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菱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讲述了机村女人斯烱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风云变化中，如何保护自己的蘑菇圈与得到蘑菇圈的生命滋养，从而一路延续生命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作者对生命问题的哲理与诗性思考。这里讨论的生命哲学，在于生命的源头是什么，生存的状态如何，生命如何延续，人们如何在物质丰饶与价值观崩坏的状态下追求生命的圆满，我们如何建立与自然以及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蘑菇圈》的获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生态问题严峻化投射到文学领域的自觉与警醒。在当今大众传媒中频频播报的冰川融化、极端天气和生物灭绝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以及人们逐渐能够体察到的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切肤之感，使得文学对于生命与生态的表述更具有现实意义。阿来肯定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用，在当今的现实状况下文学何为，是否也具有同“蘑菇圈”相似的象征意义。值得思考的是，在消费社会以及现代精神危机的浪潮下，文学是否还能作为一种有力的精神力量，对人类的生命问题以及精神本质带来所期待和所追求的影响。

《蘑菇圈》

一

蘑菇圈这个意象在小说中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命之源的象征。“传说圈里的蘑菇是山里所有同类蘑菇的起源，所有蘑菇的祖宗。”作为藏区的山珍，它具有经济意义上的特殊性也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异质性，这促使人们追逐攫取。但这并不是一个立足于边缘的个别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这篇小说中，能感受到作者有意淡化长期以来中心对边缘的凝视，减少对藏区文化特质性的表达，不再以“他者”的身份来叙述。少数族裔的文化是其背景，而阿来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讲述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提出的也是适用于所有人的问题。

蘑菇圈的象征意味，在小说中内化为阿妈斯烱的一种生命力量。无论历史与现实如何变迁，阿妈斯烱对于蘑菇圈，一直抱着朴素的爱护与珍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让斯烱孕育了生命，也孕育了生存智慧。“山上的东西，人要吃，鸟也要吃。”这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斯烱的生命哲学。除此之外，对人性的参悟也使得阿妈斯烱这个人物形象带上了一丝“神性”。即使在自己心爱的儿子胆巴的请求下，她也不愿意敞开蘑菇圈的奥秘。因为她知道，人并没有变好。“他们上山只是碰见蘑菇，而从不记住，是哪一块地方给了他们蘑菇。”是什么创造了生命，又是什么延续了生命？不尊重生命，不心怀感激的人何以延续生命？然而，即便看透他人，斯烱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母性与怜悯的心态，并没有把蘑菇圈当成私人物品，而是看作自然的庇佑，并且这种庇佑也通过她延续给了其他人。

二

阿来认为，中国的小说传统持续地关注于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叙述。在他的文学世界中，自然的美常常以一种诗意的语言呈现，而自身嘉绒的藏文化背景，也使他的表述流露着一种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的味道。包括阿妈斯烱充满生命哲理与生存智慧的话语，以及她与蘑菇圈之间隐秘的互动与联系，这类语言文字表达与故事情节设置，使阿来的作品在讲述历史现实与批判反思的同时，依然带有一丝留给希望的温情与浪漫。

阿来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往往带着一种纯净的诗意与美感。“谁也不知道机村在这雪山下的山谷中这样存在着有多少年了，但每一年，布谷鸟都会飞来，会停在某一株核桃树上，某一片白桦林中，把身子藏在绿树阴里，突然敞开歌喉，开始悠长的，把日子变深的鸣叫。”机村人的劳作蕴含着传统农耕生活的节奏感，这种韵律，按照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这里的人民几百年来未曾变化的生活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乡土的环境与乡土的生存方式凝结了数千年来的智慧，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某些属于过去的特质往往勾起人们的怀旧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思乡”。因为在这样一种封闭、自给自足的原生态文化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是非主宰与征服，而仍存有赞美与感激的。

海德格尔借荷尔德林的诗句“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赞颂那种依附于大地根基上的自然劳作所具有的诗意。机村人一开始沿袭着传统古老的耕作方式，原生态的自然生长，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共同生长消亡的生活理念。小说开篇描写在每一年听到第一声布谷鸟的鸣叫时，所有人停下手中的活，小小地停顿一下，并且总有某个人会说，蘑菇要长出来了。这种诗意而悠然的停顿随着故事的展开逐渐消失，机村再也看不到这种有规律、有节奏的生活与劳作了。工作组入驻，机村人在他们的带领下盲目提产，致使经历饥荒。后来人们变得逐利而为，受到市场经济和商业利益风向的引导，在山里横冲直撞地扫荡松茸。甚至明知这样下去山林将被破坏殆尽，他们也侥幸地抱有万一以后又有什么东西值钱的愚蠢指望。

“凡人以拯救大地的方式安居……拯救真正的含义，是把某个自由之物置入它的本质中。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把大地盘剥殆尽。拯救大地不是主宰大地，征服大地。主宰和征服同贪得无厌的榨取仅仅一步之遥。”机村失去了以往敬畏自然的信念，从接受“思想武器”认为可以主宰和征服自然，到走向贪得无厌的榨取，人们与山林逐步走向了末路。机村社长的悲剧也正是其中一个缩影。面对工作组的指导，机村社长从一开始质疑，到接受，到不安，最后畏罪。这种罪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自然之道、自然之法的罪责。土生土长的机村社长因此感到罪孽深重，绝望自杀。指导了这一切的以刘元萱为代表的工作组，并没有在心灵的层面上受到影响，而是在不断的政治斗争中起伏前进，展现了另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与自然无关的，更是与诗意相去甚远的。从一开始的安居乐业到后来的人心不复，也正是这样显著的对比突显出了作者对诗意栖居失落的叹惋与反思。

三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觉自身存在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是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当事人，因而其中所应明确的责任感是无法避免的话题。阿来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长足地显示在其创作之中的，不仅将现实问题呈现出来，更是对历史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阿来的创作中，总是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地方保护主义与全球化等等关系的思考。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扎根于人本主义思想，对于当下人们生存状态与精神危机有着强烈的批判与反思。阿来认为，“变成充满现代型的人，才是真正的现代化。”作者的讲述，并非是要反对所有正在发生和发展的一切，而是要在一片喧嚣中强调，什么才是人类的精神本质，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生活，怎样追寻生命的圆满。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阿来呈现了故事，提出了问题，但却始终有着覆水难收的无力感，毕竟这并不是靠一个简单的答案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的问题。作者所怀有的美好愿景，也只是寄托于人性会变好、“蘑菇圈”能够生生不息之上，从这个层面来说，此种指望也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迷茫和浪漫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