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礼肖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资本概念的建构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居于核心位置。理论界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青年时期或成熟时期，或某一个重要文本。这种研究方式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资本概念演进的整体性，不利于把握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全部丰富内涵。深入系统地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演进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逻辑主线，即消灭私有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45。消灭私有制既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活动的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全部实践活动的目标。马克思从否定私有制的立场出发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并首先在批判分析私有财产关系中抽象出资本。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分布于各个文本，资本概念的生成与发展情况纷繁复杂，这决定了要分析资本概念的演进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现实中找到各种认识的初次提出与最初内涵，分析它们在逻辑上的先后性，从而把握资本概念演进的逻辑顺序。

一、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关系：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出场

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研究建立在继承与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古典政治经济学首次从学理层面阐释了资本。法国重农学派在与重商主义的直接对立中开启了从生产领域研究资本的序幕，杜尔哥首先使用“资本”一词，将资本定义为“积累起来的流动的价值”，赋予资本以现代意义。威廉·配第主要在国民财富与储备的意义上使用“资本”一词，强调资本是“过去劳动的积累”。亚当·斯密打破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创造财富的狭隘观点，主张一切经济部门的劳动都能创造财富，不过他仍将资本定义为“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过去劳动的积累，但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杜尔哥第一次将资本看作一种生产要素，认为资本具有生产效益，萨伊则将资本与土地、劳动作为生产的三要素。将资本看作生产要素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

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最初阐述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他将资本定义为“积累的劳动”［2］120、“积蓄的劳动”［2］130、“积累的劳动=劳动”［2］177。这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看作过去劳动的积累的直接继承。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积累的劳动”意义上的资本实际是一种实物或者货币，在现实中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加入到生产过程中。也就是说，资本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的。在《手稿》中，马克思还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出发，将资本看作“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2］129，“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130。马克思用异化劳动理论分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并通过异化劳动四个相互衔接的表现形式论述了劳动向资本的转化，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构成了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劳动者与劳动的异化使得价值形成为资本，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使得工人的劳动转化为资本，人与人的异化反映了资本的实质。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将资本明确表述为“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2］726。马克思显然认识到私有制条件下，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私有财产，成为控制工人及其劳动的力量。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理解还停留于物象层面，把资本作为一种“物”看待，但是他又认为“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3］104，“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3］107，“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3］117，潜在提出了从人在劳动中产生的生产关系出发去考察资本的必要性。

在与《手稿》同期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摘要》）中，马克思通过考察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在社会交往领域中的作用，提出了交往异化。马克思从充当交换中介的货币入手，认识到“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货币才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3］20。马克思已经逐渐将货币的本质看成以交往异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异化。交往异化成为马克思走向社会关系逻辑的关键性环节，为揭示资本本质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经济关系、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历史，在这里，马克思科学的资本概念已经呼之欲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虽然多次将资本表述为“积累起来的劳动”［2］723-731。但他已经深入到对资本内部构成的分析，认为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2］723，“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2］725。马克思认为，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原料以及劳动工具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的，“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2］724。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之所以能支配活劳动，关键就在于资本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由此指认了资本本质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从而在资本概念史上首次将资本定义为一种生产关系。这种观点在《资本论》中被明确表述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4］922。

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关系的转变，资本概念实现了革命性变革，消灭私有制在理论上得以出场。生产要素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不具备对立属性，如果仅仅强调“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5］212。将资本仅仅看作一种生产要素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戏法的秘密。在将资本本质理解为生产关系之前，马克思没有从资本及其内在机制入手阐明私有制与资本为何具有强大力量，更没能揭示资本主宰劳动与劳动者的机制。只能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通过揭示私有制产生的各种不公平不平等问题来指认私有制的反人道性，无论是《手稿》揭示的异化劳动，《穆勒摘要》阐明的异化劳动基础上的交往异化，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奴役性分工下的劳动，都带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揭示资本的现实罪恶，进而提出消灭私有制，这只是喊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缺乏理论发展必然性的支撑。

将资本本质定义为一种历史性的生产关系，意味着马克思抛弃了之前从异化角度批判直接劳动所体现的异化特质的思路，转而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工人要摆脱资本家的剥削，就必须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而要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就必然消灭作为其基础的私有制。马克思正是将资本看作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才得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秘密，最终使消灭私有制在理论上得以出场。

二、从生产关系到经济权力：消灭私有制的初步论证

马克思发现，资本本质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这在资本概念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生产关系，大体说来，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与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等内容，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居于核心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构成了生产关系的核心与基础，资本家凭着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只有将资本本质看作是社会生产关系之后，马克思才真正看到了资本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312

通过对资本、私有制以及雇佣劳动的考察，马克思发现三者实际上是同一种关系。资本家用货币资本雇佣工人进行劳动，从而增加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制度使得资本家越来越富有，工人越来越贫苦，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2］728马克思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本质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与工人的雇佣关系，从而将批判重点转向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批判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内容，贯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始终。

资本之所以能够支配劳动，就在于资本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经济权力。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所理解的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它表示事物之间地位的高低与力量关系的强弱。在《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就曾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130，首次从权力视角出发阐述资本。但是，马克思只是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并没有阐述资本支配劳动的内在机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在揭示了资本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后，马克思开始深入探讨资本支配劳动的内在机制，他指出资本“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2］728。也就是说，资本是一种权力关系，表现为作为死劳动的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与驱使，而且工人越是加快生产，就越是增大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7］31-32，资本权力运转的核心在于通过支配劳动力实现资本增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作为资本主义运转的轴心，在此基础上对资本的经济权力作了微观与宏观的整体分析，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资本权力理论。

经济权力实际上是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存在形式，揭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内在机制。马克思首先指出，资本必须依靠对劳动的支配才能获取和保持自身的经济权力，这是由于“资本只有当它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吸吮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获得这样的能力”［8］153。资本作为支配劳动的经济权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得劳动从属于资本，“工人一进入实际劳动过程，他作为劳动能力，就已经并入资本，不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资本了，因而他工作的条件不如说成为资本工作的条件”［9］295。二是资本家拥有对工人劳动监督与管理的权力。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10］359。三是工人的劳动产品归属于资本家，“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11］192。可以看出，资本权力本质上是资本支配劳动力的权力。资本权力通过对劳动力的支配权来占有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产品，再在市场交换中将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权转化为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从而扩大和巩固自身。

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与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0］611。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资本家不顾工人贫困的生存状况，反而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将同样增长”［12］68。由于资本权力的强势地位，工资水平低于劳动力价值，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大量工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与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相对应的是资本家财富的增加。随着劳动条件越来越多地被资本家掌握，它就越成为社会性力量出现在单个工人眼前，使得工人占有劳动条件的可能性消失，从而意味着工人成为雇佣工人的地位“永恒化”。资本还通过提高生产技术与引进先进设备来加强自身的权力。马克思认为，资本虽然不创造科学，但出于增殖目的，资本总是企图占有和利用科学。科学不仅为资本家提供了有效的管理方法，还带来了生产技术与设备的更新，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例如，资本家通过机器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与剥削，“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7］300。科学的发展还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产生出数量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使得工人只能依附于资本家。“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7］358，成为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使资本家的主导地位“永恒化”。总之，资本权力运转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家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工人生活的日益贫困。

资本本质上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也是一种不断追求自身增殖的经济权力。资本概念从社会生产关系到经济权力的发展，是马克思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尤其是资本与劳动关系后的必然体现。资本权力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即资本家凭着占有的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权力，它必然造成资本家财富的增加与工人生活的恶化，并且“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2］756。资本与雇佣劳动之所以表现为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158-159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改变这种对立关系。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初步论证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仅仅从经济领域揭示私有制的弊端是不够的。事实上，资本之所以能够主宰资本主义社会，原因就在于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只有突破经济领域的限制，将资本看作掌控整个社会的最高力量，分析其在整个社会的作用机制，才能全面呈现出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

三、从经济权力到“普照的光”：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

作为经济权力形式存在的资本，逐渐形成自身的运转方式，资本家成为了资本的人格化。马克思指出，不是资本家，资本才是“能动的主体”［13］145。资本不仅是一个能动的主体，也是一个自私的权力主体，“只有当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作为自私的权力……简言之，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劳动才能表现为雇佣劳动”［14］64-65。自私性是资本的内在规定性，主要体现为对剩余价值的无穷占有。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资本总是力求突破一切限制自身价值增殖的障碍，扩大资本的活动空间。这一方面表现为资本逐渐由生产领域扩大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凭着自身的强大权力，资本取得了对整个现代世界的支配地位，成为主宰世界的“普照的光”。

“普照的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概念演进的必然结果与最后形式。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着其他一切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决定包括政治关系、精神关系等在内的其他一切关系，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居于基础性地位，能够渗透于其他一切关系之中，并对它们的发展起着支配作用。在增殖动力的驱使下，资本具备支配其他一切关系的主观欲望，并以强大的经济权力将自身打造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将资本看作是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力量，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7］31。“普照的光”是资本凭着自身的强大权力取得对整个世界的支配权之后的表现形式，是资本权力成为现代世界最高权力形态的体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尤其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居于“普照的光”位置的资本作了全面分析，揭示了以资本为最高权力的现代社会的运行轨迹与基本样态。

作为一种总体性支配力量，资本支配、型塑现代社会的根本目标与核心逻辑在于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向生产以外的领域拓展是资本成为“普照的光”的必然要求。寻求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是资本运转的重要条件。在早期，资本力量较为薄弱，“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15］312。一旦资本力量强大起来，就将国家权力变成为自身增殖服务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16］626。国家权力成为了资本权力的附庸，成为了资本剥削工人，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在文化领域，资本取得了拜物教的形式，它实际上是资本物役性在观念上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异己性，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在观念上的完成，现代社会成为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7］938。在社会领域，资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11］115，品德、感情、道义等一切都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成为了可以被交易的对象。在生态领域，资本破除了人对自然力的崇拜，自然界成为了“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7］91-92。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资本家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环境的承受力，造成自然资源的衰竭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资本成为“普照的光”的另一种方式是实现自身的全球化。资本的增殖本性要求资本不断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资料与销售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5］391。资本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布展。资本要取得统治地位，必须“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35-36。随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建立，资本取得了“普照的光”的地位，那些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场所。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领土兼并与殖民剥削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一方面利用资本输出与不平等贸易等方式进行经济控制，迫使落后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只能接受被剥削的命运。总之，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36，其他一切都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

无论是向其它领域的拓展还是地域空间的扩张，资本成为“普照的光”的过程就是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一切事物的过程，就是资本建立起全面统治的过程。居于“普照的光”位置的资本，已然突破生产领域的空间限制，支配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将其统治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成为了资本的附庸，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被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取代，世界日益成为了普遍异化的世界。资本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归根到底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是资本权力的源头，也是资本支配整个世界的现实基础。资本成为“普照的光”的过程也是资本不断克服自身局限，但又创造出更大局限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4］278。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成为“普照的光”的分析，全面论证了私有制的弊端，展现出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随着生产力与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超过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无产阶级将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结语

在对资本概念的历史考察中，马克思最初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分析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后发现了隐藏在资本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从而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在现实中以权力形式控制着经济运行，并逐渐向生产以外的领域和一国以外的其它区域拓展，最终以“普照的光”的形式主宰了现代社会。与之相对应，消灭私有制经历从理论出场到初步论证，再到展现出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构成了马克思资本概念演进的逻辑主线。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马克思要消灭的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18］252。也就是说，马克思要消灭的私有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制，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种建立在无偿占有他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基础上的具有剥削与压迫性质的私有制。只有把握了消灭私有制的真实含义，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资本概念演进的逻辑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