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伟，鲍宗豪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37)

毛泽东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1098邓小平始终认为办好中国事情、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定性作用，既是分析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还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在构成。“社会主义”明确了中国现代化这一质的规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则充分肯定了现代化的最大优势和最大动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和“最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逻辑主线如何展开，即基本遵循和基本立场、优势何在和如何超越，以及何以能够在统摄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展示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伟大使命型、善于学习型、自我革命型、实干奋斗型、服务人民型政党的历史形成，就成为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习近平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405教科书的基本功能在于“常读常新”“越悟越深”。总结回顾历史，可以重新发现特定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以及通往未来的道路，展示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艰辛探索、光辉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逻辑。

1 中国共产党作为伟大使命型政党，明确设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十分前瞻性地将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确定为“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143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极为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的工农城乡关系主要围绕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国防工业展开。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的一个先行步骤，就是通过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进行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使得国家现代化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不是概念的简单拼贴，现代化因而具有了深刻的“社会主义”理论属性;社会主义也绝不仅仅是定语修饰，更是其密不可分的内涵构成。因此，如何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体系和具体方向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最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毛泽东在提出了经济工业化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之后，继而又探索性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116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力争在20 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5]439。“四个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多维指向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积淀。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苏联撤回援助，尤其是开展了忽视基本经济规律、忽视工业体系客观制约因素的“大跃进”运动，新中国初期的现代化遇到现代化发展困境。但是，毛泽东的贡献并非是提供一个完整全面的现代化模式，而在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艰苦探索精神以及对全球现代化潮流的自觉追随。

其后，党中央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从“三个代表”的思想高度整体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理论，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是调整现代化目标。基于现代化目标与现实的关系变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将邓小平现代化目标中的“第三步”细化调整为三个阶段来实施，即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建党100年时，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到新中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应该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还包括精神文明的同步。精神文明促进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并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两种文明优势同向共振，互为条件，耦合互动，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的和谐共生新格局”[7]，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良性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发展，党中央开始确立起“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一是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目标，现代化目标内涵进一步丰富。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开拓文明发展道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新的概括，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维度。三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进一步夯实了现代化的雄厚基础。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8]10。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现代化历史新方位的深邃判断。基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新判断前瞻性构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使命和战略安排，即第一阶段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8]29。每一次现代化具体目标的主动调整都反映着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共产党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完成了设定的目标并制定新的目标，不断深化和发展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现代化目标的基本内涵。

伟大目标成就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造就伟大使命。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把遥不可及的事情变成正在发生的事情，带领中华民族从新中国初始一穷二白、积贫积弱跃升为稳居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8]10。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明确的战略安排。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特别强调和要求全体共产党人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1的初心和使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有“路线图”，也有“施工图”;既是伟大使命型政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奋斗动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70年来表现出来的对现代化目标的矢志不渝、不懈追求精神，以坚持和加强党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伟大使命型政党的政党精神和政党品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连续不间断的历史进程中艰辛探索、曲折发展、完善升级，大体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在此之前，以计划管控的形式为主，现代化经历了以国家工业化为目标调整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在此之后，以渐进改革的形式为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完善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总体步骤上从“三步走”发展演进为“两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计划与市场的转换、中央和地方的互动、政策与实践的博弈以及改革与稳定的平衡，并广泛延伸至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不断增加现代化的理论因子和社会主义因素。

作为一段连续不间断的现代化建设探索史，一些社会思潮试图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历程，部分学者认为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期会发展得更快更好。这在逻辑上不合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以当下反观历史，内含基本前提假设就是首先肯定当前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性，但这样的逆推理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建设(基本成就，也包括过失)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实践探索(“试对”与“试错”)不可分割。习近平在深入洞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基本关系的问题上予以澄清，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两个互相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9]大量的经济数据和事实可以充分论证这一重要论断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更何况中国不止在国防、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1952—1978年期间GDP 的平均增速为6.1%，其重要的物质积累和主要成绩不容否定。

2 中国共产党作为善于学习型政党，不断深化借鉴现代化模式的合理内核

从传统到现代的跃迁，需要建构与之相对应的现代知识系统。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没有明确讲述，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类似经历。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学习型政党的主要外部动因。学习型政党，继承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优秀基因，同时又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在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学习并善于学习现代化模式的合理内核，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作为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总结现代化经验、认真吸取历史教训，贴合实际寻找现代化因素的共通之处，通过创新性学习、创造性转换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和领导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增强学习本领深化对现代化规律的把握和认识，寻找合时机现代化路径依赖的突破和灵活调适，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最大限度的统一。一个善于学习型的政党同时还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产生对国家和社会大众的示范效应，如同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言，“就人们求知的劲头和获得高深教育的决心而言，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相媲美”[10]458。这与中华民族自古好学之传统有关，亦与党领导现代化所需教育现代化相关。

试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从C25 至C45的极限承载力逐渐提高，提高值为1 kN、6 kN、21 kN和11 kN，当C40到C45时，柱子的极限承载力提高幅度有所下降。

现代化道路异常艰难，中国共产党需要充分考虑现代化发展的制度设定、资源禀赋、总体特征、影响因素、互动逻辑、运行机制等。在最初的现代化探索中，苏联模式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型模式，中国共产党视苏联为学习的榜样。在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积累了奠定制度基础需要的工业化经验，毛泽东也逐渐认识到，苏共、斯大林以及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属于特定历史阶段，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苏联的现代化典型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无法毫无保留地移植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工业化为核心”[11]。学习受挫并不否定学习本身，而是积累如何更好学习的经验，善于学习也就天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优秀品质。所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继续提出“向外国学习”的要求，指出要学习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并主张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在总结学习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走好自己的路”的问题，尤其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和次序问题。毛泽东主张要坚持学习，“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同时还要有所选择，在学习的辩证法和方法论上，“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口，如何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以更好探索工业化、现代化之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抉择。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出国门，感受现代化的具体面貌，虚心接纳并吸取其他现代化模式的优秀成果。根据统计，仅1978年，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级别领导人率团出访的次数就高达21 次。邓小平在参观日本企业时比较了中国和日本工人在汽车生产数量上的差距，感叹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2]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致开幕词时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13]3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学习如何现代化具体体现在结合中国现代化具体特征的基础上对学习内容有针对性地吸收转化，强调现代化学习的自觉性、自主性和自为性。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全球化、现代化的主动参与能力愈加增强，同时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要求也在不断加强。江泽民指出，要建设现代化就必须始终坚持学习，还要把学到的科学理论和先进知识用于现代化实际。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向书本、向实践、向群众”学习的基本经验，坚持理论学习、实践学习以及向人民学习、拜人民为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型政党的基本学习方式，并成为党的优良学风和优良传统。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坚持“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14]。中国“学以致用”的优秀传统在学习型政党身上得以保持并得以创新性发展。学习的本质、理论的生命并非思想争辩和为学习而学习，关键在于关照现实，解决现代化的具体现实问题。

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世情、国情、民情、党情都在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思想解放，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21 世纪更加展示出巨大能量和独特优势。习近平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也通过自身以学习为乐、爱好学习的优秀学习作风率先垂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学习时代新知识以把握时代规律性、解决时代新课题，并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与实现“两个一百年”现代化奋斗目标的紧密关系，并通过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来强化学习型政党自身的基本素养和基本能力。此外，习近平率领中央政治局带头践行集体学习制度，这是作为一个善于学习型政党的集中体现。以2018年的九次学习为例，中央政治局集体先后学习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中国历史上的吏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内容。显而易见，这九次学习内容与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通过习近平自主性学习引领、政治局集体学习带头、领导干部学习抓关键少数、全党学习抓整体提升，全党以上率下、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风气，并成长为一个勤学、好学、乐学、善学的学习型政党。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8]10。由此说明，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得以深刻把握中国国情，逐渐认识到新中国7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任何现代化的“模板”“再版”或者“翻版”，而是不断积累经验、总结模式并进行理论集成创新的具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版”。这个原创版本的理论贡献和世界贡献在于不仅打破了“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的话语垄断、“单线论”的现代化观点和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高度的模式依赖和路径依赖，还在于不断彰显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性、优越性、超越性和吸引力。

3 中国共产党作为自我革命型政党，通过政党的革命化全方位保证现代化

依照现代化的类型学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型、外源型、赶超型现代化。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涉及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且具有叠加复杂性、多元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经历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串联式”发展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赶超，必然将各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予以“时间压缩”，且明显带有“并联式”特征。时代发展和客观现代化局势也就提出了作为领导党的政党现代化的理论课题。政党现代化对于国家“在变得更加现代化时又维持了自己的中国性”[15]271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无须赘言，特定阶段的革命必然带有暴力和暴烈的特征，与战争高度一体。而新的变革时代则会产生新的革命内涵。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革命应该是用来描述传统向现代社会的变迁，“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它是实现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途径”[16]258-259。从现代化的执政党发展规律分析来看，政党现代化主要依赖于政党的自我革命完成。刘红凛教授在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现代化的运行机理后，认为这是一种“以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17]的内在逻辑关系。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要在保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制度不变的同时充分保障现代化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保持党内民主和法治与国家社会的民主和法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关键一点在于通过党的革命化来保证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基本动力和基本成果，提供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政党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条件。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政党政治生态来看，一个拥有庞大数量党员的政党首先需要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就是革命性，勇于自我革命是党通过自我锻造形成的最鲜明的品格和保持自身强大战斗力的“有效武器”，因而也成为党建的重点和政党现代化的关键。政党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严治党管党，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约束力和能力来实现。历届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党的政治、组织、思想、作风、纪律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就是因为这种自我革命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党所面临的部分问题渐次严重，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四大考验”和如何克服“四种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从严治党这一重大问题上走向全面化建设，逐步确立并深化了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密切关系。习近平尤为重视从严治党，将党的作风问题和党的自我净化能力看得无比重要，并明确警示全党：“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18]与此同时，习近平励精图治，坚定全党的自我净化决心，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新意识、自我完善能力，取得了党建各项工作尤其是党内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胜利，提高了党的自我检视、自我修复能力，极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权威性和执政的权威性。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探索、自我纠偏来实现自我超越，形塑了政党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或如郑永年教授所言，“通过‘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重新规定了自己的现代性”[19]。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的社会革命尽最大可能地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社会发展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通过国家管理刚性和国家服务弹性有机结合的政治实践维护了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在具有高风险性的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加速期、社会矛盾凸显期以及各种思潮影响的思想观念变迁中，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加强执政党执政的观念革新、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革新，通过组织整合和价值整合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服从国家的伦理氛围”[15]16，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和社会冲突，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维持了整体性和谐向上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化与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双重使命。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性，既提供了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稳定的经济社会大环境，保证了现代化方方面面的顺利进行，也间接性地理顺了生产关系中可以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保证了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市场活力和政府支持，在客观上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前进。这种客观推动力主要来源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力量不断来回穿梭与动态互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所以二者在“政党-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内是密不可分、同向耦合的。现代化的革命需要冲破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旧有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也需要有效应对重大挑战、防范重大风险、解决重大矛盾的勇于自我革命的领导者。从政党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相互关系看新中国70年以来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生动实践和历史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自我革命型政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以自我现代化保驾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4 中国共产党作为务实奋斗型政党，用超强战斗力创造现代化的历史成就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志于长期执政、事实上长期执政、有能力实现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0]。作为务实奋斗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做没有价值的理论之争，不做无谓的中化还是西化之辩，用事实说话，以崇尚务实精神注重实践探索，并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与广大优秀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相结合。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超强战斗力主要体现在通过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聚合能力将伟大使命转化为具体的现实可能，在极低的历史起点发动并加速全面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伟大成就。习近平多次告诫中国共产党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倡导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是等来、喊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靠实干”[21]132-133。所以，在新中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辛道路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在实践中形成了“理论学习—实践试错—勇于改革—总结完善—不断升级”之路，完成了“计划型”现代化向“市场型”现代化的基本转变、实现了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部分领域部分区域向全面全方位的现代化提升和推进。具体而言，新中国70年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探索中逐渐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五个方面互动的体系化建设，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实现了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民主、社会更加和谐、文化更加繁荣、生态更加美丽，一步一步地解决了积贫积弱、基础落后的国家面临的各种历史性课题，实现了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前所未有”。

4.1 经济现代化方面，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变

新中国70年来，中国从“饥荒之国”发展成为世界农业生产大国。工业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跃居世界前列，第二产业比重从1952年的20.88% 升到2004年的历史高位53.02%，“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22]。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卓越的工业化成就使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现代化转变，同时也实现了对发达国家几百年工业化历程的超越。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的GDP 达到900 309 亿元。中国的产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向。工业化注重创新和科学技术驱动，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中国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大国，三大产业内部结构趋于优化，经济逐步实现了由计划型向市场型、由速度增长型向效益增长型的发展转变。

4.2 政治现代化方面，政治民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可以说就实现了从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初步跨越，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有了保障。在政治发展中，不断形成、巩固、完善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在政治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保证公民基本权利和参与权。通过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法律规定妇女人大代表比例和保证少数民族代表比例来不断发展权利更加充分、制度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通过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到不断深化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利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

4.3 社会现代化方面，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变

新中国70年来的社会现代化基本可以化约为社会总体性的大转型，其最突出的方面就是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整体性演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深化。新中国的城镇化率从成立初期的10.64%增长到1978年的17.92%[23]。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以世界任何高度城市化国家都少有的体量、人口规模和变迁速度改变了城市乡村的地理空间版图，以约每年1 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持续增长。世界城镇化的普遍规律是当城镇化率过半，基本意味着该国或该地区进入了以现代都市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的都市社会。城市化是中国走向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 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里程碑式数字意义在于中国长达几千年以土为生、以农为业的“乡土中国”开始逐步迈向越来越深度的现代城市文明、城乡融合互动标识的“城乡中国”“城市中国”，反映了传统与现代和谐相交的社会新面向。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3 137 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24]。中国城市数量从1949年的136 个，增加到2017年的661 个，且城市面区域、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口规模等不断增长，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程度不断增强。

4.4 文化现代化方面，现代化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一国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历史继承性以及文化传统对于现实的规定性，否定传统容易倒向缺乏内涵和精神的空洞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文化现代化总是与社会主义整体现代化相呼应。对于一个拥有5 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文明型国家而言，文化现代化可以在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上表现出“既传统又现代”的特征并在二者平衡的基础上生长出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归属感、文化滋养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明自觉而言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建构作用和促进作用。新中国70年来，中国逐渐从相对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发展为开放自信的文化大国，并向文化强国不断迈进。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国家统计局2017年公布文化产业增加值为4.29%，前所未有地接近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的目标。大众化、接地气、群众性的精神文明活动丰富多彩，更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大幅度增强，文化自信也在文化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明自觉和共识性认知中进一步彰显。文明大国要在文化现代化的大发展中通过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画出最大同心圆。

4.5 生态现代化方面，“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由主张逐步变为现实

如何保持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避免经济增长以环境退化为代价，是从西方生态现代化惨痛教训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生态遭到破坏中得出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实现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生态转型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世界现代化各国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普遍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生态危机。中国在生态现代化方面具有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时间差”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生态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批判性思考，以最大决心开展大气、水、土地为重点的污染防治攻坚战，逐渐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现代化基本观念，超越了以生态危机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掠夺性生态现代化。在这一问题上，习近平可谓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一方面，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5]209，以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性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这对矛盾。另一方面，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建构了生态现代化新的理论内涵。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并非西方早期工业发展的人与自然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也不属于晚近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理论流派，而是秉持从人的需要和生态理性的角度出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尊重自然普遍规律也满足人民对生命、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5 中国共产党作为服务人民型政党，致力于将现代化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

按照一般意义的理解，现代化主要包括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实际上，现代化标准之中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都要回归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型问题。换言之，现代化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问题。美国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总体趋向，并以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视角将人的现代化归结为收入水平、就业、受教育程度、医疗、平均预期寿命等方面。英格尔斯主要通过指标化的分析将人的现代化纳入国家现代化的视野，并作为其不可或缺的理论因素。也就是说，人的现代化并非现代化的产物，而是现代化的基本构成和现代化发展的条件。这是对传统现代化“过程论”(萨缪尔·亨廷顿将现代化界定为一个彻底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转变过程)的必要补充，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重视人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某种一致性。

不同于英格尔斯所描述的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现代人(其所探讨的现代人的品质与马克斯·韦伯所阐释的“资本主义精神”某些构成具有一致性)，新中国70年来“人的现代化”所表征的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整体性立场和理论立场，结合中国传统形成的关于人的认识论以及中国现实的人的总体国情，以其先进性、核心性将现代化成果转化为人民的实惠和需要。单从人口规模分析，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26]60。从异质性分析，“人的现代化”主要是以人民需求为本。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最广大人民，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首要内涵在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毋庸置疑，这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作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人的现代化”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反映和实践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复。中国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并具体阐释了土地改革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制度上保证农村以及最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27]，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总量的快速增长，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彻底消灭了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1949年至1978年，中国虽然没有彻底解决大规模人口的吃饭问题，但从人口增长率攀升、死亡率下降、营养水平等综合指标分析中可以判断，中国已经在低水平程度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并成功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威胁。邓小平在对现代化的理解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民维度和人民立场，也就是说，现代化要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要义。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3]237。他甚至将如何全面改善人民生活问题归结为是需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认为不解决人民普遍的贫穷问题就无法谈现代化，“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3]63-64。沿着党的十四大报告确定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胡锦涛2004年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200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予以政策上的明确，即“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200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议，决定于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意味着中国彻底结束了自公元前594年鲁宣公施行“初税亩”以来沿袭了约2 600年缴纳“皇粮”的税制传统。据估算，全国农民每年减负1 250 多亿元，人均减负140 元左右[28]。农业和农民始终给现代化以基础支撑，所以取消农业税作为一项还富于民、反哺农业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时也成为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然选择，为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思想，揭示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6]59这一深刻本质内涵，创新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并以其厚重的人民情怀在原有基础和物质财富增量之上不断加强社会保障、健康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各个方面的惠民举措。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50年0.225 的极低水平，提高到2017年的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级别。此外，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也是中国共产党关注社会发展矛盾并致力于解决主要社会矛盾、追求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

初期的中国现代化，从历史的一个侧面来看，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解决饥饿的问题。在新中国70年的现代化发展中，经历了从贫困到温饱、从初级阶段的小康迈向更加富裕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在1998年推出了“退耕还林”工程，其中的深层次含义应是中国的粮食生产水平经稳定发展已经提高到不再需要以生态破坏为代价来解决中国人温饱问题的程度。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增强也基本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食品短缺和农产品供应短缺问题。因此，国家对农民采取了“多予少取”的方针，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最大人口数量从“吃饱”向“吃好”、从食品以提供能量为主向提供营养为主的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 亿人[29]，为全世界减贫做了巨大贡献。相比“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将贫困发生率降到10%以下用了100年以上的时间”[30]219，中国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将人口超过10 亿的大国贫困发生率降到了3%以下，前所未有地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和超大规模数量人口的脱贫问题，在人类脱贫史上前所未有。2020年，中国共产党确保按照现行标准实现中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带领中国人民走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节点。

6 结语

自新中国成立，深刻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带领人民完成改造旧世界的伟大革命党;步入新时代，深刻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带领人民建设现代化的伟大领导党。新中国是人民的共和国，也是现代化的新中国。从“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物质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旨归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和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实现了人的现代化、人民获得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最大程度的内在统一。概言之，基于历史的、具体的和现实的“人民”概念，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完成“作为目的”的现代化和“作为手段”的现代化的双重超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蓝图，走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