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飞

当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国家有责任去介入，并应该为国家干预的工业政策赋予合法性

《德国工业战略2030》指出，没有工业政策的高质量，就没有工业的高质量、就业的高质量，就无法维持高水平的收入、教育、环保、社保、医保和基建，最终必将危害到德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德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德国的国际行动能力、政治塑造能力、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当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国家有责任去介入，并应该为国家干预的工业政策赋予合法性。

这对于以“大市场、小政府”闻名的浙江省而言，具有警示作用；对于全面信任市场力量、全盘否认国家干预力量、彻底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优势、一味妥协地接轨国际政策、被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有关人士，也具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度发展、创新变革进程加速、各国扩张与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这直接关系到浙江制造业能否顺利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直接关系到2035年的浙江能否顺利实现制造强省建设目标。

《德国工业战略2030》提出的背景

德国大产业大创新有所败退。首先来看德国新兴产业的大败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的科技领先优势显著性趋于下降，依次失去了电子娱乐、电信技术、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创新型碳纤维材料等行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在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方面，即使通过创新赶上了第一梯队，也很可能再次掉队。与此同时，德国传统优势产业也在败退。尤其是产业创新与数字化的冲击巨大，影响深远。以汽车为例，德国正面临越来越高的减排要求、替代性交通工具与电动汽车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取得重大创新、全新的移动出行理念带来的颠覆性营运模式等挑战。

德国大资金大企业不够给力。德国大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不足。美国和日本在大创新领域的投资规模，超过了德国DAX指数中的任何一家公司（德国DAX指数中包含了30家主要的德国公司）。德国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投入依赖国外大资金。德国比较优质的初创型小微企业，越来越多地得到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资助。基金资助的规模越大，企业发展得越快、越成功。在大财团大资金的作用下，德国科技型小企业最终变成了美国创新型大集团。国外大企业日益壮大。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型跨国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并直接带动这些国家电子信息、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等产业的大幅增长。反观德国，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规模大、实力雄厚的新企业，AEG、Grundig等前世界领导品牌，早已不知踪影。

德国大政府大政策有所忽视。没有“大政府”，就没有国家创新进步。德国发现，一个国家的公司个体商业决策总和不足以抵消或阻止全球权力和财富的转变，这是因为一家公司的视线只关注其个体进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进步。没有“大政府”，就没有大企业、大创新。德国政府没有认识到经济政策的根本挑战、没有作出积极应对，德国大企业只能处于单独作战的状态，并在发展困难阶段被其他国家的大公司给削弱成中小企业。没有“大政府”，也难有大市场。世界许多地方正在经历工业政策战略复兴，但几乎没有一个完全依赖市场力量的国家能够成功。

德国工业政策要点

保持工业较高比重。很多国家还在全面开展去工业化，实际上，逆转这一趋势，继续走工业化路子才符合德国利益，才能带来欧洲工业的复兴，为欧洲国家提供发展动力。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是判断德国是否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一个关键指标。到2030年，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不能低于25%，整个欧盟的工业占比应增加到20%。

聚焦工业技术创新。工业技术主导能力是维持德国未来生存能力的决定性挑战。未来德国经济必须能够承受所有主要领域的全球竞争，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

稳固工业抗风险能力。保持一个闭环的工业价值链，对保持工业经济稳增长、防风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价值链的所有部分——从基础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到产品的加工、制造、组装，再到品牌销售、售后服务、新品研发，都布局在同一经济区域，那么将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竞争优势。

扩大现有竞争优势。一个工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一旦失去，将难再次获得。德国必须扩大现有工业竞争优势，在其他略优于其他国家的领域加快追赶进程。

创新中小企业扶持政策。过去，中小企业（隐形冠军）是德国的特色优势，是产业政策扶持的重点。但是由于创新、特别是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中小企业（隐形冠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它们的特殊技术能力往往在其他领域也能被找到。对中小企业的工业政策需要从给予普惠式奖励、培育隐形冠军，转向给予个性化的惠企政策，以跟上快速创新进程，尤其是跟上数字化进程。

倾力培育跨国龙头企业。一个企业必须拥有大量资金，才能投资重大项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亮剑，与大型竞争对手一较高下。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样的企业，这个国家就会被排除在一个日益重要、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之外。必须坚定不移地培育规模巨大、资金庞大、项目重大的跨国龙头企业。甚至在适当的情况下，重审和修改德国与欧洲的竞争法，以便德国与欧洲的大公司还能以较高水平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推动重大领域的公司合并。

谨慎使用国家干预政策。国家绝不可以干涉独立企业的商业决策、国内外企业的市场竞争。重审并尽可能改革现行的补贴法和竞争法。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极为重要的领域，国家可以直接参与（如当年建立空客）以实现发展目标。

对浙江工业政策的启示

服务制造强省建设，聚焦重点领域。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的目标，必须是增强浙江制造的全球竞争力。一是“高质量”不能有“质”无“量”，制造“强”省不能建设制造“小”省。必须要逐步停止甚至逆转“去工业化”进程，建议到2035年浙江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应低于23%。二是“高质量”不是所有行业“高质量”，制造“强”省不是所有制造业都“强”。必须面向未来、面向全球、面向现代化，选择浙江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生产服务业，聚焦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软件、新型元器件、量子通信、柔性电子等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加快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跨越发展，全面升级消费品、原材料、机械装备等传统制造业。

正确处理好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的关系。原则上，政府有为的范围应受到限制。只有对于实现经济目标是必要、恰当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具体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上，应以该制造业的经济意义、战略意义为标准，确定政府对该产业的政策内容与施策力度。一个产业的经济意义、战略意义越小，产业政策的作用越少越好，市场的作用越大越好。一个产业的经济意义、战略意义越大，政府的作用越大越好。如果出现对浙江制造强省至关重要的挑战，可以考虑延伸至接管股份、直接给予企业补贴。依靠企业单兵作战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先发优势的丧失。浙江制造业发展历史上，手机、汽车等行业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要全面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持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项目投资环境、市场准入环境和人才引进环境。

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在颠覆性技术领域、突破性创新、加速创新领域，往往是大资金、大投入、高层次人才集中的领域。而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以民营企业为主，企业资金实力虽然“雄厚”，“聚沙成塔”的资金量，与大创新所需要的大资金依然相去甚远。尤其是这几年，“两链”风险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依然较大，民营大企业大集团去杠杆、防风险的压力依然较重。必须依靠甚至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撬动产业基金、投资基金等各类社会资本的力量，加大资金、用地、用能、用电等资源要素的支持力度，向重大工业项目、重大公共创新平台、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倾斜。

着力培育跨国大企业。全面实施“雄鹰行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支持本土跨国知名企业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产业。优化资本结构，开展并购重组，强化品牌建设，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国际化竞争力。以跨国大企业为引领，重塑产业链、价值链，加快培育数字安防、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绿色石化、现代纺织等5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15个左右产值超千亿、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优势制造业集群，使浙江成为全球数字安防、现代纺织、绿色石化、汽车领域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引领全国优势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产业高地。支持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势制造业集群的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快“专精特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