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峰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重大政治实践，也是党的领导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党的全面领导，顺应中国近代以来社会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领导社会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逻辑，也适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逻辑。党的全面领导深刻内涵在中国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有机结合的伟大实践之中，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更高级社会形态演进的社会革命进程，决定了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一、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逻辑起点

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为人类解放并最终解放自身以建立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是一种政治行为，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恩格斯把这种政治行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动。政治的最高行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正是通过这种政治行动，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1844 年，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如何确立社会主义时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1］488-489只有通过革命，无产阶级才能使自身成为统治阶级，并且使自身成为未来新社会的基础。不过，为了实现人类彻底解放和最终确立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不仅需要进行政治革命，而且更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上，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坚决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把革命进行到底。社会革命在根本上是人不断摆脱束缚和结束人身依附，逐步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体现为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对于人的解放来说，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完全的革命。社会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日益发展的，而同时又使受到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并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获得发展，从而使社会进入新的形态，并且“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2］76。在《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强调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3］462。

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革命中必须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无产阶级要组成为阶级并团结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社会革命，就必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由政党来领导社会革命，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远大目标。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革命联盟中掌握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革命初期，由于自身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并且各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也不平衡，因而必须团结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力量，即那些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以革命联盟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革命联盟中，由于其他阶级只是革命的同路人，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并且，无产阶级自身的独立性和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是使无产阶级真正作为一个阶级团结和行动起来的前提。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革命联盟的领导权，以确保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联盟。马克思指出，工人政党“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3］369。列宁认为革命联盟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发动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把大部分农民领导起来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4］444。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本阶级的群众运动中掌握领导权。无产阶级只有在本阶级的自觉的、独立的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党是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干部对无产阶级普通群众具有示范带领作用，党正是在这种示范带领中实现对无产阶级和群众运动的领导。这种领导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积极、最觉悟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285。而且，党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产生自己的政党组织，也要产生自己的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党和这些群众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领导权，才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跨到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还应继续革命，直至最终目的实现。“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2］186无产阶级只有不间断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跨到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并夺取政权，而完成这种不断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5］569列宁在深入研究了法国二月革命和1905 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和直接参加对革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赢得共和制的。“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地争取完全的自由、争取共和制度；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动摇不定的。”［6］506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整个革命的进程，是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保证。因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285。并且，无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已在自身旁边聚集起为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准备了有觉悟的革命力量，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又能根据革命形势的特点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和任务，所以无产阶级必须也必定能从整体上控制革命进程。

第四，在政治革命胜利后开展的社会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中，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代表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内在的其它阶级只能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或伙伴而存在，因此不能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领导阶级只能是无产阶级，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与此同时，在无产阶级内部，在由国家机关、军队、工会、共青团、妇女会、企业等构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具有最高政治地位，是领导力量。“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7］413列宁强调：“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8］233并且，由于政治革命胜利后还要进行广泛的社会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领导国家的全部经济工作，以充分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指出，地主和资本家虽然被打垮但没有被消灭，他们在革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具有很大优势，他们有货币，有动产，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等技术人员有密切联系，国际联系也非常广泛，还会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并且存在复辟希望和复辟行动。［9］612“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10］624，即党必须把全部的国民经济管理权真正集中在自己手中，以便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党建国家：中国革命与党的领导的内生性

党的领导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中应运而生。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9 世纪初，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由于自身结构性动力的缺乏而无法实现自我转型，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之中，帝国体系迅速崩溃。帝国体系崩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近代社会一盘散沙和国家主权丧失。于是，迈入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追求。要实现这一追求，形成一个适应现代化趋势的现代政治体系以建构独立的现代国家则是重中之重。“西方国家现代化是以现代经济与社会的自然发育为现代化的历史起点的；而后发现代化国家则是以建构现代国家权威力量为历史起点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国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而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社会则是现代国家发展的结果。所以，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建构一个有权威的现代国家体系是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11］34在一盘散沙的近代中国社会和已经崩解的传统政治体系之上建构新的政治体系和现代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支撑性主体力量。因为在传统政治体系无法实现自我转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有力的外在力量来建构新的政治体系，以整合社会和国家，才能实现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是社会与政治的双转型，在大转型中，需要整合已瓦解的传统社会结构，以重新组织社会；需要建立新的政治权威，以实现国家一体化；需要塑造新的权力结构，以提供转型的动力，这一切都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性主体力量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官僚、士大夫、乡绅、皇室等，都在政治转型中尝试过，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政党，历史注定要由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由政党支撑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唯有借助强有力的政党，才可以在大转型中推进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党建设现代国家是必然的路径，政党主导国家建设是必然的选择。用政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来进行中国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实践的总结，但国民党并没有用好此真理，而中国共产党则很好地运用了此真理并发扬光大。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后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12］652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革命战争，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国家结构的统一，迅速走进中国政治中心，掌握了国家权力，开辟了党建国家的道路。党建国家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建立现代国家的一种战略模式，这种模式内生了党的领导，使得党成为推进革命与建设国家的中心支柱和领导力量。

新中国的国体深刻蕴含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党建国家的历史实践和战略模式决定了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这使得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必然蕴含在基于党建国家而确立的新中国的国体之中，也使得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执政年代，党的领导体制的演变发展都要遵循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巩固这个核心问题。早在1925 年党的四大上，党就重点研究了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等问题。193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革命领导权”问题，认为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革命领导权。“共产党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13］5471942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14］42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正是党牢牢掌握了革命领导权，坚持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党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并就各方面工作进行有效的集中统一领导在领导体制上不断健全完善，这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领导基础和体制基础。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国家的国体作过系统思考，指出新国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劳动阶级的联合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 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12］674-675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明确了新中国的国体就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15］1477-1478所以，1949 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 年的《宪法》都非常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基于先锋队的组织性质和党在中国的基本使命，领导权属于工人阶级，党则是领导权的实际运行主体。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党多次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1953 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获批准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16］58。1958 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提出：“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17］2691962 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8］361973 年，毛泽东在同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指出：“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19］949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的思路，并强调领导方式改革的前提是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不能有丝毫动摇。1982年宪法则继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等原则。

纵观革命、建设、改革、全面改革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都形成了高度的契合，党领导人民建立新国家、领导人民建构国家制度、领导人民治理国家，领导着中国全面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和领导力量，并且，这种领导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在国家建设内在规定上，全面全方位领导体现在党从整体上把握民众、国家和社会，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有效的领导实践成为中国发展的支撑主体和轴心力量；在国家建设价值取向上，全面全方位领导体现在党坚定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属性，引领中国发展的大方向，保证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国家建设政权构成上，全面全方位领导体现在党运用统一战线，充分发挥整合与协调的作用，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其他政治、社会力量；在国家建设领域层级上，全面全方位领导体现在党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 覆盖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国家建设推进过程上，全面全方位领导体现在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党和国家制度、体制、机制、政策、机构等的设计、安排、运行之中。

三、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所做出的现实选择，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走出的一条中国发展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党的全面领导，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和根本要求决定的。

（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是党的全面领导

在政治文明发展和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中，现代国家是在城邦、帝国、封建制国家、绝对主义国家等传统国家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国家形态，它是在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人民主权的深刻作用下，社会基于维护自身的内在统一和运行秩序而形成的一种保障力量和组织结构。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中国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建设历程，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完成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国家一体化，建立了新型国家政权即社会主义国家，并顺利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党迅速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成功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并没有中断，而是在新中国所奠定的国家内在结构和制度框架前提下，根据人类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现代化基础上推进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纵观共和国70 年的发展历程和新时代国家建设的伟大实践，可以发现，构建现代国家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中心议题和重大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将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到现代化的发展之中，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现代化实践来推进国家建设，实现了从千年帝国向现代国家的平稳转型。中国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范畴中有效构建现代国家制度，与此同时，又保证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上层建筑领域看，这在根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所带来的。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重新塑造起来的国家制度。1844 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指出，现代国家是由人权、宪法、人民主权、市民社会、代议制、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执行权力、司法权力、民族和人民、政党、选举权等基本要素构成。［20］238马克思将现代国家的起源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认为现代国家的出现，既是人类社会进化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由于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它的应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而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的结合，不过，它仍然还具有国家的一般特征，还是政治国家，它需要国家机器来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这时的国家机器仍然是一种公共权力，仍然是专政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1］21这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实际隐含这样的原理：无产阶级国家虽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但毕竟还是国家，它是在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要素和职能进行新的安排、组装、改造，经过重新塑造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有现代国家的结构要素和框架形式，但国家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国家。如何保证这一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能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来重组国家政权，重塑国家制度，以确保国家的无产阶级属性。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构，就是在民主共和的大趋势中，合理引入并有机整合现代国家的要素而进行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是无产阶级主导下的国家建构。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取向不是国家本身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只能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来保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里，国家建设进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这时的国家建设就不是从国家本身出发的，而是基于专政的需要，国家建设的历史取向是在国家走向消亡中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并为一个“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22］170所代替。列宁指出：“消灭国家权力是以马克思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即平等和自由是不能实现的。只有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实际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经常参加国家管理，为国家的完全消亡作好准备。”［23］725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是：一方面，在现代化的逻辑中国家要不断国家化，即完善国家体系、强化国家职能；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逻辑中，国家又要不断去国家化，即通过不断健全现代国家制度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态逐步消亡，使社会在不断解放和自主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完全自由的社会。要使得国家不断去国家化，走向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者平等自由并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这个历史任务只能落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身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基于落后国家的历史现实而从现代化出发来建设现代国家，同时又不断改革体制机制以健全现代国家制度，始终让现代国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基于现代化而建设的现代国家始终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中国共产党既推动现代国家成长，又控制和驾驭国家本身和建设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基本逻辑。

（二）党的全面领导保证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逐步完善的，市场是到目前为止被发现的最能创造经济发展的手段。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直接跳过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只能运用市场，发展市场经济，以促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中国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到经济高速增长，从经济中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带来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但是，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导的经济组织方式，资本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私人占有是其内在逻辑，基于资本逻辑而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超过其劳动力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值。当资本逻辑主导生产与生活的整个过程后，势必就使得生产与生活与其本质发生偏离，带来异化，最终给劳动者带来奴役，使人发生异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在商品交换和消费资料的分配中，虽然遵循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但是，“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24］304-305。这就是说，支配着交换领域和消费品分配领域的等价交换原则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法权，是物对人统治、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这种权利使得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只是作为一个劳动者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人仍然处在异化状态。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时，指出这种资本对劳动和人的统治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深层次本质，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原形是“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3］400。“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24］53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作为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必须粉碎资产阶级统治以消除资本对劳动和人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统治，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中，要实现人类解放，必须经历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阶段。阶级的政治解放，就是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经济的社会解放，就是使得资本真正成为劳动所有，是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物质基础；人自身的解放，就是一切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的完全实现。显然，逐步消除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消除资本对人的统治，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根本取向，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产阶级法权又现实地存在并持续深刻地发生作用，这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既要利用资本来发展经济，又要控制资本、驾驭资本，使得由劳动、资本、权力三大基本主体构成的政治社会结构保持良性的平衡。这时，一定要有一个政治力量来驾驭资本逻辑，来控制资产阶级法权，确保资本为劳动服务，为人民所用，在当代中国，承担此重大任务的只能是由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党控制和驾驭资本，就是要确保人民群众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本的社会化占有，因为在“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阶段，群众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本的占有不是每个人直接占有，而是通过联合起来的、整体的人民来占有。“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25］113党对经济的领导问题，葛兰西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产党的领导权时，就明确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代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代表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体，政治领导的确立和行使不仅仅是在国家政权层面，而且会深入拓展到整个经济社会层面。“尽管领导权属于伦理政治的范畴，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只能为基础。”［26］124并且，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型技术迅速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的结构与形态，资本的运作早已超出主权国家的范畴而进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资本的形态是实体和虚拟并存，资本的力量也在迅速改变世界经济分工和产业结构，这就对既能利用资本又能驾驭资本的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三）党的全面领导是人民民主成长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支撑

中国的党建国家模式和人民共和国家形态，决定了党的领导对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大意义。这就是，在人民国家，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党是凝聚人民、联合人民去实现和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是动员和组织人民，实现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的领导核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离不开党的领导。对人民民主而言，党一方面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支撑国家和运行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使人民凝聚和联合为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力量。林尚立教授指出，人民民主是人民凝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实现的以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的人民统治，这种凝聚是通过能够联合各方力量，凝聚全体人民的领导性政党来实现的。［27］324在当代中国人民民主的民主形态中，人民民主的实现就是党的领导的过程，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集中体现，党是实现人民民主的组织者和维系者，只有在党的领导过程中，人民民主才得以健康成长。因此，党的领导成为人民民主内在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形成、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支撑。（1）党的宗旨和使命决定了党是人民的政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相较之前的社会形态是进步的，但也只是与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3］277，278“无产者在全社会面前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24］94。怎样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就必须要有政治行动，革命是最高的政治行动，从事政治行动的是工人的政党，是共产党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和政治行动，其目的不仅是推翻一种国家形式，还要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和共产党的角色，决定了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来自于人民群众、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政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党也紧紧依靠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党是受人民群众委托成为执政党，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28］581因此，人民群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共产党是权力的受托者，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本质是实现人民民主和保障人民民主。（2）党的领导是“人民”这个集合体得以维系和凝聚的根本保证。人的存在都有双重性，一是个体性存在，二是社会性存在。社会性存在以个体性存在为基础，但个体性存在是以社会性存在为前提的，人若离开社会这个集体，任何个体都将失去意义。“健全的民主，必须基于人的现实存在双重性，既要考虑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时也要考虑人民整体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29］22在当代中国，“人民”首先指的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这更多是在人在个体意义上的存在；不过，“人民”还是一个集合体，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阶级联合的阶级集合体，虽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也都逐步进入“人民”的范围，但“人民”这个集合体作为社会个体的联合这一基本特质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个联合体如何凝聚和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将社会个体联合、凝聚为有机整体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因此，在当代中国人民民主的民主形态中，它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也不是人民分裂为阶级对抗，更不是对个体和部分的否定，而是确立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之上的人民联合统治，其本质是人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掌握国家权力。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人民这个阶级联合体中的领导阶级来掌握；二是通过人民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来掌握；三是通过人民自身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政权来掌握。在实践中，三种途径的实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最终实现，都取决于党。党正是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依靠人民、团结人民、联合人民、凝聚人民、带领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一直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现代国家建设成功实践的重要法宝，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已经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灵魂和基本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和支撑。（3）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在本质上，党的领导就是党从人民当家作主出发，在引领、促进、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并走向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而且是社会的核心，整个国家制度运转和社会结构整合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之所以需要建构领导制度，并不是因为有共产党存在，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全体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断地超越自身、向更新的社会迈进，就必须有一个既能凝聚全体人民、又能引领国家与社会向更高形态社会发展的力量。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因此被赋予了领导全体人民走向未来的权力，通过领导权，共产党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全面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30］97在根本上，党的领导实际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在经济上保证人民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这是人民民主的经济基础；二是在政治上保证社会个体的自主性和平等地位，这是人民得以能够凝聚和联合的政治基础。马克思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3］294从社会发展来看，人民的凝聚和联合就是社会整合、有机化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体两面，一面是人民群众能独立自主、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管理，另一面是党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对社会的引领与整合，两面会于一体，一体就是党与人民共生共存于党的领导权的实现过程。现阶段，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社会力量成长壮大，多元社会阶层快速分化，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多变，还存在许多与人民当家作主要求不适应的问题，还存在许多突出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党的领导覆盖到经济社会每个领域，党的领导的职能发挥在经济社会运行的全过程，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社会利益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党、国家、人民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党的领导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和根本政治保证。

四、实现领导：党引领和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

党的全面领导是源自于党自身的根本属性和社会革命的内在规律，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坚实强大的合法性。党的全面领导，主要就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的全方位领导。党的全面领导的目的不是为了党自身，而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此，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在根本上只能在社会革命的实践和进程中展开，党是在引领和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中实现全面领导的。

（一）在社会革命进程中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本质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的那一天就已经明确了，党是把实现民族独立和工农劳动群众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承担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发现，中国革命要最终成功，党不仅要代表工农的利益，而且同时还要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在革命的实践中，党正是明确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角色和使命，才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复兴，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成功地领导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近100 年和共和国70 年的历史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障，而党始终保持先进本质，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则是党保持领导地位并起领导核心作用的根本前提。对党而言，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本质，最关键的是要不断的敢于自我革命，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的先进本质和崇高使命决定了领导和推动社会革命是党的毕生任务，党正是在伟大的社会革命中锻造和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已经揭示：社会革命发展到什么阶段，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的自我革命也就要发展到什么阶段，党永远是个革命党，永远需要保持革命性和斗争性。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巨大成效，但党内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还非常复杂，这些问题必然会影响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只有勇于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才能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而有效引领和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

（二）在社会革命进程中自主建构现代国家制度

中国的社会革命从社会形态上看，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能直接越过人类现代文明的范畴，必须是建立在充分的现代化发展基础之上。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有效的现代化一定是在现代国家的空间中展开的。现代国家是基于领土、主权和人民等国家的基本要素，围绕现代工业文明的公共秩序的合法性而建构起来，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构建。在经济现代化中，制度主义经济学指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一种能够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没有技术革新或技术相近的条件下，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社会生产率，国家的发展和繁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诺斯指出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确立了以一套围绕产权制度而展开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的制度。“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经济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31］3在现代化中，政治共同体走向现代和文明的重大标识就是创造一套与该共同体历史、社会、文化相适应的成熟、稳定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国家建设的最高境界就是制度的屹立，它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获得有效的权威， 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另一方面是制度与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契合，获得广泛认同，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和持续性。”［32］中国在帝国制度体系崩解后开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探索现代制度体系，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主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不过这套现代国家制度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党的领导作用，在形成过程中被赋予了三个重要的内在规定性：一是中国千年制度文明中的大一统传统，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和发展取向，三是党的领导的核心本质。在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国家制度建构任务并没有完成，只能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时代方位和现代化的历史方位，牢牢把握中国国家制度的内在规定性，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坚持和完善现代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和部署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历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则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在社会革命进程中始终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在根本上，社会革命就是要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领导才获得深厚的力量源泉和不竭的合法性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是着眼于逐步消除劳动的异化，以平等、共享、正义为基本价值，使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使劳动者能够共享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本质，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全面发展的显著标志就是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能够得以充分保障，人民能够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因此，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三是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人的解放的基础是生产力的解放，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首先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体现在能够实现更全面、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新时代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四是坚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多元和广泛，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创造条件不断增强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促进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这就需要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创造性地坚持和运用党的群众路线，既要满足实现社会个体的利益需求，也要满足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整体意志，促进社会共同体的有机发展，其本质是一个政治与生活不断协调、不断融合，是政治不断回归生活、融入生活，走向生活政治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不断从权力、资本、意识形态等各种束缚中摆脱出来，人民大众的生活利益、主体意识、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不断协调和统一，有机的公共生活也就逐步形成，而党与人民的归依就是共生共存于此有机公共生活之中。

（四）在社会革命进程中推进党的领导的制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党的领导在社会革命的不断进展中获取强大支持和不竭资源，社会革命也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深入走向未来。党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基本原理，决定了社会革命的进展和效果关键就取决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领导制度，是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中轴制度。因此，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制度逻辑使得党的领导的制度化尤为关键。在社会革命进程中推进党的领导的制度化，一方面，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原则，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全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的领导具有轴心性和统领性，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各项制度之中。因此，党的领导制度化的关键之一，是把党的领导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建设好、完善好，不断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的领导覆盖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确保每项具体制度的贯彻和执行都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以党的领导制度为统率，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我国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下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健全完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在国家制度体系里，党的领导制度作为根本领导制度，是起统率作用的，但党的领导制度也是一项国家制度。因此，党的领导制度化的关键之二，是党的领导制度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也要遵守现代国家制度成长和建设的基本规律，适应现代国家制度成长和建设的内在要求，促进现代国家制度的成长，保障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若不能有效促进和保障现代国家成长，党的领导制度的优势就得不到最大限度发挥，其效能就会大打折扣。在国家治理体系里，党的领导体系是其中的组织领导体系，而组织领导体系就包括党的领导体系、政权结构体系、国家法治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等①，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国家与社会各方面协调行动的系统工程。因此，党的领导的制度化的关键之三，是在领导层面上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主要集中在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上面；在领导途径上是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法定、应有的职能；在领导方式上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领导功能上是发挥全面整合、综合协调的作用。

注释：

①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巨大的系统，包括组织领导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力量构成体系、资源要素体系等，参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