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霁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94）

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习近平在多个重要讲话中均多次论述其丰富内涵，并在党的十九大上重申“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1]，再度引发学术界的研究热潮。当前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何种历史处境下出现的？二是其具备什么理论基础？三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蕴含何种世界历史价值？这体现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性与必要性的看法，只有深入洞察其历史处境、理论基础以及时代价值，才能真正剖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何形成”以及“为何必要”。

一、历史处境：资本主义开拓的世界交往空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具有宏大深邃的历史背景，它遵循资本主义开拓现代文明的普遍交往范式，既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全球性危机的理论反思，也是在人类根本共同利益下寻求发展道路的实践变革，因此，它成为中国推进当代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

资本主义大工业促使人类由“地域性交往”走向“全球交往”，为世界各国带来更广阔的交往空间，开启世界历史进程。然而，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交往形式始终存在利己性与强权性，全球性危机正是这种交往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全球性的发展开始愈发显现出其与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相对抗的状态。首先，全球问题表现为南北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国际规则表面上给东西方国家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但在国际活动中却存在诸多不公。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打着平等竞争的口号来实行其经济、金融、技术上的霸权主义，实行有利于自身的经济政策，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东方国家已经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取价格低廉的原材料供应场所、高回报的投资地点和滞销产品的销售市场。资本在世界各地流动，但利润却在西方集中。其次，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带来局势动荡。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基础奠定自己的霸权地位，世界格局整体表现为“东方从属于西方”。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发达国家却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采取以邻为壑、危机外嫁的手段，对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持续掠夺。发展中国家受自身的经济水平、军事实力、治理能力的限制，在国际合作中获益较少甚至利益受损。经济落后是这些地区动乱的根源，如任其发展，地区局部动荡加剧成为全球整体危机。最后，在资本的主宰下，全球性生态危机爆发。商品经济之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把自然商品化，以利润为主导，无节制地开发自然，后果即是资本剥削引发环境恶化，出现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1972 年“罗马俱乐部”首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曾揭示“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引发社会对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高增长理论的反思。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威胁无法回避，而现实的危机根源于发展理念。

这一切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理念已不能满足维护人类共同的全球生存空间的要求，反思资本主义所构建的世界交往形式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只有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才能减轻生态危机的影响，人类才有可能持续发展。在对全球危机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以人类根本共同利益为基点，构建符合世界各国发展要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寻求世界发展道路上新的理论探讨。

在马克思看来，追求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动因源泉，促使社会走向分工协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正是鉴于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具备现实之基。共同利益又因何而来？人类诞生初期，就以部落形式联合，但是各民族、地区间相对独立和分散，有的只是各种特殊利益，如部落利益、种族利益、个人利益等，而从未出现共同利益。这种状态的打破肇始于西方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发展。随着普遍的世界交往、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推进，人类社会突破作为各种“地域性的存在”，并通过全球化的有力塑造而呈现出整体生活样式，共同利益进而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始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各国均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坚持全球共同治理和维护人类根本利益，共同为世界各国的长远发展提供和谐的国际环境。

因此，纵观世界整体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中国在纵览全局的视野上，对新的世界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凭借强大的理论自信和发展定力，强调要“构建”“打造”“共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坚实的人类共同利益支撑，必将为解决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符合各方利益的有效方案。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对“共同体”的论述来自对所在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病的剖析，旨在寻求一种理想社会的建构，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鲜明的理论倾向与现实努力，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厚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坚信，共同体是满足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其中，个人才能获得充分发挥才能的手段。但不是所有形式的共同体都可以为其提供可能，因此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方式思考共同体问题，突破诸如“至善”、“爱”等道德视域，将人类社会形态分为三个渐进式类型：“自然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以及“真正的共同体”[2]。

首先，人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形成的“自然的共同体”。在早期社会，个体力量薄弱，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自然的共同体”。“自然的共同体”表现为“部落的联合”[3]，以血缘、部落、地缘等为纽带，基于公有制的基础，是一种较小地理区域内、有限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成员都参加劳动、分享土地和生产资料、共同参与产品分配。虽然这种联合从保障生活的角度增强人类力量、促进社会发展，但“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在这种高度亲密的共同体中，尽管不存在私有财产及其观念，但社会成员无从谈及个性与自由。在这种状态中，每个成员都不是独立存在，表现为对共同体的完全依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生产力也随之提高，这种人依赖于集体的共同体形式逐渐瓦解。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虚假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政治领域出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对立，为了调和矛盾，资产阶级就采取国家这种虚幻共同体形式。资产阶级虽然一直提倡人的自由、平等，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在全社会付诸实践，而是不断地对广大的工人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成员在其中非但没有得到解放，反而换来自身的异化，这种虚幻的共同体是一种“新的桎梏。”[4]在这里，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是矛盾和对立的，背离了共同体真正“共同”的社会关系品质。与此同时，货币的畅通无阻，致使经济领域呈现出“抽象共同体”特征。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社会关系的建立遵循商品交换的逻辑，货币成为“商品中的上帝”[5]，追求货币成为社会的中心任务。当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的占有者转化为资本家，资本便表现为一种联合体集聚工人，迫使工人出卖劳动力。工人劳作不是由于对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的追求，而是迫于生存需要的选择[6]。这种联合体是抽象的，人类社会在其中由对“人的相互依赖”走向“人对物质的依赖”，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取代。

最后，是保障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也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那里，共同体活动是人占有自己本质的前提基础，但并不是任何一种共同体都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马克思曾揭示人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影响和规定，个体在共同体中从事一定的生产实践，以满足自身需求。“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7]但在资本主宰下，物质生活成为最终目标。人的活动不是为了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而是成为生存手段。

有鉴于此，马克思批判了“虚假的共同体”存在着人被物奴役的不合理性，并展开有关“真正的共同体”的思考。第一，“真正的共同体”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在他看来，要变革虚幻共同体中的这种异化，必须有个人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现实存在。“真正的共同体”为每个人提供所有可能的保障，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在那里，异化的存在基础私有制被打破，异化状态随之消亡，个人可以实现对人的生命的占有，继而是实现从世俗向人类本质存在的回归，从而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也即是，“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证每个人能完全拥有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本性。第二，在“真正的共同体”状态下，阶级与国家消失。私有制的消失带来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逐渐融合，阶级的消亡推动着阶级矛盾消弭，国家对立和民族矛盾逐步消除。由此，以调和阶级矛盾为职责的国家也就丧失存在的历史因由，转而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届时，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意识和道德品质，共同体内呈现出社会成员实现自觉、有序联合，社会整体态势达到公平、正义、和谐的局面。

以此观之，这三类社会共同体构成马克思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节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正是契合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诉求，为人类社会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一条现实探索路径。

三、时代价值：“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当代实践

伊格尔顿提出，在现实逻辑失败、社会发展陷入困境的情境下，马克思找到了一个理想化的未来，未来的真正景象就是现实的破产[8]。当今国际秩序的调整表现为西方中心秩序向世界各地的推广，无益于全球危机的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旨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超越资本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问题、局限和矛盾，这与“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追求高度一致。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表达出一种休戚与共的意识。尽管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成员之间没有阶级对立，但仍存在利益，且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充分得到满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现实利益的否定，而是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它既着眼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利益交融的现实处境，又在面临全球性挑战中看到了世界文明进步的契机，从国际交往模式以及治理体系入手，力争构建一个兼顾本国发展与他国发展并行的利益共同体。基于这个理念，世界各国应当承认个体差异性，了解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博大的人类情怀坚定维护各国共同利益，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国际规则的实施也要以维护共同利益为准则，坚持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均等。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宣告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便车”，积极倡议和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旨在营造一个各国携手并进的和平国际发展环境，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可。这体现各国在人类共同利益上的共识，这种共识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回应全球治理危机，为其贡献中国智慧。处于新世纪的历史端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存在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诸多弊端。各国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在洞察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唯有各国携手合作，才能推动治理体系朝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探寻“共同体”的发展轨迹，国际上出现多种共同体存在形态，诸如宗教共同体、政党共同体、联盟共同体等。尤其是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盟机制，倡导摒弃战争、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等理念，打造欧洲经济、政治共同体。虽然他们已参照共同体的利益机制在运作，但无外乎经济机制和地缘政治两种存在形态，没有从整个人类社会考察问题。习近平站在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政治和经济层面，更加强调一种忧患意识，旨在促进国际关系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转变。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上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存在一些误读，提出“中国威胁论”的说法。然而，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区别于以西方为主体的治理格局，它以全人类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强调各国的平等参与、共同拥有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在规则制度下协调合作注重变革治理途径。基于对长远利益的考察，21 世纪共同价值指引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凝结着各国的价值诉求，以特有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超越传统的全球治理观和发展观；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它为破解全球性挑战提供新思路，为人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自由解放为价值归宿，力图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全面解放状态。基于关怀人类前途的强烈责任，马克思一生致力于探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解放。就其理论内涵而言，包含深度内容：人类在克服自然的限制之后，还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关系，进而废除剥削阶级的观念，成为社会意识的主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异化，马克思指出了社会演进的价值逻辑，把人乃至人类社会从资本与物的控制中释放出来，保证其全面自由的发展。寻求“解放全人类”的现实基础，就要着眼于现时代的巨大变迁：世界联系的紧密、国家发展实力的增强、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差异、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设，这些变化有利于各国为国际事务的解决贡献本国智慧，凝聚各国力量。但也要看到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霸权主义以及强权政治的倾向持续加深、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各种矛盾积弊足以使人类毁灭。今天我们强调人类解放，更代表一种对现实需求的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各民族、国家的人民为根本，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超越狭隘的资本主义发展思维，力争以一种全新的世界交往形式实现人类从地域性的封闭条件下的人向世界历史性的自由发展的人转变。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世界各国的命运已被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它需要在中国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获得系统性的揭示；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的联合体”蕴含内在的理论契合，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