谬与绝望。30 年代沈从文对湘西的抒写，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再造了理想的人生形式，是对“海派文学”的一种反拨。贾平凹对当代中国困境的敏锐感知，特别是对西北农村的关注，同样散发着人文之光。

“中国有几个男作家是擅长写女性的，莫言，苏童，再就是贾平凹”。贾平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女性人物形象谱系。如小水（《浮躁》）、黑氏（《黑氏》）、唐婉儿（《废都》）、孟夷纯（《高兴》）、邹云（《白夜》）、白雪（《秦腔》）、带灯（《带灯》）。贾平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带有浓厚的西北地域文化的特质，苍凉而又韵味十足。“早在20 世纪90 年代，贾平凹就因其小说中塑造的大量美好女性而被评论者认为具有‘女性崇拜’倾向”。这种女性人物的描写无疑在《带灯》中达到了顶峰，他对当下乡村现实冷酷一面的揭示，对于笔下那些人物精神困境的有力表现，是与贾平凹对于乡村世界的熟悉分不开的：“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小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山沟峪。”《带灯》中塑造了很多的女性形象，但带灯则是被突出的一位，因而理解带灯便成了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关键。本文以带灯为聚焦点，在当代中国的乡村语境中分析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生存的困境，把握这部作品的现实和美学意义。

一、乡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阵痛

《带灯》讲述的是发生在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的故事，主角带灯是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为镇上的“维稳”事业尽心尽力，却终以“自我牺牲”的悲剧收场。小说在开头便写因高速公路修进秦岭，村民为保护樱镇风水，与施工队发生了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元老海带领着人围攻施工队，老人和妇女全躺在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轮子下，喊：‘碾呀，碾呀，有种的从身上碾压过去呀？！’其余的人就挤向那辆小卧车，挤了一层又一层，人都被挤瘦了，车也被挤得要破，外边的还在挤，再外边的还仍要往里挤。”写出了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对农民的冲击，以及农民对“现代化”的反抗与农民性格的执拗。与此具有相同意蕴的一幕可以在茅盾的《春蚕》中找到，如：“小火轮通过官河时把农民的赤膊船推入浪颠中，农民抓住岸边的茅草。”“落后”的中国是一个需要“文明开化”的地域，当先进的西方文明主动且强加地涌入中国，对弱势文明而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主义的霸道，然而在其中又蕴含着发展的机遇。

（一）走向现代化的乡村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若单从时间上看，此观点略显陈旧，与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中国相距甚远，但却道出了中国社会呈现出乡土性的一种内在文化扭结即“宗法”与“血缘”。“这是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乡土中国在传统伦理的支配下有一套自己处理问题的体系，是迥异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的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时代”，预示着上一次错过发展机遇的樱镇将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卷入发展浪潮中，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导致经济的大倒退，释放了人们对物质化的渴望，写出了乡村一种生存的整体形态，即迫切需要富裕。

（二）底层的生存状态

通过细读《带灯》，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的开发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发生。“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达三十八条，村里出现了许多“热衷”于上访的人，如王后生、王随风，张膏药。“上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问题，自有其历史现实的原因，而对其的根治也有赖于一种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其他”。在这些上访人群中有的人想获得社会的救助而摆脱困境；有的想为儿子翻案而长年上访；还有就是以王后生为代表的职业上访户。王后生抓住乡镇干部求稳定的心理，钻体制的空子，鼓动他人上访，以此获得利益，从这个人物中我们隐约看到国民劣根性在百年文学中的延续。

在乡土中国快速走上现代化的轨道时，贾平凹贴着泥土，带着对乡村的熟悉书写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困境。小说中写农民日常生活的篇幅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分析，这里只能对带灯的老伙计范库容的情况稍作展开。老伙计范库容的下身老是干净不了，带灯批评：“怎么能反复用这样肮脏的烂棉絮呢，就把自己包里带的卫生巾给了范库容，并答应范库容再来镇街了，她买一筐的卫生巾送给范库容。”范库容的丈夫去世后光景不如从前。儿子在大矿区打工，媳妇得了癌症，范库容也即将到达古稀之年，日子却是如此的凄凉。小说中写到带灯去看望卧病在床的范库容时的情景：“一进去，屋里空空荡荡，土炕上躺着范库容，一领被子盖着，面朝里，只看见一莲花白头，像是一窝茅草。”带灯看到这境况的时候，不能不被触动，“她是随时可以咽气的，身边连个照看的人都没有”。

无疑，带灯所做的一切都是她个人品质的体现，是作者赋予这个人物以良好品质，但是我们透过带灯慈悲的行为却看到一个惨痛的事实，那便是乡村的贫困和不公依然存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贾平凹笔法的老练，从正面的角度来写负面的事件，使整个故事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丁帆教授认为《带灯》具有强烈的反思色彩：“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整个底层社会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农民社会、对农耕文明进化的一个反思，以及对生态文明的反思。”“社会问题就像是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往下落灰尘”。出身底层的贾平凹有着正视乡村问题的勇气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而并非一味地美化。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路，但是乡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后遗症将会在很长一个时间伴随着我们。樱镇地处偏远，生活贫困，人贫困了容易凶残。元家兄弟与换布拉布兄弟之间因抢夺资源而导致的恶斗，实在地表明乡土中国已经逐渐变质，陷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贾平凹既想留住传统农耕文明的友善与亲切，但是却又苦于无力阻挡不可避免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于樱镇的开发还是以保护风水为名的不开发？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带灯难免彷徨，同时这也是作者贾平凹的无奈与苦闷。

二、“萤火虫”的精神困境

带灯这个形象具有多重性，之前已经分析了她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困境。当然也不能忽略她丰富的情感世界，对带灯情感世界的把握是理解其精神困境的又一重要维度。

（一）传统伦理的束缚

带灯是一位农校毕业的中专生，那时候她被分配到樱镇工作，从“分配”二字来看，时间应该在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而带灯是为了她丈夫才到樱镇工作的，她丈夫在樱镇小学任教。在中国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唱妇随”等传统伦理观念，伦理观念对于塑造中国古代社会、家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学对封建宗法礼教给予了猛烈攻击，试图建立一种“新文学”“新道德”，但事实证明是无法根除其影响的。中国“为情之社会”，在带灯身上也明显看出家庭伦理对女性的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独立选择的意义。但是作者并未过多地描写带灯丈夫，她丈夫唯一的露面也是匆匆的整个过程被冷漠充斥，暴露的是夫妻关系的紧张，甚至夫妻已经名存实亡。带灯自己也曾发过“我的好丈夫的标准是觉得没有丈夫”的感慨，这也明显是她对现实尴尬处境的期盼。

（二）诗意的对话

带灯在与丈夫关系破裂之后，拿什么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呢？答案是给元天亮写信。小说中带灯写给元天亮的短信数量甚多但元天亮在文中一直没有出场，然而正是因为他和带灯的特殊关系使他的地位变得很重要。他是一名从樱镇出去的“人物”，他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官员又是作家的他每一次“回家”都让人瞩目，也备受期待。贾平凹在《秦腔》中也塑造了一位由乡镇到省城并取得一定名望的夏风，在这个层面上这两个人物有一定的相似性。

元天亮和带灯素未谋面，带灯给他的短信文中提及的元天亮的回复只有一次。但就是这一次给了带灯更多的期盼和写信的勇气，带灯愿意给元天亮倾诉自己的心事并在短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这也是带灯面对生活中的苦难而不退缩的支柱，元天亮是带灯精神的栖息之地，元天亮的形象在带灯那里也是诗意化了的。大段散文化的短信内容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心写照，凝聚了带灯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解剖。带灯的痛苦是无法救赎的，她是现实中的萤火虫，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却命里注定微弱无力，终归尘土。小说最后一部分命名为“幽灵”的原因或许是虚实带灯与竹子成为替罪羊，带灯患病、夜游、与疯子为伍。她心爱的“埙”也不见了，“埙，乐器也。以土为之，六孔”。带灯最后成为“幽灵”，游荡于山野，带灯情绪不稳定、带灯如孩子一般大哭、带灯为元天亮捋菊花做枕头……带灯把理想放在了情感想象中，不断地倾诉，不断地期盼，这是一场清水静流的无果之恋，内心越狂热，越发折射出现实的困境。

结 语

总之，贾平凹的聚焦点依然在他熟悉的乡村，《带灯》以基层的乡村干部为主角，以此透视现代化过程乡村的发展困境，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带灯作为文中最被突出的人物，是新时期乡土小说女性人物的代表，符合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她勤奋踏实，具有小资情调和人文情怀。带灯是一个理想性的人物，但在现实面前，其理想性已经破产。带灯一场无疾而终的单恋，在男性为权威的政治语境中，她无力反抗，陷入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对于女性生存境况和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描写是贾平凹小说的一个重要叙述视角，我们通过《带灯》感受到贾平凹试图传递的文学理念，以及作品中所寄寓的深厚人文情怀。

①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②刘利侠：《贾平凹小说中“女性崇拜”的精神意蕴——以〈秦腔〉〈古炉〉为例》，《小说评论》2016年第6期。

③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文中凡引自《带灯》中的文字皆来于此；为了简便，不再另行标注。

④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⑤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第1页。

⑦徐勇：《现世的沉沦与飞升——评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带灯〉》，《文艺争鸣》2013年第4期。

⑧丁帆、陈思和、陆建德：《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学术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