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

鲁迅文学院

《瞻对》

1959年出生的藏族作家阿来是当代中国一位重要作家，他与拉美文学渊源有很深的关系，特别是对神话的重述、对历史的再结构，都深受拉美小说家的影响。他是用汉语写作的作家，长期在四川藏区生活，并游走于川藏线和高原上，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藏区的历史和神话的书写，也是对遥远的拉美小说大家的呼应。对此，他曾经这么描述：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常常背着聂鲁达的诗集，在我故乡四周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漫游。走过那些高山大川、村庄、城镇、人群、果园，包括那些已经被丛林吞噬的人类生存过的遗迹。各种感受绵密而结实，更在草原与群山间的村落中，聆听到很多本土的口传文学。那些村庄史、部落史、民族史，也有很多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拉美爆炸文学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比如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等作家的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实践，就是把风行世界的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与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土著的口传神话嫁接到了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只能属于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语言系统。

1976年，17岁的阿来初中毕业之后开始务农，次年，他到阿坝州一个水利建筑工程队当工人，开过拖拉机，当过机修工，会摆弄那些复杂的机械。这一年的恢复高考使他进入到马尔康师范学校学习，毕业之后，他当了5年乡村教师，再后来，他到成都担任《科幻世界》和《飞》杂志的主编多年，使一本科幻杂志变成了畅销的出版物。2009年，不再担任杂志主编的阿来当选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在近30年的创作生涯里，阿来的写作大部分都是业余时间写作。

我第一次读到阿来的作品是在1989年，那一年我在书店里偶然见到了他的一部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是收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影响很大的那套“文学新星丛书”里的一种。通过《旧年的血迹》，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小说和当时很多作家的风格迥然不同，尤其和那个时期的先锋派小说家们不一样，带有着一种更加纯粹的藏区地域文化特质。收录在《旧年的血迹》里的，一共有10个短篇小说：《老房子》《奔马似的群山》《环山的雪光》《寐》《旧年的血迹》《生命》《远方的地平线》《守灵夜》《永远的嘎洛》《猎鹿人的故事》。这10个短篇小说叙事精湛、克制、语调舒缓，有着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所达到的尖锐度和深度，其中，地域文化、宗教、民俗学、人类学的潜在影响在字里行间中隐现，描述了一种人类的普遍状况。

1999年，阿来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月光里的银匠》，是在《旧年的血迹》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收录了他后来写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使他的中短篇小说序列显得整齐而具体。同年“行走文学”突然大行其道，各家出版社都策划了“走黄河”“走西藏”“走新疆”的活动，评论家李敬泽、作家龙东和林白他们走的是黄河，贾平凹、李冯、徐小斌走的是新疆，阿来和范稳等作家走的是西藏。当时在北京的西藏大厦，云南人民出版社召开了“行走西藏”丛书的发布会，阿来到场了。我看到他是一条精壮汉子，个子不高，沉默寡言，心中有数。“行走西藏”那套书印制精美，封面的色调是藏族喜欢的那种深红色，沉着而凝重，带有一些神秘而粘稠的力量。

阿来的那本长篇游记体散文叫做《大地的阶梯》，记载了他从四川进入西藏，仿佛是沿着大地的阶梯，不断地向上攀爬的过程。在阿来的脚下，在他的心目中，大地的阶梯似乎无穷地展开，一步步，向雪域高原而去，向着那神圣的拉萨进发，大地的阶梯不断地升高，升高到一个和天空接得很近的地方。《大地的阶梯》是一部10多万字的整体性的散文作品，其间弥漫着一种沉思者、游走者的思考和观察，对大自然、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境况的描述，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血肉。

《旧年的血迹》

阿来的作品不算多，总体上看，他是以少胜多的作家，作品几乎部部是精品。到2014年，除了上述提到的几部作品，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3卷本）、《格萨尔王》，以及非虚构长篇《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和散文集《看见》《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等作品。

《大地的阶梯》

阿来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这部出版于1998年、稍后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被认为是历届茅盾文学奖中最好的小说之一。对《尘埃落定》的评论和研究很多，我很难再在其赞誉有加的评论之上锦上添花。也许是在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双重影响下，阿来写出了他的这部最重要的作品，也许，这干脆就是一部是从石头缝里诞生的原创性小说，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以阿来天才般的对故乡四川阿坝藏族地区的注目所形成。

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的四川阿坝藏区。麦琪土司是当地的统治者之一。老麦琪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少爷为藏族太太所生，英武彪悍、聪明勇敢，被视为当然的继承人；二少爷为被土司抢来的汉族太太酒后所生，天生愚钝，被排除在权力继承之外，成天混迹于丫环娃子的队伍之中。麦琪土司在国民政府黄特派员的指点下，在领地上种罂粟，贩鸦片，暴富之后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土司中的霸主。其余的土司也纷纷效仿，开始种植罂粟。这时，麦琪家的傻少爷却改种麦子，于是，在罂粟花的海洋里，麦琪家的麦苗倔强地生长着。忽然，这一年内地大旱，粮食颗粒无收，鸦片也供过于求，价格大跌，无人问津，阿坝地区闹了饥荒，大批饥民投奔到麦琪麾下，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迅速增长。傻子少爷爱上了女土司茸贡的漂亮女儿塔娜。在黄师爷(当年的黄特派员)的建议下，二少爷逐步建立了税收体制，开办钱庄，在古老阿坝地区出现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雏型。二少爷回到麦琪土司官寨，在欢迎的盛会上，大少爷向弟弟投射了阴毒的眼光。一场家庭内部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又拉开了帷幕。而后，在解放军进剿国民党、挺进藏区的炮声中，二少爷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过去被他杀死的一个下属的儿子此时在寨子里出现，二少爷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久了……

麦琪土司家族与其余三位土司的权力之争、麦琪土司自己家族内部两个儿子的权柄之争这两条线索，构成了这部波澜壮阔的小说的主线。小说的时间跨度和历史场面的刻画，都达到了史诗的标准线，为此，阿来做了长期的准备。他说：

我准备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时候，就从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们那里学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不是模仿《百年孤独》和《总统先生》那些喧嚣奇异的文体，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自己得出的感受就是一方面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却深深地潜入民间，把藏族民间依然生动、依然流传不已的口传文学的因素融入小说世界的构建与营造中。在我的故乡，人们要传承需要传承的记忆，大多时候不是通过书写，而是通过讲述。在高大坚固的家屋里，在火塘旁，老一代人向这个家族的新一代传递着这些故事。每一个人都在传递，更重要的是，口头传说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地模糊，奇迹的成分一点点地增多，故事本身一天比一天具有了更多的浪漫，更强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

阿来十分精妙地描述了创造性的借鉴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态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把借鉴化为己用，他才可能写出本土叙事的杰作《尘埃落定》。阿来是一个很善于表达自己创作意图的人，他接着说：

是的，民间传说总是更多诉诸于情感而不是理性。有了这些传说作为依托，我来讲述末世土司故事的时候，就不再刻意去区分哪些是曾经真实的历史，哪些地方留下了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影子。在我的小说中，只有不可能的情感，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我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便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我知道，很多作家同行会因为所谓的“真实”这个文学命题的不断困扰，而在写作过程中感到举步维艰，感到想象力的束缚。我也曾经受到过同样的困扰，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这就是拉美文学给我带来的最深刻的启发。不是对某一作品的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对他们创作之路的深刻体会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尘埃落地》这部小说将藏区几十年的历史风云描绘得栩栩如生，历史在他的笔下成为荒诞的和魔幻的。小说中很多情节，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关于他曾经受到《百年孤独》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阿来十分清醒。他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认识非常深刻：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种文学大潮的出现，既与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新的艺术观念与技术试验有很大关系，更与复活本土文化意识的努力密切相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把马尔克斯们当成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的。至少，从众多的评介文字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印象。拉美的文学爆炸就像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假说一样，没有任何先决的条件。魔幻现实主义所受的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被忽略了，而作家们发掘印第安神话与传说，复活其中一些审美方式与认知方式的努力则更是被这种或那种方法论圈定了界限的批评家排除在视野之外。

从此，魔幻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未必明了的概念便常常用来指称所有具有超现实因素的作品。这种简单化的方式，把整个拉美的爆炸文学等同于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又等同于马尔克斯一个作家，马尔克斯一个作家又等同于《百年孤独》这一部作品。就其从把复杂纷纭的事物变得简单与绝对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很多批评家应该改行去做“数学家”了……即便我们要把中国作家所有的创新努力都算到模仿外国作家的账上，那么，一些具有异质感，有些超想象与超现实场景的作品，也绝非对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一个马尔克斯的反复模仿那么简单。

凭借作为一个作家的定力、创造力和顽强的掘进精神，阿来既能够创造性地吸收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又能够成功地摆脱来自拉美小说大师的影响，从而避免成为匍匐在大师脚下的爬虫。

阿来属于那种厚积薄发的作家，他一直在悄悄地积累，每次出差，都要带上几本当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理论著作，不到有把握的时候，他是不会拿出自己的作品的。即使是在演讲中，他也能够沉着地、口若悬河地、逻辑清楚地谈到他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的处境，对母语的理解、对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关系的理解，非常具有启发性。他侃侃而谈，从他在美国参观了一些印地安人的保留地谈起，由此犀利地进入到对少数民族作家处境的探讨上，讲述了用非母语写作的两难处境和具有的优势。阿来在2009年6月22日曾经在大连理工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开篇谈到了他在墨西哥的旅行见闻和拉美文学的影响：

去年（2008年）10月到11月，我有机会去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作了一次不太长的旅行。我要说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一方面是与过去只在文字中神会过的地理与人文遭逢，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初上文学之路时最初旅程的一次回顾。在这次旅行中，我携带的机上读物，都是20世纪80年代阅读过的拉美作家的作品……之所以提起一段本该自己不断深味的旅行，是因为在那样的旅途上自己确实想了很多。而所思所想，大多数与这次演讲的有关民族与世界的题目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对我来说，在拉美大地上重温拉美文学，就是重温自己的80年代，那时，一直被禁闭的精神之门訇然开启，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着我们扑面而来。外部世界精神领域中的那些伟大而又新奇的成果像汹涌的光向着我们扑面而来，使我们热情激荡，又使我们头晕目眩。

从2005年到2009年，阿来以两年一部的速度，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空山》三卷。第一卷包括《随风飘散》和《天火》，第二卷包括《达瑟与达戈》和《荒芜》，第三卷包括《轻雷》和《空山》，都是两个部分。这三卷六部小说总字数在65万字，是相当厚重的。但阿来结构这部小说的时候，则显得举重若轻——这是一部结构机巧、以六个大中篇构成的“橘瓣式”长篇小说，六个部分以向心的结构，从各个角度，叙述了历史和时间是如何造成了人的村镇逐渐地变成“空山”的状态。一开始，读者很容易从书名上判断这部小说带有浓厚的禅意，因为“空山”是禅宗一个很重要的意象，“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小说《空山》的结构是阿来呈现的新的探索。六个部分构成了首尾相连的花瓣式样的结构。从内容上说，《空山》继续了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对历史的追寻和发问，结构了一个叫机村的地方的当代历史，并予以深度的批判。机村，实际上是阿来对自己的故乡的代称，是他从故乡再度出发的一个原点。三卷本、长达60多万字的小说《空山》，以很多人与事的纠葛、在藏区特殊的文化地理环境中，环绕成一个巨大的花环状的叙事圈，展现了20世纪的历史在一个偏僻的边地乡村的浓重投影，是阿来为一个叫机村的乡村所立的从1949年到1999年长达50年的传记，这个传记由人的命运、形象、语言、声音和他们的关系构成。

2009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格萨尔王》。这部长篇小说是阿来与苏童、叶兆言和李锐一起参加的英国某个出版机构所发起的“重述神话”写作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秀作家来讲述自己民族的神话故事，有点像命题作文。但是，阿来的这部小说可能是这个系列里最好的，因为《格萨尔王》本来就是世界最古老的神话史诗，在藏族民间艺人的口中，一直流传了一千多年。据说，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分别长达15693行和12110行，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长达20多万行，而《格萨尔王》则有150多万行。

《空山》“三部曲”

这么巨大的一个口传史诗，如何把它变成一部小说呢？阿来举重若轻，全书分为三部，第一部《神子降生》，讲述了格萨尔王降生人间的过程；第二部《赛马称王》，选取了格萨尔王成长为王的一些关键性故事；第三部《雄狮归天》，则讲述了格萨尔王的最终回归天界。阿来以神话原型在当代变形的方式来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让神话在当代开出了文学的花朵。在小说中，阿来精心设计了两条并进的叙事线索：一条以千百年来在藏人中口口相传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为底本，侧重讲述格萨尔王一生降妖除魔、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格萨尔王传》是全世界最为浩大的活的史诗，光现在整理出版的就有70多部，百万以上的诗行，人物众多，故事浩繁，阿来精选了最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在细节上精雕细琢，着力以现代人的视角诠释英雄的性格和命运，赋予神话以新的涵义和价值。

《格萨尔王》

另一条线索，则围绕一个当代的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晋美的成长经历展开。阿来将他所接触到的众多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经历、性格和情感，浓缩到了晋美这个角色身上。牧羊人晋美偶然得到“神授”的说唱本领，从此四处流浪游历，以讲述格萨尔王的故事为生，逐渐成长为一个知名的“仲肯”。他在梦中与格萨尔王相会，与格萨尔王莫逆于心，当格萨尔王对无休止的征战感到厌倦时，晋美也醒悟到“故事应该结束了”。在说唱故事最后的一章到来的一刻，他也结束了自己的“仲肯”身份。因此，这部小说还带有元小说的元素，正如每个格萨尔说唱艺人心中都有一个独特的格萨尔王一样，阿来在这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对格萨尔王、对藏民族精神的新的理解和阐释。阿来笑称：“晋美就是我。”通过晋美之口，他讲述了一个与传统史诗不大一样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不大一样的格萨尔王形象。以往的说唱艺人张扬的是格萨尔王的神性，阿来着力揭示的是格萨尔王的人性一面。阿来希望借这本小说，带领我们走入藏民族的历史，也走入藏族人的内心，阿来试图通过这本小说实现当代和古老文明之间的对话，进而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2012年，阿来推出了《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阿来说，城市里的花草，跟城市的历史有关。它们是把自然界事物和城市连接起来的媒介，同时也把我们带到一个美的、文化意味悠长深厚的世界。写海棠时，他想到贾岛在四川的乡下做小官，看到西府海棠林时写下“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纵使许昌持健笔，可怜终古愧幽姿”。宋代陆游写梅花，“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当时的“锦城西”如今在成都的二环内，除了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外，没有什么建筑留下来了。寻找一个城市的记忆，不一定到博物馆或者找一两件文物、线装书，把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就是一种文化。

2013年8月，他在《人民文学》当月的杂志上发表了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获得了当年的“人民文学非虚构文学奖”。这部非虚构历史作品描述的是四川藏区一个康巴人居住的县城市镇叫做瞻对的地方，在清初到民国时期再到共产党执政之后，几百年之间与中央政府、地方政权的关系。彪悍的康巴人不断地挑战经过这一地区的中央政权的声音，于是，几百年的时间里，这样一个铁疙瘩终于被融化了。瞻对，这个清朝雍正年间只有两三万人的地方却惹得清朝政府7次对之开战，且每次用兵都不少于两万人。民国年间，此地的归属权在川藏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这样的对抗为何竟持续了两百余年？在这部书里阿来夹叙夹议进行了解读：固然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当地人性格彪悍、难以制服，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落后的时代、落后的社会制度以及长期形成的盲目“尚武”等习气。

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至今依然是困扰全世界政治家的难题，《瞻对》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难得的是该书既有历史的严谨又有文学的生动。作品从1744年抢劫案说起，极其清晰地呈现出战情的跌宕起伏，但是阿来没有靠虚构，不去写乾隆皇帝如何龙颜大怒，而是根据皇帝圣旨和官员之间的往来把这些写得头头是道。

阿来称“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已非常精彩了”，故而本次选择了非虚构文体。但他认为“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这里边包含他强烈的愿望，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希望这个国家安定，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