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维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530000）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明确了将坚持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提升到国家发展基本方略的战略高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不断丰富完善，标志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升到了新的理论层次和高度，也吸引了国内学术界对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热切关注和学术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应将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展开，以期推动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逐步走向纵深化、系统化。

一、关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研究

从国际背景来看，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成为我国国际安全形势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高飞认为，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传统安全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2]。丁磊也指出，当今世界的国际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仍是一超多强格局。因而，导致国际力量的不平衡，各国之间不断产生摩擦和碰撞，增加了世界和平发展的不稳定因素[3]。还有学者认为，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和挑战是复杂多变的，甚至难以区分。这体现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难以区分、安全防范与安全维护难以区分、安全威胁来源与安全治理难以区分”。

从国内背景来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爆发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问题成为国内安全形势面临的最大困境和难题。高祖贵从国家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认为我国面对的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和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困难和问题多发叠加，交织共振风险越来越高，掌控和处理难度越来越大，这使得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压力不断增大[4]。丁磊则从具体问题的微观视角指出，中国自身的问题表现在国内反动势力日渐猖獗、暴力恐怖风险尖锐复杂[5]。对此，颜旭也认为，国内暴恐活动猖獗，反主流社会思潮不断涌现，我国维护社会稳定压力持续增大[6]。

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国际、国内两大层面出发，对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基本达成共识和一致。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多次强调及探讨，是基于我国国家安全所处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国内外复杂安全形势，是对世界发展大局、国内变化态势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国家安全观。这也表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正面临着愈加风诡云谲、变化多端的安全形势，大力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还缺乏对问题深层次地挖掘和多角度地探索。

二、关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哲学思想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的理论源泉与哲学基石。丁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安全思想中的国际和平观，同时还汲取了列宁关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保护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安全思想，并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价值追求和目标[7]。韩承鹏则分别以唯物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视角，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从世情国情出发，是对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的统筹安排；既坚守底线又统揽全局，既全面推进又重点突出，既立足于国内又着眼于国际；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创造人民美好生活”[8]。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国家安全理论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的历史逻辑基础。李营辉等人认为，毛泽东所提出的“三大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理论、三个世界理论”等思想对当代中国安全发展仍具有重大价值。其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我国维护国际安全的基本方略[9]。对此，丁磊也指出，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国家安全思想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0]。学者们的观点表明，总体国家安全观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安全思想阐发之精髓，是对国家安全认知飞跃升华的必然结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提供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基础。卢静从四个方面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秉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在“整体主义观念和系统性思维方式、人本思想、源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居安思危意识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11]。刘跃进也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在的散发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及“以民为本”的思想，本质上是其在当代中国的体现[12]。李营辉等人强调，以国泰民安、以民为本等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贡献了文化蕴涵[13]。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成功借鉴和汲取了西方发达国家安全理论的精华要素。卢静认为，随着“全球治理”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特别是欧盟在世纪之交时出现的“治理转向”，使得安全治理研究兴起[14]。丁磊也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逐渐发展和形成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及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对我国新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5]。

综上，国内学术界认为，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及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国家安全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精华成分”这四大方面，体现了其丰富、深厚、多元的思想来源，研究视角也具有全面性、完整性。然而不难觉察，对于作为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稍显不足，鲜有学者专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具体内涵及其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关性展开细致深入研究。

三、关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涵研究

（一）新国家安全战略体系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大多都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出发，以“五大要素”和“五大关系”为理论视角去把握及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神内涵。张然等人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覆盖社会全领域的安全战略体系，其丰富内涵与外延可以归结为“五大要素”与“五对关系”，是集内涵覆盖力、思想影响力以及现实解释力为一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同时也是统筹世界、亚洲与中国三位一体的安全战略格局[16]。程同顺表明，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要求重视全部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还要兼顾“五对关系”，其目标是要构建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17]。熊光清则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发展脉络的视角出发，认为其是从系统、全面、整体视角认识和把握国家安全问题，指导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18]。对此，鞠丽华也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构成要素上坚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了涵盖“十一个方面”安全在内的覆盖社会各领域的安全体系[19]。

（二）人民宗旨说

刘跃进持“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构成要素”的观点，指明其他方面和领域的安全相对人民安全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服务性和工具性，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这一表述中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20]。而后，他又在《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落实到国家安全各个领域》一文中强调，要将保障人民利益作为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通过贯彻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去克服我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问题[21]。郭强分别从“人民安全是国家的安全之本、综合体现、首要问题”这三方面佐证了“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价值观”的观点[22]。

（三）发展与安全辩证说

王勇认为，“既要重视发展也要重视安全，不能只顾发展而忽视安全，甚至为发展而牺牲安全，而要把两者统一起来，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23]。蒋熙辉也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坚持以发展促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坚持以安全保发展”[24]。学者们大都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我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观，扬弃了以往只注重传统国家安全，忽视和淡化非传统国家安全的观念，达到了发展与安全两者的辩证统一。

综上，国内学术界对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主要内涵界定的观点和意见相对统一，基本上都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列讲话精神延伸展开并加以论述分析，高度集中体现了党中央的精神意志。然而，对其内涵外延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理论层面或是文件解读阶段，少有学者根据我国安全问题的具体案例、结合实际问题来展开具体研究，缺乏一定的实践性、客观性以及针对性。因此，应当切实从我国当前面临的具体国情、世情出发，将理论经过具体实践的检验得以再一次升华。

四、关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研究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基于新时代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形势所提出，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实践性和时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性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将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视为全面而统一的有机整体。徐光裕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安全的整体性在于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安全，而不是只专注于某一个具体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国内外多维度安全环境下，保障国家正常的发展和维护国家的全面利益[25]。王明进也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汲取了国际上国家安全观念中积极的因素，充分体现了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的内涵更加丰富而完整和安全要素间的关系紧密而系统”这两个方面[26]。

（二）内部关联性论

此观点认为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内部各要素和各部分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密切关联。徐光裕指明，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强调自己国家的安全的同时，也重视相互安全与共同安全。即：不能只考虑自身安全，不顾他国安全[27]。郭强则分别从安全领域和安全逻辑的视域出发，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国家内部安全的强调。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但内部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需要越来越重视[28]。

（三）人民性论

此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人民安全观，人民性是其根本属性和内在要求。王明进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人民性在于：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基本价值理念；二是对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的追求[29]。郭强也指出，人民安全体现在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五大要素”之首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凸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追求和本质特征[30]。黎宏则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民安全的论述充分回答了国家安全“为了谁”的问题，突出了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内在统一，明确了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体现了新安全观更加注重人民安全的宗旨，实现了国家安全观核心理念的进一步升华[31]。

从当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主要体现在“体系的整体性、内部各要素的关联性、核心的人民性”三个方面，无不闪烁着历史思维、制度思维、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等智慧之光。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其具有开放性，而未对其开放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鉴于国内学术界对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基本特征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状，仍需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视角进一步展开细致入理的研究，加强系统化、针对性的学理分析。

五、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主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论述和分析，为新时代新形势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然而，笔者通过对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认为当前的研究状况主要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侧重宏观体系分析，缺乏各领域国家安全问题的具体类型研究

自2014 年4 月15 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便引起了理论界对这一新国家安全观的热切关注。许多学者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高度去探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体系布局，但鲜有学者以国家现实安全问题的微观视角为出发点，缺乏涵盖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这十一个领域安全问题具体类型的归纳和划分。并且，学者们关于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开放性已基本达成共识，却未对其开放性的边界做出明确界定。如此，是否会导致国家安全问题概念的模糊不清和无限泛化，进而影响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的针对性和作用发挥的实效性？我们反对美国将国家安全概念的肆意泛化，同时自身也应当作出清晰明确的界定，进而做到以理服人、先声夺人，占据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地。

（二）侧重理论分析，缺乏具体实践路径的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多数学者侧重于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中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阐释和延伸拓展，虽对其现实践履的方法和路径有所提及和探讨，但从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所处的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叠加交织、同鸣共振的紧迫形势来看，关于源自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的新国家安全现实问题具体实践措施和应对机制的研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理论产生于实践，也被现实形势所需要。学界需加强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运行机制和践行落实的多重具体路径研究，为我国新时代国家安全思想时代价值的有效发挥而架桥铺路、保驾护航，建构和打造意识形态上的“超级工程”，从而促进现实国家安全问题的切实解决。

（三）缺乏关于国家安全人民主体性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思想[32]，是对我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理论超越和创新发展，表明了人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主体性地位，并将人民提升到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仍停留在关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研究的初步阶段，少有专家学者以人民为出发点，通过国家安全人民主体性的视角展开细致的探讨和分析。例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军事学等多学科及跨学科为视角，关于“如何培养和增强人民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如何调动和发挥人民在巩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中的基础地位及核心作用？”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以期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