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米热·阿里木

摘 要：长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长城作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对立冲突的产物，但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是在另一方面长城的存在，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下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本文以长城修筑的背景来说明，长城的建立促进了农牧民族经济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长城；农耕经济；游牧经济；民族

一、战国秦汉时期长城的修筑背景

我们所说的“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指的是秦长城，它的建立始于春秋末期，随后中原国家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間都陆续修建了规模不一的长城。秦朝统一后在战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万里长城，开辟了长城历史的新时代，从此以后，中国的长城成为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汇合点。

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所构成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决定了中国大陆的古代经济文化的分布。陈连开教授将我国划分为南北三条发展带，大致是： “秦岭淮河以南， 是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农业民族分布之区； 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为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 也就是华夏—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 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区， 是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的区域。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通常作为农牧业分界线的400mm等雨量线，其分布大致与长城相重合”。[1]

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差异，我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即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耕经济和以随畜逐水草为特征的游牧经济。在历史进程中，被称为中原的黄河中下游成为整个中国农耕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腹地。春秋战国时期，农耕经济从骨器、木器和人工劳动为主进入了铁器牛耕时代，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生产效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粮食产量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增长，则要求更多地开发可耕土地。[2]特别是发展了灌溉农业后，水利建设的加强使得农民对土地的粘着性愈发增强，这样，农耕生产方式从中原地区逐渐向北方地区扩展。

正是不同的经济方式才孕育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在农耕经济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之后，游牧经济随着游牧部落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王明珂认为在“由于气候干化，适于农牧的地带南移，黄土高原北方山岳地带人群不断的趋于移动化、武装化、并向南方入侵以争夺适于农牧之地，造成了长城地带人群间资源竞争关系紧张。”[3]为了保护南方资源，华夏认同逐渐形成，相对的北方人被他们视为异族。对于游牧经济来说“逐水草而居”是它的特点，游牧民族主要从事于畜牧业，主要食物都是猎物，或者牛马羊等，这些畜牧产品不如粮食谷物易于保存，游牧民族往往缺乏农耕民族那种顽强的抗灾能力，当灾荒发生时经济文化随时都面临着崩溃。所以说牧民是随着季节的变化，在草原上转移，一旦遇到灾害他们会南下就食农区。另外，秦汉时期中原农耕民族较于北方游牧民族在农业经济以及手工业等方面处于优势。因此，北方游牧民族通过各种方式如官方贸易、民间贸易以及掠夺的方式获取各种更多生活必需品。先进的农耕文明往往成为游牧民族冲破长城界线的驱动力。

农耕文化自产生之后，就向外有选择地扩张。特别是在力量强大之后的向北扩张，极大地挤压了以游牧经济类型生存族群的生存空间。只有农耕经济向北扩张，遇到不适宜农耕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时，才会停下继续扩张的努力。

据文献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4]在秦统一天下后，命蒙恬将军北击匈奴，收复黄河以南地区，设四十四郡，又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将已经获得并变成了耕地的土地保护起来，这为长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万里长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起来。

二、农牧民族经济关系的建立

我国古代经济是农业和牧业并存的经济，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 仅靠单一的生产方式要维持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这种相互需要就带来了经济性的贸易和交流。贺卫光认为“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关系的基础是经济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关系的形成是由不同文化所分布的自然环境决定的。”[5]农区耕种和运输需要大量的畜力， 军队需要马匹， 农民需要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而这些是不能有农区自给的。而游牧区则需要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酒等生活必需品。因此长城的修建在抵御游牧民族侵扰的同时也封锁两者的经济交流，对此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一方面是南下用武力攻打中原王朝，另一方面他们会以此为条件迫使中原王朝与其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性交流，这种经济性的关系有：

（一）民间的贸易

汉代在边境关隘设有关市，亦称胡市。是汉朝与北方、西北诸族进行经济交往的方式，以匈奴最为频繁；主要地点在长城沿线险要关隘之处。各朝代开设关市原因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边关的稳定，还有是各族之间在经济上有共同利益，而当时交通的发展比如说驿站，以及一些民间专业的运输队伍等，所有这些，最初几乎无一不是从军事、政治目的出发的，但它对沟通内郡与边境各族的往来，加强经济联系，推动关市发展，起有积极作用。到了宋辽有了榷场贸易，通过榷场贸易，辽从中原农业社会取得了大量的粮食、日用品和奢侈品，而榷场贸易对北宋政府在经济上也有帮助。[6]形成了一种官方贸易。由于民间贸易难以满足需求，在宋与辽夏金间还出现了穿越长城的走私贸易，主要有粮食、香药、茶叶、铜钱等。

（二）和亲政策

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和亲是双方往来沟通的一种方式，但其内容已大大超出这一范畴，还伴随经济上的交往。通过和亲关系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也是和亲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边疆民族请婚到中原公主出嫁远蕃、及公主在蕃生活期间，中原王朝与和亲民族之间的纳聘礼、赐嫁妆、贡赐及互市活动非常频繁，且数额较大[7]。除了“昭君出塞”以外还有细君、解忧、冯嫽公主皆嫁与匈奴，她们不仅带去了丰厚的嫁妆，而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以及中原的农耕技术，保持了匈汉和平。因此“和亲”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它削弱民族偏见，促进我国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更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贡”与“赐”

赠贡赐品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手段，也有经济关系。例如通“通贡”，古代中原王朝把西北周边的少数民族送来的物品叫做“贡品”，这种方式叫“进贡”，而中原王朝回赠的丝帛等则叫“赐品”，这种行为叫“赏赐”。这种进贡与赏赐满足了贸易双方的需要：进贡者谋求政治上的依托与援助，并获得物质利益；赏赐者则将这种贸易看成一种政治需求大于经济利益的手段，作为安抚边境，结好各政权及各民族的基本国策。这也一定程度的满足了中原王朝的“以我为尊”的心理需求，同时，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贡赐贸易则是一种经济上回报率比较高且较安全的政治、经济活动。所以“通贡”也被称作由官方控制的民间贸易。我国古代各王朝对周边民族进行贸易关系，都以边疆少数民族获利多为主。中原王朝为了达到统一局面往往采取妥协政策或在双方贸易中得到较少为代价，来安抚边疆，巩固统治。

（四）人口流动

在长城内外民族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也带有着人口的流动，包括商人的往来、俘虏、屯戍军队、逃兵等。 例如在长城边塞戍守的生活本来艰苦，加之秦汉时期都有军官对下层士兵的不加体恤，甚至克扣粮资等导致有许多士兵不堪困苦而逃亡，在汉代就有下层吏卒逃亡匈奴的情况。使者张骞以及汉朝将军李广利、李陵等，都曾留胡建立家庭。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寒冷、干旱以及游牧民族内讧等，使北方民族大量向南及西南游动。

三、总结

随着华夏文明的不断扩张，在华夏以外的北方地带也相应的出现了游牧文明。由于这两种文明的碰撞、冲突日益加深，包括秦国以内的几个国家开始建造以高墙为特征的军事工程以防御和隔绝来自北方的侵扰，我国的长城便由此产生。

可以说长城是我国特定的歷史时期北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对立和冲突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民族经济贸易的产物。它是军事上的一道防线，是社会经济的一道封锁线，也是华夏认同的一条界限。虽然各朝代都力图隔绝这种关系，但是这种封锁和隔绝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在长城下，有繁荣的关市贸易，有着穿越长城南北的民间贸易，还有繁衍的丝绸之路贸易。在严密的边防也不能阻止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流动与交融。所以在秦汉时代，随着长城沿线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频繁的接触、交流、乃至杂居使长城沿线形成了广泛而活跃的民族融合带。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远一体化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2]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包玉山.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结果·反思[J].社会科学战线.2007（7）.

[4]黄健英.蒙古族经济文化类型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变迁中演变[J]汉江论坛.2008（9）.

注文：

[1]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9）.

[2]王绍东.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对游牧民族的影响[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3]王明珂：《华夏边缘》.[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95.

[4]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5]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与非平衡需求[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6]方文逑.宋辽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研究[D]安徽大学.2010（3）.

[7]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