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凡凡 王 芳 ［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阿拉贡曾指出：“《红与黑》这部小说‘鲜明地、出色地反映了查理十世统治下最后一个时期的法国社会’。”他在点明这部小说的政治倾向的同时，也表明了《红与黑》“熔炉式”的时代背景：拿破仑统治下的最后一个帝国覆灭，旧封建王朝——波旁王朝的复辟，在革命期间纷纷登场的各层阶级在革命的多次洗礼下，大体上具备了“独立”的特色，在复辟期间争相夺取政治的话语权。此时法国社会的阶级大致可以分为掌握政权的革命一派和“浴火重生”的王族一派，但利益冲突暗流涌动却不仅限于表明党派的对立，而是深层次地显现阶级的对立、冲突、整合与转化，这一点体现在小说的诸多细节之中，构成了小说的政治主题。

一、贵族与教会的蜕变

“这部小说写在他（查理十世）统治的后两年，可能在1830 年年初就大体完成了”，而阶级对立却不是这一时期的“特产”，只能说复辟时期将自法国大革命前已形成的阶级对立的事实更加浓烈地呈现。追溯大革命前的法国，利益需求强烈的阶级所呈现的对立、冲突、整合与转化恰是《红与黑》中（即1830 年法国实况）阶级状态的母版。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不发生在专制制度侵害最严重的地方，“……恰恰相反，大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不深刻的地方爆发的。在那些受旧制度危害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以18 世纪作为起点，法国农民逐渐能任意活动和处置土地，贵族阶级逐渐脱离行政管理，而教会的作用随着国王集权的加强而减弱，资产阶级积累财富而越发繁荣，“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令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乐于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怨恨和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旧制上的变革，贵族和教会依然掌握特权以及拥有剥削其他阶级的权力，阻碍了“自由”农民（一定程度上，相较于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对土地利益的狂热追求以及资产阶级渴望将利益扩大化的热烈追求，激化了这些农民、贵族与教会在金钱和权力上的较量。这一事实在《红与黑》中表现得很突出。

（一）贵族在新时代的蜕变

《红与黑》中，贵族在新时代的蜕变是通过贵族、资产阶级在财富和权力上的竞争与对抗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与对抗，具体表现为打压与拉拢两种方式。在小城维里埃尔，市长德·雷纳尔先生是贵族，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则是个出身平民的暴发户，随着瓦尔诺财富的积累，德·雷纳尔的地位、威望都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雷纳尔先生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巩固地位，请家庭教师就是他的一个策略：“我的祖父常常讲给我们听，他小时候有一位家庭教师。我可能要花掉一百个埃居，但是这应该列为一笔对维持我们身份来说必不可少的开支。”在国王来到维里埃尔需要组织仪仗队时，雷纳尔一伙让于连加入，而使富家子弟落选也并非偶然，他们是要刻意打压资产阶级的自然延续，“在这个不幸的城市里，工厂兴旺发达，自由党人变成百万富翁……我们必须考虑国王的利益……首先是我们的圣教会的利益”（红，96）。雷纳尔先生是小贵族，身为大贵族的拉莫尔侯爵，“打压”资产阶级则显得肆无忌惮，他会在公共场合，肆意地取笑资产阶级，比如对暴发户巴朗先生的嘲讽(下卷第四章)。

但贵族也时刻在拉拢资产阶级，以此加强他们的统治。雷纳尔先生虽然与瓦尔诺明争暗斗，却又依赖他统治维里埃尔。拉莫尔侯爵一派允许资产阶级参与他们的宴会，做出接纳的姿态，并有意地提拔一部分资产阶级，意图纳为己用，如对瓦尔纳的赏识和提拔，以此实现控制的目的，而事实上由利益建立起的“宽容氛围”等同于不可控，资产阶级还会叛变。

打压和拉拢是贵族蜕变比较完善的方式，除此以外，还存在一种更隐秘的但却更普遍的方式：忌惮。基于对政治形势和资产阶级财富的认识，贵族也不敢轻视发迹的农民，乃至无产者。就土地利益而言，18 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已不能保证绝对的主动权了，农民狂热地追求土地利益，与贵族产生冲突；这在《红与黑》中主要表现为德·雷纳尔不敢轻视老索雷尔，“市长先生尽管生性高傲，还是不得不一再找上门去求索雷尔这个冷酷、固执的农民，不得不付给他许多叮当响的金路易……”（红，5）市长甚至因忌惮底层革命而采用金钱的形式安抚仆人，而瓦尔诺在底层团体的聚集中一改高傲的姿态，“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他们不至于把我们杀了”（红，94）。

（二）教会在新时代的蜕变

教会在新时代的蜕变在于对财富与权力的热烈追求。教会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时，也逐渐失去大量的财富来源，为此他们做出努力：争取财富等同于争取权力。这与旧贵族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呈现出教会与旧贵族的财富争夺，如德·拉莫尔侯爵与弗德·费里莱尔神父的那场诉讼即是很好的凭证之一。“德·拉莫尔侯爵先生，尽管他在巴黎地位显耀，在宫廷里担任要职，他还是感到，在贝藏松和一个被认为有力量左右声张任免的代理主教较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红，198）。与此同时，教会与资产阶级存在隐性竞争的关系，在《红与黑》中教会积极置办产业，引向教会对资产阶级的向往与尊崇。在神学院中，神父乐于传输的、学生乐于学习追求的均充斥着金钱的意味，对于学生们而言，“换上黑道袍的那一刻，他们受过的教育，仅仅限于对正如弗朗什-孔泰人说的叮当响的现大洋的、无穷无尽的敬重”（红，180）。再者，教会热衷表现财富以强调地位，如借于连之眼极尽表现红衣主教的奢华细节，指向教会与第三等级的强烈财富差异。财富可以更改地位，在这一社会信条下，教会的宗教性能被镀上厚重的黄金，渐渐迷失在金钱与权力的争夺中。

二、金钱导致的阶级转化

作为一个敏锐的社会观察家，司汤达认识到，财富的冲突导致社会地位的冲突，阶级与阶级之间因财富量而互相觊觎，一方面是恐于自身地位的崩塌，如贵族的财富地位易被资产阶级取代；另一方面是恐于阶级间的跨越，如当资产阶级转而成为新贵族将直接冲突同阶级及底层阶级。任何一个阶级都不敢轻视可以优先掌握财富的阶级，因为掌握经济主权意味着最有资格掌握政治主权，特别是在复辟时期。

对立的本质是利益需求的冲突，即是表明“在追求利益”的事实，而阶级转化就是对这一事实的再度强调。《红与黑》中第三等级始终呈现想要晋升的强烈状态。于连的父亲老索雷尔是农民逐步掌握资产进而要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代表，而瓦尔诺则是底层贫民晋升为贵族，实现阶级转化的成功典型。瓦尔诺的父亲没有给他遗留任何财产，通过依附贵族，聚敛财富，与上层阶级的“交友”，最后他成为小说中成功实现阶级转化的人物——“瓦尔诺男爵先生”。其实于连也始终在阶级转化的道路上。这更像是普遍的潮流，纵观整个维里埃尔，充斥着工业的气息，在“提供收入”这一伟大的小城信条下，为转化身份做出努力。

除此以外，第一等级与第二等级在书中展现的浓厚“资产阶级”气质也需得以关注。无论是德·雷纳尔一派，还是德·拉莫尔侯爵一派，都试图吸纳资产阶级的优势。德·雷纳尔在维里埃尔大力置办工厂，时刻考虑着房屋的利益与财富的维护，即便他表明“从1815 年起，他为自己是工业家而感到脸红”（红，5），但他却无比沉浸在拥有大量资产并利用资产创造财富的资本家的梦幻中，以至于他在竞选中被视为变节的自由党人，更是强调了他下行资产阶级的性质；而德·拉莫尔侯爵接见和维护瓦尔诺，更像是一种隐性的“同化”。同时教会也没摆脱“上层下行”的命运，神学院中，神父等同于拥有大量资产的资本家。在上卷第二十七章，卡斯塔内德先生谈到不同堂区的神父将有不同的财富获得，便激起学生们对金钱无限的想象力。学生们仅是将宗教信仰当作“对现金的崇高概念的最神圣、最英勇的表达方式”（红，180），这与资产阶级的追求不谋而合。

金钱的绝对力量，成为下层向上晋升的动力，而上层在逐渐失权的状况下渴望金钱能带来权力，有意靠近了资产阶级，这类双向的互动，证实了利益间的谋和。

三、于连的矛盾意识是阶级对立的高度凝结

“因为这部作品远远超出两个社会阶级间的冲突，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生活方式间的冲突。于连在社会的任何阶层中都是一个‘外来人’。在他父亲的世界中，在德·雷纳尔和德·拉莫尔伯爵的世界中，于连都同样格格不入”。对于连阶级身份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他出生为农民，却是小资产阶级之子（发迹的农民之子），在爱情的流转和伟大事业的追求中成为轻骑兵中尉，显然他不是“平民”或“单纯的资产阶级”。同时他没有“贵族”身份的归属感，有热烈的追求却可以轻易摧毁，他这样道：“对会遭受蔑视的恐惧使我发言，我原来以为我在临死前能够无视这种蔑视。先生们，我没有这个荣幸属于你们阶级，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运的农民。”（红，474）他的“野心”不是以转化阶级为终点，而像是在体验“转化阶级”带来的快感，他蔑视贵族，自视高于贵族。于连似乎远离阶级对立的大舞台，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于连的所有行为意识都仅是出于天才的性格呢？

司汤达关心政治，把《红与黑》的副标题定为“1830 年纪事”。在这一时期，法国在拿破仑的余温里重回旧制，阶级间的利益冲突过于复杂，且存在许多不可知的变动，社会骚乱一触即发，要反映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需要一个更为综合的“窗口”，这正是司汤达设定于连独特的阶级属性的原因。于连似乎不属于任何阶级，又与社会的主要阶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见证者”融入，在下卷的第二十一章“秘密会议”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对于连的阶级身份进行仔细分辨，就能更好地理解于连的极度“自尊”和强调“职责”的行为。由于处在阶级对立的外围（相对的），于连形成了高度的阶级对立的意识：明确认识到财富的不等和严厉地划分社会地位。而由于这种极度的阶级对立意识的存在导致了于连的极度自尊，于连从不为出身平民而感到自卑，而是在任何冲突的场合里都要强调自己的身份，如“我出身卑微，夫人，但我并不卑贱”（红，39）等话语以及在公开场合表现自己的才能，而不避讳自己的出身。除此以外，这种极度的阶级对立意识的存在也导致他极度的“怀疑”和“敌对”，即他意识到其他阶级与自己的不同，而将这类不同无限地强调，以抵消在对立冲突中对自身的伤害，这点在与玛蒂尔德的爱情上有精彩的表现。当意识到上层贵族（诺贝尔兄妹）对他的关注，于连第一反应不是好奇而是绝对的“怀疑”以至于仇恨与敌对。他判断上层贵族小姐对自己的关注仅是愚弄，更像是他对整个贵族阶级的傲慢下的判断，这是基于他认识到上层阶级不可能在阶级对立的状态下对下层阶级给予同等的待遇。而于连的“热情”与他的“敌对、自尊”似乎冲突，即基于对阶级对立的高度认识上，他本应该外显出绝对的敌对，他却热情地想要晋升。这一类“热情的晋升”究其本质而言就是“阶级转化”的苗头，这是阶级对立所引向的解决之道，在上一节做过论述，于连自身作为“见证者”的同时，本身也在践行“阶级对立”的发展历程。

作为人，于连独立于复杂的对立圈，见证“对立”的现实，但他自身又是作为阶级对立的整体代表，强调阶级与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谋和。当他自愿赴死，即作为阶级对立的代表而死，又似乎引向这样的“对立”局势终将破碎的结局。

《红与黑》中各层阶级都在争相谋取利益中：教士试图恢复作为封建反统治精神支柱的地位，农民试图通过阶级跨升在拿破仑的帝国结束后谋取生存，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在为夺回政权准备，贵族在试图打压或接纳其他阶级来维持统治。阴谋诡秘之下，于连之死是否意味着“强烈的阶级对立”是无法解决的呢？这绝非完全不可能。

①②李建吾：《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载于《文艺评论》1959年第3期，第94页，第94页。

③④〔法〕阿勒克西·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吴银玲、朱京晶译，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第184页。

⑤〔法〕司汤达：《红与黑》，郝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本文所引均出自这个版本，为了行文简介，后文所引用语句均遵循古典学著述中约定俗称成的引证体例，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