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红



青年集群行为生成的社会心理逻辑

许志红

（浙江传媒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以青年为主体的集群行为大规模地涌现，成为影响社会、干预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新的背景条件下，青年集群行为具有自身的特征。青年集群行为的发生离不开社会心理的唤起，表征出社会心理的内生逻辑关系。因此，关注青年心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年；集群行为；社会心理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冲突频发，并造成一定的政治动荡或社会骚乱。在这些社会矛盾冲突中，青年逐渐凸显出其主体地位，成为社会动荡的始作俑者或重要参与者。“阿拉伯之春”事件、英国青年骚乱、美国“占领运动”、香港“占领中环”等在实质意义上都是由青年参与的集群行为。集群行为成为青年参与、干预社会的一种方式。为了避免社会震荡，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对青年群体给予关注。

一、青年集群行为阐疑

集群行为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且不同学科在学术观点、理论范式、框架体系、解决策略等方面对其认识不同。社会学认为集群行为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政治学把集群行为认作群体性的政治参与，属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范畴；心理学则从心理机制的分析视角对集群行为展开研究。在界定集群行为的内涵时，学界把集群行为看作面对问题或冲突时某种特定的集群性态度和行动，在讨论其社会影响时，存在两种观点：(1) 集群行为是对现有体制和机制提出的严峻挑战，体现了民众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有利于唤醒公共精神，它本身不具有反社会性，仅是为了解决现实利益矛盾。这是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2) 集群行为是集体的越轨行为，具有破坏性和反社会性，它难以预测和控制，很有可能从最初的集体行动逐渐演变成骚乱、动乱、暴乱，甚至改变国家的政治格局。

当今时代，在全球范围内由青年参与的集群活动大量涌现，青年逐渐成为集群行为的参与者、发起者或推动者。2011年，英国社会骚乱事件中被捕的人有70%是青年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是由12名大学生掀起的；在埃及民众抗议活动中，埃及青年起到主导作用，最终导致穆巴拉克政府倒台；在中东国家的集体抗议活动中，20―30岁的失业青年成为主导“倒阁”社会运动的主力军。青年人充满热情，表现欲和发泄欲都较为强烈，他们愿意替天行道、主持公道、保护弱者，愿意在行动中大展才华，尤其是当自身充满不公平感、被剥夺感或悲观失望的情绪时，极有可能通过参与集群行为表达心声，发泄不满。只是，青年集群行为既无思想支撑，也无组织领导，更无具体愿景，因而“有可能摧毁旧的专制政权，却无法带来任何稳定的社会秩序，既无益于新秩序的建立，更谈不上实现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1]67。

二、青年集群行为的特征

集群行为具有自发性、偶然性、无组织性、情绪性、狂热性、失范性及短暂性等特征[2]231。相应地，青年集群行为也有其自身的特征。

（一）自我存在的证实性

美国存在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罗洛 · 梅认为，存在感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意识和体验，它不仅是个体自我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必要条件[3]53。青年希望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有效地安顿自己，并渴望被社会认可和拥有地位，但是他们在绝大多数有效运转的政体内是易被忽略的群体。他们或处于体制之外，或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摆脱经济的窘境，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存在感表现为虚空、不安全和失落，一旦有导火索出现，他们极易结为命运共同体，成为集体行动的直接引发者和主力军，形成群体的行事逻辑，在行动中展现、呈现和印证自己。

（二）意愿表达的后致性

从集群行为的目标来看，无论是反对社会腐败，集体维权，还是寻求社会关注或政治昌明都带有明显的目标诉求。参与集群行为的人群大体可分为直接利益参与者和非直接利益参与者。青年参与者大多是非直接利益参与者，他们的行为动机或是呼唤公平正义的社会，或是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或是扮演整体主义的道德卫士，或是为了抗议而抗议。相对于直接利益参与者的先赋诉求而言，青年集群行为的意愿表达是后致的。也就是说，青年参与者的诉求在行动开始时没有预先设定或者设定简单，他们参与集群行为大多没有明确的运动意愿，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也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而且，在集群行为发展过程中，由于会受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外界因素的影响，集群行为极易改变原先的设想和方式，青年参与者会将参与行为与自身处境做出权衡判断，出现多元诉求或是政治诉求。

（三）新媒体的助推性

新媒体因具有聚合能力和情绪动员能力而对集群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国外，以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Youtube（优兔）为代表的社交网站深受青年欢迎。青年人精通新媒体的使用，是这一媒介最忠实的使用者。“原本用来‘交友’的虚拟世界如今却成了‘独狼’四处活动的危险之地。”[4]在集群行为中，素不相识的青年借助新媒体相互联系，通过话语权去影响他人，发泄情绪，互通声气，商讨攻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助推舆论场域的壮大，助长不良情绪的宣泄，最终可能会鼓动更多的青年走上街头参与集群行为。新媒体在集群行为中具有低成本、易隐蔽和高效率的特点，增加了政府管控集群行为的难度。如2011年英国骚乱中，新兴的“黑莓通信”手机为青年人使用，只有群内人员才知道是谁发的消息，警察则难以查出来源。

三、青年集群行为的社会心理逻辑

社会心理所承载的是人们心灵的现实诉求，印刻的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青年集群行为的发生发展是多维的，无论基于抗争的需要，还是冲突的需要，集群行为都必须有社会心理的唤起，通过社会心理的变化对集群行为的表征给以建构。

（一）逻辑起点：群体边缘困境中的失衡心理

青年群体边缘化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马斯洛在“层次需要理论”中指出，如果个体的需要难以被满足，个体行为就容易“边缘”化。同理，如果群体的需求难以上升到更高层次，群体也会被边缘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青年群体成为世界经济转型中的直接利益受损者，成为就业市场上的弱势群体，饱受工作不固定、正规就业难和社会保护匮乏的困扰。伴随青年失业率高的现实是物价、房价也越来越高，青年人面临住房、婚姻、培养下一代等压力，生活日益困顿，对未来预期失望，充满挫折与不满。可以说，经济上的边缘化给青年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政治方面，青年成为“被遗忘的大多数”，在获得权利和义务、表达意见和政治参与中处于一种“不完全的状态”，这就在青年心理上形成一种压力——社会地位不稳定，缺少话语权和表达权，从而产生不平等感和不公正感。

总之，青年为自己的权益抗争，会向制度的不公平挑战。青年一代正在青春与梦想间挣扎奋斗，发展是其生命的本体性需求，当社会转型的困境与其自身发展的迷茫相重叠时，青年群体会产生失落感、挫折感，并形成仇视社会、政府、国家等消极心理。有学者指出，在社会急速变迁时期，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结婚等重大生命历程事件存在“非线性”“可逆转”“去标准化”等趋势，这将使其面临个体化、不确定和风险性等危机[5]。在失衡心理状态下，青年群体的政治意识会觉醒，会将自身的诉求“反哺”给社会，因为“渴望生活在一个尊重你、赋予你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的根本冲动（impulse）事实上是普世的”[6]。从世界范围的社会动荡来看，青年越发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二）催生因素：负面情绪累积下的释放心理

面临多方面的压力，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变数，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不可预期，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不可确定，容易出现浮躁不定、焦虑不安的心理。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识时，就会使青年个体漠视规则的约束，放纵自身的越轨行为，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削弱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缺乏以社会为己任的作为；注重眼前利益，缺乏长远考虑；缺少对个人价值观深度的审视或拷问。

青年群体负面情绪的另一种表现是滋生怨恨社会的不良情绪。在物质追求方面，他们因生存落差而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在自我欲望满足上出现挫败感与无助感；在内在价值的追求方面丧失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产生生存无意义感；对社会秩序缺乏信任感与认同感，这些都成为青年社会怨恨情绪积聚的土壤。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谈道：群众运动往往对失意者产生奇特的疗伤功效，他们极力摆脱无能的“自我”，“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7]121。当青年怨恨积聚足够的能量后，社会上某一事件的引发，会因为相似的生存处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阶层认同感，其社会怨恨情绪被进一步激化，成为社会的情感律动，这样诱发集体冲突的烈度和强度变大，瞬间就可以完成情绪动员，实现青年群体的紧密聚合。责任在集体行动的场域里被淡化，他们一扫自己的软弱感，向怨恨对象挥舞起群殴的拳头。

（三）核心链接：边界意识引发的群体效能感

集群行为由一些敏感性事件引燃。最初是利益相关者自身的行为，随着影响的加大，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扩充已有集群行为的规模。参与集群行为的青年大多是非相关利益者，他们参与的动机可以是压抑感和焦虑感的释放，可以是对事件直接利益者利益实现和利益维护的认同，也可以是间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于是，他们开始重新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类别，从而使得最初异质性群体开始形成具有共同社会认同的群体[8]120―123。随着相同境遇与“道义”支持的群体壮大，他们就形成了边界清晰的内外群体。边界即边缘、界线，是一事物区别其他事物、一群人区别另一群人的分界线，它表征着差异、区隔或界限。青年集群行为的边界生成于负面情绪的长期累积、共同的生理年龄特点以及共同的社会身份地位，通过社会认同、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别化，形成对内群体某种共识性评价，并带有强烈的情感卷入。“边界”为青年的行动设置了一个具有空间限度并能自由去升华意义的伸缩界限。正如亨廷顿所说：“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谁，而且常常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反对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9]5

边界意识强化了青年对内群体的认同，而起到核心链接作用的则是群体效能感。群体效能感是对群体拥有资源的主观认识。在人们固有的“人多力量大”的集体记忆影响下，个体会出现自我附权现象，以相互支持的感受去争取最大的声音，获得比单一个体更强大的心理力量，他们相信能够通过集体的努力改变不利的处境。青年人血气方刚、迷恋“失序”，在他们的振臂直呼的情绪化冲动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聚拢到一起，使其成员的群体认同感加强，凭借强大的群体力量实现目标。群内成员在选择性注意和频繁沟通中逐渐放大群体内观点，意见走向极化，形式走向极端，这时理智批判的生成与理智思考的扩张极为艰难，个体对群内话语深信不疑，容易出现语言与行动上的盲从[9]5。因此，当群体成员体会出较高的群体效能时，他们就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处境，给外群体施压或扩大舆论，以达成诉求的满足。

（四）溢散机制：媒体造势影响下的共识心理

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是通过核状散发的传播模式来传递信息的，短时间内就能形成普遍而强大的信息声势，将某一议题推向话语制高点。新媒体是集群行为发生和发展的新平台，而青年又是新媒体的主要使用者，二者的结合会使集群行为出现新的态势，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形成事件的“溢散”效应。

溢散就是扩散，就是把议题在更大面积、更大范围内扩散。青年人具有很强的反叛性，自我表现欲望强烈，利用新媒体介入事件后，由于他们的成长经历不足以帮助他们对媒体信息做出严肃、理性的分析，他们往往因缺乏正确的判断，想当然地评论事件，以道德的名义解读事件，在狂热的情绪释放中发帖、顶帖、刷屏。青年人利用新媒体扩散议题的目的，或是寻求对事件的认同性解释，或是探寻事件背后的真相，或是寻求外界的关注和支持。视频图片由于极易强化事件的可信度，吸引了大量新媒体用户的关注，在“有图有真相”的召唤下，事件得以跨区域、跨阶层传播，势态急剧升温，迅速扩大，形成新一轮的叙事动员和情感动员。在信息流瀑之下，溢散能够达到凝聚人心的效果，实现“造势”的目的。

利用新媒体进行动员，能够使青年在内群体中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群体的观点如果全部集中在某一目标上，情绪的感染力量就会驱使群体心理方向更为一致，加强社会助长作用，极易使青年出现语言与行动上的盲从，导致青年以集会游行、烧杀抢劫、冲击政府甚至以社会革命的形式参与集群行为，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在青年中又出现一种新的集群形式——“快闪”行动。参与者对自己的身份秘而不宣，既无实体组织，也无实际领袖，在统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进行统一行动，然后迅速撤离。“快闪”行动进入集群行为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如霍华德 · 莱茵戈德在《聪明暴民——下一轮社会革命》一书所言：“越来越普及的网络、手机、随身装置，将建构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瞬间聚集的陌生人，像蚂蚁群一样在无组织、无领袖的状态下，由集体意识做了一连串有意义的抉择。”[10]15

青年既追求自己物质上的需求，维护个人的尊严与平等，又期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因此，关注青年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重视青年问题，调整青年政策，是开展青年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1] 陈敏华．集群式革命之“阿拉伯之春”[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3)：62―70．

[2]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1．

[3] 罗洛．存在之发现[M]．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3．

[4] 陈甲妮．欧洲要围捕网络“独狼”[N]．世界新闻报，2011-08-02．

[5] SHANAHAN M J．Pathways to Adulthood in Changing Societies: Variability and Mechanism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J]．Annual Reviews，2000，26：667―692．

[6] 刘擎．2011年西方知识界回顾[N]．东方早报，2012-10-10．

[7] 霍弗．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M]．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 STOTT C，DRURV J，Crowds．Content and Identity: Dynamic Categor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Poll Tao Riot[J]．Human Relations，2000(2)：120―123．

[9]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5．

[10] HOWARD R．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M]．New York：Basic Books，2003：15．

Social Psychological Logic of Youth Ganging Behavior

XU Zhiho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0018, China)

Youth's ganging behavior emerges on a large scale, becoming a way of influencing or intervening society. This behavior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Its emergence of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ocial psychology arousal, which represents the intrinsic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youth.

youth; ganging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y

2018-10-10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研究院项目（ZCXC15YB03）；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DIA15030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5NDJC132YB）

许志红（197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副教授，博士。

C913.5

A

1006–5261(2019)02–0048–05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