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再考
2019-01-22胡大年
胡大年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纽约)
1 引 言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迭起的1968年春，十几位风华正茂、充满激情并渴望探索相对论的物理基础与哲学意义的青年人，在刚刚成立半年多的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和组织下，[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67年7月30日[1]。关于中科院革委会成立时的更多内幕，见参考文献[2]。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而正式开始了“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中国知识界对相对论及其创立者的公开批判和指责初现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终于在“文革”期间发展成由官方支持和组织的群众性大批判运动，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偃旗息鼓。考察这一系列事件的演变过程并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迄今的调查已经揭示，上述批判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方面深刻和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深入分析该思潮的思想根源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于进一步了解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有益和必要的。
早在1977年春，《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就已开始酝酿与其他学者合作考察“文革”时期的相对论批判运动，后因各自工作繁忙而未果。数年后，在许良英的指导下，其硕士研究生屈儆诚于1983年夏率先完成了该课题的初步考察。[注]参见参考文献[3]。关于该研究的前后经历，见许良英为该文撰写的“附记”([3]，249～251页)。该论文的删节版曾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84年第6卷第6期和1985年第7卷第1期。在此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笔者于1993至2006年间，对该批判运动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并追溯和探讨了苏联的相对论批判与中国的批判思潮之间的渊源和关联。[4]鉴于当时所能收集的原始史料颇为有限，笔者先前发表的相关著作仍有很多不够翔实与准确之处。自2007年以来，笔者又不断收集到许多新的原始史料，并得到机会采访了一些重要的当事人。此外，近年来不少当事人也陆续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其中述及当年参与相对论批判的经历。这些新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前所未知的细节与线索，使得进一步考察该运动的沿革与思想根源成为可能和必要。根据上述相关史料，本文对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发展历程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探析了中国“相对论批判”运动的思想根源，并尝试总结了相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2 苏联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初，罗素的在华讲演和爱因斯坦的访华计划，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相对论热”和“爱因斯坦热”。自那时起，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一直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异口同声的赞颂和推崇。([4]，46～89页)然而在1949年以后，一些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来自苏联的影响。
根据罗嘉昌等人[注]罗嘉昌等“相对论批判组”前期成员所用的笔名为武哲。的介绍，苏联理论界从1922年起就已经开始了“对于相对论唯心主义解释的批判和相对论问题的讨论”，该争论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1947年6月，苏共中央要求苏联理论界批判“爱因斯坦学派的认识论和宇宙有限论”，从而“提出了对现代物理学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展开斗争的问题。”[5-6]当时深受斯大林信任并在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安·日丹诺夫(Андрéй Алексндрович Жднов，1896～1948)批评了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学解释：
由于不懂得认识的辩证过程，不了解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许多爱因斯坦的门徒，将研究有限、有边的局部宇宙的运动定律所得到的结果，转用于无限的宇宙整体，并进而开始谈论一个具有时空边界的有限宇宙；天文学家米尔恩(Milne)甚至“计算”出宇宙是在20亿年前创造出来的。[注]这段中译文由笔者参照参考文献[7-8]中相关的英、中译文编译而成。关于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关系，参见参考文献[9]。
日丹诺夫的上述批评意见很快就在中国共产党内流传。时任浙大地下党领导的许良英，在1948年春已读过日丹诺夫的讲话。40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在思想上所受到的巨大冲击。([4]，167～168页)
到了1952年，对相对论的批判和讨论在苏联更为普遍了，其中有不少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参加。当年，苏共十九大召开。会后，《真理报》曾发表社论批评理论物理学界，指责“有一些科学家的小集团，他们回避讨论，并且对于任何批判现代物理学中唯心主义倾向的尝试都熟视无睹”。《物理科学成就》更发表社论宣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批判地重新审查基本物理理论——相对论、量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的内容已成为迫切的任务”。([5]，96页)
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上朝鲜战争(1950～1953)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只能全面依靠和学习苏联，从而导致了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文化和科学政策在中国国内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苏联理论界关于相对论的哲学争论和批评也因而常见诸中文报刊。1952年1月25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科学通报》编辑部的一份“自我检讨”，反省他们对苏联哲学家卡尔波夫的批评。在其《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一文中，卡尔波夫指责爱因斯坦“物质与能可以互相转换”的论断为唯心主义的观点。卡文后来被译载于《科学通报》，在为《通报》复审译稿时，关肇直提议加一注释，说明爱氏相关理论“有实验根据，并非唯心论调。”虽然丁瓒和何成钧等人反对关肇直的意见，《通报》编辑部最后还是采纳了关肇直等人的意见。([4]，168～169页；[10])然而，仅仅数周之后，他们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决定公开向全中国的读者检讨。此事充分反映了，在全面学习苏联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科技界所受到的压力，以及苏联的错误思潮在华造成的广泛负面影响。
据武哲介绍，对相对论体系持批判态度并长期活跃在苏联理论界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莫斯科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数学物理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измы)的编委马克西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аксимов，1891～1976)。从1922年开始，他就一直“对相对论体系进行哲学分析和批判”。他认为，“相对论突破了牛顿形而上学的时空观念，体现了空间和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真理；它证实了几何学是物理学的分支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证实了非欧几何的现实性；它把原来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的质量、能量和惯性等物理学基本概念联系了起来。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然而，他又声称，“爱因斯坦是没落的资产阶级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他所宣扬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他企图从‘精神的自由创造’出发，构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体系，以便一劳永逸地囊括宇宙的全部真理。”马克西莫夫否定了相对性原理，“认为这个原理对宗教和形而上学作出了贡献。广义相对性原理更是从神秘主义的土壤中滋长出来的。他认为应当承认所有实验事实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但是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改造相对论体系，用对相对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述，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所赞助的唯心主义表述。”([5]，91页)
当苏联的相对论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达到高潮时，马克西莫夫也更加活跃。他“不仅批判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也反对相对论的正统物理解释。”但是，这种批判，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就已经遭到了其他苏联物理学家的反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对马克西莫夫的物理学家得到了位高权重的贝利亚(Лаврéнтий Пвлович Бéрия，1899～1953)的支持。经贝利亚推动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同意，1953年1月，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福克发表了《反对对现代物理学理论的无知批判》一文，“强调相对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证明’，开展批判就是削弱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他指责马克西莫夫“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名义来兜售自己的反动的、反科学的观点”。([5]，94，97页；[11-12])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形势发生了更不利于反相对论者的变化。1954年，苏联科学院在其年度工作总结中，批评了马克西莫夫和《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杂志“不善于广泛地吸引苏联和国外先进的自然科学家来阐明自然科学上的哲学问题”，并且“在评价近代科学成就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很快，马克西莫夫被免去了《哲学问题》编委以及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部主任的职务。[注]关于贝利亚支持物理学家批判马克西莫夫，请参见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网站上公布的相关档案：“贝利亚与相对论”(俄文，http://www.ihst.ru/projects/sohist/document/letters/fock52.htm，2018年9月14日查阅)和参考文献[5]，99～100页。《哲学问题》杂志是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于1944年停刊后而创立的，用以替代后者。
苏联的上述变化，很快就引起了中国相关部门的重视。在1956年8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当时的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也公开批评了马克西莫夫，认为他对相对论的批评“对物理学没有帮助，只会造成思想混乱，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宁肯要一个爱因斯坦，而不要一百个这样的哲学家。哲学对科学会起指导作用，因此负有很大的责任，决不允许(哲学家)随便对科学家进行批评。”于光远讲话所传递的积极信息理所当然受到了与会的中国科学家们的欢迎，但其实际影响却非常有限，因为他的讲话直到1985年才公开发表。([4]，172～173页)
3 宣传和学习“唯物辩证法”的运动
20世纪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2年7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基于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和思考，毛泽东主席开始有意识地宣传和推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唯物辩证法。为此，他成功地利用了坂田昌一(1911～1970)的文章和徐寅生的讲话，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热潮。
坂田昌一是著名的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最重要的早期合作者，对介子理论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提出的“坂田模型”，虽然后来被“夸克模型”所取代，但后者的发展多得益于前者的重要启迪，可以说，“坂田模型”是“夸克模型”的先驱。坂田在上高中时就爱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曾阅读过普朗克、庞加莱和石原纯的多部相关著作。16岁时，他在一家世界语俱乐部中结识了加藤正(1906～1949)并成为密友。大约就在两人相识前后，加藤开始着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于1929年完成了该书的第一部日译本。该译本出版的当年，坂田正好高中毕业，他后来回忆，“我不觉得在理解自然辩证法方面有任何困难，因为我在高中时期就已经直接向加藤学习了它的内容。”据坂田后来自述，加藤的影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成为他一生的思想指南[注]关于加藤正及其译著，读者可参考高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日文第一版的翻译及其意义.”
1961年4月，坂田在日本发表了《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一文。文中不仅引用了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论点，而且“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提出了“把基本粒子看作构成自然界的有质的差异的无限个阶层之一”的新基本粒子观。[15]此文先被译成俄文，刊登于苏联的《哲学问题》杂志上。1963年8月，刚刚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第一期，以《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为题，刊登了由俄文汉译的《对话》一文。《通讯》杂志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于光远、许良英、龚育之等创办于1956年，1960年年中停刊，1963年秋复刊[注]《通讯》的创办者们对于该杂志(暨该学科)的名称，原本是有争议的。这是为什么该杂志1956年10月出版的创刊号，题为《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通讯》。许良英主张称该学科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而于光远则坚持以“自然辩证法研究”来命名。1957年以后，随着许良英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并遣送原籍劳改，反对的声音也消失了。(笔者与王作跃对许良英先生的访谈，2011年12月9日)。[16-17]复刊后的《通讯》，每一期出版后都由该杂志的专职编辑范岱年寄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100余位中央和省委领导人。[注]笔者与刘金岩对范岱年先生所作的访谈(2017年12月28日下午，在北京海淀黄庄范先生家)。其中，毛泽东显然对《通讯》格外地重视，并迅速意识到了坂田昌一的物理学讨论所具有的普遍和重要的哲学与政治意义。[注]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坂田的文章，笔者同意柳树滋的分析。见参考文献[18]。
《通讯》复刊号能迅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很可能还与柳树滋以及毛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有关。孔令华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他爱好哲学，对自然辩证法更是情有独钟。柳树滋与孔不仅是北京101中学高中同班同学，而且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方面是志同道合的挚友。([18]，1、4页)柳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当年9月即到中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报到，师从于光远和龚育之攻读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近水楼台的便利让柳不仅很快看到了《通讯》复刊号，而且还“带了一本给孔令华和李敏，表示希望毛主席能看一看”。将复刊号交给孔令华后不久，柳树滋就被所里安排到通县去搞四清，而且一去就是八个月[注]柳树滋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1月23日，因其包含许多重要的信息，特详细引述如下： 我是1962年在复旦大学考上1963年研究生的。1963年9月从上海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不久就看到复刊后的《通讯》杂志。带了一本给孔令华和李敏，表示希望毛主席能看一看，但没有“妄想”主席真的会花时间读这本小小的杂志，更想不到他会细读坂田的文章。不久所里就安排我到通县去搞四清，这一去就是八个月。……回所后我又一次去看望孔李，他们立即兴奋地把主席做了许多勾划的杂志拿给我看，使我大为惊讶。我急于了解主席说了些什么，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多讲。只是强调说，主席正在关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孔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为主席的哲学观点和反修斗争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我很快就将这个情况向组内同志做了介绍。大家都很高兴，积极参与到有关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宣传工作中来。到8月底我就听说主席同于龚(按：于光远和龚育之)等同志的谈话。。[19]孔令华曾与毛主席面对面讨论过哲学和科学方面的问题，知道他对这方面研究的兴趣，便找了个机会把杂志送给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又派秘书把这期杂志送还李敏和孔令华。([18]，4页；[19]，74～75页)1964年6月，柳从通县回到哲学所。当他与孔令华和李敏在后者位于中南海旁边的家中再次见面时，孔、李二人立即兴奋地把毛主席做了许多勾划的杂志拿给柳看，柳见此大为惊讶，“只见[坂田]文章的行间和空白处，[毛]主席用粗粗的铅笔画满了圈圈、道道、曲线、直线”，“全文在杂志上共占八面，几乎每面都划满了横道，夹有一些波纹线和双线”，足见毛泽东阅读之认真和对此文的重视。[注]柳树滋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1月23日；参考文献[18]，4页；参考文献[17]，124页。柳很想知道毛主席还说了些什么，但孔、李二人却没有多讲，只是强调毛主席正在关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在讨论中，柳、孔二人都认为，坂田的文章可以为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和反修斗争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也许正因为如此，毛主席特别重视这篇文章。柳树滋随后很快将有关情况向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内的同事做了介绍，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注]柳树滋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1月23日。时任《通讯》专职编辑的范岱年先生曾回忆说，毛泽东对《通讯》及坂田的文章的重视，最早是由柳树滋转达给于光远、龚育之和《通讯》编辑部的其他同仁的，当时让大家都很兴奋。(笔者与刘金岩对范岱年先生所做的访谈，2017年12月28日)
1964年，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称赞坂田的《对话》，夸奖坂田“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当年8月23日，毛泽东接见了正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坂田，翌日又专门约见周培源和于光远，深入讨论了坂田关于基本粒子的新观点。鉴于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而且坂田也说过俄文的译稿“不甚准确”，于光远和龚育之等又请人将坂田的文章据日文原文重译，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于1965年夏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并在文章前面加了长篇编者按。([16]；[17]，124～125页，128～129页)这篇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所撰写的按语，赞扬坂田能遵循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并“根据基本粒子领域的新事实，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发挥了自然科学理论无限发展的思想，尖锐地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按语特别指出，“自然科学家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写出这样好的作品，还是少见的。”因此，它号召“[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读一读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希望他们从中得到启发，以便“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于从事其他方面工作的同志，按语也敦促他们“读一读这样的文章”，“要在各项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20]
当时任职于中宣部科学处和中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的龚育之，是此事的亲历者。据龚回忆，《红旗》杂志的编者按，“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京、上海、江苏、广州等地的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邀集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举行关于《红旗》按语和坂田文章的座谈会。许多报刊相继开辟专栏或发表文章，展开讨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朱洪元、苏步青、谷超豪、周世勋、谢希德、戴文赛和何祚庥等，都曾公开发表谈话或撰稿，参与了这场“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大讨论。([16]，1675页)
在以坂田的《对话》推动中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同时，毛泽东还利用一位明星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的讲话，于1965年将学习辩证唯物论的热潮推向全国各个行业。徐寅生是第二十六(1961)、二十七(1963)和二十八(1965)连续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队主力队员。为了帮助尚未获得过团体世界冠军的中国女队早日夺得考比伦杯，人称“智多星”的徐寅生于1964年9月应邀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做了“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徐的讲话受到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重视，经整理后即上报毛泽东主席。1965年1月12日，毛主席阅读了徐的讲话后批示，“同志们，这是小将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五天之后，该讲话被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并附编者按，号召“所有从事理论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同志们，”都从中“学到辩证唯物论”。徐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很快被《解放军报》《体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纸转载，并且相继发表了社论。不久，人民体育出版社又出版了该讲话稿的单行本，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向全国发行了3650万册![注]关于徐寅生讲话的由来和影响，参见“贺龙与徐寅生”(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76929.html, 2010年3月20日查)；徐的讲话全文，见参考文献[21]；毛泽东的批示，见参考文献[22]。在徐的讲话7个月之后(1965年4月25日)，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第一次赢得世锦赛团体冠军(考比伦杯)。所有这些，不仅广泛推动了对辩证唯物论的学习，而且鼓励了“小将们”去挑战“老将们”。
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特别是那些爱好理工科的学子，在耳濡目染了大量的有关苏联相对论批判的报道之后，又亲历了国内唯物辩证法(包括自然辩证法)的普及运动。他们对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批判现代物理学家及其工作的经典论述(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赫和庞加莱的批判)，应该已经耳熟能详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年轻人中的佼佼者，已经情不自禁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已知的史料表明，当时在全国很多地方，如北京、上海、湖南醴陵、陕西西安和河南郸城等地，都有人以辩证唯物论为依据来批判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注]“文革”时期编纂《新科学》杂志的编者就是个例子，见《新科学》1968年第2期， 37页。1969年，上海的褚君浩和陈应天等曾一起办了两期地下“科学研究杂志”，褚、陈二人显然都对相对论感兴趣。陈在该地下刊物中“发表了关于相对论引力理论的文章”；褚则在翌年发表了“破除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迷信——批判‘光速不变’原理”一文。(分别见参考文献[23]、[24])
罗嘉昌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经历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罗嘉昌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之子，他在南京南师附中上初中时曾荣获南京市航模比赛冠军，并于1958年入选南京市为准备第一届全运会而组成的航模集训队。在休学参加集训期间，罗嘉昌有机会到南京航空学院听老师讲授空气动力学课程。就是在这个课堂上，他头一次见到了光锥图，并被告知，与已经被突破的音障不同，“光障”(即光的速度)“是绝对不可能超越的”。在那“敢向一切极限挑战”的“大跃进”之年，这种“光速极限论”立刻成为罗心中质疑的对象，并强烈地驱使他按照当时的思想定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觅答案。由此，还是中学生的罗嘉昌，开始自学自然辩证法。从1959年起，他先后研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一系列汉译苏联哲学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谈谈有限和无限问题》等书籍。[注]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2017年未刊稿。正文中所提到的苏联哲学著作是：费·瓦·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全五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E. A. 布季洛娃等：《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普拉托诺夫等：《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C. T. 梅留兴著，张捷，吴伯泽译：《谈谈有限和无限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
少年罗嘉昌的阅读兴趣广泛、自学能力较强且又比较早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些都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有关。其父罗尔纲先生早年曾在上海大学受到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后又师从胡适，深受后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考据方法的影响。父亲的启发式教育，不仅让少年的罗嘉昌耳濡目染了其父的研究方法，而且培养了他独立、批判的精神。1956年秋至1958年夏，罗尔纲夫妇因故由宁返京，将幼子罗嘉昌留在南京继续求学并托付好友丁云青照顾。丁云青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又留学日本学习历史和考古。1938年，丁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1946年，丁被派往南京从事地下工作。南京解放后，丁任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不仅与罗尔纲一起参与筹建“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还负责筹备梅园新村原中共代表团旧址的开放工作。罗嘉昌因此随丁在梅园居住了一年多，其卧室楼下就是当年中共代表团留下的图书室，丁就在里面写作、办公。丁鼓励少年罗嘉昌试着阅读该图书室的藏书，其中大部分是人文社科图书。罗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最早的中译本(杜畏之译)，并对书中所附杜畏之撰写的长篇论文“辩证法与相对论”印象深刻。虽因年纪太小，罗嘉昌当时还不能理解这些著作，但这一博览群书的经历，却激发了他对深奥的哲理性问题的兴趣。航模集训结束后，罗于1959年秋返回南师附中重读初二。四年后，罗嘉昌转学到北京二中，又被迫重读一年高二。这两次留级重读他已学过的课程，让他拥有了大量的课余时间。就是利用这些课余时间，罗嘉昌阅读了大量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著，并开始了其对相关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索。[注]罗嘉昌与笔者的微信交流，2018年2月；“丁云青生平简介”，http://blog.sina.com.cn/s/blog_ecc80ead0102uzx5.html， 2018年2月18日查阅；参考文献[25]；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中译本：参考文献[17]，8页。
20世纪60年代初，天文学家对于类星体的观测和研究有许多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为罗嘉昌向“光速极限论”发起挑战提供了契机。1964年，还在重读高二的他完成了一篇题为“光速极限论的质疑与探索”的论文，该文“依据已达到光速的80%的类星体高速引退现象以及类星体变光周期极短等现象分析了与光速极限论冲突的可能性”。根据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罗认定“光速极限论及其论证方法是与辩证唯物论相违的”。[注]罗嘉昌与笔者的微信交流，2018年2月；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罗嘉昌，“光速极限论的质疑与探索”，北京， 1964年(未发表。该论文于1964年8月完成，有近两万字)。罗当时推测类星体很可能出现超光速运动现象，后来在一些类星体(如1963年发现的3C 273)中，人们还真地发现了“超光速”运动的现象。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所谓的“超光速”运动现象只是“视超光速”现象，实际上并没有超过光速。(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B%E6%98%9F%E4%BD%93，2018年2月19日查阅)1965年春，罗将其论文寄给了著名相对论专家周培源教授。4月23日，周在回信中表示不同意罗的推测，但是对后者勤奋好学与独立思考的精神表示了肯定和鼓励。罗致函周培源，除了慕名请教，还有想报考北大理科的考虑。然而出乎罗的意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6月份来到二中为党校即将成立的“青训班”选拔学生，竟然选中了他，虽然他当时并非中共党员，而且其父罗尔纲教授也已经被戚本禹等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了两年。就这样，罗嘉昌未经高考，就进入了中央党校，攻读自然辩证法专业。[注]笔者对罗嘉昌教授的多次访谈(2008年，2010年)，以及微信交流(2018年2月)；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2～3。所谓“青训班”，是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向中共中央提议并获得批准后设立的。当时的设想是选拔一批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到中央党校进行特殊培养，使他们不仅成为党校理论队伍的后备力量，而且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为党的事业的可靠接班人。首届也是唯一一届“青训班”共招收了30名男生，15名女生。经党中央和教育部批准，“青训班”学制5年，算正规大学学历。(“60年代的‘接班人计划’:中央党校青训班始末”，《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9月19日。http://history.sina.com.cn/bk/ds/2014-09-19/1142100554_2.shtml，2018年9月22日查阅)1949年以后，许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子女上大学的志愿都是学习理工科，罗嘉昌的想法也和他们的一样。因此，当中央党校把他选入“青训班”后，罗的心情有点复杂。一方面，入选党校“青训班”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同时他也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放弃多年来希望研究自然科学的志向。到党校报到时，学校让家长写一份对校方的希望，罗嘉昌让父亲写的是：“[他]一直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希望能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笔者与罗嘉昌的微信交流，2018年2月17日)自1964年8月始，全国报刊都开展了对罗尔纲及其关于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研究的批判。([25]，243页)
在党校的第一个学期期间，罗阅读了《自然辨证研究通讯》上刊登的一组关于译文“论科学的极限(Limits to science)”的批判文章。原文作者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皮埃乐·俄歇(Pierre Auger)，他在文中强调，“在人类知识和技能进一步的增长过程中，仍然会有某些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这同技术的能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于根本性的物理壁障。”[注]关于俄歇文章要点的引文基本上引自范岱年(笔名“代山”)先生的译文，但是笔者根据英文原文又做了些许调整或改动。然而《通讯》编辑部认为，俄歇为科学的发展规定“极限”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为后者坚持“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揭露俄歇论文的所谓反科学性，编辑部组织了钱学森、潘菽和戴文赛等科学家，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各自学科领域的发展情况，以笔谈的形式对俄歇的观点进行了批判。[26]这组批判俄歇极限论的文章，与罗嘉昌当时对“光速极限论”的探索高度一致。受此鼓舞，罗将“光速极限论的质疑与探索”一文作了进一步修改，1966年元旦刚过就投寄给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2月25日，《通讯》编辑部曾回信，表示正在研究罗的稿件，但以后却没了下文，这很可能与当时紧张、动荡的政治形势有关：3月，中宣部被毛泽东指责为“阎王殿”；5月，中宣部长陆定一被停职；6月，于光远和龚育之等在“阎王殿”任职的大、小“判官”也受到了批判，《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从此停刊。[注]笔者与罗嘉昌教授的多次访谈(2008年，2010年)，以及微信交流(2018年2月)；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2～3。关于《通讯》停刊，见参考文献[27]。
1966年5月，“文革”全面爆发。6月初，主张创设“青训班”的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已经受到党校造反派的攻击和批判。[注]6月5日，中央高级党校武葆华等写大字报，“炮轰”以林枫为首的校党委会。见“林枫”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7%E6%9E%AB/60298， 2018年2月22日查阅。罗嘉昌的父亲罗尔纲因曾师从胡适并在其家工作、又与已被打倒的吴晗历史上关系密切，被诬为“反共老手”，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被定为两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另一人是俞平伯)，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党校，也有人贴大字报，声称要追查校党委当年把罗嘉昌选拔到党校“青训班”的责任。由于种种家庭包袱，罗嘉昌在“文革”头两年的运动中，“都是低头跟着走”，不敢抛头露面，校内对立的两大造反派组织也都不愿意主动要罗参加。因此，罗反而拥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他利用这些时间和党校图书馆的丰富馆藏继续从事关于相对论的哲学研究。在此期间，他共借阅了近50本相关图书。他还经常与哲学教研室的自然辩证法教师吴义生、西方哲学史教授葛力等专家进行讨论。大约在1967年11月，吴义生把一篇校外转来的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交给罗嘉昌审评。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这篇署名“京区场研究小组”的文章，批判了物理学中关于场的研究，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罗曾就此文写了约八千字的评论，他虽然肯定了“京区场研究小组”的工作是“对旧自然科学体系的一次猛烈的冲击，……促使人们去考虑如何在自然科学工作中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但是也指出该文“对引力场可变、可转化等观点并没有很好地阐释，所给的实验也是似是而非的。”在评论中，他还一一批驳了该文的论点和论据，实际上对该文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注]笔者与罗嘉昌教授的微信交流(2018年2月)。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铅印本的最后标明，该文完成于1967年11月(罗嘉昌告)。如下所述，这篇“京区场研究小组”的文章还曾被散发到在北京的其他科研院所和高校中，并最终成为直接引发“文革”时期相对论批判运动的导火索。[注]屈儆诚和许良英在他们的论文中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这一点：“这次关于场论的辩论，是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前奏，也是促使中国科学院‘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成立的一个外界原因。”见参考文献[3]，216页。
4 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哲学界不仅撤销了他们先前对爱因斯坦的指责，而且试图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之间本质上的相似性。([28]，134页)此时，由于中苏两党已分道扬镳，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已经为“反修防修”的方针所替代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苏联人对相对论评价的改变，恰恰证明了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因此，中国的相对论批判者们不仅不可能随声附和苏联的观点，反而必须要对他们的“修正主义”言论给予谴责。[注]一个可佐证笔者这一判断的例子见：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节选)，刊于胡化凯编：《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科学批判资料选》，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413页。结果，相对论批判在中国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愈演愈烈。
早在1967年底，周友华的荒谬论点已经受到许多专业人士的批评。除了前面提到的罗嘉昌，中科院物理所的年轻科研人员也曾当面反驳周友华，并因此被周指责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注]罗嘉昌在写完对周文的评价后(约在1967年12月)曾去物理所找“京区场研究小组”，遇见沈觉涟。沈告诉罗，“京区场研究小组”在天文台，周已经来过物理所，还骂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罗嘉昌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4月15日)然而，鉴于当时的形势，对于周友华引发的这场争论，时任科学院领导却不敢或不能贸然作出结论。据称，1968年1月15日，刘西尧趁聂荣臻“接见科学院[革委会]常委”之机，向聂汇报了上述关于引力场论研究的争论，提议将“两种不同意见都组织起来，并建议组成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班子。”因支持所谓的“二月逆流”而已经处境困难的聂荣臻回答说，“我很同意这个意见。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要搞些新东西，不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注]罗嘉昌保存的一页笔记。据罗陈述，1968年3月4日他参加中科院召开的讨论会时，曾向会议组织者询问开会的缘起，后者从其笔记本上撕下这页记录了刘西尧与聂荣臻对话的笔记。聂荣臻在1967年2月“中央碰头会议”上发言谴责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8年3月底因被指为“杨余傅黑后台”而受到重点冲击，同年10月底被停职。[30]据记载，1968年1月15日下午，聂荣臻确曾听取中国科学院拟组织科技队伍到“黄淮海平原”做大规模科学考察的汇报，而刘西尧应该参与了汇报。(见参考文献[30]， 1090页；“布置恢复对黄淮海平原的综合考察”是刘在中科院重点抓的几件事。见参考文献[2]，170页)1968年2月，周友华到中科院物理所宣讲其论文，遭到了沈觉涟、赖武彦和郝柏林等年轻研究人员的驳斥，双方发生了争论。然而，中科院革委会却认为该文“[政治]方向是对的，是新生事物，应该支持。”[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批判文章(参考文献[31])的印刷时间被标注为“1967年4月”，这一定有误，因为其文中已经写明周友华1967年底才来北京，其作者不可能在得知周友华的论文之前就已经写好了批判它的文章。正确的印刷时间应该在1968年。([3]，215页；[31])据郝柏林回忆，刘西尧曾指示，“把这些[不同意见的]文章印成单行本，供大家讨论。”([31]，181页)显然，这与上述刘向聂荣臻汇报的计划一致。
按计划，中科院的领导还决定召开一个关于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会。[注]类似的想法和做法，其实在1966年7月“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向“北京科学讨论会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提交的题为“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研究基本粒子理论”的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出苗头了。据罗嘉昌回忆，此论文以及有关的批判资料也发放给了下述“学习班”成员。会议的通知很可能在当年春节(1月30日)之后向在京的相关单位发出，等罗嘉昌收到其老师转来的“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科研生产组”发给中央党校的会议通知时，已经临近开会了。3月4日上午，罗到中关村赴会，据他回忆，参加会议的人大约有二十人左右。虽然该讨论会是因周友华引起的争论才召开的，但其实会上并未专注于或突出强调周友华的文章，也没有让周作报告，而是主要讨论了更一般性的问题，即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科学)基本理论。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率先开展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批判。[注]笔者与罗嘉昌教授的微信交流(2018年2月)。
参加3月4日讨论会的人员根据个人意愿自愿加入上述“学习班”。这样，在会后形成了一个约有一、二十名年轻的理工科研究人员和在校大学生组成的“学习班”，其成员主要来自清华大学(4人)、北京大学(2人)、马列主义研究院(2人)、中国科学院(2人)、中国科技大学(2人)、北京航空学院(1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人)，以及中国计量科学院的个别研究人员。1966年在北京航空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吴介之[注]吴介之(1940～)乃著名数学家吴大任(1908～1997)之长子，1963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空气动力学专业本科，1966年完成该专业研究生的学习。(http://www.mech.pku.edu.cn/～aero/teacher/wujzh.htm，2018年2月3日查阅)。陆启铿称吴介之为批判组组长[32]；吴介之自己说他不是组长，但是承认在组内是学术带头人(笔者对罗嘉昌教授的电话访谈，2017年12月29日)。，因为学历最高、外文最好，在“学习班”内威信最高，是该“学习班”业务上的带头人。显然，“学习班”的大多数成员来自科学院之外。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学习班”时，可能并没有、也不需要本单位的批准(罗嘉昌参加“学习班”并未经党校批准)。“学习班”最初是一个很松散的群体，只是不定期的有些活动，有些人参加过一两次活动后就不来了。“学习班”的名称，最初也有多种叫法，但是最迟到完成“关于相对论批判的汇报提纲”一文时已经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3]该“汇报提纲”是为刘西尧4月份来“学习班”听汇报而准备的，所以应该完稿于3月底或4月初。“学习班”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关于无产阶级科学技术革命的有关指示、学习毛主席和马、恩、列、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有关论述。每个参加者最初都要在“学习班”做一次报告，罗嘉昌的报告介绍了他自己对“光速极限论”的分析与批判。吴介之还带着大家到科学院图书馆调研，他很快就了解到了国外许多对相对论的不同看法，本文后面讨论的艾弗斯反对狭义相对论的观点就是吴介绍给“学习班”的。开班后不到一个月，“学习班”就将其批判工作聚焦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从此，“学习班”的成员自己也简称该“学习班”为“相对论批判组”。[注]笔者对罗嘉昌教授的多次访谈(2008年夏，2010年夏)以及微信交流(2018年2月)。
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校长和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的朱清时教授，也是“相对论批判组”的最初成员之一，而当时他还只是科大近代物理系四年级(当时科大本科为五年制)的学生。他对这一时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当年参加该批判组的动机以及该经历对他以后学术生涯的影响：
1967年初[我到外地串联]回校后，由于对当时学校中的派仗不理解，也无兴趣，就与一些同学一起搞起了教育改革的调查研究，办起一个刊物，取名《探索者》，出了三期。不久，我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一个“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大批判组。这个组集中了一批以北航研究生吴介之为首的热爱科学，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当时我们还带着“文革”中的流行思想：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即使是自然科学理论，也必须加以改造。这种思想无疑是相当幼稚的，带有左的痕迹。但当时我们的作法，并未仅仅停留于哲学批判，而是花了大量精力，力图把相对论的理论体系理清楚，以便重建一个能解释所有实验事实，又符合马列主义的新的理论体系，……因此，直到1968年底毕业分配前，这个大批判组成了我们能够静心学习的乐土。我系统地学完有关相对论的几本书。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当代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些精英和权威，经常参加他们研讨有关相对论的疑难问题进行的辩论，这些辩论磨练出了我的理解力和表达力，使我找到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感觉。同时，这些经历也使我养成了充满自信、不畏权威的性格。所有这些，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4]
表1 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四个发展阶段
①陈伯达倒台之后,原由中科院院部直接领导的“相对论批判组”,于1970年秋被划归物理所管理,成为该所的第十三研究室。按照院里当时的指示,该研究室仍应继续从事“相对论批判工作”,然而实际上,该室多数研究人员在1970年底以后已经停止了对相对论的批判,甚至对批判组早期的工作持否定的态度。在组织上,第十三研究室一直到1978年夏理论物理所成立后才被取消。(与罗嘉昌教授的电话访谈,2018年4月11日。)
根据迄今为止所掌握的史料和了解到的情况，笔者认为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发展和衍变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见表1)，其参与者在各个不同阶段均有显著的变化。从周友华来京到“批判组”的成立，是第一阶段，如上所述，这期间的参与者主要来自在京的高校及中科院以外的科研单位。从“批判组”成立到“中央文革”开始关注支持此事，是第二阶段。这期间，周友华被排挤出了该“批判组”。本来，中科院的“相对论批判”起缘于周友华在北京的宣讲，但在该“批判组”内，周的观点经常遭到其他成员的否定，他因而感到孤立和不快。在离开中科院组织的批判组后，周又参加了在北京航空学院由孔令华主持的“批判相对论工作”。[注]在1969年10月23日召开的座谈会记录中，注明周友华已“参加北航批判相对论工作”，说明周在此之前已离开了中科院的批判组。(见“中国科学院召开座谈会讨论《相对论批判(修改稿)》的情况”)关于孔令华的详情，见参考文献[4]，182页。许多中科院批判组的成员看不起周友华的学术水平，但是孔令华却收留了周，很可能因为孔在北航组织的批判组主要批判广义相对论，并强调“参加大批判的队伍，应该是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结合，给工农兵以参加机会”。(孔令华在中科院“相对论批判”学习班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70年4月21日下午会议记录。)除了周友华，其他一些初创人员，如朱清时、罗嘉昌等高校学生，因毕业分配或者去干校等因素，也先后于1968年底或1969年夏离开或暂时离开了该批判组。而另一方面，中科院的一些科研人员，却出于种种原因加入了批判组。当年在原子能所(属二机部与中科院双重领导)的郭汉英，就是一个例子。郭汉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的长子，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理论专业。[注]郭毕业的时间和专业见“郭汉英生平简介”(http://www.itp.cas.cn/tzgg/201006/t20100605_2874026.html，2012年2月11日下载)；郭服务的单位及其突出贡献，见参考文献[35]。郭从1968年夏天就开始关注批判组的工作，但在1969年秋才正式加入该批判组。[注]在北京对罗嘉昌教授的电话访谈，2017年12月26日和29日。因为到干校下放，罗嘉昌离开了相对论批判组一年多，直到1970年8月他从中央党校毕业，中科院又把他要去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见罗嘉昌，“我的哲学探索是怎样开始的”，3)
也是在1969年秋，陈伯达开始关注并积极推动北京地区的相对论批判运动。[注]陈亲自抓此事，可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与动机。笔者以前曾作过分析(详见参考文献[4]，186～194页)，在本文后面还会根据新获得的史料作进一步讨论。据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日记记载，当年9月6日晚，竺接到“院革命委员会科研生产组”来函，征求他对于已拟就的《相对论批判》一稿的意见，并要他组织对该稿的审查，“用毛泽东思想武器来批判肃清爱因斯坦唯心主义流毒”，要求他“把具体意见于九月底寄去”。该函还通知竺，“预备不久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会，邀请北京地区有关单位参加，要[他]提前作好准备。”19日，竺可桢与吴有训一起到中关村福利楼，与批判组的青年人第一次见面。在当天的日记中，竺写道：“谈论之后才知道批判相对论已酝酿很久，去冬就开过会，最初是物理所、原子能所人参加多，以后慢慢冷落。但陈伯达同志相当注意此事，宣传[ ][注]引文中的“[ ]”表示《全集》编者推定原文此处有漏字，但不能断定为何字。积极支持，因此拨了七个青年同志[注]竺当天只见到了5位青年：“陈庆振(物理所)、吴介之(工厂)、邵济群(不久要走)、黄硼(天文台)和季梁(二机部原子所)。”脱产搞批判相对论，成立相对论批判小组。”[36]
实际上，自从1968年3月“相对论批判组”成立以来，这些年轻的批判者们一直希望得到并努力争取中央领导的支持，在经过了一年半的学习和探索之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真诚地以为他们已发现了相对论的破绽，并期望在此基础上重建相对论理论。他们早期的报告和错误论断显然也使陈伯达和当时主持中科院工作的军代表们相信，某种重大的科学理论突破已近在眼前，因而对批判组的工作加以重点扶持，期待能在短时间内放个“卫星”。[注]对罗嘉昌教授的访谈。
进入第三阶段，由于有陈伯达的支持和推动，批判组的规模迅速扩张。其间，有许多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加盟批判组，其中不少人来自数学所、原子能所和天文台。还有人是受命加入的，例如数学所的陆启铿。据陆先生回忆，“文革”开始以后，
副研究员以上大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被抄家，包括我在内)，不准参加运动，但每天仍必须上班，只能待在指定的办公室，与革命群众隔离开来。我有幸在1970年有一段时间与吴[文俊]先生分配在同一办公室。我们不敢去图书馆(因为有一位叫许海津的副研去图书馆看书被批斗)，这使我们(至少是我)不敢讨论纯粹数学，闲来无事自然会讨论[与]数学无关的事，……我由于听说科学院组织人批判相对论，我的家中本来就有相对论的书，很好奇就拿出来看看是什么一回事。可能由于同样原因，吴先生也在看相对论的书。于是我们便有时讨论广义相对论，我觉得应该是合法的，因为正在批判相对论嘛。广义相对论实在与微分几何关系太密切。有一次我对相对论的几何的理解有错，他(吴文俊)立刻指出来。大概是造反派一直关注(或者是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知道了我们在研究相对论。有一次数学所革委会通知我去参加一个相对论的座谈会，参加者大多是物理界人士，包括周培源老前辈。我有一个发言，说引力理论除广义相对论外最近有一个Brans-Dick[e]理论，是把引力常数看作是一个标量而非常数，它与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差甚微。[注]关于 Brans-Dicke理论，请参见参考文献[38]。美国正计划放一个人造卫星上天，检验[哪]一个理论更正确。记得周培源先生大不以为然，……
过了几天之后，我正在奉数学所革委会之命，去旁听一个批判李邦河[注]李邦河(1942～)，1965年毕业于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尔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http://www.casad.cas.cn/aca/372/sxwlxb-200906-t20090624_1792046.html， 2018年1月21日查阅。)的会议，接受教育。……会议中间，结合到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关肇直把我叫出来，通知我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到科学院的“大批判组”报到。我到了“大批判组”以后没有几个月，这个批判组就划归物理所管理，名字叫13室。13室由一个军代表领导，很少来，管束不是很严。我觉得这里的环境比较宽松。[37]
看来，陆先生加入批判组时，已经到了第三阶段的后期。第三阶段维持了一年左右，直到1970年9月陈伯达的垮台。在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由于陈伯达的倒台，他曾亲自插手过的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便成了个有争议的单位。10月，院核心领导小组对批判组的工作安排作出“三点指示”：1)“相对论批判组”要保留，其工作仍应抓紧，但是院大批判组的称谓取消(以便与陈伯达切割)；2)相对论批判要与实验检验相结合；3)为此，决定将批判组依托于一个研究所。由此，一直由中科院院部直接领导的“相对论批判组”，于当年10月“交由物理所代管”，随后成为该所的第十三研究室。[注]罗嘉昌教授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4月15～16日；参考文献[39]。出人意料的是，该研究室后来竟然演变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1962年制定的“1963～1972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曾设想于1967年左右“在北京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以集中人力发展理论物理研究工作”。[40]该规划因“文革”而流产，然而“文革”中的“相对论批判组”却意外地帮助聚集了一批理论研究的人才(如原数学所的戴元本、原高能物理所[注]“高能物理所”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于1973年2月1日成立的。(http://www.ihep.cas.cn/gkjj/lsyg/201301/t20130124_3756588.html， 2018年1月21日查阅。)的郭汉英等)，为1978年(比原计划推迟了十年)成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奠定了基础，这是物理学发展史中又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例。[注]关于“批判组”与理论物理所的关系，见参考文献[41]；1978年6月9日，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通知》，规定“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物理研究所第十三室的基础上适当集中力量，在北京建立。”[42]
应该说，先后参加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的人员，各自有其复杂的原因和动机，其言行无不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影响。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比较而言，该批判组早期成员参与此事，主要出于哲学意识形态的考虑，或者说他们受到的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教条主义诠释的影响较深。对于理论物理学研究，他们多是外行，至少也是缺乏经验。后期加入批判组的中科院内部的研究人员，则有寻求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机会或想脱离自己所不满意的原单位等因素的考虑，他们在专业训练和研究经验上多强于早期组员，而又较少受教条主义哲学框框的影响。前、后期组员在学术观点上是有分歧的，甚至有前期组员曾责备后者是“在批判爱因斯坦的旗帜下拜倒在爱因斯坦脚下”。([41]，125页)这一批评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许多批判组成员正是在批判的过程中，才逐渐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了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有些人甚至转而为相对论辩护。
陈伯达倒台之后，有组织的批判运动很快在北京偃旗息鼓，编入物理所的批判组成员则转而去研究引力、基本粒子理论、天体物理学等与相对论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显然与当时政治风向的改变以及中科院批判组内部的分裂有关。但是，批判相对论运动本身并未被否定。在姚文元的支持和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上海，成为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哲学、政治批判的新中心。([4]，194页)
上海的相对论批判运动开始得比北京晚。1969年7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并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尽管有一些物理学家曾提出质疑，王和上海的其他激进分子还是在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理科批判组”)，主要由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以及《文汇报》的记者所组成。“上海理科批判组”听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后者在1967年以后为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所把持。北京的批判于1970年末收场之后，上海的批判却愈演愈烈，后者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只是僵化地套用辩证唯物论的经典论述，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包括建立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上的大爆炸宇宙学，作出了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和哲学上的声讨。上海方面的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4]，194～202页)
罗嘉昌先生曾对笔者说过，相对论批判运动在北京是批相对论，在上海则是批爱因斯坦。这一说法指出了京沪两地批判运动各自关注点的重要区别，并在有关的史料中得到了佐证。1969年11月，文汇报理论组和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在讨论中科院批判组撰写的《相对论批判》(第二次修改稿)的座谈会上，就责备该文“学术性东西太多”，“作为批判爱因斯坦的第一篇是不合适的。”([24]，70页)1969年底，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到上海“学习、取经”。返京后，曾在当时中科院革委会主办的《革命造反》报上对上海的批判运动做过宣传报道，其中强调指出，“从政治上、哲学上、学术上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群众性的大批判”，是“在上海市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而且是“革命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上海方面批判的优先顺序：“政治上”和“哲学上”的批判在“学术上”的批判之前，而批爱因斯坦优先于批相对论。该报道还称赞，上海“一些高等学校分别在系、班各级成立了专门的战斗队和战斗组，对爱因斯坦的反动政治言论和哲学观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并用大字报等形式展开了有力的群众性批判。”最后，该报道声称，“通过几个月的批判(首先是政治上的批判)，[上海的]广大群众认清了爱因斯坦这个西方资产阶级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合伙树立起来的偶像的反动面目，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为进一步的批判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43]在与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访沪人员的座谈会上，上海的一位造船厂哲学小组的工人对北京撰写的批判稿提出批评指出，“对爱因斯坦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应狠狠批判，应该摸这个老虎屁股。对爱因斯坦应当基本上否定。”“首先要从政治上、哲学上狠批，使人恨得起来，而这一点在文章中感到还不够”。[注]“上海关于《相对论批判(第二次修改稿)》的讨论情况”(1969年11月13日讨论，铅印稿，未出版)。
5 毛泽东主席与“相对论批判”
据郝柏林回忆，当时主持中科院工作的刘西尧，曾于1971年9月30日在中科院召开党员业务干部座谈会，听取“批陈整风”汇报。当时正在起草批判陈伯达大会发言稿的郝柏林和陈春先等在会上提出，“应当把陈支持批判相对论写进去。”可是，“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不是陈伯达自己的事，这里面有毛主席的意思，这件事还是先不要写。”[41]在陈开始抓“相对论批判”之后，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内部曾传达过如下一段中央领导的指示：相对论批判应该“要抓住这样一个纲，就是牛顿的绝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毛主席的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论。这是自然历史所画的一圆圈，也就是否定之否定。”[注]引自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相关档案资料。这段话，很可能就是陈伯达对批判组的指示，其精神(或者说“意思”)与我们下面将谈到的毛泽东对孔令华的一段谈话几乎完全一致。后来，柳树滋也曾指出，陈伯达正是在知道了毛主席与孔的谈话之后，才“以此作为在科技领域中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理由，并且把爱因斯坦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18]，3页)
“文革”结束后，报纸上常常报道说，陈伯达提出要批判相对论但遭到了周培源的反对。就此类报道，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于1981年专门询问过当时保外就医的陈伯达本人。后者辩解道：
这个事情，报纸上是乱说一气。当时，是毛主席给我写了张条子，说请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批判相对论。这个问题我是外行，我自己是不会提出这种问题来的。因为有毛主席的指示，我就向一些科学家请教。有的说可以，有的没有表示意见。周培源说，有的地方可以批，有的地方不好说。过了一段时间，我考虑这件事我们毕竟不懂，还是不要搞了，就吩咐科学院的人，文章不要发表，这件事不要再进行了。[44]
陈伯达作此辩解时，已年近八旬，距其开始介入“相对论批判”已有十余年[注]迄今所知，陈伯达于1969年秋开始关注中科院的相对论批判运动，而他与其子陈晓农的谈话发生在1981年秋陈晓农回京之后，中间至少隔了12年。陈从1970年秋被软禁，一年后入秦城监狱，直至1981年11月被准许保外就医，共被关押了10年。(陈被监禁和保释的时间：参考文献[44]，396页及封底)，其间至少有十年还是在牢狱中度过的。在这种状态下，陈伯达既没有参阅相关档案记录，事先也未作准备，就即兴向自己的孩子作出上述辩白，其内容的可靠性须要我们仔细地分析。首先，陈无疑有为自己辩护的强烈欲望，这让我们质疑其所述内容的客观性。其次，对比已知的相关史料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陈伯达的辩解有多处与事实不符，明显有推卸责任、避重就轻和为自己粉饰之嫌。[注]据“周培源教授传略”一文(根据周先生本人提供的材料，由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组织撰写)，周培源的原话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见参考文献[45])；目前尚未见到陈伯达主动结束中科院的相对论批判的证据。不过，郝柏林曾指出，当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们筹备就绪，打报告申请召开批判相对论的万人大会时，陈却在报告上批示：“先不要开万人大会；要作千百次实验证实或推翻一个论点；用五十年可以，用一百年也可以。”([41]，124页)遗憾的是，郝柏林并没有明确说明陈批示的具体时间；郝认为陈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突然改变了态度并作出上述批示是不正确的，因为毛的批评发生在“九大”之前，那时陈尚未介入相对论批判运动。迄今为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伯达曾经指示中科院停止对相对论的批判。相反，在他欲将《相对论批判》一文发表于《红旗》杂志的企图因科学家的抵制而未果之后，陈于1970年4月3日亲自在北大召集会议，继续鼓动对相对论的批判，并进而提出，要召开万人批判大会。4月8日，陈指示刘西尧抓紧相对论批判工作，并要求中科院创办一份专门的内部刊物(即后来的《相对论问题讨论》)，成立“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及刊物编辑部。([4]，192～193页)《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一期出版于1970年6月15日，第二期则出版于当年10月12日，而陈伯达已于9月6日被中共中央停职审查了。显然，陈在下台之前并未“吩咐”中科院不要发表相关文章并停止对相对论的批判。[注]《相对论问题讨论》各期出版日期，见参考文献[24]，71，74页。此外，竺可桢的日记、多次批判组讨论会的会议记录，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回忆等都可以证明，在1969年秋至1970年秋期间，陈伯达是直接推动北京地区相对论批判运动的最高政治领导人。然而，陈说批判相对论不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却应该是实情。北京的“相对论批判”的确是一群科技青年自发地先搞起来的，然后才引起陈的关注和支持，并为后者所利用。
陈伯达对“相对论批判”的关注，固然因为有下面的争取，但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他得知毛泽东开始注意此事了。陈伯达的第一位秘书姚洛曾经揭露过陈为人的“诡”：“他最关心的，是摸毛泽东的动态。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着毛泽东的心思，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虽然“九大”后，陈伯达侥幸保住了在党内的第四把交椅，但由于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竞争中惨败于张春桥和姚文元，陈深知他已经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46]为了重新赢得这一信任，陈伯达此时更需要及时摸准毛泽东的想法，以便投其所好，抢先立上一功。然而，在“文革”期间要摸准毛泽东的想法是很困难的，对于已经失宠且正在受到江青、康生等人排挤的陈伯达而言，就更是如此。如果陈伯达确实得到过毛泽东亲自写给他的那张莫须有的“条子”，[注]陈所述毛泽东写条子之事需要进一步调查。是否真有这样一张“条子”很可能无从查证，因为陈自己也说过，“这类条子一般不会保存。”([44]，368页)那么他显然已经得到了后者的充分授权去调查、批判相对论。以陈的为人及其当时的政治处境，他应该选择迅速公布他所得到的“最高指示”，以突显毛泽东重新给予他的信任。然而，陈只是让人在“相对论批判组”内部小范围地转述了与毛泽东和孔令华谈话内容相同的批判思路，却从未明确宣布过毛泽东关于相对论批判的具体指示内容。这显示，陈很可能只是从某种不可告人的渠道得知了毛泽东与孔令华对话的内容([18]，3页)，并据此私下揣摩和推测了毛泽东对“相对论批判”可能的态度，而不是毛泽东给过陈什么直接的指示或“条子”。
由于不能明确宣布毛泽东关于批判相对论的谈话，导致了刘西尧的尴尬处境。刘西尧很可能从陈伯达口中听说过该谈话，但因故又不可明言，结果在陈伯达倒台后屡受指责。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钱学森就曾在揭发刘西尧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一九七二年，我提到陈伯达瞎批爱因斯坦相对论，刘西尧同志马上说：批爱因斯坦相对论是毛主席指示的。但又说不出主席是怎么指示的。”钱进而断言：[注]钱学森，“揭刘西尧同志关于批‘相对论’”，[1974年]3月13日在国防科委内部张贴的大字报。笔者这里引述的内容来自该大字报的一份转抄件。相关的日期和地点等信息，源自罗嘉昌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4月26日；参考文献[20]，180页。
我看刘西尧同志逃不出下面两种情况，二者必居其一：一，毛主席叫批爱因斯坦相对论，现在科学院不批了，刘西尧同志不执行主席指示。二，一九六九年的批相对论是陈伯达的鬼名堂。[当时]刘西尧同志是积极的[。]陈伯达垮台了，刘西尧同志急于掩盖其与陈伯达的关系，不敢承认，他是秉承陈伯达之意干的，一推了事，文过饰非。
然而，刘西尧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则是这样写的：
[陈伯达]通过在科学院的两个人搞了对相对论的批判。毛主席说过，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但要人去搞，就难免要掺进个人的思想意识。苏联也搞过相对论批判，因此，大家对陈伯达这一行为，都不敢公开反对。……我当时对此事，一是不太了解，二是无能为力，好在没多久，陈伯达就垮台了，此事就不了了之了。([2]，171页)
据笔者分析，钱学森所说的两种情况其实都不准确。刘西尧的回忆录，虽然对这一段重要历史有意轻描淡写，却也揭露了导致“相对论批判”运动的三点原因：除了归咎于陈伯达的推波助澜和苏联的影响，还隐晦地暗示，毛泽东关于抵制“掺进”自然科学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指示，也是批判相对论的根据之一。刘对毛泽东指示的转述与下面引述的毛泽东对孔令华的谈话内容相似，其中这里的“掺进”与下面毛泽东谈话中的“渗进”也相对应。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刘知道在“相对论批判”背后有毛泽东的某种支持，但又确实“不太了解”其详情，因而既不便向钱学森和郝柏林等明言，又“无能为力”去公开阻止该批判运动，即使在陈伯达垮台之后，仍不得不在中科院宣布了前面提到的“三点指示”，最后让中科院的“相对论批判”“不了了之”。
那么，毛泽东到底对“相对论批判”作过怎样的指示呢？笔者迄今的调查表明，提倡辩证唯物论的毛泽东，是支持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挑战的。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一贯认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注]参考文献[47]。其实，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在他的《实践论》中指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因此，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是终极真理，都是可以挑战或进一步发展的。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专门约见周培源和于光远时再次指出，“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48]很显然，毛泽东不会将相对论看作物理学发展的终点。1968年，针对正在北京兴起的相对论批判，毛泽东曾向孔令华指出，“批判相对论要一分为二，要把物理问题同哲学问题分开。”([19]，92页)更普遍地讲，毛泽东告诫孔令华，“要把自然科学问题同哲学问题特别是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但也要揭露和批判渗进到科学研究和科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注]柳树滋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1月29日。柳先生在微信中用的是“渗入”一词，但是根据已知的“文革”期间多种相关的记录和文件，我认为毛泽东当时用“渗进”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引文中改用后者。基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则，毛泽东还提出，“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相对与绝对统一论，这就是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看待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孔令华于196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航空学院另外组织了一个以高校青年教师为主的相对论批判小组，“试图在承认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相对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为了此事，孔曾“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两三年的时间”。[注]柳树滋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1月29日和2月1日。在微信中，柳树滋修正了他在“序一”中的说法，指出他在1969年7月去河南下放之前就已经听孔令华说过毛泽东基于“否定之否定”法则对进一步发展相对论所提出的设想。北航批判组的全称为“北京航空学院自然科学理论革命大批判小组”，其代表作是“试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表在《相对论问题讨论》(内部刊物)1970年第1期。([24]，496～515页)([18]，3页)
1970年4月21日，在中科院组织的一个“相对论批判”学习班上，孔令华代表北航批判组做了发言，其内容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上述指示及相关思想的详细阐释。鉴于该发言从未公开发表，因此有必要在此详细引述如下：[注]孔令华的发言，是由笔者根据参加1970年4月21日下午“学习班全体会议”的两位不同的记录者所作的会议记录，于2018年2月1日综合整理成文。这个所谓的“相对论批判”学习班，应该就是为了贯彻上述陈伯达4月8日对刘西尧所作的关于相对论批判的指示，由中科院革委会召集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有关人员所开的“3天相对论问题讨论会”。([24]，71页)
……[自然科学]从哥白尼开始经历了两次革命。现代科学是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摆脱了教会的控制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由此出现了科学革命这一新生事物。牛顿及其继承人企图用力学解释一切现象，但是电磁学和热辐射[新现象]的出现，导致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这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取代了牛顿的绝对主义。爱因斯坦对科技成果进行了新的总结，建立了相对论。[我们]这次批判从批判贝克莱、马赫等人开始，进而批判爱因斯坦想用相对论阐释一切自然现象，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相对论提出后，科学又发展了几十年，但相对论并没有发展，特别是广义相对论没有实验基础。由于近年来发现的许多新现象都得不到解释，必然导致新理论的出现，新的理论必然能取代相对论。新理论的思想基础必然是用主席思想指导的辩证统一论。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毛主席的辩证统一论。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都是相对真理，都不是绝对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过程，是不断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过程。新理论的建立都是从批判旧理论开始的。首先是哲学批判，以哲学批判为先导。[面对]当前的科学发展，西方资产阶级已经奄奄一息，完全不行了。……我们东方无产阶级有毛泽东思想和工农兵的新发明创造，但是我们的科学理论还是来自西方，其中渗进了各种唯心主义思想，造成了很大的矛盾。这预示着需要更深刻的科学革命，预示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新的科技理论的出现。
科学中心过去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现在又要回到东方。我们要把苏修和西方远远抛到后面。要搞好这场[科学]大革命，就必须开展大批判，要从批判相对论开始，对相对论的批判就是突破口。[通过]批判……把科学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下解放出来。
[我们]不但要敢于批判，而且要善于批判。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大家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批判不是打倒或全盘否定，而是批判地继承。……批判首先是哲学上的批判，但也不能用哲学代替物理学。爱因斯坦对牛顿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其错误吸收其正确的部分。但是爱因斯坦根本不懂辩证法，他只看到了相对的部分，因而陷入了矛盾。相对论是相对真理，绝不是相对论就到头了。要在批判中求发展，不能使自发唯物主义阻碍辩证唯物主义，即不能屈服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以前的科学家的最大弱点就是他们不懂辩证法。搞革命工作必须有革命人。批判相对论[能否取得成绩]取决于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辩证唯物论]学得好坏。……
显然，孔令华发言不仅转述了毛泽东的相关指示，还暴露了当年他所代表的批判者们开展“相对论批判”时的具体思想脉络，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很有帮助。
6 同时代海外反相对论思潮的影响
必须指出，中国的相对论批判还与当时国际上(不仅仅是苏联方面)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研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为例，在撰写《相对论批判》期间(1969年前后)，批判组收集了至少有304种外文文献(见表2)，[注]《译文资料目录》，未出版，可能编纂于1970年春。笔者感谢罗嘉昌教授提供此文献。该《目录》中所列305种文献在当时都已经译成中文，参加翻译的除批判组的成员外，还有1969年底来协助工作的中国科技大学的3名外语教师。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译作中大部分爱因斯坦的论著据信是因受迫害在浙江临海老家务农的许良英先生翻译的。(与罗嘉昌先生的电话访谈，2018年2月)有这么多海外的物理学、物理学史与物理哲学方面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对于推动我国当时和后来的相对论物理研究及相关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它们中有些仍未公开发表。其中苏联的文献仅占约14%，其余的文献，除了6篇俄文和2篇日文文献，均为英文或英译文献(约占83%)。在参考过的260篇西方文献中，爱氏之原著占19%；在210篇其他作者的研究文献中，哲学类的讨论只占12%，超过一半(51%)是关于狭义相对论研究的，其余(36%)是研究广义相对论的。
表2 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收集的外文参考文献统计
图1 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艾弗斯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狭义相对论的西方研究文献时，该批判组特别关注并将其单独列出的作者有两位，其中一位是艾弗斯(图1[注]图片来源:https://alchetron.com/Herbert-E-Ives，Herbert E. Ives，1882～1953)，另一位则是丁格尔(Herbert Dingle，1890～1978)，他们两人的文章占上述全部狭义相对论文献的近五分之一。艾弗斯生于美国宾州费城，1908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任美国光学学会主席(1924～1925)。艾弗斯在20世纪上半叶最突出的成就，是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领导发展了传真和电视系统，但他同时还因反对狭义相对论而闻名，是美国最重要的相对论反对者。他曾先后试图用实验和理论方法来否定狭义相对论。1938年，他和史迪威(G.R. Stilwell)完成了一项测量“横向多普勒效应(transverse Doppler effect)”的著名实验(Ives-Stilwell experiment)。艾弗斯本人原以为其实验可以否定狭义相对论，但是后来他失望地发现，该实验事实上第一次对“时间延缓因子(time dilation factor)”给出了直接与定量的证实，成为支持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实验之一。[注]参考文献[49].Roberto Lalli的论文是迄今关于艾弗斯反相对论工作最深入和详细的讨论；“Ives, Herbert Eugene.”In Complet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36-37. Vol. 7. Detroit: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8.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accessed February 21, 2012). http://link.galegroup.com.ccny-proxy1.libr.ccny.cuny.edu/apps/doc/CX2830902146/GVRL？u=cuny_main&sid=GVRL&xid=cf42a1ab.连爱因斯坦都称赞艾弗斯的实验率先提供了一个支持相对论的最直接的证据。[50]
此后，艾弗斯又转而寻找狭义相对论在逻辑结构上的破绽，曾发表一系列论文，声称可以否证狭义相对论。对于艾氏的这些工作，他的朋友、著名的相对论及宇宙论专家罗伯逊[注]罗伯逊也是中国物理学家周培源(1902～1993)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门师兄，二人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共同切磋，并成为朋友。([4]，138～140页)(Howard P. Robertson，1903～1961)作出了如下的分析和评价：
艾弗斯在基础光学领域的工作，展示了一种颇为奇特的反常现象。因为，尽管他认为他的工作反驳了狭义相对论，可事实是他的实验工作为该理论提供了最为宝贵的支持，而且他的众多理论探索[也]与此相当一致。
他和史迪威于1938～1941年间完成的所谓的横向多普勒效应的工作，是三项[注]另外两项为迈克尔逊-莫雷(Michelson-Morley)实验和肯尼迪-索恩戴克(Kennedy-Thorndike)实验。关键性的光学实验之一，这三项实验综合起来即可归纳出狭义相对论中的洛伦兹变换；比起任何其它两项实验，它[艾弗斯-史迪威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被看作是爱因斯坦多年前所设计的狭义相对性原理的基石。
……
他的推导事实上是可信的，但其结论仅仅是表面上与相对论冲突——它们的错综复杂性与令人生畏的表现形式，完全是由于艾弗斯固执地坚持以太体系及其表述方式。我……从未能使他确信，既然他的理论预言在物理学上与相对论不可区分，它实际上就是同样的理论……某些未能参透艾弗斯的理论工作之本质的人，已经借此去推翻狭义相对论，并以此为理由去恢复已废弃的和无效的思想方式。[51]
图2 英国物理学家丁格尔
丁格尔(图2[注]图片来源：https://claesjohnsonmathscience.wordpress.com/2012/01/16/questioning-relativity-1-herbert-dingle/)是英国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曾任皇家天文学会主席(1951～1953)。他生于伦敦，长在普利茅斯，14岁时被迫辍学，经过11年的业余自学，在25岁时获得一份皇家奖学金进入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学习物理，3年后毕业。丁格尔在光谱学及其在天文学上的应用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卓有成就，但他对相对论也很感兴趣。早在1922年，他就曾为普通读者出版过一本《大众相对论》(RelativityforAll)，显示出其对当时被认为深奥难懂的相对论的理解以及他条理清晰的解释能力。1932年，丁到加州理工学院访问过一年，见到了陶尔曼(R.C. Tolman)和爱因斯坦，并将其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相对论宇宙学的研究。丁后来还对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产生了兴趣，出版过好几本著作，在科学哲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哲学界享有盛誉。丁格尔的科学哲学，属于传统的英国经验主义，与马赫的哲学及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有很多共同点，但丁格尔特别强调理性。丁重视科学史的研究，他是英国科学史学会的创立者之一，并曾担任过该会的主席(1955～1957)，他还于1950年创立了《英国科学哲学杂志》(The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52]
虽然早年曾经接受并积极宣传过狭义相对论，但反对该理论的战斗却主宰了丁格尔生命的最后20年。从1957年开始，已经退休的丁格尔对狭义相对论产生怀疑，并在《自然》杂志上同麦克利(W.H. McCrea)教授就相对论性“时钟悖论”展开激烈的争论。由于他认定时钟延缓的概念将导致悖论，丁格尔继而向整个狭义相对论(特别是其逻辑结构)发起攻击。在长期的争论中，有数十位科学家对丁的质疑给予反驳或解释，然而丁却从未被这些不同意见说服。丁的同事、宇宙学家威特若(G.J. Whitrow)，在为丁撰写的讣告中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丁格尔的诘责中所使用的一个特殊概念，即他所谓的“时钟速率(rate of clock)”。丁在运用这一概念过程中，实际上隐含了一项必要条件，该条件与牛顿的普适(或绝对)时间是等价的，因而违背了狭义相对论。[注]“Herbert Dingle”,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bert_Dingle，2012年2月22日查阅。关于丁氏的详细讨论见：Hasok Chang.A Misunderstood Rebellion.Stud.Hist.Phil.Sci.24, 1993(5): 741～790.([52]，335～338页)
艾弗斯和丁格尔在西方科技界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反相对论的著述也曾多次刊载于著名主流科技期刊如《美国光学学会杂志》和《自然》。在批判组所收集的文献中，艾弗斯的15篇文章发表于1937～1953年间，而丁格尔的6篇文章则面世于1959～1968年间，且有3篇是在1966年后发表的。这两位反对相对论的西方科学家的著作，显然对早期参与创建中科院批判组的这群初出茅庐的年轻科技工作者们，有深刻的影响。艾弗斯提出的“单程光速”的测量问题，就成了批判组在1969～1970年间撰写的《相对论批判》中挑战狭义相对论的一项最重要的“科学依据”：据此，他们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原理”。[53-54]上述这些反相对论的文章，显然在相对论批判组成立以前从未引起中国物理学界的注意，连周培源这样的相对论专家，也在审查会上表示：“单程双程光速我不懂”。周的确很可能未曾研究过该问题。[注]根据会议记录，周培源的原话是：“至于单程双程光速我不懂，也许是更高的理论。”周的声明，显然有对批判稿嘲讽的意味，但也似乎显示他确实可能并不熟悉“单双程光速”的提法(周自20世纪30年代末已停止了对相对论的理论研究，而艾弗斯的单程光速测量一文发表于1948年)。见[55]。批判组的这一独特论点，似乎也出乎像吴有训、胡宁等其他与会的资深物理学家们的意料，大家都没有就此给出明确而又令人信服的反驳意见。([55]，13页)批判稿中还有不少类似“单程光速”这样在物理学上似是而非的论据，它们在客观上误导了有关领导。据称，刘西尧就曾因此于1970年春要求中科院批判组“在[19]71年7月1日放‘卫星’”，要在相对论批判上有重大突破，以此庆祝建党五十周年。[56]
中科院批判组要改造相对论，其出发点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三项原则：“坚持具体分析物质的矛盾运动和相互作用，坚持空间的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多样性，坚持相对和绝对的对立统一”。基于这些原则，他们认为，洛伦兹、艾弗斯等人的以太理论，尽管有主张绝对静止的错误，但也包含着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传光介质”“光速可变和可超越”等“唯物主义的合理的内核”。虽然他们承认相对论正确地揭示了空间和时间与物质运动的联系，但认为爱因斯坦否定“传光介质”是“相对论错误的要害”。他们否定了相对性原理(特别是在高速运动中)和光速不变原理，企图在“肯定传光介质、否定相对性原理、肯定光速可变和超光速”等条件下构造一个崭新的理论。最终，他们却发现并宣布，其构建新理论的设想和相对论的分歧“不是一个物理问题，而主要是一个哲学问题。”([54]，2，34页)这一结论不仅说明他们在物理上推翻相对论的企图未能如愿，也清晰地反映出当时批判运动的一个思想理论根源，即批判者所秉持的哲学信念，而该信念则是建立在对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论述的教条式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之上的。
图3 匈牙利物理学家雅诺西
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信念，罗嘉昌在1968年5、6月间就将受到坂田昌一重视的雅诺西(图3[注]图片来源：https://mediastore2.magnumphotos.com/CoreXDoc/MAG/Media/TR2/6/4/8/0/PAR82991.jpg，Lajos Jnossy，1919～1978)的工作推荐给了批判组，为此批判组很快专门翻译了8篇雅氏的论文，并对它们进行了讨论。[注]罗嘉昌，与笔者的电话访谈，2018年2月5日。已经翻译的8篇论文(原文为俄文或英文)的题目分别是：“哲学对物理研究的作用”“关于洛伦兹变换的物理解释”“波粒二象性的物理面貌”“关于洛伦兹变换物理解释的进一步看法”“狭义相对论的哲学分析”“推迟势和超前势的物理意义”“洛伦兹形变的表示”和“关于测量光速的实验的回顾”。雅诺西是匈牙利物理学家，以其20世纪40年代对宇宙射线的研究而闻名。雅氏幼年离开匈牙利，先后在维也纳和柏林接受高等教育，后又长期在德国、英国和爱尔兰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1947年，他受聘成为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在那里与中国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是同事。1950年，他接受了匈牙利政府的邀请，回国主持匈牙利科学院中央物理研究所的宇宙射线研究，六年后成为该研究所的所长(1956～1970)。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大型加速器的兴起，物理学家已经不再依赖于考察宇宙射线来研究高能粒子。雅诺西的研究工作也因此从宇宙射线转向理论物理中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注]摘译自“Jnossy, Lajos,”http://www.omikk.bme.hu/archivum/angol/htm/janossy_l.htm, 2018年2月5日查阅。
雅诺西不否定相对论的各种公式和具体的、经过实验证实的结论，但却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本身是不正确的。他主张回到洛伦兹的观点，认为相对论效应(如洛伦兹收缩等)应该是某种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求找出那些引起这类效应的原因。
其实，早在1959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就已经刊登了苏联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亚历山大洛夫的一篇题为“相对论的哲学内容和意义”的论文，其中点名批评了雅诺西及其用上述办法解释相对性效应的企图。亚氏指出，“按照这种看法，他们当然就否定相对性原理。”还说，
[雅诺西]甚至连空间—时间的一般特性这个最主要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仿佛这个问题本身和相对论对这个问题所提供的解答都不存在一样。实际上，他想在这里保存对空间和时间的旧概念，也就是，空间和时间变成了一个空洞无物的容器，只有依靠着相互作用的特种机器，相对性效应才能够实现。这样看待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态度，在现代科学水平的情况下，显然是带有形而上学性的。而对于空间—时间的一般特性这个基本问题不提出来，这是把科学促退而不是促进。[57]
罗嘉昌1967年就已经读到亚历山大洛夫批判雅诺西的文章，向批判组介绍雅氏工作时，也介绍了亚氏的观点。[注]罗嘉昌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2月6日。显然，批判组知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后斯大林时代)雅诺西就已经遭到了苏联学者的批判。那么，他们为什么在60年代末还要重新拾起雅氏的观点呢？这其中有几层原因。首先，批判组早期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要搜集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各种学术观点，雅氏不仅批判了相对论，而且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其次，通过亚氏批判雅诺西的文章，罗嘉昌等人发现，苏联学者对相对论有不同意见，亚氏属于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占上风的、主张维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派，而这一派在中苏分裂之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因此，受到他们批判的雅氏思想反而值得重视了；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坂田昌一在他196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近年来，匈牙利的雅诺西从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采取了批判的眼光，他的议论的确是值得倾听的。”[58]鉴于毛泽东曾在1964年多次称赞坂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1965年的《红旗》杂志又专门刊登和宣传过坂田的文章并号召全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向坂田学习，如果坂田也赞同雅诺西的批评意见，则该意见显然应该被认真考虑。
7 秦元勋与《物理》上的“相对论讨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中国，也有与艾弗斯、丁格尔相似的事例，这就是著名数学家秦元勋及其在《物理》杂志上引发的一场持续数年的关于相对论的大辩论。[注]以下关于秦元勋及在《物理》杂志上的相关争论，除另有所注，均摘自参考文献[4]，207～212页。秦元勋(1923～2008)，194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应用数学领域的专家，曾为中国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做出重要贡献。1968年，秦受到冲击批判。在1968～1969年间，他因得知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参与组织“相对论批判”，便也在京参与了相关活动。秦显然对改造相对论颇有兴趣，即使在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农村之后，仍在继续思考相对论，并于197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空间与时间》的小册子，其核心内容是介绍他的“新理论”，该理论抛弃了所谓的“有争议的‘光速不变’的爱因斯坦假设”。秦自称，其理论将使一般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狭义相对论的时空本质”，是在批判爱因斯坦时空理论方面的一个突破。然而，他的小册子很快就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并在《物理》杂志上引发了一场争论。
大多数物理学家在评论秦元勋的理论时都持批评态度，其中一些尖锐的批评就出自中科院物理所的第十三研究室(即以前的“相对论批判组”)。有些人批评秦的小册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着严重错误，而另一些人则指出，秦只是重复了某些西方物理学家自1910年以来已经做过的工作，他“不仅没有击中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中的唯心论及实证论，反而把一些好的东西也丢掉了，宣扬了错误的东西”。但这些批评都没有阻止秦元勋继续宣传他的理论。
从1975年开始，《物理》开设了一个新栏目“物理学争鸣”，以“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些物理学问题的讨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该栏目中争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相对论。为此，编辑部发表了秦元勋的一篇论文，并附3篇评论。秦的文章对他先前发表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除了他以前的一些论断，秦还声称他的理论可以将爱因斯坦的理论作为一种近似包含在内，而且能够处理可能的超光速现象、光子的静止质量及光速可变等问题。在随后的三位评论中，没有一篇完全赞同秦的观点。第一位评论者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物理学家谢继深，他同意秦元勋关于相对论需要加以修正的意见，但认为秦过于强调逻辑而忽视了实验，秦文的“物理思想不够清楚，前提假设不明确。”北京师范大学的喀兴林和杨展如合作撰写了第二篇评述，该文质疑秦元勋“根本不涉及光的传播”，“不再和光学、电磁学直接联系”去探讨时空性质的做法，并指出秦的理论不仅“物理意义是很不明确的，令人费解的，数学上也是很牵强的”。第三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是在中科院物理所第十三研究室工作的朱重远。朱文一方面指出应对“渗进”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系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针锋相对地对秦元勋的主张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秦元勋1975年的文章开启了《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问题讨论”系列栏目。在总共8期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共25篇相关的文章。其中秦元勋有2篇，其他专业科学工作者(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撰写了15篇(占60%)，其余8篇(占32%)则由业余科学爱好者们(如中学教师、工人和下乡知青等)所作。在23篇文章中有18篇(占78%)评论了秦元勋的理论，但支持他的只有2篇(占11%)。两位支持者都是中学教师。评论者中没有一位专业科学工作者同意秦元勋的理论。不过，反对秦元勋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爱因斯坦。事实上，在16篇批判秦的文章中有7篇(占44%)也攻击了相对论。在所有25篇文章中，只有9篇(占36%)试图捍卫相对论的主要内容和结论。然而，即使是这些维护相对论的作者，通常也只是有条件地阐述了他们的支持性意见，并且仍然批判了所谓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诠释。
“相对论问题讨论”栏目始创于1975年初，直到1977年夏才被取消。最后一组争论文章发表于1977年6月，此时距“四人帮”被捕已经8个月了。这清楚地表明，这场关于相对论的争论的发生和发展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而参与辩论的多数人显然也并非出于政治动机。这一系列争论持续了近两年半，其核心问题还是当时对全国自然科学研究工作高居“指导”地位的教条主义的哲学框框与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实践之间的矛盾。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也再度反映了此种哲学教条对许多中国科学工作者在思想上的束缚。
8 中国“相对论批判”运动的思想根源
辩证唯物论作为人们探索自然界时的一种思想工具和方法论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一种僵化的教条来“指导”或限制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就会犯错误，而这种做法本身也违反了辩证法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如上所述，在中国的相对论批判运动中，许多批判者常常削足适履，把辩证唯物论中某些概念当作僵化的教条，企图根据这些现成的哲学教条去改造已经被实验证明了的狭义相对论，而不是用物理学革命的成果去丰富和更新已有的哲学理论，结果导致他们在分析相对论时误入歧途。例如，中科院批判组就曾质疑：在狭义相对论中，物质的质量随该物质运动速度的加快而增大，其客观原因何在？他们当时认为，如能给出客观原因，就是唯物主义的，否则便是唯心主义的。[注]罗嘉昌，与笔者的访谈，2008年10月。这种想法表明，批判组实际上并未认清狭义相对论的本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在本质上是一种运动学理论而非动力学的理论。[注]爱因斯坦曾亲自对狭义相对论的运动学本质给予澄清。见Albert Einstein, and John J. Stachel,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 2, 253, 410～412；其中译文见Albert Einstein, and John J. Stachel, 《爱因斯坦全集》，第2卷，范岱年等译，220，354～355页。这也是狭义相对论与洛伦兹电子论的重要区别，而这种区别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甚至包括许多物理学家，从而导致误解。20世纪早期，在西方常常有人称狭义相对论为洛伦兹-爱因斯坦理论，就反映了这种误解。与洛伦兹的电动力学不同，作为运动学的狭义相对论并不追究运动的原因。然而，批判组却指责狭义相对论“完全不去设法揭露物质运动的客观本质，……运动物体的相对论性变化到底由什么具体的相互作用和内在矛盾引起的，谁也不清楚”。([54]，33页)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些批判者很欣赏洛伦兹的电子论。虽然他们也反对洛氏所主张的绝对静止的以太，但由于洛氏理论是以“宇宙中存在着传光介质”的信念为基础的，符合唯物论对“物质”基础的要求，早已被物理学界主流扬弃的洛氏理论反而被认为具有“唯物主义的合理的内核”。
最近，罗嘉昌先生代表“相对论批判组”几位早期成员寄给笔者一封信，表示仍然坚持他们当年以“武哲”笔名发表的对狭义相对论逻辑结构的批评意见。[注]批评意见详情见参考文献[68]。该信强调：武哲的工作与爱德华和威尼[59-61]等人的论文类似。武哲“不依赖狭义相对论的现有体系，完全避开单程光速测量和不同地点的同时性定义之间的逻辑循环，直接从回路光速不变性出发，先后推出了待定同时性坐标变换[和]广义洛伦兹变换，”其论文还从“时空几何的高度，重建了相对论的四维赝欧氏空间E4和在这个空间中运动的洛伦兹协变性。”该论文“既没有以通常意义下的相对性原理作前提，更没有以单程光速不变原理作前提，”因此“完全改变了爱因斯坦所表述的正统诠释的逻辑结构，舍弃了带有多余假设和约定成分的表层结构，确立了保有狭义相对论核心内容的深层结构，将狭义相对论不依赖于坐标系选取的客观性质，同它们在各种坐标系中的相对表现也区分得更清楚了。”[注]引自罗嘉昌给笔者的电邮，“关于武哲、威尼和爱德华同时性研究的科学和哲学意义”，2018年4月20日。然而笔者认为，罗嘉昌等人对爱德华和威尼工作的理解有误，物理学界主流意见并不认为该二人的工作对狭义相对论构成了挑战。武哲的论文实质是要推翻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而目前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验证据支持他们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罗嘉昌等人意见的思想根源，仍然与其以前的哲学信念有关。虽然笔者并不认同上述批判组成员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提出的意见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问题。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在此详析，将另文商榷。
除了哲学上的偏见，不熟悉现代物理学发展史、特别是相对论的发展历程，也使中国的批判者常常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相对论，甚至重蹈西方学者数十年前的覆辙。我们已经看到，批判组所攻击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公设，即“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特别是后者。通常，他们会分别针对其中的一条公设进行所谓的“揪批”，而这种做法本身就表明，他们并没有领悟这两条公设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注]事实上，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公设之间的联系长期且普遍地为人们所忽视。即使在今天，海内外的相对论教科书中也很少提及。而否认或误解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恰恰是很多反相对论人士的错误思想根源之一。
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公设，看似简单，却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物理内涵。欲真正参透其中的真谛，并非易事。未能全面、透彻和准确地掌握其深刻的含义，常常是许多人，包括很多知名物理学家，对该二公设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爱因斯坦本人苦苦摸索了7年之久，才确立了这两条公设作为狭义相对论的基石。[注]关于这两条公设的背景的讨论，参见参考文献[62]。从狭义相对论诞生之日起，如何理解其两项基本公设就一直困扰着许多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在其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文的引言中已经指出，该两条公设看起来是“互不相容的(unverträgliche)”，但是他也特别强调，这种“不相容”“仅仅是表面上的(nur scheinbar)”而已。([62]，276页)
中国的相对论批判者当中，很少有人意识到狭义相对论中两项基本公设之间的密切联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罗嘉昌才意识到了单独“揪批”某一条公设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注]罗嘉昌，与笔者的访谈，2008年10月；罗是在得知几何学相对性原理，特别是在了解了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整体论之后，才意识到此点。(罗嘉昌给笔者的微信，2018年4月22日。)而事实上，早在1913年，埃伦菲斯特就已经公开指出，爱因斯坦在其狭义相对论中，实际上还隐含了第三条基本公设，那就是必须同时接受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公设，才能准确理解该理论。[63]埃伦菲斯特对狭义相对论的这一精辟诠释，似乎在国内外的相对论教学中都很少提到。缺乏对相对论发展历史、特别是相关争论的了解，显然妨碍了中国物理学界对狭义相对论的准确理解、深入研究和有效教学。批判组中那么多理工科高材生对狭义相对论本质的误解，反映了此前理工科高等院校的相对论教学中的问题。不弄清狭义相对论中两条假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提出此二公设的科学历史背景，就不能准确地理解并真正接受该理论。
真正准确地理解并接受相对论对传统时空观念的深刻革命，即使对于一些资深的科学家，亦非易事。例如在狭义相对论发表几十年后，仍有一些西方著名的物理学家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公开发起挑战。声名显赫的工业物理学家艾弗斯和天体物理学家丁格尔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最终，二者对相对论的批评均为物理学界主流所拒绝或反驳。这一类事件实际上也一再证明，貌似浅显易懂的狭义相对论其实蕴蓄了很多深邃而微妙的物理思想。
9 结 语
今年是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成立50周年，“文革”结束也已经有42年了。然而据笔者了解，有不少当年参加过该批判组的早期成员，由于种种原因仍然生活在那段历史的阴影之下，对当年的经历噤若寒蝉。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来各界对于当年的相对论批判运动的认识和评判还不够全面、客观，甚至有可能将一些学术问题政治化，以致某些相关人员可能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依然感到不应有的社会压力。今天，我们科学史工作者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不断挖掘和认真分析相关的史料细节，就是希望并力求对该历史事件作出更准确的评价。我们殷切地期盼有更多的亲历者与我们一起回顾和反思这一段不同寻常的中国科学史，以便从中吸取教训，促进中国的科学创新事业的健康发展。
本次考察，让我们对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的早期核心成员及其工作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我们发现，他们是一些学习或爱好理工科专业、刚刚毕业或仍然就读于首都著名高校的男性青年[注]有两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女生曾参加过该“相对论批判组”，但她们很快(约于1968年秋以前)就退出了，不属于核心成员。(笔者与罗嘉昌的微信，2018年4月21日)，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出身于当时所谓的“黑帮”或者正在遭受迫害的家庭，他们多不愿意(也没有“资格”)参加当时各自所在单位内部的派性争斗，他们渴望在科学研究方面成就一番事业，他们都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然科学理论充满激情，因此自愿加入了“相对论批判组”。另一方面，他们当中没有学习理论物理学专业的，更没有专门从事相对论理论研究的经验。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当时“文革”高潮时期的极端意识形态与特殊社会政治环境，他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批判文章中充斥着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不实指责与教条主义攻击是可以预见的。对于文章中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其作者当然负有部分和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应夸大他们的责任，而是应该在全面考虑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客观、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他们的工作。
其次，我们还发现，以往对“相对论批判组”的研究，多着重于从政治和哲学方面进行审察，却很少客观和历史地分析批判组的具体科学工作内容；过去经常强调的是“文革”以前苏联相关著作的影响，却忽略了同一时期挑战相对论的其他海外学者对该批判组的启迪与鼓励作用。在本文中，笔者就弥补上述不足做了初步的尝试。笔者认为，批判组的调查工作促进了中国物理学界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相对论发展的曲折历史的了解，并提出了许多中国物理学界以前闻所未闻或者想提又不敢提的问题。我们需要继续挖掘那些被政治批判口号与意识形态教条的词句所掩盖的、真正属于科学探索的工作，并深入分析其历史意义。在调查这段历史时，我们应该牢记爱因斯坦的忠告：“如果你们想要从理论物理学家那里发现他们所用方法的任何线索，我劝你们严格遵守这样一条原则：不要听其言，而应观其行。”[64]最近有研究表明，艾弗斯的工作并非毫无益处。在他去世后，艾弗斯的观点在科学哲学界引发了关于相对论的逻辑基础的争论，并延续至今。[49]罗嘉昌等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注]见参考文献[68]。也可看作是这一争论的组成部分。国内外对“光速原理”的挑战都证明了对狭义相对论还有模糊认识和误解，因而有必要彻底澄清狭义相对论的逻辑基础；对于批判组的有关工作也应作进一步的辨析，以更深刻地理解相对论。
第三，事实证明，通过深入的调查、学习和研究，很多上述批判组的核心成员都得到了锻炼，在以后的岁月中各自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成长为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还有些人成为有所建树的理论物理学家。例如，吴介之后来成为美国田纳西大学空间研究院研究教授和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罗嘉昌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知名科学哲学家，朱清时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和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而郭汉英则成长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相对论和引力理论专家。
对这段历史的考察让我们再次认识到，鼓励自由和平等的科学辩论，对于正确甄别和深刻理解错综复杂的科学概念和理论(如相对论)、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不畏权威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以及激励和促进原创性研究的发展的重要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早是在“五四运动”期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并迅速获得了各界一致的推崇。中国知识界未经深入探讨就兴高采烈地、匆忙地拥抱了相对论，但其实并没有全面、深入地理解该理论的意义。当时，中国哲学家张君劢认为，“学理不贵一尊，有反方之文，则正方之理，或因而尤显。”故曾花了好几年“遍求国中一二文字评相对论在哲学上是非者，而不可得。”不得已，只好请来华讲学的德国学者杜里舒专门将其对相对论的批评意见撰写成册，由他自己亲自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一书，目的还是希望引导国内学者对相对论展开辩论，却仍然未果。[65]
20世纪20年代，西方物理学界曾有许多关于相对论(特别是狭义相对论)的激烈辩论，然而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辩论的文献都没有介绍给中国读者。事实上，在1968年以前，中国学术界似乎从未对那些挑战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西方科学文献做过详细的报道、分析或研究(50年代苏联的哲学批判文章是另外一码事)，在高等院校的教学中更不涉及此类问题。其后果是，很多中国科技人员(包括物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对相对论中的基本概念及其演变历史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教科书中所教授的内容与水平。为了让学生容易理解，教科书通常需要把曲折的科学发现过程加以逻辑化和简单化。例如，我们常常见到教科书中把迈克尔逊-莫雷的以太漂移实验的零结果当作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的起点。因而，仅仅学习教科书上的内容，而不了解建立相对论的真实而曲折的过程，是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和掌握相对论的概念的。当一些在思想上已经被当时“唯一正确的”哲学教条束缚起来的年轻人，在企图打倒爱因斯坦这位所谓“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片蛊惑声中，突然发现了他们从未听说过且与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左的里兹弹道论(Ritz’s emission theory，1908年提出)[注]爱因斯坦在建立狭义相对论之前曾认真研究并考虑接受弹道论的假设，但最终放弃了，因为它与麦克斯韦理论不兼容。(见Albert Einstein, and John J. Stachel,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 2, 263.)、艾弗斯的似是而非的以太理论(发表于30至50年代)、雅诺西关于相对论效应的“唯物论诠释”(发表于五六十年代)，以及丁格尔的反相对论言论(也发表于五六十年代)，他们自然感到十分新奇和兴奋，并很容易受到误导，以为真的找到了“突破”或推翻相对论的途径。
不了解相关的物理发展史，是造成上述思想认识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在中国，特别是在高等院校的物理教学与研究中，长期缺乏对相对论发展历史的研究与介绍，也是导致“相对论批判”发生的一个因素。比如，1969年11月13日，在上海召开的讨论《相对论批判》(第二次修改稿)的座谈会上，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二级教授许国宝就公开承认，“相对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不太熟悉。”[注]关于许国宝教授生平，见潘桢镛：“严谨治学身正为范——记理论物理学教授许国宝”http://phy.ecnu.edu.cn/2b/b0/c5848a76720/page.htm. 2018年2月9日查阅；引文见参考文献[24]，449页。笔者相信许教授的这句发言不是违心的，这应该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物理教育界的真实情况。出人意料的是，为中国物理学界补上长期欠缺的这一课，竟是从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工作开始的。为了批判相对论，他们系统调查了大量海外关于相对论的研究和争论，并着重寻找与爱因斯坦相左的观点，结果发现并提出了许多中国物理学界以前忽视了的问题，从而暴露出中国相对论研究工作中的空白、短板和误区。
本来，在科学上，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挑战权威人士，即便他是爱因斯坦，应该也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应当给予鼓励的，只要这样的挑战是有严谨的科学依据并符合学术规范的。然而，向权威挑战，在有着两千多年儒家传统的中国则殊为不易，需要顶住各种文化偏见和社会压力。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间，不能说没有论资排辈的现象；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在鼓励年轻人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方面，做得也不尽人意，以至于钱学森在2005年还在敦促国家领导要抓紧解决“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66]不要说年轻人，即便是资深的教授，在“文革”前也不肯轻易公开自己对相对论的质疑。著名物理学家、复旦大学一级教授卢鹤绂，在上述《相对论批判》座谈会上就曾说过，“北京[的]同志提出同时性因子，说洛仑[伦]兹变换可能有问题。这我早就有想法，但不敢提。”这应该是卢鹤绂的心里话。[注]1995年，即在他去世前两年，卢鹤绂与别人合作，在海外的一份非主流刊物上发表了他唯一的一篇挑战狭义相对论的论文。(见Shi-Ming Wang and Hoff Lu, “A Direct Test of Mach’s Principle,” Galilean Electrodynamics 6 (1995): 103～107.)关于卢鹤绂发表该论文的经过，可参见卢永芳，“先父卢鹤绂发表论文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纪实”，刊于宋正海，范大杰，许少如：《相对论再思考》，北京：地震出版社，2002年，131～133页。([24]，449页)“文革”时期中科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亦可看作是对长期压制年轻人及其独立思想的、僵化的科技教育体制的一种反动，是一种正常行为的扭曲表现。为什么只有在“文革”期间，当教授和权威被打倒、常规的科研教育体系被“砸烂”之后，才能见到青年人公开在学术上挑战爱因斯坦？这是一个值得科技和教育管理部门深思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相对论批判运动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非主流的科学观点更包容一些，允许它们在适当的(甚至是主流的)学术期刊杂志上发表，鼓励人们对其进行探索并开展辩论。这样做，不仅不会埋没、诋毁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正确科学理论，反而将使我们的科学家，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活跃，对错误认识的免疫力也会更强。丁格尔的反相对论的言论就发表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今天实行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既要注意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又须避免因囿于成见而扼杀貌似“离经叛道”的新思想。
通过对“文革”时期中国“相对论批判”运动的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帮助孕育出这场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根源。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论的经典论述当作僵化的教条和可以不受自然科学实践检验的真理，并企图以此生硬地“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是从苏联传入中国的。苏联的科学史表明，当辩证唯物论被当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供科学家们来选用时，它可以是一个有助于创新的思想体系；但是当它被用来作为“棍棒”(cudgel)去逼迫科学研究工作服从意识形态的教条时，就会导致像“李森科事件”那样严重阻碍科学发展的悲剧和灾难。[67]不幸的是，后一种做法也于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传入中国，而且在60年代又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越来越普遍、激进。本研究表明，“文革”中几乎所有我们已知的对相对论的挑战或批判，上至毛泽东的哲学推断，下至周友华的荒谬主张，其背后最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都可以追溯至辩证唯物论。作为一家之言，各种不同的想法和理论当然都可以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和鉴别，但最终检验它们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科学研究的实践。前苏联和新中国科学发展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都已证明，当辩证唯物论被奉为一种凌驾于一切自然科学之上，并且可以对它们任意发号施令的、僵化的教条时，就将严重阻碍科学研究的正常发展；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这种教条主义思想误导了一批渴望探索和发展相对论的年轻人，并最终导致了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全国性运动。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相对论并非受到哲学法庭审判的唯一一种自然科学理论。其他如控制论、量子力学、化学共振论、摩尔根遗传学和宇宙学，也都有着类似的经历，都曾因触犯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律条而先后受到谴责。因此，要保障和促进未来中国自然科学的顺利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思考对于自然科学家的确很重要，它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曾起过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但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创造的过程中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哲学理论，他对马赫思想的态度就是一个范例。中国的马列主义哲学家应该努力让辩证唯物论与时俱进，使它成为受自然科学工作者欢迎的一种富有启迪性的科学哲学，而不是把它当作“紧箍咒”去束缚科学家们的思想，限制他们的探索。我们必须牢记沉痛的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致谢首先要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邀请笔者加盟该所主持的中外科技发展比较研究项目，该项目为本文的早期研究提供了诸多支持和便利，并特别感谢张柏春和孙烈多年来的支持与帮助。张藜的热情协助，使笔者得以在科学史所查阅由屈儆诚和许良英先生收集的相关史料，特此致谢。本研究深深受益于与罗嘉昌、柳树滋和范岱年等诸位前辈的深入讨论，笔者在此向他们特致深切的谢忱。笔者衷心感谢董光璧先生、韩琦、孙承晟、王作跃、余新忠、胡化凯和刘金岩拨冗审阅拙文之初稿并提出修改建议。本文初稿于2012年春在位于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完成，笔者在此向提供资助的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及李约瑟所的Christopher Cullen、John Moffett和Susan Bennett致以诚挚的谢意。本文的修改和增订还获得过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马普学会—首都师范大学伙伴小组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纲项目(编号：Y621081)”的资助与支持。笔者还要感谢其他所有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慷慨支持和帮助过笔者的同道，特别是Roberto Lalli、Clayton Gearhart、张九辰、刘益东、熊卫民和郭金海。最后需要声明，上述任何师友都不一定同意本文的观点，笔者对文章中仍然存在的错误负全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