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春峰

《书屋》2018年第1期侯倩《俞樾未刊信札两通》介绍了俞樾两通未刊信札，饶有意思。然而释读有误，必须订正。

俞樾致盛宣怀一函，经核对，“学业不粗，堪造就”原作“学业亦粗堪造就”，谦逊而有分寸，“亦”误读为“不”则涉嫌自夸;“止写信与小孙商议”之“止”原作“已”，表示完成，而释读为“止”，表示限止，则俞樾何以知之？其实俞箴墀还给俞樾写过信;“承公哀怜，设法使之回南”之“承”原作“求”，是请求盛怀宣“设法使之回南”，释读为“承”，则表示承受到，“设法使之回南”已经完成。而把落款时间确认为“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1902年3月9日）”，问题就多了：既然“俞樾嫡孙俞陛云1902年在翰林院编修任上”，为何俞樾不仅没有愉悦，反而竟然因此“日夜悬悬，心绪恶劣之至”？身处北京的翰林院编修俞陛云怎么会对天津的堂弟俞箴墀“无能为力”？而堂弟竟至于“势必转于沟壑”——势必身死山沟野外？既然如《俞樾未刊信札两通》所说“北洋大学堂之解散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时”，为何俞箴墀在天津滞留两年？这都是因为《俞樾未刊信札两通》把原札“五月三十”（见原文）误读为“正月三十”所致。1900年五月，正是庚子之乱开始，俞樾获悉的乱象是：“五月初七日，京津铁路亦毁，团之入京城者日以千计。近畿各教堂被毁，教民皆避入交民巷使馆。十七日，东城所有教堂皆焚，灯市口一带火光尤烈。十八日晚，东西大街枪声大作，团民逼迫奥使署，署中洋兵放枪御之。三鼓后，枪声始息。二十日，前门外火，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房，团民焚之，西南风大作，延烧前门大街，西尽煤市街，南至西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前门外谯楼亦焚。自珠宝市垆房焚后，市面大坏。廿三日午，德使偕译官乘轿往总署，至单牌楼北，德使所携手枪触机忽发，比使署洋兵疑为官兵所放，开门放枪，官兵亦还击之，而德使中弹死。廿四日，甘军在王府大街长安牌楼北与奥使署开仗。廿五午，比使署焚，未刻官军攻破奥署。入夜，奥署东偏中国银行及银元局火起，铁路学堂亦毁。廿六日，官军大掠……罄所有而去……被抢者已不计数……徐中堂宅及肃王府亦被掠，继之以焚。廿七早起，台基厂及交民巷东头皆焚。廿八日，枪声四起……”正如六月十七俞樾致洪尔振函所说：“小孙五月廿七日信言拟偕廖、陈、许同伴回南，以后杳无信，不知究竟动身否。北望悬悬，为之寝馈不安矣。”这一极其担忧的心理就是俞樾致盛宣怀所说“日夜悬悬，心绪恶劣之至”。同一函中俞樾说“丹石幸已出险，南回前寄来之信，于战事亦不甚详，但自言在津危迫情形”。“丹石”是俞箴墀字。俞箴墀出险很可能得力于盛宣怀的援救，正如俞陛云从北京南回“甚得大刀王五之力”。

俞樾致王修植一函，“天荆地棘中闻从者间关南下，安抵河乡，良深欣慰”。“河乡”是《文史月刊》排印错误，当作“珂乡”，与“珂里”一样，都是对人故乡、故里的美称，例如《春在堂尺牍》卷五《与孙琴西太仆》“比来计已安抵珂乡”。“天荆地棘”指天地之間布满荆棘，喻处境艰难;“间关”指辗转;“从者”指代王修植，可见王修植庚子之乱回到了家乡浙江定海。“未始非推广早就之一法”之“早就”原作“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