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加新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一、筹措经费中的地方矛盾

程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到象山任职，从洋务时期至此，教育改革已有数年，加之新政实施，本以为办学风气已开，但到任后他才知象山惨淡的学务情况，这对于“冀以广教育者挽贫弱”的程龢而言无法接受，于是“当与劝学所王绅予衮竭力维持，甫有转机”。

筹措经费一向是办理地方学务的首要难题，由于经费不足，朱董焕光便提出用鱼塘供养学堂的办法，即学生用荒塘（裕家塘）养鱼，将卖鱼钱充做学费。此事本和柱首们公议备案，当鱼养成待卖时，谢绅补袞却带人借口将鱼抢卖，其余民众也效仿抢鱼，导致关山、桃头诸学堂经费无着。

此事令程龢大为震惊，即刻调查，发现塘柱一有隐匿不报，私收租息之罪，“查田地山塘迥分科，则例应报升承粮完课，讵得假借田已升赋遂欲包括塘港。且该塘既非荒芜，则是该柱首等历年私收租息，匿不报升”。二有袖手旁观，相互推诿之责，“如所禀于养民有害？何以历时如彼其久，绅衿父老绝无一言？即该塘柱首等亦均袖手作壁上观，直待谢补袞裕家塘抢鱼一案出现，彼此互讦”，因此引发纠纷。而提议此法的区董朱焕光也有失责，“未将各塘详悉指实，齐粮资兵，授人以柄”“该职办事草率，岂能辞咎？”为事情埋下隐患。

以塘养学本是兴办地方学务的良策，但在谢补袞、塘柱等人的破坏下化为乌有。此案中谢绅补袞、区董朱焕光及柱首虽非正式官员，但在地方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如瞿同祖所言：“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正式权力相比，他们属于非正式权力”，因此向来是传统地方治理中的重要力量，新政时期更是如此。徐跃文中这样描述新政时期的官绅关系：“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中央在政策方针及行政上起主导作用，而地方则自筹办学经费。中央政府拟定并推行‘官绅通力合作’的办学模式。”但具体到案，可以看到官绅并非单一合作关系，而呈现出士绅与塘柱、区董、县官之间复杂交错的关系。复杂其一在于对学务的不同态度，谢补袞身为乡绅带头抢鱼，塘柱和谢补袞串通一气，只有区董朱焕光与程龢抱有积极态度；复杂其二在于县官难以裁决，程龢本有决讼断辟之职，但“迭次比差勒传，而谢补袞恃系绅士抗不到案，以此至今未结”。致使学费一事一拖再拖。塘柱也只是“提案查明历年隐粮若干依律严办，并治以杠帮之罪”以及“其他鱼塘是否收租拨入学费一事等到庭讯时并审”。朱焕光本只是失责，并无大错，“惟鱼塘系学董所修，鱼苗系学堂所养，该职不过办理不善耳俟总董复到传集训明详办，毋徒以笔舌争胜”。除此对士绅处理，对于跟风抢鱼的民众，程龢也不忘行教化之责，“且学堂者，国家所命立，是与国家为难矣？试问能当此重咎否乎？今者科举已废，舍学堂无进身之阶，若逞一己之私忿，败通邑之公益，使异日者他邑人士习得，由学界显名，只吾邑以一二人”，表示“本县身任地方之，有维持学务之责，决不少涉姑息”，劝导民众，积极配合学务开展工作。

除裕家塘一案外，还有另一起大坭塘加租案。为筹措经费“光绪三十二年，学界诸绅议在该处设立大化学堂，即将此项公田按亩加租以抵经费。讵有居民贺至荣听台黄讼棍陈功溥唆弄，起而煽惑各佃谓，租价一加便须年年输纳，不如敛钱兴讼或可一劳永逸。愚民无知误听贺计，遂众入城，挟制抗词求免”。

新政时期，政府国库空虚，已无力负担地方事务，因此鼓励利用地方公产筹措经费，地方官也常常通过“庙产兴学”或对公田加租等手段筹集经费，但这一做法常常由于过分的抽捐而激化民愤，但大坭塘一案却不仅加租且平息民愤。原因之一是无士绅的介入，可以直接裁决处理，不必拖延。裕家塘案由于主要责任人谢补袞“匿避”导致“案结无期”，程龢只能“俟两造人证传齐，质询明确，再各予以相当之裁判”。而在大坭塘一案中，主要责任人贺至荣也曾试图“且更抗传不到，捏名上控”，但程龢直接由民众入手“知县遂飞传学董来案，升坐大堂集训，剀切开导，刚柔并用”，并表示“本县定惟贺至荣一人是问，三尺具在，决不稍宽”，使此事得以顺利解决；其二程龢积极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从前文可知，大坭塘案实则是三年前遗留问题，当时的黄前令让步使贺至荣得逞，但程龢并不让步，劝告百姓“要知学堂不立，你们后辈从此不能读书，还是你们自己吃亏。这挑唆的人他只想于中取利，管你们吃亏不吃亏，你们何苦上当呢？本县恐你们不懂文言，故手批白话，仔细开导你们，不负本县一片苦心就是好百姓了”。

二、办理学堂中的地方矛盾

地方中也存在有意办学之人，傅有邻就办学一事连续三次上禀（详见《工艺学堂傅有邻》《又批艺学堂傅有邻禀》《批工艺学堂校长傅有邻禀》），第一次批示中程龢认为傅有邻以“毁家兴学”之力，建立男子艺徒学堂，对其热心学务大加赞赏，同时建议其谋求与他人合作，“惟欲兴实业断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济”“自古独力难支，众擎易举，务希转商具热心而负大力绅富如何？”也提出“如有可助之处，自必无不为力。至本年经费竭蹶，准在罚款内拨洋三十元”。但从第二次批示可见，傅有邻似仍固执一人办学，并前来索要之前所允诺的经费，程龢产生不满“已在该生去腊禀内明晰批示，乃该生并未遵批办理，但请拨款。目前无款可拨，就使将来或能酌拨杯水车薪，于事何济？”还是劝诫傅有邻不要固执，与他人共同合办工艺学堂，振兴实业以救贫。但傅有邻第三次又前来禀报，索要办学补贴，但依旧无果，“据请拨款补助，近来新政繁兴，概须就地筹款，点金乏术，苦无以应”。学堂建设一波三折。

士绅办学也是地方常见的情况，谢补袞也上禀办理蒙学堂，但由于其所禀章程不完善，“课程若何开办与常年经费凭何的款支取？所延教员是何名姓？会否在师范毕业？岁修若干？何日开校？学童实到者究有几人？均未声叙”，被程龢驳回。谢补袞前面带头抢鱼阻扰学务，而后却主动请示办学，前后态度的转变，书中并未详论。但从其所禀章程内容可知，其对学务并不上心，再结合《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如绅士有从中阻扰者，准地方官禀请将该绅惩处。其又官绅办理宜合、推设日广者，亦由本省学务处禀请督抚将官绅分别奏请奖励”，可推测也许谢补袞其目的并非办学，而是想从中谋取私利。有此种想法的并非其一人，裕家塘一案后，谢廷恩欲用裕家塘租以办学，被程龢斥责“此案一日未结，此塘即一日不能抵充别项经费，是该校长此禀名为兴学，实为抵制讼案起见。此等诡计思在本县前尝试，亦多见其不知量矣”。可见学务成为士绅彼此争权夺利的借口，程龢虽有指责其动机，但也不否定办学行为，只是说“至此外课程各节是否合式，候照会劝学所传知西乡调查员查明复夺，粘表姑附”，对于谢补袞也是“着即详悉填表送核，毋徒讬空言蹈补脑学堂覆辙”。

从上述可见，在象山办学中县令扮演主要角色，从提议协助办学到核准课程、经费、教员等内容，再到办学态度都由程龢一手批示，劝学所大多出现文末“候照会劝学所传知西乡调查员，查明復夺”的形式。而《奏定劝学所章程》中规定劝学所“为全境学务之总汇”，“由地方官监督之”，《奏定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等规定士绅办学时“其建设时须禀请地方官核准”，从规定中可知，地方学务之事应由劝学所管理，县官只起到监督主导的作用。在其他区域兴学研究中，士绅或是新式知识分子多表现活跃，积极办学促进地方教育转型，甚至与旧式士绅抗争。劝学所或教育会也总揽地方学务，积极行使权利。但在象山兴学中却难见此番情形，“时局阽危益甚，凡吾官绅譬尤同舟遇风，不共整帆理辑，以救人者自救，迨至人溺，而已欲免其得鱼乎？象邑僻陋，教育未振，固官绅之责也。谢绅补袞读书明理，而又家拥厚资，身登仕板。虽不能如楚鬭氏之毁家纾，难汉卜氏之输财助边，亦应躬自提倡为桑梓先。而乃东山左右未闻弦诵之声，揆之四郊多垒之义，亦未免大夫之耻矣。”此为象山办学中一大矛盾。

三、结语

关于清末学务的研究多认为，清政府政策、章程都是有利于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只是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问题，但实施过程中究竟遇到哪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纠纷诸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并不充分。本文则以程龢《浙鸿爪印》为例，梳理了清末兴学中地方的各种具体纠纷，且清末新政时期政务中政府出政策、地方去实施的特征，使得国家并不配套相应的经费，需要地方自行筹措经费。虽然地方一定意义上拥有了财政税收权，但由于地方绅民的反抗，地方政府实际陷入有事权却无财权的境况，让本就推行困难的新政更是受到绅民的阻扰。因此清末兴学看似有相对完整的政策，但实施中各种纠纷，使兴学并没有如章程般顺利进行，也宣告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