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一

1852年2月，莫斯科，尼基塔林荫路，亚·彼·托尔斯泰伯爵宅邸。

对于果戈里来说，寄宿在这座两层浅黄色的豪宅中已经不再是舒适与享受了，它不仅使自己黯然神伤，而且简直是堕入了地狱。由于所患的疾病迟迟无法确诊，故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自己羸弱的身体更加衰弱不堪;与此同时，这段时间里饱受内心煎熬，时常烦躁痴騃，却无人可以倾诉，以至于被医生和家人误以为是神经错乱，在他们眼中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医生们的判断也并非没有根据，早在十多天前，果戈里干了一件叫所有人都十分惊愕的疯狂举动。

那是在2月11日夜里，果戈里独自在书房里祈祷了许久，凌晨三点，他将佣人谢缅·格里戈利叫到跟前，要他陪同自己去卧室。

果戈里举着蜡烛，颤颤巍巍地走到自己要去的房间。进屋后，他吩咐男仆点燃壁炉。随后，他又叫男仆从橱柜中取出皮包，然后从皮包中掏出几个用缎带捆扎好的笔记本，毫不犹豫地把它们丢进了炉子里。

小男仆谢缅明白了他的用意，跪下来恳求：“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呀？赶紧停下来吧！”

果戈里平静地说：“这不关你的事，祈祷吧！”

望着炉中闪烁不定的火光，果戈里坐在炉边的椅子上一声不吭，呆呆地看着，直到笔记本被烧成灰烬。

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亲吻了男仆的脸颊一下，一声不响地回到先前的房间，缓缓地在睡塌上躺下来。突然，寂静的黑暗中传来果戈里绝望的哭泣声。

已经准备付印的小说《死魂灵》第二卷手稿，就这样被果戈里毫不留情地付之一炬。

《死魂灵》这部小说，果戈里原计划创作三部，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他内心充满憧憬。1842年5月他曾给朋友A·C·达尼列夫斯基写信说：“《死魂灵》，这是那首伟大长诗的一个颇为苍白的开端，那首诗如今正在我心中形成，并且终将解开我的生活之谜。”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死魂灵》的第一部，果戈里前后经过四次修改，历时七年才拿了出来。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一封信里说，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而且它也许会使人发笑……我打算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即使只从一个侧面也好，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

1842年《死魂灵》第一卷出版后，用赫尔岑的话说“震撼了整个俄罗斯”，果戈里也被别林斯基誉为“文坛盟主”，支持者甚至将它誉为“当代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这不仅是因为小说视角独到、情节精巧，更因为它符合当时俄国知识界的大气候，顺应了历史潮流。

早在1825年，有着共同志向的俄国知识精英“十二月党人”率先发出“消灭奴隶制度和农奴状态”，“谁阻挠废除农奴制，谁就是祖国的敌人和叛徒”的呐喊。俄罗斯上上下下的有识之士对藏污纳垢的农奴注册制度早已深恶痛绝，对维护这个落后制度的利益集團和卑鄙龌龊的官场更是鄙夷不屑，甚至对独裁专制的沙皇体制也开始心存不满。果戈里的作品正好反映了这股思潮。

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说：“在果戈里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他一面嘲笑，一面透视这种卑鄙，透视可恶的灵魂最隐蔽的痛苦。”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大学生们对于《死魂灵》如获至宝，争相传阅：“一大群人，一起一口气把《死魂灵》读完，免得再争次序了……全班朗读最好的三个人，轮流大声朗读——我们就这样一连几天反复朗读这部空前新奇、无与伦比的、民族的和天才的伟大作品。大家都惊喜得如醉如痴。果戈里的千百个句子和习惯用语马上被我们记住，并在我们当中流行起来”。

对于果戈里而言，在完成《死魂灵》的第一卷写作后，他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死魂灵》第二和第三卷的构思与创作上。早在准备付印《死魂灵》第一卷时，他曾给彼得堡大学校长兼语言学教授普列特尼奥夫写信说：“请您不要根据即将出版的那卷《死魂灵》来评价它。这只不过是我心中建筑的宫殿的一级台阶而已。”也就是说，在果戈里心中，《死魂灵》的第一卷只是通往优雅建筑物的台阶，真正的宏伟而神圣的宫殿则是第二卷和第三卷。可以说，果戈里在生命中的后十年中所想的和所做的也只有这一件大事——完成《死魂灵》全部的创作。他勤奋地、不知疲倦地忘我耕耘，他自认为这是自己最崇高的使命和伟大职责，不完成它，死不瞑目。可以说《死魂灵》第二卷的小说手稿浸透了果戈里多年心血。既然如此，为什么果戈里要烧掉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呢？

二

十八世纪的法国诗人皮埃尔·让·贝朗瑞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比勇敢地投入壁炉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透视出一个作家的心灵了。”这句话用在果戈里身上最恰当不过。对自己的作品，果戈里极其严肃认真，有时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作品烧掉，年轻的时候，他就曾把《哥萨克统帅》付之一炬，喜剧《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也被他销毁掉。

有一次，果戈里邀请著名诗人、皇太子的老师茹科夫斯基听他朗诵剧本并提意见。朗诵是在午饭后开始，而茹科夫斯基又偏偏有午后打盹的习惯，他自己不好意思向果戈里讲明，于是强打精神，睡眼惺忪地靠在沙发上勉强支撑着。当果戈里兴致勃勃、抑扬顿挫地朗诵时，茹科夫斯基不觉已进入梦乡，鼾声四起。见此情况，果戈里只好作罢，停止了朗诵。

茹科夫斯基一觉醒来，果戈里诚恳地对他说：“您瞧，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我请您批评我的作品，您的梦就是对它最好的批评。”说完，果戈里便把手稿丢进燃烧的壁炉里。

果戈里有一位极好朋友，宫廷女官亚·奥·别米尔诺娃——罗赛特，她不仅容貌出众，才思敏捷，而且喜欢交结文化名流，像普希金、茹科夫斯基、莱蒙托夫等著名诗人都是她的座上宾。她与果戈里的关系尤为密切，她曾说：“（果戈里）总是爱窥探别人的灵魂。我认为，这是他塑造《死魂灵》不朽典型的奥秘。”话虽简单，但一语中的。

在《作者自白》中果戈里谈到了自己的写作：“人们说我的擅长不是模仿人，而是猜测人，即猜测出他在什么情况下必定说什么话，同时把握住他的思想方式和语言特征。”果戈里在致朋友的信中，也说到“灵魂只要有一丝流露，就逃不过我的眼睛，他张嘴说话之前，我就先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的灵魂来”。或许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赞叹不已的“回溯深入”的卓越才能，即根据两三个无关紧要的特征，再现整个人物性格的卓越能力。对于这种“猜测人的能力”，普希金不仅感到十分惊讶，而且十分佩服，他曾幽默地对亲人说道：“对这个乌克兰佬说话可得当心，他抢劫我的东西我连喊都喊不出来。”不少朋友都曾领教过果戈里这种“回溯深入”的惊人本领和未卜先知的天赋。

对于果戈里而言，作品的完美无瑕高于任何自尊心。在烧毁《死魂灵》第二卷手稿后，他曾对朋友说：“我之所以烧毁《死魂灵》第二卷，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不死岂能复生，使徒这样说。为了复生，需要先死。”而为果戈里治病的医生阿·捷·塔拉先科夫却不以为然，他回忆说《死魂灵》第二卷写完后，果戈里给莫斯科的几个朋友一章一章地读过，并要求朋友们保证暂时不要披露其中的内容。从这点看来，果戈里是非常珍爱自己的作品的。著名的批评家、文学史家舍维廖夫也曾说：《死魂灵》第二卷写好的章节比第一卷强百倍。亚·彼·托尔斯泰伯爵回忆说，果戈里去世前，他不止一次地听到果戈里独自一人在自己房间里念诵《死魂灵》第二卷中的章节，演绎书中各种角色。就连果戈里自己也认为：“烧毁惨淡经营五年之久的劳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其中的每一行字都是经过灵魂的震荡才得来的，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构成我美妙的念头，占据我整个灵魂的篇章。”

由此可见，果戈里下决心烧毁自己的“五年心血之作”，绝非写作质量问题，恐怕是有着更深的原因。

三

十九世纪俄罗斯沙皇政权对文学始终保持着敌意和警惕，认为任何不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都会产生负面作用，都会成为引发革命的星星之火。1825年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为了防止暴动再次发生，建立了御前办公厅第三局，让自己的侍从官亚历山大·赫里斯托夫·本肯多尔夫担任局长，同时兼任宪兵司令，在全国实施书报检查制度。

沙皇政府的倒行逆施如同一条绳索，紧紧勒住了人们的喉咙，人们普遍找不到出路，贫乏、扭曲、异化与绝望如同瘟疫般浸染着人们的心灵。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俄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灰色的、颓败的冷漠感和孤独感，这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世纪病”。俄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开始转化，果戈里便是其中之一。

果戈里出身贵族，但由于家族远离权力中心，加之父母经营无方，家中的生活十分拮据，这使他从小就感受到金钱对一个人的重要。

他永远也忘不了奶奶塔季亚娜·谢苗诺夫娜对他讲的故事：人间有一个梯子，是天使们从天堂放下来的，这是向死者灵魂伸出的手。这个梯子有七段，就是说，有谁能登上这第七段，就可以上七重天，登上这最高的地方，灵魂就进入天堂。如果爬不上七段，灵魂还得在下界。

奶奶所讲的故事深深地印刻在幼小的果戈里脑海中，贯穿他对个人命运的全部思考：面对人生的梯子，怎么办？

回答是必须向上爬，只有爬上去才会有个人命运的提升。只有在梯子的最高处占住自己的位子，才能提升自我价值和自我意识，才能以高于常人的眼界看清社会、看清世界，才能具有更强的控制力。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果戈里的双重人格开始形成，这种双重人格奠定了他今后的悲剧基础。

年轻时的他曾给舅舅彼得·彼得洛维奇·科夏罗夫斯基写信说：“一想到自己可能湮灭于尘土之中，不能以任何一桩美好的事业来作为自己的名字的标志，我的脸上就冒冷汗。活在世上而又不能标识出自己的存在——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可怕了。”

那么，到底要干点什么呢？继续经营不景气的家业，无论是他的自尊心还是自身性格，都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当兵从军，这的确很吸引人，笔挺制服上那诱人夺目的金银绦带，锃亮的长筒皮靴发出咔咔作响的马刺声，都强烈地刺激着果戈里体内的荷尔蒙，但这需要自己首先成为一名军官！当军官就要有健壮的体魄，有端正的体态，而这些果戈里全没有，他个子矮小，身体干瘦，步态蹒跚，因此军队绝不是他的晋升之道。于是，他来到首都圣彼得堡寻找自己的前途。

对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而言，来到彼得堡这样的都市，他只是一个零，最后在封地局（管理沙皇敕封领地的机构）当了一名十四级文官。

说是十四级文官，其实就是誊写公文的小办事员，整天挥动着鹅毛笔，面对枯燥无味的公文，没完没了地抄写。看着四周谢顶的脑袋，僵直的衣领，毫无表情的面孔，听着前后左右鹅毛笔的簇簇声和偶尔在墨水瓶蘸水的声响，年轻的果戈里百无聊赖，心中不断盘算，要离开这个由穿着褪了色的绿呢文官服组成的小天地，爬到相当于将军官衔的四级文官的位置，至少要辛辛苦苦地干上四十年。即便如此，彼得堡这样的官职位置也有限，总共才有一百多个，能不能有他一席之地还是个未知数。在官场上飞黄腾达的理想开始在果戈里心中越来越黯淡，于是，他心中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

俄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当作家也是历史传统，无论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在俄国都是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都认为自己赋有教育人民的职责，故此常常自豪地声称自己是“教师”，而文学在大学的课程中也被称为“科学”或“教育学”。

作为贵族阶层中知识精英的果戈里体现着贵族身份与知识分子的两重性。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他领悟到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并着手创作出反映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作品。他知晓俄国专制体制下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为了批判政府弊政写出了《欽差大臣》这样振聋发聩的讽刺作品。他深刻认识到沙皇统治下农奴制度的丑陋与腐朽，写出了震撼俄国的《死魂灵》，但身为贵族的他头脑中却仍抱有忠君思想，他与同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相仿，将国家与君主联系在一起，将自己深嵌于这个权力体制之中。其名垂青史的代表作《死魂灵》，如果不是依靠沙皇尼古拉一世恐怕也难以面世。

1837年果戈里在意大利写《死魂灵》时，由于生活拮据，他便在4月18日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一世要钱。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果戈里写道：“我是一个粗鲁人，不知道如何向陛下写信，但我心中对他充满爱戴.....”当茹科夫斯基把这封信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看时，“他一边念着信，一边笑个不停，于是命令给他（果戈里——笔者注）四千卢布，同时说：‘让他再写这么封信，我就再给他寄钱。”后来，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又在皇帝那里替他求得一笔写完《死魂灵》需要的“资助”——三千卢布，每年支付一千卢布。按照学者的估算，当时俄国一名上校军官的年俸也就五百卢布多一些，所以果戈里从沙皇那里确实领到了不菲的报酬。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俄罗斯知识界就一直渴望和试图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中寻找救赎自己与拯救民族的路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从俄罗斯文化的道德层面上来说，东正教文化是培育俄罗斯文化的土壤。东正教所强调的“弥赛亚意识”即救世主思想深深地浸润于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头脑中。在这样的文化中，沙皇不仅作为世俗中享有最高权力的君主，而且在精神世界中也获得了至尊的宗教地位。

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民族就是信仰宗教的民族。”在俄罗斯这样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宗教不过是“国家的奴仆”。对此，马克思曾深刻地分析道：“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的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会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不叙述教会的历史就无法叙述国家的历史。俄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在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沙皇替代了教主，主宰着人们的信仰;在世俗世界里教会服从和服务于沙皇专制制度，因此，当一个人接受宗教洗礼并向教会宣誓接受其信仰时，也就意味着灵魂以及自身失去了自由，完全归属于沙皇的权威之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果戈里拥护并效忠沙皇和无法摆脱皇权体制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作家，出于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出于对读者的尊重和热爱，果戈里必须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捍卫文学创作的自由。但作为一个信仰东正教的教徒，在当时的沙皇制度下，他又必须忠于君主，忠于这样的制度，无法用文学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正如与他同一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作家雨果所言，“文学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的新生儿女”，也就是说，倘若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无从谈论文学自由，更何况他自身又得到了沙皇的眷顾，这种双重的身份使他难以完成继续创作《死魂灵》这个任务，这种灵魂的撕裂与内心的煎熬，使他陷入无法自拔的彷徨与痛苦之中。

无论是赫尔岑的“谁之罪”？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样严酷的历史之问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长达二百年之久。俄国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梅日科夫斯基曾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从头到尾是波折，从头到尾是悲剧。看来，世界上没有谁的处境比俄罗斯知识分子陷入的处境更绝望的了。”或许，这种绝望的悲剧就是果戈里焚烧自己手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