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石然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1 时代特点以及对科技发展的定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三百六十余年间，有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互兴灭，政权更迭频繁，战乱频发。这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魏、西晋(220～265～316年)近百年统一之后，北方经历了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少数民族国家“五胡十六国”(304～439年)，最后由鲜卑族北魏统一并迅速“汉化”形成民族融合的北朝(439～581年)；而南方则经历了东晋(317～420年)和宋、齐、梁、陈相继的南朝(420～589年)。东晋南迁也促进了中国南北方的相互融合，从而促进了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南北融合，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在思想文化方面：魏晋玄学的兴起可谓有声有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伴随着铿锵足响的四六骈文，使得魏晋风流、魏晋风尚的韵味十足。这种流风余韵，随着佛、道两家的兴起，儒、释、道相互辩难又相互吸收，使得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十分丰富。北朝云冈石窟的宏伟造像，南朝以顾恺之、王羲之为代表的诗文书画，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更加绚丽多姿。当然，科技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增加了很多的光彩。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我们曾经给出过的定位是：“古代科技体系的充实与提高”[1-2]，现在看来这个定位的高度还有些不够。因为那不是一般意义的“充实和发展”，如下文即将指出的那样，那是具有诸多创造性成果的长足的进步。在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医药学的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长期影响后世的成果。因此，应当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发展看作中国古代科技体系形成后的一次发展高潮，而宋元时期则是另一次高潮。

在天文历法方面，首先是东晋虞喜提出了岁差概念，南朝何承天、祖冲之对岁差也都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其次，北齐张子信积三十余年观测研究，发现了太阳和五星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再次，杨伟和张子信研究了视差对日月交食推算的影响。这些研究，对提高天文认知水平以及历法日食预报的精度来讲都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果，而这些成果的取得也和天文仪器(浑仪、浑象)和星图绘制的精进是分不开的。

数学方面，出现了刘徽和祖冲之、祖暅父子等人杰出的工作。刘徽以为《九章算术》做注的形式，对书中的算法做出了理论上的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了含有计算圆周率的新方法的“割圆术”等等。祖冲之算得小数点后7位准确的圆周率，以及祖氏父子在体积计算中提出的“祖氏公理”等也都是创造性的成果。

农学则有北朝贾思勰编著我国最早的农书《齐民要术》。这是后来我国古代四大综合性农书《农桑辑要》(元)、《王桢农书》(元)、《农政全书》(明)、《授时通考》(清)的先驱，开创之功用在当时，而垂范之功则续存后世。

在医药学方面，王叔和的《脉经》和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都是现存最早而且垂范后世的脉诊和针灸方面的经典专著。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创立了更为合理的以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进行分类的新方法，为后世本草著作所采用。他又以病症为纲，作为诸病通用药，将药物分别归入不同病症项目之下，此种方法也很切合实用。

2 博学多能

当人们读《晋书》列传时，在魏晋时期的士大夫、读书人中间，可以观察到有较多的人次会出现关于“博学”的记述。而在前此的《汉书》《后汉书》中则是颇为罕见的，它仅见于司马迁和杨雄。司马氏的《论六家要指》可以看成是来自其“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为治者”提供方略的史学家家学传统，而杨雄的《太玄》则可以看成是魏晋玄学的先导。

魏晋学人的传记，有很多，读起来是十分精彩的。

例如阮籍：

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3]，卷49，列传第19，本传，1359页)

再如嵇康：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3]，卷49，列传第19，本传，1369页)

二人的共同点：任性不羁、远迈不群。博学多能，尽显时代风流。“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是音乐家兼演奏家，又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甚至嵇康还会打铁。他们都真的是做到了博学而且多能。

南朝齐梁时的刘勰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塗矣。”[4]这些人“术兼名法”“校练名理”“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始盛玄论”……此时的士大夫、读书人，从两汉经学独尊儒术中解放出来，面向先秦的诸子百家，尤其倾心于《老》《庄》，追求道法自然、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于是，魏晋玄学兴起。这正是时代对多人出现“博学”记述的合理诠释，而“博学”也成了魏晋时期的时代风尚，成了“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代名词。

《晋书》列传中这类“博学”之人，所在多有。魏晋两代重臣荀勖：“……博学，达于从政”。他是文学家，《全晋文》曾收录其作品，明代张溥辑有《晋荀公曾集》。他还是音律学家：“正笛声乐家之论，尽称为优。”[5]其孙荀绰也是“博学有才能，撰《晋后书》十五篇，传于世”。([3]，卷39，列传第9，本传，1158页)

著名文学家傅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3]，卷47，列传第17，本传，1317页)

晋武帝近臣，文学家何劭：“博学、善属文、陈说近代事，若指诸掌”。([3]，卷33，列传第3，本传，999页)

西晋宗室司马繇也是：“有威望，博学多才”。([3]，卷38，列传第8，本传，1123页)

其他如李憙：“少有高行，博学研精，与北海管宁以贤良征，不行。累辟三府，不就。”([3]，卷41，列传第11，本传，1188页)刘寔：“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玷。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行。”([3]，卷41，列传第11，本传，1190～1191页)华恒(华表之孙)：“博学以清素为称，……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书数百卷，时人以此贵之。”([3]，卷44， 列传第14，华表传，1262～1263页)

此外还有束晰：“字广微，阳平元城人，……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3]，卷51，列传第21，本传，1427页)郄诜：“博学多才，瑰伟倜傥。”([3]，卷52，列传第22，本传，1439页)华谭：“博学多通，在府无事，乃著书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笺进之，帝亲自览焉。”([3]，卷51，列传第21，本传，1453页)张载：“性闲雅，博学有文章。”([3]，卷55，列传第25，本传，1516页)刘耽：“博学，明习《诗》、《礼》、三史。”([3]，卷61，列传第31，刘乔传，1676页)[注]刘耽为刘乔之孙。温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 ([3]，卷67，列传第37，本传，1785页)

这种以思想解放为实际内容的“博学”，当然也影响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

例如著名的地图学家裴秀就是：“博学强记，无文不该”。“渡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曰：生而岐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3]，卷35，列传第5，本传，1038页)

博物学家郭璞：

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3]，卷72，列传第42，本传，1899页)

炼丹家葛洪：

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3]， 卷72，列传第42，本传，1911页)

天文学家虞喜：

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复下诏曰：“……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内史何充上疏曰：“……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3]，卷91，列传第61，本传，2348～2349页)

天文历法家何承天，受母亲影响：自幼“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生平著述甚多，在何承天之前，“《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又改定《元嘉历》，语在《律历志》”。“承天素好弈棋，……太祖赐以局子。……承天又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6]，卷64，列传第24，本传，1710页)

历算学家祖冲之自述：

臣少锐愚尚，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罄策筹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圆旧误，张衡述而弗改；汉时斛铭，刘歆诡谬其数，此则算氏之剧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数，《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谓测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谬，斯又历家之甚失也。及郑玄、阚泽、王蕃、刘徽，并综数艺，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众谬，理据炳然，易可详密，此臣以俯信偏识，不虚推古人者也。([6]，卷13，志第3，306页)[注]后“(祖)冲之随(戴)法兴所难辩析”。

医药学家、炼丹术士陶弘景：

幼有异操。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及长……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

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又尝造浑天象，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7]，卷51，列传第45，本传，743页)

据今人统计，陶弘景毕生著作约80余种，内容涉及：儒、道经典、天文、历法、地理、兵、医、本草、炼丹、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8]

3 清谈论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学人之间，由清谈相继而起的论辩风尚，随着三玄(易、老、庄)以及佛家、道家的兴起而日趋炽烈，伴随着四六骈文的盛行而更加铿锵华丽。关于魏晋清谈论辩风尚，钱穆先生认为：“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钱先生此说将这种风尚的起、承、转、衰交待得十分清爽，允为公论。[9]

关于论辩体文章，在中国古代，已由来甚久。刘勰《文心雕龙》中即有“议对”“论说”两类文体。关于议对文体，刘勰说，最早可以追溯至轩辕，其后历经尧、舜、三代、春秋、战国，代代皆有，“讫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4]，卷5“议对”，176页)关于论说文体，刘勰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如前文已经引述，魏初以来，各家学说多出，论辩常有。“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4]，卷4“论说”，130～131页)

东晋李充《翰林论》[10]中有：“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研核名理”，李充给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辩、论难文体兴起的时代原因。而严可均《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则载有“难”文110余篇，内容大都是和经义、制度、玄学、佛学相关。有人将其归纳为八种：辨析玄理、臧否人物、商榷礼制、驳难刑法、阐明乐理、品评文艺、针砭时俗、研讨天文。[11]

议对、论说、论难、难、议、驳议等等，指的都是这类论辩文体。

“研讨天文”，是为科学发展而进行的论辩。它出现在历法编制过程当中。此即为人们所熟知的：祖冲之和戴法兴关于《大明历》的论辩。这一论辩被完整地记录于《宋书 · 历志》。它依次为：祖冲之的上《大明历》表，《大明历》本文，宋世祖下之有司使内外博议时戴法兴提出的“历议”，最后是祖冲之随戴法兴所“难”而进行的“辨析”。

这段记载的最精彩部分，当属戴法兴的“历议”和祖冲之的“辨析”。因为这场论辩已被人们所熟知(包括中学的语文教材)，此处只想指出这种论辩的文体和时代文化背景的关系。

戴法兴的“历议”，在三五句开篇小论之后便引入一段“冲之新推术”，写上一段“臣法兴议”，再引用一段“冲之又改……”，再写一段“臣法兴议”，引一段，议一段，如此反复，直至终篇，共计六段。

最后，祖冲之隨戴法兴所“难”而进行了“辨析”。

为了回答戴法兴的“恐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等不实之词，一如前文已述，祖冲之在“辩析”之首辩白自己曾经“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罄策筹之思，究疏密之辨……”之后，他“寻法兴所议六条……陈其目”列清6个问题，“随诘洗释，依源征对”，进行辩析。引一段“法兴议曰”，用一段“冲之曰”的形式答辩，再引，再答，如此反复，共11次，将戴法兴的“历议”一字不漏地依次引用完毕，也一一辩答完毕。

戴法兴的“历议”和祖冲之的“辨析”所使用的议答方式，很具有时代的特色，和当时的论辩文体完全一致。

这场论辩，因为祖冲之的辩析而更加精彩。“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词虚贬，窃非所俱”，已经是人们所熟知并不断激励人们进行科学探索前进的千古名句。[注]关于这场论辩，请参阅杜石然《祖冲之》(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221～231页)、陈美东《祖冲之的天文历法工作——纪念祖冲之逝世1500年》(《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2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辩体文章，这种问答的形式甚为多见。例如《弘明集》，乃是佛教人士为了弘教明法所编辑的文集，由于清谈论辩的时代特点，文集中也同时录入反佛人士的文章并反复以“诬云”“正曰”“或问曰”“答曰”“难曰”“答曰”等形式进行论辩，和上述天文历法的论辩类似。

4 辩名析理

辨名析理、考核名实，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代表人物王弼就主张：“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关于“名”“实”，王弼还主张：“名以定物”“鉴而正名”“名者尚乎定真”“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故有此名者必有此形，有此形者必有其分。”[12]而另一位代表人物郭象则以为《庄子·天下篇》中的辩者们：“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注]见“天下篇”尾“卒有辩者之名”句下的郭象注。，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辨名析理”这一四字词。嵇康在其著名的《声无哀乐论》中，在讨论国家的“治”“亡”与声的“乐”“哀”过程中，也以“鉴于历世滥于名实”为论，“内外殊用，彼我异名”“有实”“无实”“正名号”“共当其名”“名实俱去”等等辨名论证，还提出：“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足，然后借古意以明之耳。”[13]在这里，他提出了：首先要依据“自然之理”来“推类辨物”的方法。在另一篇《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还提出了：“区别群物，使有族类，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14]其实，早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名理》中就曾经提出过与“辨名析理”具有同样意义的“循名究理”。其原文为：“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循名廄(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材(灾)”，“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能与(举)曲直，能与(举)冬(终)始，故能循名廄(究)理”。[15]文意是，“循名究理”是对一个执政者的要求。而玄学家们的“辨名析理”则进一步拓展为用来进行思辨、分析事物的一种方法。

在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中，力主“辨名析理”是魏晋玄学家们普遍运用的方法的是冯友兰先生。按他的说法：“名”就是名词，代表一个概念；“理”就是名词的内涵，代表一类事物的规定性。

早在1946年，冯友兰即认为：“魏晋玄学家常说‘辨名析理’，辨与析都是分析的意思……照我们的看法，逻辑分析方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16]在1948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先生又将“辨名析理”的方法扩展为魏晋玄学家普遍使用的方法。他说：“在三、四世纪，随着道家的复兴，名家的兴趣也复兴了。新道家研究了惠施、公孙龙，将他们的玄学与他们所谓的名理结合起来，叫做‘辨名析理’。”[17]

冯友兰在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更清楚地写道：“玄学的方法是‘辩名析理’，简称‘名理’。名就是名词，理就是一个名词的内涵。一个名称代表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对象就是一类事物的规定性，那个规定性就是理……‘辩名析理’是就一个名词分析它所表示的理，它所表示的理就是它的内涵。”[18]

辨名析理的思潮也影响着这一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探索。

例如刘徽在注《九章》序中写有：“析理以辞”。“辞”的含义，按《荀子·正名篇》的解释，“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因此也可以说“析理以辞”也就是魏晋时期思想家们经常说到、用到的“辨名析理”。

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早期有关动物、植物的著作，例如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郭璞的《尔雅注》。

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对《诗经》所记载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有关动植物的著作。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植物部分共记载草本植物60种、木本植物47种，下卷为动物部分记载鸟类27种、兽类12种、虫类24种(内有鼠类、两栖类)、鱼类11种(含兽类、贝类)。对每种动物或植物不仅记其名称(包括各地方的异名)，而且描述其形态(种类辨别)、生态(习性)、地理分布以及栽培、驯化和利用等等。[19]可以说，全书的工作方法就是“辨名析理”，再加上“各从其类”(详见下文)。正如上文中冯友兰的诠释，“辨名析理”(简称：名理)中的“名”就是名词，“理”就是一个名词的内涵。一个名称代表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对象就是一类事物的规定性，那个规定性就是“理”。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正是这种思想方法的具体体现。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时的学者在描述自然现象时，开始应用“自然之理”一词。例如杨泉曾著《物理论》言及天文、地理、气象、工艺、农耕、养生等等，特别是在论及“风”的时候说：“气积自然，怒则飞沙扬砾，发屋拔树；喜则不摇枝动草，顺物布气，天地之性，自然之理也。”[20]再如杜预说杨泉“尝著《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3]，卷18，志第8，律历志下，563～564页)很明显“理”在这里有道理、规律的意义，“自然之理”也有探讨自然现象规律的含义。

5 各从其类

从方法论方面来看，“各从其类”“比类”“类比”也就是利用分类的方法来研究、整理事物。

《搜神记》原本是晋代干宝写的一部传奇志怪的文学作品，但当他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和描写时，也用到了这种“辨名析理”“各从其类”的方法。他说：“寄生因夫高木，女萝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鸟排虚而飞，兽跖实而走，虫土闭而蛰，鱼渊潜而处。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本乎时者亲旁：各从其类也。”[21]

在整理故旧、编纂书籍的时候，人们也常常会用到“从类”“归类”的方法。例如刘徽在编注《九章算术》时就用到此类方法。他说：“事物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者，知发其一端而已。”[22]皇甫谧根据《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整理编纂《针灸甲乙经》时，认为“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根据三书内容，“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最后写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一书(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23]根据《宋书 · 何承天传》记载，何承天也曾经利用这种方法整编过《礼论》一书，“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6]，卷64，列传第24，本传，1710页)

当人们在应用“从类”“归类”方法时，首先就需要“辨类”。这时理所当然的要用到“辨名析理”。因为“辨名”之后方能分类。分类之后才能“选取”，而“选取”也离不开“辨名”。“辨名”之后分类，分类之后“选取”，“选取”之后“归类”。这是一个十分合理的顺序。

除去上面的刘徽《九章算术注》、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之外，下面的例子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一些科技经典也是在这“辨名析理”“各从其类”方法下形成的。

例如王叔和的《脉经》，在整理汇总前人成果基础上，将脉象归纳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共二十四种。但正如他在《序》中所说：“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况有数候俱见，异病同脉者乎!” 例如“ 浮”与“芤”、 “滑”与“数”、“沉”与“伏”、“弦”与“紧”、“革”与“实”、“微”与“涩”、“软”与“弱”、“缓”与“迟”等等脉象，很是类似，但是如果诊断错误又十分危险，因此必须对每种脉象形状进行具体、切实的描述。贯穿全书的就是“辨名析理”的过程。

在编纂过程中，将古人经典分别纳入各该条目之下“各从其类”：“各类例相从”。这也正是王叔和在序言后面所说的：“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百病根原，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诚能留心研穷，究其微赜，则可以比踪古贤，代无夭横矣。”

同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农书《齐民要术》的编著。

正如该书作者贾思勰在书的序言中所说：书的全部内容乃是“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号曰《齐民要术》”。全书“凡九十二篇，束为十卷，卷首皆有目录。于文虽烦，寻览差易。”而他编著时使用的全部资料则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这也就是：相关的经典文献资料、谚语和民谣、老农的经验以及实际的农田操作。(见《齐民要术·序》)

贾思勰将6世纪以前中国黄河流域下游地区的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以及治荒等关于农、 林、牧、副、渔等各项技术，按着一定顺序排列，将九十二篇“束为十卷”，各卷的内容为：

卷一：耕田、收种、种谷共3篇；

卷二：谷类、豆、麻、麦、稻、瓜、瓠、芋等13篇；

卷三：种葵(蔬菜)、蔓菁、蒜等素菜类12篇，苜蓿、杂说各1篇；

卷四：园篱、栽树(园艺)共2篇，以及枣、桃、李等果树栽培11篇；

卷五：栽桑养蚕1篇，榆、白杨、竹以及染料作物10篇，伐木1篇；

卷六：畜、禽及养鱼6篇；

卷七：货殖、涂瓮各1篇(酿造)，酿酒4篇；

卷八、卷九：酿造酱、醋，乳酪、储存22篇，煮胶、制墨各1篇；

卷十：非中国(指北魏以外)物产者1篇，记热带、亚热带植物100余种，野生可食植物60余种。

贾思勰将全书分列各卷，编排各卷内容，这需要经过较长的分类、分篇和归拢以成为各卷的过程。各篇以及篇中的各个小的类目则是全书写作的最基本的单元，例如豆、麻、麦、稻、瓜、榆、白杨、竹、酱、醋、乳酪等等即是。然后再将“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等长期积累的素材归入这些基本单元小类目。

这其间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连续、反复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家、著作家普遍使用的“辨名析理”“各从其类”方法的过程。

“采捃经传”：有人统计全书引用了经部30种、史部65种、子部41种、集部19种，书名不可考者尚有数十种，总计达二百余部。通过“辨名析理”从这些经典中将相关的语句摘录出来，再“各从其类”归入各该单元小类目中去。而来自“歌谣”“老成”“行事”资料，也同样是可以如此处理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中列出的四大项，可以说，它们自身又形成了在当时条件下相当完备的科学的方法。“采捃经传”“询之老成”，查找文献资料和向名师请教自不待论；“爰及歌谣”也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方法，特别在是推广普及成果的时候。除了农谣之外，计算方面有各种口诀，天文方面有“步天歌”，医药方面有“汤头歌”。一些口诀歌谣还一直被应用到今天。“验之行事”，从现代所谓“试验”“实验”方面来理解，就更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科学方法了。

正因为如此，《齐民要术》必然会被确立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功在当时而垂范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