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宇宁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由一种潜伏在凯恩斯主义阴影下的被边缘化的理论，逐渐成为一种经济社会实践，尤其是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采纳新自由主义作为本国的经济社会纲领以来，其影响如日中天，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虽然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遭受空前的危机，被普遍认定在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具有脱离不开的责任。“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放松监管、市场的自由放任、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等理论正是导致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祸根。”[1]26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新自由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垂而不死，正在忙着为自己续命。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的演讲看似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然而其后期的所作所为，包括一系列的减税、消减政府开支、对华发起贸易战等，无一不是在践行新自由主义理论，都彰显出其新自由主义的性质[2]。那么新自由主义的未来命运如何？它又为什么会遭受严重的危机？这是十分值得深入思考的。

一、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一直被视为西方的一个重要传统，但是自由主义的历史并不太长，它源自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潮，具体来说，就是开始于17世纪[3]。一般把洛克（1632―1704年）视为自由主义的鼻祖，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开启了后来的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传统。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在国家产生之前，人处于自然状态，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是“绝对自由”的，人是为了安全，才自愿放弃一部分自由，然后签订社会契约组成政府，为了政府的管理职能需要，人把一部分自我管理的权利让渡给政府。让渡的自由只是一小部分，主要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因此人们走出自然状态、签订社会契约组建政府，不是为了压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自由，实现由自然自由向社会自由的转化。其二，公民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是神圣的，财产是自由的保障，公民只有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才可能成为自由人。保护公民财产权是政府的根本职责。其三，由于权力具有强制性，容易冲动从而侵犯权利，为了确保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采取分散权力和权力相互制衡的原则，并且政府的权力越小越好，只要能满足确保自由和安全的需要就可以了。其四，法律是自由的保障，要实现法治。在洛克看来，我们的自由、安全、各种权利，其最可靠的保障手段是法律[4]。其五，人民的革命权。根据社会契约论，人们是为了使自己的自由和安全有保障，才建立政府和国家的，并把一部分权力赋予了政府。如果政府的行为使契约的目的落空，严重背离了人们的自由和安全，人们就有权进行革命，推翻政府。

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后来花开两枝，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得以发展：其一是政治自由，孟德斯鸠沿着洛克的权力分散与制衡思想设计出三权分立理论；其二是经济自由，这主要为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所继承，如亚当·斯密等，他们主张保护财产权、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等，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活动，政府不能进行干预，政府的角色就是“守夜人”。

在这场由英国开始，后来波及整个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除了前述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外，还有霍布斯、卢梭、大卫·李嘉图、边沁、密尔等，可谓群星灿烂。这一自由主义思潮伴随着整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才开始慢慢发生改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到了密尔（1806―1873年）那里，其实已经开始注意到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意识到自由放任存在的问题，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有了向现代自由主义转变的倾向。

现代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它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变革”和“革命”。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放任管理，就遇到了危机和尴尬。对于这种危机和尴尬，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豪斯曾给予过生动描述：“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5]109

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干预主义，但它仍然没有背离自由主义，国家的干预以不伤害自由为限，即这种干预主张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由。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转变完成的标志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凯恩斯主义是现代自由主义最为卓越的成果。凯恩斯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革命：其一，它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和调节；其二，它主张国家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国家可以直接举办或者与私人合营一些企业；其三，国家要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避免和消除经济危机；其四，国家要承担其社会责任，实行公共事业规制和社会经济规划，提升民众福利，建立福利国家。

随着现代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一种稍晚于现代自由主义，并且对抗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出现了，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新自由主义。它萌芽于20世纪20―30年代。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场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之间的论战，这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正式诞生的标志。

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它反对国家干预，要求重回古典自由主义。乔姆斯基就认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6]马丁内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成分中，更多的是自由主义，而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新’字这一前缀所代表的不过是自由主义的陈年旧论在二战以后新历史条件的应用。”[7]4由此，新自由主义也可以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甚至还有人称之为“新保守主义”，认为它与凯恩斯主义比起来更趋向保守。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学派，而是由多个学派组成。只不过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派在守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捍卫西方金融寡头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方面是高度一致的，都是国家垄断资本的代言人。

二、新自由主义的“病”

新自由主义从其产生算起，已走过了八九十个年头，也风光了将近40年，影响极大，但也争议不断，屡次遭到批判。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其遭遇重大挫折和危机。那么新自由主义是否真如其理论家所描述的那样美好？新自由主义为人所诟病的“病灶”在哪？我们必须透过新自由主义的表面迷雾，探索其实质。

其一，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新自由主义的“初心”是回到古典自由主义，也即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放任管理。可以说，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眼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的正常面目，是“经典”资本主义。现代自由主义改造后的资本主义已经偏离了“经典”资本主义的轨道，亲近了社会主义的怀抱。但是，正像人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资本主义也无法回到过去，历史发展趋势是不会扭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取代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尤其是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福利国家政策，充满着“人性的光辉”，而新自由主义所要做的恰恰是把这“人性光辉”擦去，在它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的“灰尘”。

其二，新自由主义的动机是要恢复资本的权力。“杜梅内尔和列维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8]17它要打破二战以来，资本和劳动的暂时平衡与“和解”，重新恢复资本对劳动的绝对主宰和剥削，也即它要扩张的是资本的权力，使得资本可以不受政府权力的干预和调控，在全世界为所欲为，疯狂地追逐财富和掠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通过资产证券化，无形之中，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攫取了人民所拥有的财富。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游行示威者喊出了“富人从我们国家拿走的东西太多了”“华尔街的人是吸血鬼”等口号，这些口号充分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真相，它不过是富人玩的“自由游戏”。前不久爆发于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也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穷人被剥夺得太多了，“劫贫济富”的政治经济政策既引起人们的不满，也使底层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在国际社会，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新殖民主义，通过强迫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市场自由化等，国际垄断资本大玩各种操作手法，夺取他国人民的财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都和其脱不开干系。这些国际垄断资本无止境地榨取贫穷国家人民的剩余价值，让他们勒紧裤腰带以保证国际金融机构、国际投资者的收益，甚至是高额收益。斯蒂格利茨曾对此讽刺道：“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8]75

其三，新自由主义最致命的问题是它带来的社会不公和贫困。正如马丁内斯所说：“新自由主义最见不得人的脸孔是贫困和分配不均……最失败的地方是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两极分化。”[8]28―29这是新自由主义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充分释放人的贪欲，通过市场竞争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即提高经济效益。其实，新自由主义在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点上，并没有显著的贡献。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提前预支几十年劳动成果（政府赤字和个人赤字都是巨大的）而来的。它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困问题却是显著的。新自由主义只关心效率，不关心公平；只关心金融经济，不关心实体经济。从“华盛顿共识”中，我们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基本是不关注分配的，更不用说分配公平问题。反倒是，新自由主义是反对分配正义的，反对国家对收入的再分配。诺奇克的新自由主义正义观就是其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在自由的社会里，各种不同的人控制着不同的资源，新的财产来自人们的自愿交换和自愿行为。就像人们在选择同谁结婚时社会没有对配偶的分配一样，也不存在着一种待分配的份额，或对份额的分配。”[9]

其四，新自由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造成社会的疏离和民众幸福感的丧失。“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前提是个人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对个人主义的遵从和奉行，是个人、社会乃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佳选择。”[1]29把个人主义极端化、奉为基本价值前提，就会导致社会分离、社会关系的疏离，每一个人都只顾追求自己的私利，对他者漠不关心，乃至牺牲他者的利益和幸福来达到自己的经济利益，人类逐渐丧失了那种感同身受、苦乐同感的体验。从本质上，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以人民大众失去幸福为代价的”[5]96。除了前述的掠夺、极度分化等会阻碍人的幸福生活外，新自由主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是明显的。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青山绿水，就谈不上幸福生活。“私有资本对利润狭隘的追求只能造成环境灾难。一旦处于追求利润和保护环境的两难选择，资本总会选择利润，找借口弱化环境威胁，用以推迟采取保护环境的行动。”[7]73新自由主义一方面不断刺激消费，尤其是对奢侈品的消费，并且把大量的社会财富向上层阶级聚拢，导致他们挥霍无度；另一方面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贫穷状况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他们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大肆毁坏森林，开辟新的农田。

三、新自由主义的“命”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涨”状态，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缺乏解决困境的有力措施，而且凯恩斯主义又被认为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踩着”凯恩斯主义一跃而起，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理论，走上了人类历史舞台的闪耀位置，实现了由理论向实践的转换，英国、美国，还有一些拉美国家纷纷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它可谓虽“生不逢时”——在其诞生时，正是凯恩斯主义兴盛时期，长期生存于凯恩斯主义的“阴影”之下，但它“百折不挠”，并善于抓住机会，终于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在整个国际社会，成长为一种“显学”、一种“强势话语”、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经济实践”。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才遭遇挫折，暂时停下向全球扩张的步伐。

那么，新自由主义还有没有未来，其未来的命运如何？这十分值得人们思索。在当前，新自由主义“垂而不死”，甚至还有“复兴”迹象。我们该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的“命”？

其一，我们不得不说，新自由主义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在其产生之后的40 余年时光里，新自由主义一直都不得势，长期被边缘化，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并没有“气馁”，而是沉寂下来，对自己的理论精雕细琢，使其不断走向系统化。同时，新自由主义还像一颗种子那样，不断引发出新的思考，逐渐根深叶茂，产生一大批新自由主义流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预见新自由主义不会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灭亡，它会想办法存活下来，甚至还会继续在国际社会上“风光”一段时间。

其二，从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来看，新自由主义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国际垄断资本目前在全球仍处于强势地位，甚至控制着全球的经济命脉。搭载经济全球化这班列车，国际垄断资本演化出多种形态，如以金融垄断资本作为纽带的巨型跨国垄断集团、以信用为基础的全球投资基金、以科技合作为形式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10]。它们在投资、贸易、科技合作等领域的地位都一时难以被撼动。而国际垄断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就是要在全球范围榨取剩余价值，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宗旨和目的服务的意识形态一定会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还在，它不会马上死亡。

其三，从自由主义的发展嬗变史来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灵魂”，它会和资本主义相伴始终，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在，自由主义就不会消失。而且，自由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它受自身立场所限，其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等，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往往难以真正实现，多流于“空头支票”。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新自由主义经过这场金融危机，一定会对自身有所修正，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形势变化，但其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阶级本质不会根本改变。

其四，根据唯物史观，资本主义不是“千年王国”，它不是永恒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既然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那么自由主义也不会长久存在下去，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新自由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种演化形态，其最终无法避免走向灭亡的命运，并且它的历史将更加短暂，除非它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便能够缓解贫困和两极分化问题。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它是无能为力的，也不是它的历史任务，因为如果新自由主义能够解决贫困和实现收入分配均衡，它就不再是新自由主义了。

面对新自由主义垂而不死，国家垄断资本加紧扩张的全球新殖民主义，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新自由主义推向灭亡，寻找新的道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即充分暴露了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缺陷和国际经济协调能力的不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加速全球治理已势在必行。”[11]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为当今人类面临的危机和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套合理的价值方案，那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国际场合畅谈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为当今世界开出的“药方”，是应对人类现代性挑战和开辟人类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2]。这一新世界，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共同梦想和渴望，也是人类揖别动物界、成为人的根本动力。追求美好，追求未来，不断地把现实理想化，同时又把理想现实化，就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然而，人类建设新世界的梦想并未实现，新自由主义不但不能承担起建设新世界的任务，它的存在还造成普遍的疏离，新殖民主义、财富两极分化、贫困、生态危机、实体经济发展呈现空心化、社会融合机制“失效”等，这些都要求人类必须携手共同书写未来的事业。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梦想，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根据。在这个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我们渴望能有所确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通向美好未来的可以把握的重要路径。

自由是一匹好马，关键是看它被引向何处。新自由主义注定无法给人类带来自由和正义、幸福与光明，它注定会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寿终正寝”。但是，在目前国内外背景下，我们又不得不重视新自由主义，它毕竟是一种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充满着敌意，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其批判的对象。新自由主义的圣经——《通向奴役之路》，就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甚至还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进入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更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打压，不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不断提出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要求。在社会舆论上，他们要求中国放弃公有制而全面实现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鼓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也不放过。因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批判新自由主义，揭露其真实面目，不但涉及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问题，甚至也是捍卫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