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萍



试析习近平新时代的“变局观”

刘亚萍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思政部，吉林 四平 136000）

“变局观”是一种依据时代的变幻而对国际国内形势正确把握的时局观，同时它也是一种历史观和文化观。它萌芽于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是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知变而应变的思潮，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习近平的“变局观”多见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大政方针的现实思考，它继承了近代“变局观”的精神，又在新时代中有所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近代；“变局观”；新时代；习近平；时代价值

“变局”二字最早被用来描述时局是在鸦片战争发生以后，时人黄钧宰和徐继畲称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侵是“古今一大变局”[1]106。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针对时局慨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106。从此，“变局”思维盛行并影响深远。时过境迁，而今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风云变幻的新时代，习近平在多次重要讲话和会议报告中都阐发了他的新时代“变局观”。本文仅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习近平用典》等重要著作为蓝本，对习近平新时代“变局观”内涵进行梳理和阐释。

一、“变局观”的历史渊源

历史是延续的，却永远处于流变之中。“变局观”的出现和发展要追溯到近代的鸦片战争时期。19世纪中期，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列强除了有强大的武力外，还有别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武力入侵，处于衰世的中国不堪一击，清政府“张皇失措……陷入悲运”[2]。“变局观”就是在这种时代变化冲击下出现和发展的。近代中国“变局观”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变局观”的萌芽阶段。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变正在悄然进行，觉悟的时人已经触摸到了时代剧变的脉搏。林则徐“开眼看世界”，魏源著《海国图志》，徐继畲著《瀛寰志略》，等等，都揭示了当时的世变。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应对当时的“变局”，其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但为后来洋务运动“变局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时期：“变局观”的形成阶段。19世纪60―90年代，面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危局，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一些开明的地方和中央官僚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时期倡导“变局观”的人大概分为三类：一类是洋务派的官僚，如李鸿章、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等；一类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冯桂芳、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一类是从事洋务企业的一些知识分子。这三类人虽然地位不同，但他们都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敌，这是几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清廷在这个变局中正岌岌可危。因此，要摒弃传统天朝大国的旧观念，向西洋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此摆脱悲运。这些人或积极著书立说，或上奏朝廷，或积极兴办洋务。一时间，他们都为“变局”奔走相告。正是在这些人的奔走呼吁下，“变局观”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潮。这一时期的“变局观”实质上是一种正确地凸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世界变化的时局观。上述倡导者通过各种方式描述了“千古变局”的种种表征：中华民族被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洪流中，从独立的封建政权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权。但这些倡导“变局观”的时人又不仅仅局限于对“变局”表征的描述，他们也为这种“变局”出谋划策，务实地实行了一些应对之法。如李鸿章等洋务派，在思想领域驳斥封建顽固派的守旧思想，他们认为，要打破旧传统旧思想，时代变了，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必须随之而变。为了应对“变局”，洋务派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都做出了近代化的努力。而冯桂芳、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人则主张要辩证地看待“变局”，如王韬、郭嵩焘、薛福成与李鸿章等就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并不全是弊处，既有利也有害，若能在不利之处寻求有利之机，便能变不利为有利。因此，他们主张，在经济上进行“商战”，发展工商业；在政治上向西洋人学习，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些主张都集中反映了他们的应对“变局”之法。

第三阶段，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变局观”的发展阶段。

洋务派虽然积极倡导“变局观”，但由于他们自身的“中体西用”的局限和时代因素，“变局观”下的“自强”和“求富”计划最终还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破产了。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在这种危难局势下，在维新派变法维新的呐喊中，“变局观”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发展。由于时局不断发生变化，维新派比洋务派的应对“变局”之法又更深入一步。这种“变局观”在传统和维新之间，在“变”与“不变”的哲学中继续发展。引领那个时期潮流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利用孔子的权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梁启超著《变法通议》，宣扬变法可以保国、保种、保教。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上书中曾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不变仍亡。”[3]康有为的这些话事实上代表了当时维新派的共识，也是对洋务派只学习西方技术而不变革制度主张的有力回应。严复的思想比康、梁的思想更有思辨性和哲理性，他在《天演论》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因此，这一时期的“变局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综上，从近代“变局观”的出现和发展历程看，“变局观”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发展的时局观。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现今的中国，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中国依旧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新时代下的中国更需要一种审时度势的“变局观”。习近平新时代的“变局观”，正是在继承近代中国“变局观”应变精神的基础上，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阐发的。

二、习近平新时代“变局观”的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的“变局观”具有丰富的当代内涵。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中国的基本国情与以前有所不同，中国政府面临的国际国内新问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面临的旧的矛盾已经解决，现今国家又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所以，习近平认为，当今时代风云变幻，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冷战结束以后，国家集团间的对抗局面已经渐消，旧的殖民系统已经趋于崩溃，时代潮流的发展正走向和平、发展、共赢和合作，“但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4]。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多次谈到新时代中国政府面对时局变化的应对之法。综合梳理其中的观点，习近平新时代“变局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辩证地看待“变局”。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经济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谈了经济形势变化，他引用了一句古话来发表自己的看法——“独阴不成，独阳不生”。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一种辩证思维。习近平认为，世界局势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是危险与机遇并存。习近平这一思想与近代“变局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的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面临外患“变局”时，也认为是祸福相依、利弊共存。

第二，要与时俱进。习近平曾在讲话中引用古话“事不凝滞，理贵变通”[5]251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政府面对时事的变化，最明智的行动就是在变通中主动适应，在多变中应对改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政党的兴衰是与时代的变化发展密切联系的，一个政党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兴盛，相反，如果这个政党不能与时俱进，它的未来势必走向衰落。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也曾引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发表看法。他认为，当今时代在剧变，同时社会也在发展进步，处于进步时代的人们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切记不要保留那些已经被时代淘汰的旧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曾经占据一时，但这种思维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要冲破这种制约发展的旧思维，让新时代再度充满发展活力。

第三，要创新和改革。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相关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讲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6]249实际上，习近平在多种场合都引用过这句话。这句话是从动态方面强调不断创新的，它集中说明了主动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变化中不断创新的道理。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引用了“不日新者必日退”这句话。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在多变的技术、多样的利益、多元观念的当今环境中，只有创新才能赢得主动权。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针对创新的方法问题，习近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引用了一个典故说：“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5]239习近平引用这个典故的意图在于告诉人们创新要抓住先机，比如说在新的一轮科技革命中，要把握科技发展的大势，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先机。针对改革的持久性问题，习近平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加以说明。他认为，世界变化日新月异，民众诉求水涨船高，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第四，要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引用典故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6]195这个典故主要说明一旦环境改变，事物的性质也可能随之改变。所以，中国面对世界的各种变化，不能邯郸学步，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而是要结合本国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变局观”具有丰富的内涵，既有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的精准把握，又有知变而应变的种种战略方针，既与近代“变局观”一脉相承，又在新时代中丰富和发展了“变局观”的内涵。

三、习近平新时代“变局观”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变局观”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这种“变局观”对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积极意义。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看，“变局观”无外乎是在传统与近代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和发展的。“变局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中国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和天朝体制逐渐崩溃的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受西洋文明冲击的过程，是国人从排斥西洋文明到接受西洋文明的过程。因此，近代“变局观”是一种文化观，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转型的初步探索。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的“变局观”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新时代下，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是一个重要议题。习近平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7]313。在如何正确、全面地对待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充分表达了与时俱进的观点，认为对待传统文化，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和时代发展中全面客观地取舍，通过客观分析和冷静思考，“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313。因此，新时代习近平“变局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变局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指导。如上所述，“变局观”可以表述为一种历史观。回顾中国近现代的峥嵘岁月，中华民族曾经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和“危局”，幸而在知变而应变的“变局观”指引下，中国人民开展了救亡图存运动。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新时代下也要坚持“变局观”。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总结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全景式的“变局”。因此，只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变局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才能被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鸦片战争至今，经过100多年的沧海桑田和持续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已经展现光明的前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坚持“变局观”。知变而应变，这就是“变局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起到的积极意义。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变局观”对于国人坚持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当今的中国，改革是主旋律，改革在路上，但改什么，不改什么，摒弃什么，坚持什么，这些都是需要实践回答的问题。只有坚持“变局观”，才能在这些诸多变与不变中看清中国的过去、现实和未来。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要变，社会主义制度不要变，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不要变，坚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要变。因此，习近平新时代的“变局观”是一种知变而应变，以不变应万变的智慧，它将在指引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起到积极作用。

[1] 李双璧．“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论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的变局观[J]．贵州社会科学，2003(4)：105―107．

[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

[3]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181．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72．

[5]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2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

[6]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1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018-11-07

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思政专项课题（GS17191）

刘亚萍（1986―），女，吉林白山人，助教，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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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261(2019)02–0007–04

〔责任编辑 叶厚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