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施蛰存在古典文学方面的丰富储备和积累可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

自小，施蛰存的父亲就教他读《古文观止》、《昭明文选》，其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他对词尤其热爱，青少年时期也尝试着创作了一些词。他说：“唐诗宋词，我在十六七岁时即已爱好，经常讽诵，有时也学做几首绝句或小令。”1922年10月，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张天翼、叶秋原等人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办旬刊《兰友》，以发表旧体诗词、小说为主。这一年，施蛰存也在《半月》上发表《半月儿女词》十五首，以不同词牌名歌咏《半月》第一至第十五期封面，与少女陈小翠的其他几首咏封面词合咏全年《半月》杂志，成为一段佳话。

另一方面，出于对宋赵长卿的《探春令》等词的热爱，他“弱冠时曾以此词歇拍三句制贺年简，以寄师友”。二十世纪六十年后，施蛰存再将赵长卿此词制作成文几，“用贺一九八六年元旦”。可见，施蛰存对词的赏玩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将其视为一种丰富精神世界、与外界同好进行交流的寄托。

再者，施蛰存早年也注重对词的整理与研究。1923年，施蛰存与戴望舒同进上海大学念文学系，陈望道、沈雁冰、俞平伯、田汉等人给他们开设了古今中外的相关课程，其中俞平伯对施蛰存的影响很大，施蛰存说：“俞平伯老师讲过《诗经·卷耳》，指导我研究《诗经》的路子。于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读之下豁然开朗，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在施蛰存小说创作和编辑事业达到巅峰的1930年代，他编辑、校点了多部古典文学著作。1929年，施蛰存校点明代董若雨著的《西游补》，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1935年编辑出版《晚明二十家小品》;1935至1936年，施蛰存与阿英联袂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施蛰存校点的有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一至五册）、毛子晋的《宋六十名家词》（甲—己集）、谭元春的《谭友夏合集》、陈眉公（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徐文长的《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陈继儒校辑的《古文品外录》、刘云份的《翠楼集：名媛诗选》等文集，其中就有不少词学典籍。

他也在1935年第三期《文饭小品》杂志发表《无相庵断残录》，在《自由谈》1947年第2期发表《无相庵随笔》，在1947年2月23日的《大公报》发表《后唐庄宗〈如梦令〉小考》等词学方面的小论文。

从小说家、编辑家转而成为大学教授，为施蛰存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词学研究提供了充沛的时间和充分的资料，对词的深入钻研与积累得益于其在云南和福建教书时。施蛰存说：“从1937年起，我中止了文学创作，一直生活在古典书城中。这是职业改变的结果，倒不是‘江郎才尽，写不出东西来了。”他所说的职业改变，是指从此在高校任教，因为授课的需要，再加之以前的兴趣，他逐渐将一部分精力投放到古典文学研究上来。

1937年，施蛰存到云南大学文史系教书，讲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历代诗选和历代文选。几个月后，施蛰存总结说：“有许多古典作品，过去读过几十遍，自以为懂了，没有问题。可是拿到课堂上去一讲，经学生一问，就觉得有问题了。怎么办？要解答，就得研究。从此开始，我的读书方法才深入了一步。”

1941年至1945年，施蛰存在厦门大学任教，他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写了许多史记旁札，读了七八十种宋人笔记及野史，抄录了所有关于词的资料，打算编一本《宋人词话总龟》。在此期间，他也热心指导学生如何研究词学。离开厦门大学时，施蛰存给学生马祖熙留赠了一大批词学书籍，如王晓湘的《词史》，吴瞿安的《词学通论》，毛晋的《六十名家词》、《云起轩词》等，共有数百本。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政治环境和文艺氛围都有很大变化，一些原来的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作家大多不能迅速适应新的文学创作机制，一边忙于思想改造，一边也悄悄尝试着以新的艺术创作或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延续和承接自己的艺术生命。

1957年，施蛰存因在《文汇报》发表杂文《才与德》招致批判，被打为右派。然而，在晦暗的年代里，他悄然打开了新的天地：古典文学研究和金石碑板研究。施蛰存在现代文学史上，无疑是最具现代意识和先锋色彩的作家、编辑家。1957年之后，他转向金石碑板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由作家、翻译家向学者转变。他的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个人趣味和传统的延续，也承续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文化体系里较冷寂的传统艺术，他以自身的微薄之力，为文化的传承与复兴默默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古典文学和金石碑板，不是施蛰存安身立命的需要——他是数次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工资一降再降，生活境况日渐窘困，古典文学研究和金石碑板整理需要购买大量珍本书籍和珍贵碑帖，这些只可能耗去施蛰存本已捉襟见肘的钱财，而在当时并不能产生任何经济效益;也非政治要求——除参加劳动改造或在中文系资料室整理资料外，施蛰存的其他文化活动都有可能会被视为别有用心。据徐中玉回忆：施蛰存在冬冷夏热的斗室里，夜以继日地整理思考研究资料，“而且这还不能叫苦叫累，让人知道他竟还在做这种‘大搞封资修的‘勾当”。因此，施蛰存顶住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打开自己的南窗（古典文学研究）和北窗（碑板整理），在物质不自由的情况下，完全是凭借其兴趣与爱好来追求心灵、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他钻进故纸堆和旧拓片中，不断回归自己的内心世界，远离政治。从外在表现来看，施蛰存确乎是消极地应对批斗，冷静地接受不公正待遇，承受着巨大打击而悄无声息。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来，施蛰存却是在积极地苦修内功，为追求自由心灵和人格独立，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延续着文明和传统。

施蛰存说：“1961年至1965年，是我热衷于词学的时期。”1960年秋收后，施蛰存从嘉定回来，被安置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資料室工作，他正好可以借这个冷寂的角落整理资料，调整思路。他认为，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关于词的理论和品评，最少现成的参考资料。因此，他决心抄录唐、宋以来词籍的序跋，渐渐扩大范围，凡论词杂咏、讨论词籍的书信乃至词坛点将录之类也顺便一并抄录，历时两年，抄得约六十万字书稿一本。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词籍序跋萃编》。1963年，施蛰存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选了一部宋人小令集，名曰《宋花间集》;1964年，又选了一部《清花间集》，使埋没已久的《花间》传统，在这两个选本中再现它的风格。检施蛰存《闲寂日记》，1962至1965年记载了他广泛阅读各类词书、搜罗零星词话资料、搜购词籍、校勘和辑佚历代词籍等细节。

这一时期，施蛰存不仅做词的编辑和收录工作，而且在收集和整理词学资料的过程中，他“慢慢地感觉到词的园地里，也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才开始学习以钻研学术的方法和情感去读词集”。他用了考证功夫，把几十个词学名词整理了一下，以求得正确的概念，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词学名词释义》一书。同时，他也撰写了韩偓、温庭筠、韦庄、张志和、冯延巳、李璟和李煜父子等词人的研究论文。

施蛰存编辑、撰述的关于词学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沉睡了近二十年，直到1977年以后才见天日，陆续得以出版，单篇论文也交由《光明日报》与《中华文史论丛》、《文史知识》、《词学》、《文艺理论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海洋文艺》等学术期刊发表。台湾学者林玫仪感叹：“唯是先生的词学著作，见于日记及文章中而未见出版者，尚所在多有，如《云间词人姓氏录》、《云间词人小传》、《宋金元词拾遗》之类，这也许是因为先生为学严谨，不轻易发表;但是从后学的立场来说，先生的词学旧作若能一一整理问世，对于词学研究当有重大之意义。”

1980年代，度过“反右”与“文革”劫难的施蛰存迎来了其又一次艺术生命。他继续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教职，并开始带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这一时期，他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一方面从事《外国独幕剧选》、《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的翻译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随笔杂文。与此同时，他开始策划并主编《词学》。施蛰存主编《词学》集刊的第一辑至第十二辑，历时二十年。综观《词学》第一辑至第十二辑，施蛰存尽心尽力，不辞老迈之躯，亲自审读、撰写、约稿、宣传。正因为老人学识的渊博、治学的严谨、编辑的用心，使得《词学》沾上了很浓郁的施氏色彩。可以说，施蛰存是早期《词学》的灵魂人物，起着标杆作用，对今天的《词学》及学术刊物的生存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