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学科反思与自我超越

2019-01-20沈泰禾

天中学刊 2019年2期

沈泰禾

费孝通的学科反思与自我超越

沈泰禾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学术成果，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针对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费孝通对传统社会学进行了扩展和突破，极大启发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走向。在此过程中，费孝通既实现了自我超越，又在文化自觉观念上展开了自我实践。

费孝通；学科反思；人文性；大传统；文化自觉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孝通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视角观察、研究中国社会，在民族、农村、城市、社区等方面有颇多建树。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实求知的研究方法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同时极大促进了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史上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作为从西方引进的学科，社会学在中国也多是沿用西方既有的发展体系开展研究，无法真正摆脱西方社会学的影响；同时，在人类学本身所具有的寻找文化他者的冲动影响下，传统中国很难避免成为他者的他者[1]，杨念群将之归结为五四运动的后遗症。杨念群指出，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西方的理性观念得到认可且广为流行，人们借助这种理性观念来分析中国固有文化，这导致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在社会学研究中一定程度上被断裂，中国文化在社会学研究分析中一直处于“他者的他者”的尴尬地位[2]。

同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派社会学具有一种“实用性”的既有性格[3]。过度强调应用性使得中国社会学一直处于一种原创理论匮乏的状态，这正如苏国勋所批评的那样，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不仅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反而甘愿充当“应用研究和实践的附庸、尾巴”[4]。然而，这种应用性格其实并不是中国社会学与生俱来的。在社会学被引进中国之后，除了费孝通等人坚持走社区研究的本土化路径之外，从严复、梁启超到孙本文、潘光旦，他们所倡导的都是通过立足于本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来实现社会学中国化，更强调和彰显社会学的人文属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学的取消与重建，这一传统在中国社会学界被丢弃，追求社会学科学性及实用性的路径成为主流，这导致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极大地受到“实用品格”的压制，社会学与传统中国历史文化之间发生了极大的断裂。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的学术反思过程中，日益认识到社会学应用性格的不足以及传统思想之于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价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纵观学术界，对费孝通晚年学术反思与观点的分析讨论较多，然而围绕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反思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将对费孝通学科反思进行梳理，以便考察费孝通的学术贡献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意义。

二、回归人文：费孝通的学科反思

费孝通关于反思的各类论述散见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各种场合，主要集中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 · 群体 · 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反思 · 对话 · 文化自觉》以及《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补课札记》等著作之中，这既是对其自身学术生涯特别是功能论饱受诟病的“只见社会不见人”局限性的全面反思与超越，同时也是对西方社会学所面临的学科危机的思考与回应[5]。其中，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本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论述，为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指出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方向，尤为体现了一代社会学家的理论高度，值得学界高度重视。

（一）人文性：社会学学科本质再认识

社会学的科学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从孔德、斯宾塞开始，社会学家就通常选择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社会研究。严复在《群学肄言》序中指出：“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6]中国社会学的科学性自严复开始就根植下来，同时与实用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吴文藻在其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中也明确指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7]作为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在一系列社区研究中秉持富民和实用的理念，将社会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发展到极致。

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种单一性格容易置中国社会学于本土理论匮乏的境地，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相比也缺少话语权。晚年的费孝通意识到了这种性格的缺陷，在其补课与反思中，对历史和人文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他指出社会学是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学科，认为社会学自身就代表着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其科研与教学也应该是一种“位育”教育的过程，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研究“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这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8]。正是由于社会学的人文性，因此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实践事实，这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庞大底蕴。目前中国社会学所需要的，就是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展开深入且细致的研究，挖掘和创造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通过实践验证和深化这些概念和理论，通过对本土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在国际社会学的交流中发出中国声音，做出中国贡献，令中国学者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二）“天人合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超越

众所周知，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发展脉络中，诸如科学与人文、客观与主观、社会与个人、结构与行动、文化与自然等各种二元对立的认知与分类，一直居于核心位置，左右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特性与走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后结构主义思潮，特别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实践理论，其目标之一正是对此前各种二元对立思想的反思与批判，从而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架起沟通与超越的桥梁[9]。我们不能确定费孝通晚年是否受到了西方实践理论或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费孝通晚年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反思与实践理论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个人 · 群体 · 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费孝通反思了其60年研究生涯中“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以及潘光旦新人文思想的意义，富有洞见地提出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构成与辩证统一[10]。不仅如此，在进一步的反思中，费孝通更是超出了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之中又加上了自然这一维度。有研究指出，自然与文化在认知上的分离与对立，其实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在全球扩张的结果，而在此之前的传统社会下面，社会或文化往往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文化与自然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浑然一体的[11]。与此看法类似，费孝通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认为自然和社会不再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概念，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像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于是，社会学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社会现象、探寻社会规律、解决社会问题，还要“究天人之际”[12]。可以说，一方面，费孝通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目光超越了个人与社会，其思想上升到了与自然、社会、个人相合一的“道”的层次，他将三者看作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存在，而非简单的截然对立；另一方面，自然的维度也可看作费孝通对现代性逻辑下自然与文化分离以及生态危机现象的回应。在现代性逻辑发展观的指导下，自然被作为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看待，这种发展逻辑所导致的精神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社会危机在东方传统的“和为贵”的思想下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学应该坚持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为贵”的哲学基础，在保持社会、个人与自然相互统一的立场下发展。这不仅是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扩展，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为我国处理普遍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心性：社会学研究内容的突破

对人文性的强调使费孝通看到了学科研究更为深入的层面，即不仅要“又见社会又见人”，更要见到人的复杂精神世界，而这恰恰被传统社会学研究所遮蔽。人类所独具的“精神世界”通常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起着难以描述的关键作用，忽视了精神世界，我们就难以真正地理解诸如人的生活、人的思维、人的感受、人的价值等关于人的一切，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精神世界也是人文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遗憾的是，在传统学科研究体系下，精神世界往往成为哲学、神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的主题。那么，当精神世界被纳入社会学视野后，其研究视角注定与上述学科研究的视角不同，应该是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在费孝通看来，对精神世界的研究就是要对社会领域中“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信息的关注。因为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文明的演进等，实际上更多的是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白纸黑字、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8]。也正是基于此，社会学对这种与波兰尼所言“默会知识”‍①相一致而更加形象的“只可意会知识”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展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更能够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依赖，使社会学深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促进社会学的本土化。

具体到中国社会，这种“只可意会”的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例如“我”，就存在“讲不出来的我”“不想讲出来的我”“被忽略掉的我”“被否定掉的我”，等等。从对“我”的关注再向内继续探究，就进入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心”的范畴。中国人在谈及“心”时常常倾向一种主体间性，即一种心心相通、设身处地地互为主体的视角。因此，当通过“心”来阐释人际关系时，研究重点应该在于当事人主体的感觉和态度，而非着眼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产生的行为等模板化问题，不仅要研究“心”，还要通过“心”更好地解释“我”。这可以视为社会学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个创新和突破。除此之外，费孝通更加看到了“心”的概念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含义，在使用“心”的概念时，概念背后所隐藏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就已经具有了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这些伦理正是诸如“诚、正、仁、爱、恕”等传统道德，也是传统中国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对个体由“我”走向“群”的必然要求。正是个体通过“心”展开社会互动，推己及人，以“我”为中心构建起社会关系网，最终形成群体、组织与社会[8]。

（四）大传统：社会学方法论的接续

可以说，心的主体间性及其所凝聚的人伦道德因素，本身就是对人的激励和约束。这种观念在西方“价值中立原则”和“客观性原则”下是无法想象的。正如费孝通所言，社会学具有双重性格，科学性或许会要求研究者置身事外进行理性判断，但人文性无法绕开价值判断，这就要求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坦然承认“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性。这并不是回避、掩饰一种价值偏好和道德责任，也不是在为“不够严谨”找借口，而是直接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公开地“伦理化”，理直气壮地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不再以旁观者的姿态“纯客观”“中立”地“观察”，而是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

于是，在方法论层面，晚年的费孝通越发认识到潘光旦、孙本文等早期社会学家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来发展中国社会学的价值，明确提出了应大胆又不乏谨慎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寻找新的方法资源。在费孝通看来，中国文化传统中蕴涵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如宋明理学中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的认知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认知方式。所以在对社会学传统研究方法的扩展上，一方面要领悟古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认知方法，找到社会学与“理学”进行交流的桥梁，另一方面与现有的先进研究方法相结合，在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兼顾社会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方能在与西方文明的交融中不落下风。换句话说，在大传统与小传统[13]之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价值与意义上，晚年的费孝通摆脱了其从小传统入手开展研究的一以贯之的做法，日益认识到早年大传统道路的意义，从而接续了中国社会学创立之初的大传统方法论。

三、结语：文化、自觉与超越

综上，费孝通晚年对社会学学科的反思与论述，本质上可以视作对人文主义的回归。正是从人文的立场出发，费孝通才看到了社会学人文性的本质、天人合一的研究对象、围绕心性的研究内容以及来自大传统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正是从人文或文化的立场出发，晚年的费孝通才更加看重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与文化维度[14]，从而实现了自我超越，大大丰富与升华了其学术思想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以人文或文化为核心的反思，其范围又大大超出了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反思的范畴，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对21世纪中国社会与中华文化的发展与走向的文化超越上，即文化自觉的观念。

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既不是主张“复旧”“文化回归”，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而是在古今中西的交流融合中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主转型能力，增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意识。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实现文化的自主，树立文化自信，这是费孝通晚年所进行的心态研究的重要方面[15]。也正是这些研究将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从生态研究秩序扩展到心态研究秩序，这些研究尤其体现在对中国人“心”与“精神世界”的关注。费孝通将目光聚焦于人，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我、心与心等心态层次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一条通往“自知之明”的必由之路[16]。

还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历史有别于西方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历史有着较强的连续性，文化和传统有着很强的传承性。现代性的到来并没有使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丧失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人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的影响，虽然“文化自觉”适用于全世界，但各种语境中都可以体现出费孝通对接续中国大传统的针对性要求：社会学研究应当从内向的和主体性的视角出发，以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传承性在当下社会中的影响为着眼点，而非一味地用现代的眼光、断裂的思维、他者的标准研究当下中国，切不可使中国在研究者的眼中成为“他者的他者”。中国社会学研究应以中国为本位，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自我扩展、自我更新、自我创造、自我救赎的思想资源。在此意义上，文化自觉也是费孝通对其恩师潘光旦先生的“中和位育”观点最好的概括、补充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