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远

（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唐朝是诗歌的国度，不但诗人众多，而且各体皆备。在众多诗体中，歌行体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诗体。歌行体诗歌虽然早在唐朝之前就已经产生，但却未形成一定的规模，歌行体诗歌真正的繁荣与昌盛，正是在唐朝。关于歌行体的概念，学界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据此就可以说明此研究的复杂性与困难度，也说明了值得继续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学界关于歌行体的研究成果，不管是论文，还是著作，也都不是甚多，而且往往集中于某一时期的某些作家作品进行研究，而从整体上对唐代歌行体诗歌进行考察研究的，目前笔者只发现了薛天纬的一本《唐代歌行论》，仅此而已，研究成果的有限，也从反面证明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之地尚多，对此研究领域开展的相关工作，对学术领域的补充价值也较大。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歌行体”“歌行体诗歌”为关键词或全部字段，通过检索发现，截至2019年10月30日，总计搜到相关论文105篇，其中期刊论文96篇，学位论文9篇（其中8篇为硕士论文，1篇为博士论文）。从论文题目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关于歌行体诗歌的文体特征研究；第二，对某些具体作家歌行体诗歌的研究。若依朝代划分，105篇论文中，和唐代有关的占56篇，由此可见，唐代的歌行体诗歌是学界的研究重点。所搜到的文献资料，上至民国15年即1926年，下至2019年，其中1990年之前产生的论文8篇，1990年至1999年期间产生的论文19篇，2000年至2009年期间产生的论文26篇，2010年至2019年期间产生的论文52篇，由此可见，近年来，歌行体诗歌的研究有逐渐热门化的趋势，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基于研究能力与研究范围所限，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对歌行体诗歌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一、关于歌行体诗歌定义及文体特征的研究述评

上世纪90年代，林心治接连发表三篇关于歌行体诗歌的研究论文，从源流上对歌行体诗歌的名称来历、发展演变、艺术特色等进行了详细论述，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其《歌行含义的衍变兼论歌行之体格——唐歌行体论之三》中指出，自《文苑英华》起初立歌行一体，但对其概念并未做理论上的阐释，导致后世学者在论说歌行体概念时众说纷纭，含义不断发生变化，如《诚斋诗话》中称歌行体为“七言古韵长诗”；郑樵将“古之诗”都概称为歌行，对歌行的外延有所放大；《沧浪诗话·诗体》中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但也未对歌行体诗歌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宋元时期，歌行的概念逐渐淡化，《诗法家数·论古诗要法》中只分“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吴礼部诗话》中称为“七言长篇”；明代起，歌行之名重又复兴，《文章辩体》中明确标有“歌行体”，建安七子等人也多有论及歌行之处。明清时期，对于歌行的界定，主要包括歌行与乐府的连称以及严七古与歌行、乐府之辩两派。还有将七言古诗与歌行合称或混称的，产生出“七古歌行”、“七言诗歌行”等名目。林心治指出要彻底理清歌行定义的混乱现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从诗的特质与歌行体诗歌的体制特点两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歌行体诗歌分为七言歌行、杂言歌行、骚体歌行三类。纪沙沙的《歌行体研究》中指出，歌行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词，是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编撰的《宋书·乐志》，书中共出现四次：“鼙舞歌行”“铎舞歌行”“拂舞歌行”“杯盘舞歌行”，认为此时的歌行主要是指乐府辞。王从仁《七言歌行体制溯源》认为歌行的句式来源于七言古诗，韵脚的转递来源于六朝小赋，诗句的平仄来源于律诗，蝉联的写法吸收了六朝民歌的顶真手法，从体制上对歌行体诗歌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葛晓音的《关于“行”之释义的补正》中认为歌行的“行”是“分解分章的曲辞”，李会玲的《“歌行”本义考》认为“行”的本义是“言辞”。陈延杰《论唐人七言歌行》中直接用“七言歌行”来代指“七言古诗”，这个看法遭到当今很多研究者的反对，王志民《唐代七言古诗论略》认为对于歌行体的定义，采用“以言为次”的方法较为稳妥，也就是以诗歌格律和每句的字数结合起来进行分类，如“七言古诗”“五言古诗”“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等，而在名称的使用上，用“七言古诗”比用“七言歌行”更好，把乐府古题、新乐府、骚体等统称为“七言古诗”，含义要比“七言歌行”宽泛得多。薛天纬《唐代歌行论》一书中提出“大歌行观”与“小歌行观”的看法，所谓“大歌行观”，即认为歌行是七言（及包含了七言句的杂言）自由体（即古体）诗歌；所谓“小歌行观”，又包括四种情况：其一，不以乐府古题为歌行的必备前提；其二，以“律化的歌行”为歌行之定义；其三，以“歌辞性诗题”为歌行的必备条件；其四，将歌行定义为诗人以第一人称抒写主观情怀的七言古体诗。此观点比较新颖且具有说服力，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对一直以来所存在的争议进行了归纳总结。

二、关于唐代歌行体诗歌的相关研究述评

前面已经提到，所搜索到的和歌行体诗歌相关的论文总计105篇，而其中有56篇是以唐代歌行体为研究对象的，而其中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对唐代歌行体诗歌大家的相关研究，其中主要是对初唐四杰、李白、杜甫、岑参等歌行体诗歌的分析研究；二是分阶段对唐代歌行体诗歌的发展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初盛唐阶段。

在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马承五《李白歌行特征论——兼论歌行的诗体定义与形式特点》中，认为李白的歌行体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类：以乐府古题创作的歌行、收入“歌吟”中具有一定乐曲性的诗题（自拟乐府类题）的作品、非乐曲性诗题类作品。分析指出李白歌行体诗歌的特点主要在于运用了自创或自拟的新题，借助于自己“天才”般的聪明才智，创作出大量的歌行体诗歌；古乐府题中以杂言为主，其他两类中七言与杂言大致相等，总体以杂言为多；非乐府题占有较大比重三个特点，其所运用的表现方法和抒情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善于表现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李白歌行体诗歌是其全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薛天纬《李白的歌行》一文认为李白歌行体诗歌的特征在于诗人自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极其鲜明和抒情与叙事、与客观场景描写的相结合。在创作“古题乐府”的过程中善于改造乐府使其歌行化、抒情化，同时又敢于创作大量“非乐府歌行”，创作手段有着多样化的特征，从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对李白的歌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阐述。辛晓娟《杜甫歌行中的“尚奇”特质——兼论从汉乐府到中唐诸家的尚奇传统》分析了诗歌中的“尚奇”传统与具体表现，指出杜甫歌行中崇尚雄奇险怪的特点，打破了歌行婉转流畅的传统格式，对歌行体诗歌艺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突破性意义，在歌行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彦杰《初唐四杰对七言歌行体的新拓展》从七言歌行体的流变进行切入，重点分析了初唐四杰的歌行体创作特征，指出初唐四杰的歌行体诗歌虽然在表现内容上与之前的“悲士不遇”和“相思”的主题方面没太大变化，但在反映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深化，最主要的是四杰的歌行体创作篇幅宏大，层次分明，对以后歌行体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唐代歌行体诗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于歌行体诗歌内容的表现领域起到了一定突破。钟林斌的《歌行体与边塞题材的完美结合——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认为岑参善于用写歌行体的技巧来写作边塞诗，且能够达到完美结合的效果。赵莉《论岑参歌行体送别诗之新创》中指出岑参的歌行体诗歌在形式上开创了“景物+送”、“乐器+送”、“边站+送”三种模式，在内容上善于描写西域的奇丽风光、民俗风情和边塞战争的场面，从诗歌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对岑参歌行体送别诗的新创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另外，韩雨恬的《试论韦应物歌行体诗》指出韦应物的歌行体诗歌虽未取得较突出的成就，但能够继承《诗经》的比兴手法和讽刺传统，也算是富有特色，对后世唐代其他诗人如李贺等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唐代歌行体诗歌研究方面，张采民《论初唐七言歌行体》从汉唐诗赋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中探讨七言歌行体诗歌的外部形式、内部结构和表达方式，指出初唐歌行体诗歌成为一种独立的诗体的标志就是不再全部袭用乐府旧题，而是自创新题，在句式上也三、五、七言错综使用，同时篇幅体制扩大，换韵更为自由，题材表现领域更为广泛，气势也更为壮大，为以后歌行体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衔接过渡作用。郝朴宁《“歌行诗”的形成过程——以初唐为透视点》指出初唐的歌行诗在写作上受到赋和律诗的影响，且在咏物歌行诗中不但咏物，还往往寄寓自己的某种思想，咏物与寓意相结合，由前期拟古乐府的模仿闺怨到有自己更丰富的表现世界，并成功发展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张琪《沈宋古体诗歌研究》从题材、情感、诗境三方面对沈宋歌行体诗歌进行了阐述，认为沈宋歌行体诗歌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转折意义，为盛唐歌行体诗歌创作高潮的到来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付尚书《武后时期歌行体研究》指出歌行体诗歌与律诗一样在唐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并对武后朝歌行体诗歌的发展趋势与发展成就进行总结，从时间与体裁两个维度进行一一剖析。薛天纬《唐代歌行论》是研究唐代歌行体诗歌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溯源、衍流、正名三部分，不但对歌行体诗歌从源头上进行了释名，并分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对唐代歌行体诗歌的重要作家作品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初唐的歌行体诗歌在继承之前艺术特色的同时，开始出现“律化”的创新；而到了盛唐阶段，“律化的歌行”和“非律化的歌行”都大量出现，而在个人抒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到了中唐阶段，歌行体诗歌由倾向于个人情怀的抒发转向对客观社会的描写，“新题乐府”成为中唐最有代表性的歌行体诗歌；到了晚唐阶段，歌行体诗歌无论是形式、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很难超出前人的高度，难以再有创新性发展，把以往研究者较少关注的晚唐歌行诗歌部分也进行了详细研究，对学术领域的补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与歌行体诗歌的相关理论著作也进行了梳理，可谓是歌行体诗歌研究的一部大作。

通过上述研究综述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关于歌行体诗歌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研究不足，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一是研究成果的不足，目前学界关于唐代歌行体诗歌的期刊论文有一定的数量，但学位论文方面只有两篇，歌行体诗歌的研究散见于许多关于诗歌研究的论著中，专题性的论著也只有《唐代歌行论》一部，从数量上看就存在明显的不足；二是对唐代歌行体大家的研究较多，而对于中小歌行体诗人的研究较少；对初盛唐歌行体诗歌的研究较多，而对于中晚唐乃至对整个唐代歌行体诗歌做系统研究的则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