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1 田村三郎及其与中国科学院的早期交往

田村三郎，1917年1月8日于日本群马县出生。1939年3月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科卒业；4月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任高等官试补；12月入兵役(直到1949年8月)。作为侵华日军，曾在杭州、上海等地驻扎。1949年东京大学农学部任助教授。1954年获得东京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防止油脂氧化的相关研究》(油脂の酸化防止に関する研究)。1962年任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1970年任理化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1976年获日本学士院奖。1977年东京大学和理化学研究所退休。1978年富山县立技术短期大学学长。1981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名誉顾问、东京农业大学教授。1985年理化学研究所相谈役(类似于学术顾问)，获国际植物生长物质学会学奖。1989年当选日本学士院会员(相当于院士)。1992年选为日本文化功劳者。1995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1999年授日本文化勋章。2015年12月4日逝世。

田村与中国的合作和早年他曾充当侵华日军的经历有关。他对二战期间遭受过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和人民怀有深深的愧疚。他提出与中国进行农业技术交流，是基于“日本人过去对中国人民犯有无法估量的罪行，我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以报效于万一。”[1]田村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他说：“许多日本人一旦和中国或中国人的感情加深，便容易失去作为外国人的节度(分寸)。”[2]

田村与中科院的交往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田村作为日本农艺化学访华代表团成员之一，受到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等人的接待，从此开启了与中科院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交往。1957年10月，中科院的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到东京参加植物学会，见到了田村三郎等教授。[注]据罗宗洛的回忆，1957年的这次访问，他还从田村三郎手中得到了大量精制的赤霉素药品。田村三郎深怕罗宗洛在回国上飞机、海关上检查时，可能要被盘查，亲自在深夜陪送罗宗洛上飞机，以免受海关扣压。(黄宗甄著：《罗宗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88页)20世纪60年代，田村在日本多次参加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会议，如1965年的农业技术代表团，1966年的果树代表团。又于1964年和1966年两度访问中国，并在1967年向中国派遣了蚕丝代表团。“文革”爆发，田村与中科院的交流一度中断。但他“盼望重新开展农业技术交流”，“相信农业技术交流对于两国研究人员、技术人员来说仍然有不小的价值。”田村还希望就他们研究过的旱田作物用的除草剂和正在研究的植物生长抑制剂与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农民交流。[1]1970年2月15日，田村给郭沫若院长写信(亦有信给李四光)，表达了热切希望访问中国并借机与中国商谈第二届北京科学讨论会以及农业技术交流问题的愿望。1971年1月23日，田村分别致信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请求关注第二届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召开问题。1月26日，外交部和中科院在给国务院的关于邀请松村一人、井上清和田村三郎等人访华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称“田村系日本进步科学家”。2月18日，田村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2月，郭沫若委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村冈久平转交一封亲笔信，表达邀请田村来华意愿。7月，中科院向田村发出了访问邀请，8月14日晚田村到达北京。在北京期间，田村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参观了有关研究机构和工厂，又走访了大寨、上海、长沙、韶山、广州等地。在广东省顺德县参观了以养蚕和养鱼为主要内容的农民科学实验活动。8月25日，郭沫若院长会见并宴请日本农艺化学家田村三郎教授，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当天和第二天的日记中记载了田村三郎访华的一些情况。[3](图1)中科院接待小组发表了6期《接待日本农化学家田村三郎教授简报》，并对接待工作进行了总结。1971年11月9日，中科院外事组还专门对与田村三郎的往来情况进行了介绍。这一切都显示了对田村的高度重视。

图1 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等会见并宴请田村三郎教授

1971年，田村开发了一种在幼蚕中使用极微量的昆虫保幼激素以提高蚕丝产量的技术。该技术可增蚕丝10%～20%。1972年秋，田村向中科院郭沫若院长建议就该技术开展合作研究。同年冬，郭沫若院长函示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派员同田村三郎合作进行试验。1973年1月，田村访问中国，又向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介绍了三种昆虫保幼激素类似物对蚕丝增产的效果。[4]与此同时，田村的科研成果也通过其他的途径介绍到中国。[5]同年广东省科技局组织有关科研单位带少量昆虫保幼激素类似物，到顺德县进行小范围养蚕应用试验，初步取得增产效果。1974年5月，田村亲临顺德指导蚕农。当年顺德县桑蚕亩产茧量达264斤，比1973年增产25.1%，蚕丝增产10%～15%，社员收入增加5%～10%。随后，广东省科委设立重点项目，并组织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山大学和华南农学院蚕桑系进行合作研究，《应用昆虫激素增产蚕丝的研究》科研成果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6]到1979年，广东全省蚕区已有70%以上地区应用，成为增产蚕丝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这一方法还在四川、湖北等十几个省(区)的养蚕过程中得到使用。[7]1985年，由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完成的保幼激素“738”和蜕皮激素在蚕业生产上的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些都直接获益于田村的热心支持。

1972年秋，中日邦交正常化。田村与中科院之间的交往也日趋频繁。从1964年到1989年，《人民日报》报道的与田村有关中日友好往来的文章有49篇之多，其中有40篇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光明日报》对田村的报道也始于1971年2月19日，到1996年为止，相关报道共27篇，只有2篇分别出现在1986年4月23日和1996年1月27日，其余25篇都出现在70年代。田村受到中国政府和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仅1973年1月、5月、1974年4月、1975年12月、1976年8月就多次来中国，受到中科院领导郭沫若、吴有训和竺可桢，乃至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对其在中国的行程极为关注，对田村在华的活动均有密集的报道。1976年，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相继逝世，紧接着“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中国政治上迎来了一个重大转折，田村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田村关心中国农业，来中国访问时多次参观中国农业的旗帜大寨，并且对大寨印象很深。但他的专业是化学，退休以前的他更希望以他的专业为中日之间的科技交流服务。1977年11月，日本东方书店出版田村三郎和白鸟富美子编著《中英日化学用语辞典》一书。该书在编纂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中科院及其所属机构科学出版社、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的热情支持。书中收录了化学用语13000个辞条。田村希望该书的出版可以促进中日科技交流。扉页收录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1972年秋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亲笔填词所作《沁园春》和题词的中文原文及日文译文。1986年，《中英日化学用语辞典》(增订版)出版，同样得到中科院药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帮助。田村的工作也受到中国科学教育界的关注。田村三郎等人编著的用作日本高中化学教材的《化学I》(1977年初版)、《化学Ⅱ》(1978年初版)两册，1980年被翻译成了中文，由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田村与中科院的合作是从1977年3月他从东大退休以后开始的。12月17日，由日本著名学者茅诚司、有山兼孝、朝永振一郎、田村三郎等数十人发起成立了旨在发展和加强日中两国科学技术人员之间交流的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1978年8月5日，田村在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化学农药会议后的回国途中来华访问，受到中科院副院长童第周、副秘书长秦力生的会见与宴请。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从此两国间的科技文化交往日趋频繁。同年11月，作为以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为团长的日中协会学术访华团成员之一的田村三郎访问了北京，此后田村的工作重心似乎也转到了中国。

田村与中科院的合作首先在家蚕研究上取得成果。蚕生物学在日本20世纪初就有很大的发展，中科院建立后，也把家蚕和蓖麻蚕作为重点对象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朱洗等“关于蓖麻蚕的试验研究”及蓖麻蚕的引种驯化成功，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生物学中重大研究成果之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范例。”1980年田村和他的同事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昆虫生理研究室的科学工作者在当年《中国科学》第8期发表了“家蚕脑激素的分离提纯”一文，[8]这是田村与中科院同仁合作研究的成果。可见，田村的研究与中科院之间原本就有某种程度的默契。

2 中国科学院的调整与田村的转变

中科院自建院以来就把为国民经济服务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支援农业又是其服务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成立了支援农业办公室。支援农业的工作也一直在持续进行中。因为“两弹一星”等功勋而受到“文革”破坏相对较小的中科院，在“文革”结束后，抓住有利的条件，开展与农业现代化政策相适应的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1978年2月，中科院向国务院呈交《关于建立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的请示报告》，以研究农业增产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为主要任务，并拟在京组建一个人员暂定40人左右的农业现代化调查研究室；在中科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内建立农业现代化研究室，研究解决综合科学实验基地提出的科技问题。([9]，135页)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中科院提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办院方针。4月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将农业和能源、材料、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等列为中科院研究工作的八个重点领域。([9]，62页)4月20日，中科院组建农业现代化调研室。4月28日至5月7日，中科院在湖南桃源县召开“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会议”。副院长李昌在综合发言中，提出了建设农业现代化所的设想，并对研究所的任务、机构设置、人才队伍和经费来源都有详细的说明[10]。

为了开展农业现代化研究，落实综合科学实验任务，1978年6月19日，中科院又分别在湖南桃源、河北栾城、黑龙江海伦三个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组建了三省农业现代化研究所。([9]，163页)三省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的研究内容根据条件有所区别，有所侧重。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黑龙江省海伦县)，侧重大豆、玉米、小麦；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河北省栾城县)侧重小麦；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湖南省桃源县)侧重水稻。7月20日，中科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会议的报告》，提出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来发展农业，在农业生产中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采用各项新技术，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实行农林牧相结合，工农业相结合，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科研、生产和农业教育相结合等，逐步改进现有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和逐步实现所有制的过渡([9]，326页)。

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基地县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技术、中间试验和新技术应用；搜集、推广国内外有关先进技术，总结、交流基地县的经验，与国内外有关科研单位进行学术交流，根据条件和可能，帮助基地县培训一些能够从事现代化农业的科技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才，协助省、地、县科委做好基地县科研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等等。研究所大致分设以下一些研究室：新技术应用研究室、农业生态研究室、农业经济研究室、资源综合利用研究室、分析实验室，如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就在河北南皮有个生态农业试验站。

为加强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1980年9月，中科院又成立了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简称农研会)。1982年院党组将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改名为中科院农业研究委员会(简称“农研委”)，其任务是：组织院内外有关科技力量，发挥我院优势，探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办好我院与有关省合办的农业现代化基地县的科学实验工作，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农研委下辖4个研究所，除上述3个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外，还有一个是1956年成立的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这些组织和机构后来都多少与田村有过合作或联系。

在中国社会由以政治挂帅为主轴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轴，中科院的工作由先前的支援农业转向农业现代化研究的时候，田村三郎也完成了由有机化学家向农学家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田村的身份更多的是一名有机化学家。1962年3月就任东京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科生物有机化学讲座教授。1965年，田村三郎从麦种培养液中分离出一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有类似赤霉素的生理作用，特别对促进水稻幼苗、黄瓜和莴苣的下胚轴伸长，诱导大麦糊粉层中的淀粉酶等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到60年代末，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而农业却出现了日趋衰落的迹象，他开始考虑“农业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理论问题。他认为农业的本质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1975年，田村作为日本农艺化学会的一员，开始考虑申请一项关系到农业生产基础的全国性大型研究项目——“生物生产机能的开发”。他主张农艺化学研究者要是组织大型研究的话，必须从人类长远利益出发，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粮食问题，应开展能划时代地提高生物的生产机能的研究。他提出的申请作为特定研究获得了日本文部省的批准。从1976年开始，田村组织了包括农学、理学、医学、药学、工学在内的大约120名一线研究者，从事为期三年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4个研究体系：(1)光能合成机能的增强；(2)固氮作用的提高；(3)通过细胞培养及器官培养对生物体反应的分析及应用；(4)蛋白质生产效率的提高及其生物体资源的食料饲料化开发。这项研究的开展使田村完成了从一个有机化学家到农学家的转变，“将自己置身于不得不关注农业和农学的未来的位置上来了”。([11]，11页)此后，从1980年开始的3年间，田村又以“生物生产的生理·化学的控制”为题，开始以同样的技术路线继续主持并开展相关研究。([11]，12页)

其实，田村作为农学家的身份很早就得到了中科院的认可。这倒不是因为田村从事了上述研究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日本东京大学农化教授农艺化学家的身份，以及他在中国的工作。他的姓氏也容易把他与农业联系起来。1974年，田村在广东顺德蚕区指导蚕农使用他发明的育蚕用保幼激素时，蚕农们就亲切地称他“日本的田博士”。

田村与中国间的长期友好交往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与中科院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10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次访问使他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他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与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还表示要“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12]回国仅一个半月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日本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榜样。11月，田村以农学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以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为团长的“日中协会学术访华团”访问了北京。在到达北京的两三天后召开的中科院欢迎会上，李昌副院长在致辞中点名要田村协助中科院的农业现代化研究。田村表示，愿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日本的技术和经验。回国前夜，中科院的秦力生副秘书长和支援农业办公室石山主任等还为此向田村做了详细说明。

1979年1月，田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访华团的成员再访北京时，又与石山主任等人和中国农学会的马凌副秘书长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确立了中科院与日本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会的合作研究。3月22日到4月12日，中科院农业现代化考察团一行8人，在日本进行考察。这是中科院在“文革”结束，并转入改革开放后，派出的最早的农业现代化代表团之一。考察团访问了东京大学农学部、东京农业大学等农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及工厂。而东京大学农学部是这次考察访问的重点，这除了将日本的农业现代化视为学习的榜样之外，显然是和田村与中科院长时间的交往有关。考察团访日报告中指出，日本农业已实现了现代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日本的经验许多是值得中国参考的。报告中还提到与日本朋友的合作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帮助湖南省桃源县做农业发展规划问题。田村对中国考察团访日活动及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4月25至29日，田村三郎和富山县立技术短期大学的足立原贯、东京大学农学部附属农场的春原亘，以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的名义，访问湖南省桃源县。参观桃源县与农业有关的各种试验场地，听取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就有关专业问题的说明，走访周围的农家，了解农民日常生活的情况等。([11]，14～16页)对中日合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并准备下半年组织一部分专家到桃源协助进行具体规划。([10]，174～179页) 5月2日，方毅副总理会见田村三郎一行三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这次访问开启了中日农业合作的序幕。为了尽快将中日农业合作落到实处，10月9日至15日，以田村三郎为团长的“日本农业现代化考察团”一行8人，又第二次考察访问了湖南省桃源县。10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方毅会见田村三郎一行，就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问题，同日本朋友亲切地交换了意见。

田村最大的转变发生在1979年。第一次考察桃源回国后，田村等人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总结成为《桃源县农业情况考察报告》，提交给中科院，得到了中科院积极的回应。同年7月20日，中科院农业现代化调研室出版的《参考资料》全文刊登了田村的报告。《光明日报》1979年8月16日第4版上以大幅版面刊登了该文要点，题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些看法》。这给田村以很大的鼓励，并视为“荣幸”([13]，1页)。第二次访问考察桃源期间，田村等日本科学家就有关农业现代化、遗传育种、作物栽培、土壤农化、水稻生理生态、农业经济、农业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做了9场学术报告。他们结合世界各国情况及日本农业现代化问题，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与做法，对桃源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革等问题，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和建议[注]报告由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编辑成《日本农业现代化考察团学术报告摘编》，内容包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考察(田村三郎)、从育种的观点看寒冷地区的育种过程与今后的方向(高桥万右卫门)、关于水稻抗病育种——抗稻瘟病和萎缩病(高桥万右卫门)、日本农业的长处与短处(金泽夏树)、关于氮肥的使用问题(冈岛秀夫)、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技术改革——以水稻种植为中心(角田公正)、当前水稻生理生态研究的动向和存在问题的焦点(人见进)、日本农业普及体制的发展和现状(前田正男)、日本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演变——主要以稻作为中心(前田正男)。参见文献[13]。。田村的讲演被翻译成汉语，以《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考察》为题发表在1980年第2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和《农业经济问题》等杂志上。田村也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转变，用他的话说：

至此，曾以生物有机化学工作者自居的我，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的“专家”。更有甚者，我的名字竟也出现在我平时有意无意地表示出不太关心的自然辩证法等哲学领域的杂志上，让我甚感意外。

田村成立了日本“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会”，并自任为会长，同时他还被聘为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名誉顾问。

3 田村与中国科学院的农业科学合作研究

从1978年之后近30年，田村作为日本农学家、日本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会会长、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名誉顾问，组织日本学者多次来到中国，与中科院在农业和环境领域展开了长期的合作研究。主要有湖南桃源水稻栽培技术试验、宁夏固原黄土高原的绿化及沙漠化防治、河北南皮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的综合治理以及广西大化石灰岩山区的生态重建等。在桃园水稻栽培试验期间，田村还结合自己对中国农业的考察、二战后日本农业技术发展历史，及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参与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大讨论，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用于指导与中方在桃源等地的合作研究。

3.1 湖南桃园：水稻栽培试验

1979年田村等人两次考察桃源回国以后，通过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同中方合作试验的设想与方案，内容包括：栽培时期、栽植密度、适宜性品种、绿肥及其他有机质肥料的施肥法、在化肥短缺的前提下的施肥法、水管理等6项。经中方专家和有关人员研究讨论后，做了必要的修改与补充。1980年3月中旬，参加“中国科学院和日本科技交流协会桃源农业现代化联合试验组水稻小组”的3位日方专家，即日本大分县农业技术中心副中心长谷川渡、日本东京大学春原亘、日本富山县立技术短期大学竹内敬俊，来到桃源，双方正式商定合作进行水稻栽培试验研究。试验项目和内容：一是关于水稻品种适应性及生产鉴定；二是关于密植程度、移栽期及稻田肥力鉴定；三是关于示范性对比试验，包括早、中稻绿肥施用法试验、水浆管理法示范性对比、晚稻深植及剪叶示范对比、耕犁方式的效果试验。水稻耕作试验场地选在桃源县农科所内。为了搞好合作试验，中方已由中科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桃源县农科所、湖南农学院、常德地区农科所等单位组成专家小组，与日方专家一道，具体负责实施试验方案，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或农业工人，跟班学习和从事田间作业[14]。

湖南省桃源县传说是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约365～427年)写作名篇《桃花源记》之所在，这里至今保留着桃花源乡的旧址。桃源县地处洞庭湖平原向湘西山地的过渡地带，地形极为复杂，地方小，气候千差万别，既有温光水资源较好的浅丘平区，也有温度低、光照时数少、水源缺乏的深丘低山区。20世纪80年代以前，采取“一刀切”的双季稻耕作制度，劳民伤财，亩产却仅有400～500斤(约合200～250kg/667m2，每1000平米约300～375kg)。田村认为，以桃源为代表的水稻栽培体系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长江以南的稻作地带，无视当地的自然条件，强制实施多作制，过度深耕和密植，加之肥料供应不足，而采取掠夺地力和人力的生产方式。譬如，在桃源县普遍实行双季稻和一季旱作的一年三季的种植制度，农民为了应付耕作期的调整、播种、插秧、除草、收割等而奔波，干着艰苦的强体力劳动。田村认为这种耕作制度和技术体系需要改进，并为此研究制定了从1980年度开始的日中共同研究计划。最终制定的试验计划是与一季稻(全部为双季)和双季稻(全部为三季)有关的内容。

中日在桃源合作进行水稻栽培试验研究的目的是把中国现有的农业技术及农民的实践经验，与日本的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探索出一套适合桃源当地特点、经济效益高、技术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体系，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但首要的目标是提高粮食产量，减轻劳动投入。1980年的预备试验中，既有一季中稻的试验，也有双季稻的试验。田村说：“我们进行这项试验的目的，是想把中国水稻的栽培体系，从双季稻转到一季稻上来。因为双季稻不仅掠夺地力，而且过多地耗费农民的劳动力。我们有决心，通过和中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使这个想法成功，不仅是停留在试验上，将来还要推广到桃源县、常德地区、湖南省以至整个江南。当然，这个想法和做法如何，还要通过农民来检验”[15]。1980年，中日桃源水稻栽培试验克服了人手不足和不断出现的低温、阴雨、日照不足等恶劣条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试验田单季水稻的产量达到了每1000平方米540千克(糙米换算)，比当地一般年份双季稻的合计产量还要高出许多。1980年11月田村亲赴湖南桃源参加中日合作水稻试验总结。10日来北京后，受到李昌副院长的会见。

1981年，根据中科院的意向，双季稻的试验全面停止，集中搞单季稻的试验研究。因为日本稻作几乎都是青一色的中稻(一季稻)，日本的技术和经验也主要是在中稻的栽培方面，这也符合田村的看法。田村主张将双季稻改为一季稻，他认为中国在谈论单位面积产量时，存在着把一年几熟的总产量作为单位面积产量的倾向。这种方式对栽培技术的进步，有可能成为阻碍因素。当务之急是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把中国的水稻产区从双季稻改为一季稻(中稻)的栽培技术上来。因为双季稻不仅掠夺地力，而且过多地耗费农民的劳力。搞一季稻可以选择适合各类地区的水稻品种，以及选择与此相适应的栽培技术，很有可能确保甚至超过现在双季稻的产量，还可以使地力得到保证，让农民在时间上和身体上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要改双季稻为一季稻却面临着许多困难。除气候等自然因素外，参加这项试验的中国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都没有种一季稻的经验(中国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有关一季稻的栽培基础试验技术丢掉了)。另外，日本专家也缺乏对当地双季稻技术的知识。他们决心以预备试验的成果作为基础，力争取得更多的成果，并希望几年后确立中国农民愿意采用的稳定的中国式一季稻的耕作体系[16]。

中方将这次研究称为“中日合作中稻栽培技术体系的研究”，似乎并不是强调要将一季稻取代双季稻。田村大概也接受了这种观点。田村认为，中国有的地区有可能搞双季稻，因此并不主张“一刀切”，把这些地区的双季稻都改为一季稻。后来，田村也承认：“中国有的地区是可以种双季稻的。原来我有个担心：怕过去推广双季稻‘一刀切’，现在推广一季稻又来个‘一刀切’。听了桃源县和长沙所改革耕作制度试验的介绍，放心了。”[15]

1981年7月30日至8月4日，田村应中科院邀请，再次访问湖南桃源，考察“中日合作一季水稻栽培试验”。同行的有铃木昭宪、春原亘、松本荣立，中方人员有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主任石山和湖南省科委副主任、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大治等。田村对试验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进行了总结。[15]

为了加强交流与学习，日方派谷川等专家进驻桃源县指导水稻栽培试验，中方也在田村的安排下派出桃源基地县代表团于1981年10月17日至11月7日赴日考察访问。[17]1984年7月17日至8月5日，中科院赴日农业科学考察团考察了富山县、北海道、岩手县等地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农业技术普及工作，农业教育情况，农作物、畜牧、园艺等方面的生产和技术情况。以田村为首的日本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会承担了这次考察的接待工作。([10]，186页)其中富山县的考察安排可能与桃源的水稻栽培试验有关，因为富山县也是水稻产区，富山县的经验能为中国稻作区的农业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

从1980到1984年，中日合作的水稻栽培技术体系研究前后进行了5年。头四年主要是进行单因素试验，如播插期试验、品种选定试验、水管理法试验、氮素追施效果试验、绿肥施用法试验、肥料分施法试验等。1984年把对品质和产量影响最大的四项技术因素，即品种、移栽期、密度、施肥法进行组合后，在中稻主要生产区进行应用推广，产量效果和经济效益都很显著。

试验取得了成功。没有合作研究之前的1977年，桃源全县中稻面积仅种有6.61万亩，亩产只有517斤。1984年中稻种植面积比1977年扩大了4.39万亩，达到11.00万亩；1983年的亩产比1977年的517斤提高了141斤，达到658斤。[18]1984年桃源牛车河乡柿子坪村釆用中日合作水稻组装技术栽培的中稻，比农民用当地栽培法栽培的中稻产量一般增产2成；比该地双季稻的单产也增加1成以上，且比双季稻节约生产费用38.4%，节约投工42.0%。实践证明，这一套组装技术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合作试验为桃源县培训了一批中稻生产技术力量，确立了先进的栽培组合技术，同时也为桃源中稻生产提供了优质米品种资源。

1984年9月13日，中科院在湖南省长沙市召集来自全国的水稻专家，召开了成果鉴定会，对中日水稻栽培合作试验所取得的好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通过了成果鉴定。中日合作中稻栽培技术体系的研究获得1986年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成果内容包括：(1)弄清了中稻高产栽培的主要生态因素，确立了中稻高产优质的适宜栽培期；(2)引进筛选了国外优良中稻品种12个，并选育出了一批优质米品种(系)；(3)根据中稻生产要求的特殊气候条件、地力水平，研究成功了“少苗、壮秧”的栽培方法及不同条件下的合理密植范围；(4)确立了中稻丰产的氮素用量以每亩8～10千克为宜；(5)研究提出了减少中稻裂纹米的最佳干燥方法；(6)研究确立了中稻后作物(麦类、牧草、油菜、绿肥)及其科学组配方式。

1986年，作为桃源水稻栽培技术中日合作研究的后续课题，中科院批准了由东京大学农学部春原亘主持的“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态(关于农业的作业组织与生态效率)”项目，实地调查研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所取得的成绩，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个项目既可以看作是对前期工作的肯定，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中日合作研究的又一项成果[19]。

3.2 宁夏固原：黄土高原的绿化及沙漠化的防治

1982年末到1983年，桃源的中日合作水稻栽培技术试验研究已确实成功有望之时，田村与中科院商议新的合作项目。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一直是中科院研究的重点。1983年中科院的研究者开始在黄土高原的一角——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工作，目的是要以生物学以及生态学的方法来防治水土流失。1983年8月，田村一行4人，在中科院农业研究委员会王世之主任的陪同下，到宁夏盐池县草原站、水保站、哈巴湖、四墩子等地作为治理沙漠的样板，种草种树，发展滩羊经济效益等项考察。[20]1985年田村带领一批科学家到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宁夏固原实验站考察。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研究随之成了新的中日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在1988～1993年间实施，主要内容是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为试验点，引进和试种多种耐旱牧草和农作物，作为水土保持的措施之一。[21]尽管在合作中遇到了许多自然和社会问题，合作双方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分歧，但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在耐旱牧草及农作物的实验研究中，田村三郎团队中的竹松和一前，收集了日本国内外的耐旱抗寒并且对家畜无害的约300种的草种(多半是牧草和杂草)的种子，在1988年进行试种，发现紫草科的兰蓟、菊科的草地婆罗门参、禾本科的匍匐冰草等十几种草类表现出良好长势。禾本科植物无芒雀麦的试种也表现喜人。1989年间又收集了世界上256种草类在当地播种。经过试种选出的十多种草种在1992年严重的干旱中，依然呈现出良好的长势。育种专家冈山大学的武田和义收集了世界各国的小麦品种717个品系，大麦387品系及小黑麦(黑麦和小麦的杂交种)25品系的种子，于1989年在当地播种。有38个品系的小麦，41个品系的大麦和7个品系的小黑麦长势良好，被认为是有希望的品种。1990年度选择了约200个品系的麦类继续进行试验。有几个品种忍受了这一年当地遇到的罕见大旱，取得了可观的产量。

除此之外，1988年，高桥万右卫门从美国寄来了饲料和榨油用的矮秆向日葵杂交种(F1)在上黄村试验场播种。春原教授向当地引进了包括“富士”在内的5个品种的苹果和包括“巨峰”在内的5个品种的葡萄树苗。到1993年7月时，这10种苹果和葡萄品种的树苗，都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1994年始，田村又与中科院西安分院在延安安塞组织开展黄土高原合作化研究[22]。

3.3 河北南皮：黄淮海平原治理

1989年，就在中日合作对黄土高原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中科院对田村提出要求，希望田村能够协助在黄淮海平原开展的治理试验研究工作。而早在1983年，田村就向中科院提出对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进行合作研究的建议。1989年9月，田村和以东京大学农学部松本聪(土壤学)为首的几位日本方面研究者一起，在中科院农业项目管理办公室吴长惠副主任的陪同下，视察了中科院在黄淮海平原设置的南皮(河北省)、禹城(山东省)、夏津(山东省)、封丘(河南省)各试验站。1989年12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田村，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开发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农业低产田的方针及部署。“黄淮海平原盐碱土改良和农业开发”作为田村组织的“地球环境变化研究”之“东亚陆地生态系统盐化和酸化的影响及其恢复”的大型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项目。该计划在1990年正式启动，同年，日方经过考察最后选定中科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所的南皮实验站作为合作伙伴。这个伙伴符合田村“既做(盐碱土改良)这个工作，又尊重他们的人”的期望。1993年4月初田村三郎教授访问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南皮站，商讨 1993 年度双方的合作计划[23]。

日方把选择适合黄淮海平原生态系统的耐盐作物和牧草作为主攻目标，进行作物、草类、果树等品种的引种试验。草类的引种试验由一前负责。他为了制定引进植物种的选择标准，首先对当地野生的耐盐性杂草进行了调查，从中选出耐盐性强的有用植物。根据植被调查的结果，一前于1991年引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生长在世界各国半干旱地区的约500多种植物种子进行试种，从属于菊科、豆科、藜科、漆树科、鸢尾科、百合科、禾本科植物中发现了耐盐性很强的草种，其中禾本科的牧草柳枝稷(Panicumvirgatum)和豆科的紫苜蓿表现出极强的耐盐性。从美国引进的矮秆向日葵杂交种在盐碱土地带生长得也非常旺盛。一前引进了9个苹果品种和10个葡萄品种进行试栽，发现苹果品种中“富士”的生育最好，其次是“北斗”“王林”。葡萄所有的品种都表现了很强的耐盐性，其中“巨峰”“特拉华”(Derauea)、“尼亚加拉”(Niagara)、“高尾”的潜力很大。一前还提出在植物根本不能生长的盐碱地上建造简易养鸡场的构想，鸡蛋和鸡肉可售往国内外，鸡粪用于还田。

粮食作物的引种试验由冈山大学的武田担任。他根据在黄土高原上的经验，从世界各国收集了大麦品种8704种，小麦品种1548种及陆稻品种601种，引种到南皮县试种。大麦通过6次筛选，选拔出了非常有希望的两个品系的秋播品种。其中之一是有望用于酿造啤酒的二棱大麦，另一种可用于食用和饲料用的六棱大麦，这两个品种的产量可达到每公顷3000～3500千克。小麦到1996年共选出6个冬小麦品种，春小麦有4个品种表现良好。陆稻则有“Warabehatamochi(旱糯)”和“赤城早生”两个品种受到了重视。1990年，一种命名为A115的小麦通过了鉴定。1997年5月，小麦育种学家中科院副院长李振声院士在考察了南皮县的试验情况后，决定在干旱以及其他自然环境不良地区推广这一品种。

北海道大学农学部的但野利秋着眼于生物排盐方法的可能性，引进了耐盐性很强同时体内能够积累大量的盐分饲用甜菜，在南皮试验地种植，观测其地上部和根部对钠、镁等盐分的吸收。计算出每公顷收获饲用甜菜干物质10吨，则每季每公顷可排出氯化钠和氯化镁合计1.27吨。田村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排盐的构思应给予高度评价。但如果土壤中的盐分含量非常高时，有必要先种植柽柳为首的盐生植物，先将土壤中盐分排出之后再开垦为耕地。([11]，87页)

日本学者还提出了抗盐碱的指标问题，用甜菜碱提高植物的抗碱能力，包括咸水利用和咸水淡化。还帮助设置了河北平原北纬38度线地下水位的变化和水质变化的研究。在南皮站的合作还包括由日方提供设备、经费、组织考察、资助派遣留日学生等。1995年，土壤盐碱化的第二轮合作研究又扩展至南水北调对土壤盐渍化及耕地生产水平的影响、黄淮海平原盐渍土改良和持续生物生产技术开发。

2007年中科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建站20周年纪念会，田村发来了贺信。

3.4 广西大化：石灰岩山区生态系统的重建

1995年1月，田村一行3人在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的有关负责人陪同下访问广西，了解广西农业开发和石灰岩山地区扶贫情况。[24]其目的是讨论如何提高分布于该区东南部的酸性红壤地带的农业生产力的技术问题。期间考察了石灰岩山区，那里的少数民族贫困状况比黄土高原更为严重。为此，田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让这些少数民族居民在自己长期居住惯了的山区，寻找出生态系统的重建和恢复生物生产力的途径，使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同年7月，石灰岩山区的日中合作研究计划，送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计划以在注重当地居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同时，建立林业、农业、园艺、畜牧业等相结合的新的区域模型为目标，以开展各种实验研究为主要内容。这个研究计划草案预定实施的研究项目如下：

(1)引进对当地适应性强的树种，重建森林生态系统；

(2)各种作物的引种、选育实验；

(3)热带果树的引种及果实的稳定生产；

(4)确立适合于当地自然、社会条件的栽培管理技术；

(5)开发优良桑树，发展养蚕业；

(6)探索蜜源植物，发展养蜂业；引进中药材植物，开发栽培技术体系；

(7)引进中药材植物，开发栽培技术体系；

(8)建立草地，发展以小动物为主的畜牧业；

(9)以农业工程学的手段，确保水资源，进行水土保持。([11]，131页)

研究地点选定了自然环境最为严酷、人们生活最为贫困的大化瑶族自治县。1996年5月14日至23日，田村与中科院商谈广西石灰岩地区扶贫项目，并到石家庄农业现代化所、水保所进行合作研究。[25]9月，田村单独访问了广西大化县，视察了该县的七百弄乡和北景乡。11月日方研究组的全体人员再次到这两个乡考察，确定了从1997～2001年共同研究开发的工作范围。此项目将在作物栽培、林木研究、水资源开发等方面进行合作研究，并将在农民培训、淡水养植、沼气利用等方面开展工作[26]。

1996年11月，中日双方专家的协议会上，决定将适合于当地自然条件的作物、果树、牧草、树木品种分别向七百弄乡和北景乡各引进3～5个品种。中国方面除了在中国国内引进优良品种之外，还负责试验地的建设、整备、各种作物等的生育、产量等各种试验的调查任务。日方提供的作物：陆稻、谷子、高粱、玉米、大豆、小豆、菜豆、绿豆、豌豆、马铃薯、甘薯、向日葵、南瓜；果菜：番茄、西瓜、甜瓜；果树：葡萄(29个品种)、柑橘类(9个品种)、猕猴桃；牧草：120种；树木：桦木科、豆科、大戟科、木麻黄科、杉科、柏科等计8个品种。合作双方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引进的作物中一定能够选出几种对当地自然条件适应性很强的作物来。1997年日方还帮助在七百弄乡建造了一座蓄水量为22吨的合成橡胶垫蓄水池，用以解决居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的用水问题。田村还帮助七百弄乡争取到日本外务省的无偿援助资金修建一条民用道路。在田村看来，如何使广西裸露的石灰岩山岭恢复植被，造福当地的贫困山区，“这项工作也许要花100年时间”，此时只能算是刚刚开始。

从湖南桃源到广西大化，从最初的具体的农业技术试验到后期的生态修复和环境重建，田村与中科院的合作愈来愈深也愈来愈广。他自己也与时俱进，由农学家变成了一个地球环境学家。1998年2月田村著《地球环境的再生与重建——向恶劣环境的挑战》(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发行，该书以自传体的形式、质朴的语言叙述了作者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亲自组织领导的若干次大型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大都立足于环境恶劣或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如中国的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区、黄淮海平原盐碱土地区、广西石灰岩山区以及泰国的热带泥炭区、马来西亚热带雨林地区等。通过一个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一次次脚踏实地的行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修复大自然创伤、恢复自然再生能力的生动画面。

4 田村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考

田村是个有国际视野、历史情怀和现代意识的科学家，他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澳洲、欧洲等世界许多地区。在《地球环境的再生与重建》一书中，他介绍了卡逊与《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人类危机报告”——《增长的极限》、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盛衰与土壤的盐碱化等问题，同时还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农业逐渐衰退的迹象中思考农业的本质。他希望通过科学研究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存与环境问题，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结合世界及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必须依靠中国国情，同时借鉴日本经验，这也是田村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与中方保持良好合作的基础。

4.1 对农业和科学研究的认识

基于对农业的本质的认识，田村认为，“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在于生产出充分满足全民需要的农产品，主要的当然是作为主食的谷物的生产。与此同时，也应发展谷物以外的农产品，如蔬菜、果树、饲料、工艺作物等。”[27]

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田村认为，科学研究要为人类的福祉做贡献。他在《化学》一书的序言中，对于“化学的任务”是这样写的：

由于化学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成果，使我们能够更健康地、更丰裕地生活，化学对提高人类的福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人类为了对付自然的威胁、维持生活和繁衍子孙后代，经过多年的努力而积累的经验，今后，无疑也将继续努力下去。

但在近年来，对我们人类的未来事实上似乎已经感到了某种阴影。天然资源的枯竭，大气和水的污染以及环境的破坏等等，举出其中任何一项，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为克服这些威胁而奋斗。为此，首先要求我们对于自然和人类的共存状态中的平衡问题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去探讨制订对于未来的慎重计划。

我们要冷静地考虑我们自身的处境，明确地认识包括化学在内的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去开辟走向未来的光辉发展的大道。[28]

他对日本科学界某些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进行了批评：

在日本为增强农业生产力而进行的大部分的开发性研究往往停留在技术改良阶段，对生物体本身所具有的各种机能从其微小的部位来把握以便其得以强化的研究还没有。另一方面，农学以外的专业，就生物体内的各种机能和反应进行基础性研究的人们，往往都是尽可能使实验简单化，然后分析其结构，几乎没有考虑过将所得到的结果在现实的生物生产中加以应用。为了打破日本的这种学风，我打算在确立这项特定研究时予以尝试。([11]，11页)

田村对自己退休以后的工作，也有类似的想法和说法。他说：“我从1977年4月于东京大学退休以来的20年间，如着魔一样，奔走于东亚各地，并自认为与各地所面临的农业及环境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科学和地球环境科学的专家，这也许是由于我本来是一个有机化学学者的缘故吧。在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讲这也许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是因为如果我成为专家的话，就可能会迷恋于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地区，进行执着的研究，而不能进行范围广泛的活动了。”他把自然定位为“组织开展各种实验研究事业的组织者的角色。”([11]，147页)他对于涉及农业和环境领域的研究出现“条块分割”现象很不以为然，主张“建立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体制” ([11]，52页)，而这也正是中科院的追求。中科院在涉及有关农业的相关研究时，强调自己的优势在于多学科和综合性，以区别于农业的专门研究机构。这也许是中科院和田村团队两个并非农业研究的专业机构得以在农业领域开展合作研究的认识基础。

4.2 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看法

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平衡，甚至有的地方温饱尚没有解决的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是实践问题，更是理论问题。1979年10月，第二次访问桃源期间，田村结合世界各国情况及日本农业现代化问题，就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特别是农业机械化和发展畜牧业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田村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主要还不是实现机械化，发展畜牧业，而是改进技术，发展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从质和量两方面全面满足人民的需求。他说：

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在于确立能够充分而又稳定地满足供应全民需要的农产品的耕作技术体系。为此，一要提高单位面积平均产量；二要提高每个劳动力的平均收获量，并以此作为技术改革的奋斗目标。机械化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根据作业目的、形式和内容的不同，若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畜力，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希望根据上述认识，研究、改进现行的耕作技术。[27]

田村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看法和当时中国国内的一些主流意见是不太相同的。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以后，农业机械化被普遍理解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文革”结束后，早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提到了议事日程，农业现代化方面，更提出1985年前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到85%以上。与此同时，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大农业”思想也广为接受，一些学者更提出发展畜牧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

田村第二次访问桃源所做的《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考察》报告是根据FAO(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和他自己以前的一些想法完成的。从战后10年日本农业发展的历史出发，提出通过改良栽培技术也是完全有可能高提农业生产力的。1960年以后，日本农业机械化急速发展，但水稻的栽培技术反而不断下降。产量虽然有所提高，“但这不是由于栽培技术的真正进步，而是因为，多施肥料、农药以及培育了耐肥品种的结果”([14]，3页)。田村认为，这种农业是建立在对石油的依赖基础之上，是靠不住的。田村认为，农业机械化虽然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可在当时的中国，由此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往何处去？能够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工业不要说在农村就是在城市也不发达。不仅如此，无计划的农业机械化，不仅占用了大量宝贵的资金，而且只能产生更多的失业者。

田村批判了中国农业向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体系转向的观点。他认为，发展畜牧业改善人民生活是将来长远的目标，但在学习各先进国家的经验的同时，首先必须注意本国国情。他认为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进口饲料来搞畜牧业，而应当首先尽快地建立起能用植物性食品使全体人民吃饱肚子的耕作技术体系，在发展谷物生产的同时，增加生产饲料作物的比例，并以此来增加畜产品的产量。田村认为中国还是应以粮为纲。([14]，40页)

1980年后，中国的农业生产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公社解体，代之而起的是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经过几年的实践，在与中国人较多的接触和交往中，田村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及发展畜牧业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点在于确立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栽培技术，中国今后仍应该努力提高粮食的生产力。

田村还将他对于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农业机械化的看法运用到具体的农业机械上面，对适应于机械插秧的“育秧箱育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东亚传统水稻栽培中，最耗时费力的莫过于水稻移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农业机械工作者就开始了水稻插秧机的研制。[注]1956年，中国就研制出接近或适合农业上的要求的水稻拔取苗移栽的第一代畜力六行水稻插秧机的样机。1960年，中国各地推荐生产上使用的人力、畜力插秧机已达21种。1967年，第一台自走式机动插秧机“东风-2S”型通过鉴定定型并投入生产，每天可插秧15～20亩。20世纪80代初，在江西、浙江、上海、无锡、吉林等地进行的日本式水稻机械化种植方式试验中，只有吉林公主岭地区亩产达到了650公斤左右，获得了成功，由此引发日本式水稻机械化种植方式在中国是可行的争论。日中农交事务局长堀江真一郎认为，日本式水稻机械化种植方式在中国是可行的。([29]，133页)田村认为，“育秧箱育苗”播种密度高，容易引起徒长，秧苗素质难免有所下降。另外，在育秧箱中育苗，易发生病虫害。“育秧箱育苗”培育的秧苗受灾的危险性，比移栽秧田育的大苗还要大。1981年吉林省水稻产量的提高，不能断定是采用“育秧箱育苗、机插栽培技术”后的效果。田村还对采用“育秧箱育苗，机插栽培技术”有“五个节约”的看法，进行了一一驳斥。田村恳切期待通过建立适合国情的栽培技术和耕作体系，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29]，135页)而不是简单地照搬日本的模式。

田村对于农业机械化的看法似乎也与中科院的看法不谋而合，或者说中科院对于农业机械化的认识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影响。1979年5月6日，《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考察团访日报告》在关于桃源县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条件中指出，“关于农业机械化，目前只能试点取得经验，这是由于资金，国家供应农机的数量和质量、农民技术力量的训练等条件决定的。”([10]，179页)也就是说，机械化并非农业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经过几年与中科院的合作，田村对于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田村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建立起能充分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稳定地向全国人民提供丰富的农产品的栽培技术体系。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当前应抓的重点是增加一季作物单产的栽培技术。机械化固然能起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然而在城市和农村工业还不够发达的今天，似乎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农业机械化“必须是使农业生产体系得到发展并提高生产率。……粮食的脱粒、碾磨加工等机械化，则受种植体系的制约比较少，应积极予以促进。”为了适应人民生活提高的情况，“就要大幅度地增加各种畜产品的产量。对有关猪的饲养与人的口粮的匹配，以及如何确保牛羊饲料等问题，都应结合栽培技术的水平有计划地加以研究。对于畜产品的储藏、加工、运输也要采取积极的对策。”[30]

在田村看来，不是急务的还有所谓“设施农业”，因为“为建设这些设施需要大量的资材，为维持设施内部的环境条件需要消费大量的化石能源。”同时“发展设施园艺的过程中，作物的病害和生理障碍也越发增多，并开始威胁设施农业存在的基础。”[27]

同样不被田村看好的还有化肥。田村重视有机肥料，认为 “有机肥料是不能不要的……堆厩肥对于维持和增进土地肥力，以及对于作物的稳产都是不可缺少的。近年来，日本为节省劳动力而大量施用化肥，结果地力下降、荒废，对此深感忧虑。”他“恳切地期待中国农业科学工作者与农民协作，以有机质肥料为主，施用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化肥，创立独自的、而且将成为世界农业模范的施肥技术。这种技术，和中国要开创以不破坏生态系统为目标的农业是相关联的。”[27]

4.3 借鉴日本的经验

作为日本科学家，田村试图将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嫁接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践当中。20世纪70年代，他便将他发现的昆虫保幼激素介绍到中国著名蚕区广东顺德，并得到成功运用。进入80年代，为了给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借鉴，从日本的历史经验中找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以便让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少走弯路，田村以历史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对二战后日本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他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研究，或者是在中国的农业推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于历史的认识。

1983年夏，田村应邀在北京就相关话题进行了演讲。演讲从二战后日本农业技术的进展历程及其背后存在的社会、经济状況出发，介绍技术开发和普及的社会及经济条件。田村将战后到1970年这段时期，每五年作一个时期，结合当时的政治及社会背景，指出该时期的特征与主要的技术事项。

演讲的内容紧扣中国农业实际，尤其是着眼于稻作技术。这是因为日本的农业本身也是以稻作为主，而当时他们也正在与中科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合作在湖南桃源进行水稻栽培技术试验。田村重视农民发明的水稻栽培技术，如保温湿润秧田、间歇灌溉法等，对于农业增产的贡献。他还提到，日本农业为了应对战后缺少肥料的情況，普及了耐瘠高产品种和以基肥为中心的全层施肥法。值得注意的是有机肥(厩肥和堆肥)的大量施用，被看成是确保战后粮食作物再生产的基础。

田村演讲的1983年，正是中国农村全面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时，他结合日本的农地改革，提请中国注意“自耕农的零散土地所有制，在现阶段成为真正农业现代化的阻碍要因这一事实”。他认为1955年后的日本大米自给，“应归功于五十年代初各种土地改良的结果”，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联产责任制的发展，如何对集体所有制的土地进行改良，“今后应慎重考虑而且有制定具体对策的必要。”[31]田村认为，农技员制度对在农民层中普及和提高农业技术所起的作用极大，因此要协助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在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建立中国式的农技员制度。

田村回顾了1961年以后的日本农业机械化，发现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援助政策所搞的大型机械化在全国未能普及，相反农民的机械化却迅速发展。田村由此想到，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也曾有过所谓农业机械化即农业现代化的浪潮，两相对比，耐人深思。[32]田村看好具有日本特色的小型机械，认为这种小型的机械化是农民的机械化。

4.4 注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自身经验

田村认为，日本国内现在普及的农业技术当中，哪些部分有引进中国的价值，哪些技术不能引进，要由中国人自己判断取舍。因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毕竟是要中国人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去实现的。可是，由于单个的农业技术比较容易吸取，所以，有的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发达的日本技术可以片断地、无需考虑其开发的各种条件，就能顺当地引进本国来。也有日本人不顾中日两国经济及社会条件方面的差异，将日本的经验生硬地搬到中国来。

田村认为，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农业，其中有不少农民累积的各种各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总结。但是，田村他们“在桃源工作时似乎感到，农民和当地指导者——包括农业科学者及技术者——之间是否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存在的疑问。农民和指导者之间对等而亲密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我国也认为是一般化的。我特别希望中国的农业科学者、技术者积极地到田地中去，在加深与农民接触的同时，努力从现实的生产场所找出研究的课题”。[31]

因此，田村在向中国介绍和引进日本乃至世界先进农业技术的同时，也重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人自己的经验。他认为，搞农业现代化要重视本民族的农业优良传统，防止“错误的近代主义”，认为堆肥、厩肥等落后而放弃有机肥料的使用，就是“一种错误的近代主义。”[27]田村说：“中国的农业确有落后的一面，但也颇有令人羡慕的先进的一面。在桃源县以养猪为主，使农产废物饲料化、办沼气和粪尿还田的物质循环过程实用化等措施，可以说都应予以极高的评价。再有，大面积栽培紫云英等绿肥，现在日本已经不搞了，今后应重新向中国学习。衷心地希望中国人民在传统的耕作技术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体系，迅速地确立粮食自给自足的体制，进而成为忧虑饥饿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仓库。”[27]

二战后，日本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农业技术援助，但成功实例很少。田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无视当地的各种条件，只盲目照搬日本的先进技术而造成的。桃源水稻栽培试验是田村等人根据对于桃源的调查，结合自己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和桃源的实际情况而展开的，他们“只是用过去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从侧面给予耐心的支持。” ([11]，26页)田村认为，“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归根到底还是中国人自身的事情，我们只是通过我们所具有的一些有关农业科学、农业技术的知识和经验，从侧面来协助中国的事业。”[33]

中日桃源合作的成功，除了汲取了日本海外技术推广失败的教训之外，也汲取了中国农业发展中的一些教训。1958年以后，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对于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田村观察到，“在三季作物和深耕密植方面的过于繁重的劳动中，农民几乎没有开动他们的脑筋的余地。”([33]，18页)田村看到中国农民过于辛苦，并给予了深深的同情([16]，94页)。

田村认为，二战后日本在技术上对提高水稻生产率做出巨大贡献的不是别人正是农民，他希望中国农民有更多的自主权，“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对改进生产技术的兴趣。”这是他提出把双季稻改为一季稻的初衷。1978年以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田村似乎意识到了这种变化，提出“积极地依靠群众路线进行科学实验来指导农民，以此作为前提；要充分注意制定为促进农民自觉性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经济方面的措施。”([14]，6页)田村还认为，在谈论中国农业现代化时，必须积极地听取农业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农民的意见([14]，5页)。

对中国风土人情和自身经验的重视，也在后来田村与中科院的合作研究中得到体现。在阐述沙漠化的成因时，田村认为沙漠化主要是因水少而并非因石少引起的，因此，汉语“沙漠”比日语“砂漠”看起来有道理。([11]，42页)在黄淮海平原盐碱地综合治理的合作研究中，为了制定引进植物种的选择标准，田村团队的一前对当地野生的耐盐性杂草进行了调查，发现即使在盐分浓度超过1%以上的土壤中也能够生长良好的草种，并从中筛选出耐盐性强的有用植物。([11]，80页)在宁夏固原的防治沙漠化实践中，田村团队既考虑到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因素，也尊重当地群众在长期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和技术。“红芒麦”是固原县当地广泛栽培历史悠久的一个小麦当家品种，这一品种具有极强的耐寒性和抗旱性，起初田村认为这一品种的小麦的发育很不理想，后来才知道固原县冬季气温往往要下降至零下30摄氏度，只能春播，这个品种生育期很短，适应固原当地条件。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田村改变了他对这一品种的看法，认为这个品种是适合当地条件的优良品种，因此他们设置的研究目标是根据当地农民的栽培条件，要么引进新品种，使其产量超过“红芒麦”，要么是与“红芒麦”进行杂交，育出产量更高的育种材料，([11]，48页)显示对地方性知识的高度尊重。

对于风土人情的重视也体现在每个案例的研究中。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很大。各地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成功不可以复制。如果说桃源的水稻试验还是试图部分复制日本的经验的话，那么，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和广西大化的环境治理则几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宁夏固原沙漠化防治上所取得的成功并不可以移植到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尽管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相邻，只有太行山脉一山之隔，但两地的自然环境和农业开发却迥然有别。因此，田村团队总是因地制宜地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并试图另辟蹊径，制订适合当地风土人情的最佳方案，这显示出田村对于共性和区域性的一种整合。

4.5 求同存异

但田村对于地方性经验和知识的重视，并不表示他对于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的盲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对传统的改造过程。

中国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农业价值观和农业传统。比如为了应对人口压力，总是千方百计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深耕、密植、多粪肥田、提高复种指数等。这些传统方法总合起来就称为精耕细作，其精髓在1958年经毛泽东总结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田村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有“令人羡慕的先进的一面”，也“确有落后的一面”。田村对复种、密植和深耕等的实际效果存在不同看法，他认为复种容易造成不合理的耕作期，剥夺地力，不一定有利于高产；密植是劳民伤财，浪费种子；而深耕在劳民的同时还降低了肥效[27]。在他看来，这些农业技术措施都有可能得不偿失。

田村和中科院的科学家对于中国农业和环境的许多问题有相同和相似的看法，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他对中国同行所取得的成绩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对固沙植物沙打旺的看法。沙打旺，以其能在沙漠中不怕风沙吹打而能旺盛成长而得名，它是豆科黄芪属多年生草本，又名直立黄芪、麻豆秧等，可用于改良荒山和固沙的优良牧草，也可用作绿肥。因具有耐寒性和耐旱性，在治理沙漠的斗争中，成为主打草种。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科院水保所与陕西省有关单位协作，在陕北吴起县的荒山秃岭上，用飞机播种多年生优良豆科牧草沙打旺，取得了成功。第三年亩产鲜草三千斤，可养一只羊，产肉30斤。与全国草原平均每亩产肉3两比，提高了100倍。([10]，121页)与之相关的“黄土高原飞机播种造林种草试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田村认为，这种植物缺乏对地表的覆盖性，在坡地上防止水土流失，几乎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沙打旺的根在土壤中要扎到数米的深度，这是其具有很强的耐旱能力的主要原因。可是，这么深的根会把土壤深层部分的水分吸尽，最终就会枯萎。而1992年，固原县在遭受最严重的干旱之后，沙打旺出现日趋严重的枯萎现象，似乎也证实了田村的想法。田村认为，重要的是要确保植物种的多样性，仅仅依靠一两种豆科植物是不够的。在这一地区单一栽培沙打旺的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考虑到家畜的营养，绝对需要禾本科植物。因此，必须从外部引进各种各样的草种，并进行选育。([11]，42～47页)

“井灌井排”是中科院著名土壤学家熊毅从国外学习回来的一种治理盐碱地的经验，其后成为黄淮海盐碱地治理的推荐模式。这一技术自20世纪60年代推出之后，在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中得到推广。但田村认为，黄淮海平原并没有这么多的水。即使有丰富的水，这个平原地势平坦，海拔低，仍需要用泵强排水，所需费用将十分庞大。特别是在南皮县采取用水洗盐的工程学手段是绝对行不通的。他认为寻找适合于这个平原生态系统的耐盐作物和牧草是最现实的策略([11]，80页)，这也是日方把黄淮海盐碱土改良放在生物治理而非物理治理的主要原因。

田村在与中方的合作研究中也发现，“有不少问题是仅靠开展技术层次的研究难以解决的”。例如，田村重视对堆肥、厩肥等有机肥料的使用，这也是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的深刻问题之一，就是家庭燃料的极端不足。农民们由于家境贫困，无力购买煤炭及其他燃料，同时他们能够进入的丘陵山地的树木也已经完全被砍光，连一棵也不剩了。结果他们不仅把玉米秸秆及其他农作物废弃物当燃料，连农田地里残留的作物根茎也挖去烧掉了。这样一来，有机物不能还田，土壤肥力因而逐渐降低。针对这样一种状况，田村建议“应迅速制定薪炭林营造、管理和保护的有效的方针和政策”([11]，50～53页)。但很多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而且涉及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等问题。对此，田村在固原的沙漠化防治研究中感触尤深，他举出了这样一些仅靠开展技术层次的研究难以解决，而今后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如在黄土高原为防止土壤侵蚀，必须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这必然与农民的耕作权和放牧权发生抵触；从世界各地引进更多的作物品种又与中国现行的植物检疫制度相抵触；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研究方式和专业分工不利于以黄土高原绿化为目的综合研究。([11]，50～53页)可喜的是，田村提到的这些问题，经过20多年近30年的努力，有的已部分解决，有的正在解决之中。如大量民工外出务工，使得农村燃料已不复往日紧张，退耕还林、还草，落实生态补偿机制也在进行之中。而综合性研究也一直是中科院在农业研究领域里的优势，这也是田村与中科院能够长期合作的原因之一。

5 结 语

田村在《地球环境的再生与重建》一书的“前言”中回顾道：“1957年以来，我一直在以个人身份从事着与中科院的交流活动，并且于1978年作为原东京大学校长、已故茅诚司先生为团长的日中协会学术访华团的成员访问了北京。访问期间，出乎意料的是，中科院的负责人点名要我协助中国‘文化大革命’后的农业现代化试验研究工作。以此为契机，使我能够初步涉足现实的农业生产领域，并且很快地进入到了地球环境问题的研究领域。”([11]，IV页)

作为曾经的一名侵华日军，田村在成长为科学家之后，因应时代的变化，带着赎罪的心态，在1957年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为了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多次来到中国，并与中科院保持长期的交流与合作。田村团队把日本及国外的物种、经验、技术、理念，甚至资金，引进到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农业开发和环境整治。由于研究工作特有的周期性，田村参与的很多工作往往是一事未竞，一事又起。他扮演着一个开拓者的角色，他认为在华最满意的事谈不上，不过每一项工作都尽心尽力地做，而且不断进行。在桃源，他们借鉴了日本的一季稻生产经验，并引进筛选了国外优良中稻品种12个，从中选育出了一批优质米品种(系)。在固原，他从日本国内外引种耐旱和抗寒牧草500余种，麦类品系1000余种，矮秆向日葵杂交种(F1)，以及包括富士苹果和巨峰葡萄等在内的10种树苗。在南皮，他们做了更大规模的引进，仅在粮食作物方面就从世界各国收集了上万个品种。还试图将匈牙利科学院在盐碱土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高水平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在大化，田村团队除继续从事作物、果树、牧草、树木的引种试验外，还引进资金和技术，帮助建造蓄水池和修筑民用公路。

虽然这样的一些工作未必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但田村与中科院在农业领域里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得到科学界的认可和中国政府的肯定。1984年6月，田村在参加了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后应中科院的邀请继续对中国进行访问。6月30日下午，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田村三郎，会见开始时，中科院院长卢嘉锡向田村三郎颁发了奖状。[34]1985年12月24日，田村作为中日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讨论会日方代表团副团长，受到国务委员方毅会见，一同会见的还有中方代表团团长、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35]1995年，田村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2000年，田村著《地球环境的再生与重建——向恶劣环境的挑战》中译本出版，中科院原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为该书作序，序中称赞田村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他在与中科院进行合作研究，组织合作研究课题及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致谢本文所用档案资料得到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处的支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马永清研究员的帮助；本文初稿完成之后，曾呈请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王扬宗教授、黄荣光教授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熊卫民特任教授教正；投稿过程中得到审稿人中肯的意见。本文的日文资料部分得到女儿曾妍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