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重华，李建华

（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通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10）

新时代是中国由大变强的时代，也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习近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引入了新时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既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高度，又站在人类文明兴衰成败的历史高度，围绕着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新，就在于其不仅要为中国，而且要为世界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家园，构建一个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一方面，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视角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这个新意纷呈的思想的鲜明特色和实践意义；另一方面，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更加透彻地把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顶层设计的深刻意蕴。因此，深入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特色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习近平第一次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时就将其与“意识”相连。2014年7月16日，他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中提出：“我们应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1]习近平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首倡者，更是身体力行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只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出的中国方案，其中蕴含着深切而浓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鲜明的全球视野、开放品格、世界价值和人类情怀。

（一）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视野

绿色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时代潮流激浊扬清，总是出现在新旧转换的历史关头。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既表明人类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也指明了人类进步的方向。已经延续了近两个半世纪的工业文明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快速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土地沙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严峻的生态危机，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迫在眉睫。但是，各国工业化发展的程度不一样，环境气候情况不一样，生态利益诉求和生态治理能力也不一样，这是阻碍全球绿色发展的最大症结。习近平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2]时代潮流是一种全球态势，生态危机是全球性危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宽广胸怀，主张抛开一国利益的狭隘眼界，站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园的全球视野，把握和顺应了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使中国成为时代潮流的倡导者、引领者和推动者。

（二）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开放品格

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3]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主张的文明观是开放的文明观，它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只有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主张的文明观，广泛地吸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生态文明理念，推动人类多种文明交流互鉴，显示出了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积淀了丰富而深邃的生态智慧。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4]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谈到生态文明时，他时常引用中华诗句和民谚，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等。西方国家创造了工业文明，也最早品尝到了工业文明制造的生态危机苦果，在深刻的反思中形成了许多如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绿色思潮、环境伦理、生态社会主义等影响世界的生态文明思想，并运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等力量取得了许多生态文明成果。习近平提出的“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理念与观点都无不体现着对人类古往今来生态文明理念及成果的吸纳和荟萃。

（三）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价值

西方工业文明走的老路是先污染、后治理之路，也是一国为一己之利而向全人类转嫁生态灾难之路。生态安全是全球性安全。没有全球生态安全，所谓一国的生态安全只是暂时的，最终也会失去。各国要获得生态安全，就必须摒弃传统西方工业文明的思维意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58―59将美丽世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之一，表达了建设美丽世界是建设美丽国家的基础和前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发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还没有充分享受工业文明福音时就要提前建设生态文明，面临的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风险和挑战、困难和压力不可谓不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导向，表明中国绝不走西方工业文明老路，而要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的发展新路，以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美丽世界建设，在为美丽世界做贡献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不仅是建设美丽中国的行动指南，也对推进建设美丽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必将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越来越体现出构建地球美好家园的世界价值。

（四）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民生情怀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6]生态民生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人的生存需要来看，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的生命之基，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7]。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210让群众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这是民生的第一需要。从人的发展需要来看，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的幸福之源，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9]。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从求“温饱”到求“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的时代变迁中，良好生态环境的地位不断凸显。生态的公共性、普惠性要求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民生观蕴含深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从保障和实现每一个人应享有的共同的、基本的生态需求和权利出发，超越国家、民族、地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明类型等差异，切实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而生态危机就是一个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而提出的一份中国方案。这两个中国方案之间构成了相互包含、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能缺少生态文明思想，而生态文明思想必然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主要包括全球生态共享的平等意识、全球生态共建的责任意识、全球生态共治的合作意识。

（一）全球生态共享的平等意识

当今世界，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重要的政策措施。这本是可喜可贺和值得称道的事情，但现实中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和问题，阻碍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一些发达国家只顾及一国之内的生态环境保护，而把技术落后的、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国外，向他国人民转嫁生态危机。二是一些发达国家一味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生态环境，实质上是以保护自然为名，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或以此为手段打压他国。然而，自然环境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任何转嫁危机、以邻为壑的行为和做法都终将伤及自身。如要跳出这种南辕北辙式的怪圈，唯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 周年系列峰会上全面阐述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作为起点，而把“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0]作为结点，充分表明平等意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意识，也是构建良好生态环境的首要意识。这种平等意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具体表现为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各国不论贫富、大小、强弱，其人民都有平等地享有基本生态安全的权利，而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二是各国不论发展程度如何，都享有平等地受到体谅、平等地协商对策的权利，而不能搞生态霸权主义。

（二）全球生态共建的责任意识

缓解全球生态危机状况，扭转全球生态持续恶化的趋势，必须付诸行动。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一项进行时的任务，而且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生态后果不分疆域，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生态共建需要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就是习近平在倡导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建命运共同体时多次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即“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8]299。正确义利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取向，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基础，同样反映了以构建人类生态文明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全球生态共建的内在要求。具体来说，全球生态共建的责任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守望，即以义为先，义利兼顾。习近平指出：“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11]各国不是不能追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而是要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以不损害别国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为前提，同时把实现自身利益与实现别国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实现自身的发展机遇转变为别国的、全球的发展机遇。二是互助，即不仅要扫好自家门前雪，还要帮助他人去除瓦上霜。互助更体现责任意识。习近平指出：“我们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10]发达国家不能以强凌弱，而应以自身的经济、科技、经验之强补发展中国家之弱，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补起来。只有这样，美丽地球家园的生态理想才能实现。

（三）全球生态共治的合作意识

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危机的类型非常多样，而且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这种复杂多变的局面，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把控的，它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共同治理。合作需要合理有效的治理体制。长期以来，全球生态治理体制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没有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不能适应全球生态形势的变化，必然导致治理不公和治理不足的现象同时存在，这是当今世界出现生态安全失控状况的重要原因。2015年12月，中国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达成《巴黎协议》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贯彻于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成功典范，生动诠释了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合作意识的内涵：一是协商意识。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就陆续与美国、印度、巴西、欧盟等国家和集团就气候谈判中的法律约束力、资金、力度等重大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共识，发表联合声明，为大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大会召开期间，习近平多次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会晤和通电话，尽可能地化解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为《巴黎协议》的达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二是民主原则。大会采取了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将《京都议定书》实行的减排指标自上而下分解的“强制”安排方式，改成各方“国家自主贡献”的方式。184个国家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涵盖全球碳排放量的97.9%。这种民主方式既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又起到了合作共治的良好效果。三是规则意识。习近平指出：“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10]大会最终通过的《巴黎协定》确立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安排，形成了综合反映各方关切、内容全面、有约束力的协定，对全球治理体制、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都具有突出的实践性，是在应对和解决当今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仅是思想观念，更是行为方案，已经显示出了引导实践、推动实践的积极效果。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国家——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绵延至今的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中的大国、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导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最攸关人类命运的生态文明的思考和倡导，必将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发展、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引领时代潮流走向、引导世界格局变化等方面不断显现出巨大作用。

（一）推动世界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共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4]不论何种文明，也不论曾经创造了怎样的繁荣，只要处理不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难逃衰败甚至毁灭的命运。而能够留存下来的文明形态，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定的文明成果，但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个问题。当今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远远超越以往任何时代，也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否则现存的所有人类文明都将衰落。因此，当今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必须在当今科技文明的基础上，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文明——生态文明。各种文明，包括按经济技术划分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按民族、地域划分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欧洲文明等；按教义划分的儒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按社会制度划分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都只有为构建生态文明做贡献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并得以延续。习近平提出，各文明之间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59。文明隔阂、冲突、优越感消除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形成了。生态文明作为代表人类未来走向的共同的文明形态，是各种文明最容易交流、互鉴的平台，是最能实现习近平所提出的文明之间理想态度的平台，也将成为各种文明最终交汇、共存的平台。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11]生态文明形成了，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就形成了。

（二）在与人类命运攸关的领域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中国文明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决定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大国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迅猛上升，大国地位更加突出。中国崛起必将改变国际格局，影响世界进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中国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将给全球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如果中国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将引领世界走向美好未来。中国面临着历史性选择。一些国家从所谓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中国不能跳出传统工业化发展的老路，大肆制造和宣扬中国“生态威胁论”。由于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受到更加广泛关注，“生态威胁论”就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打压中国的“杀手锏”。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之“和平”，既表明不用武力侵略他国，也表明不对他国和世界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损害。和平崛起之“崛起”，意味着中国不能拾人牙慧、步人后尘地走传统工业化老路，而要走出具有独创性、引领性的生态文明新路。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提出：“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如果中国要引领21世纪，它必须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发展。”[12]因此，中国只有在与人类命运攸关的生态文明领域大有作为，才能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让“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实现世界认可的和平崛起。习近平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坚决克服经济转型升级的困难，积极履行国际公约的规定和要求，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上取得了令世界称道的成绩，而且更加自觉地担当起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大国责任，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此做出了高度称赞：“中国环境保护努力史无前例”“中国环境治理决心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中国在国际环保舞台做出突出贡献”[13]。

（三）在推进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之所以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摧残，根源不在科技，而在资本主义制度。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其对自然索取的自私性和无度性，这必然造成严重的公共生态危机和有限的地球生态承受力之间的尖锐矛盾。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4]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5]“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人同自然的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因而只有用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尽管当今世界还远没有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发展程度，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通过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全球治理体制，构建共享共建共治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有的经济科技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王毅部长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16]因此，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其实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竞争和较量。2001年3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6月，美国又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这些都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社会主义中国以共产主义发展方向为指引，提出构建公道公正、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积极而真诚的行动，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高下之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优越性，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美国宇航局卫星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7年间全球绿化面积增加了5%，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的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在中国的贡献中，42%来自植树造林，32%来自集约农业[17]。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卓著，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指导思想先进、统一领导、协调各方、集中力量、执行有力等方面的优越性，是解决一国和全球生态问题的最具优势的发展道路。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18]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势不可挡，但面临着深层次矛盾突出的大问题。大时代意味着大风险、大挑战，也意味着大机遇、大发展。只有大格局才能驾驭大时代，而大格局由大智慧支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这样的大智慧，它以对人类命运关注的大视野、以为人类命运担当的大胸怀，以集聚人类力量智慧的大气魄，显示出了气吞山河的大格局。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站位和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其对于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意义，以更加自觉的行动、更加积极的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做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