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华

作家，2018年12月28日逝世，享年79岁

“我爱以色列，但我并不喜欢她。”阿摩司·奥兹（Amos Oz）享年79岁安详离世。他的这句格言应该镌刻在他的墓碑上，因为它以朴实、简洁的言辞道出了他对于以色列深沉、纠结的矛盾情绪：以色列是爱，也是黑暗，因爱而倍感黑暗，因黑暗而万倍地爱。作为世界主义者，奥兹无需家园;作为以色列的一名后裔，奥兹却终身被笼罩在家园梦里。

奥兹讲述以色列后裔个体的爱怨痴嗔，却隐喻着一个民族的苦恨情仇。他的故事里，家的悲剧乃是民族苦难的缩影，民族苦难却是人类命运的寓言。他笔下的人物，最典型的乃是《爱与黑暗的故事》中那个“我”——一个永远流浪在记忆深处的虚构的奥兹，将欧洲理想化为“应许之地”，但对自己脚下的土地充满着深沉的感激之情。

世界主义作家

1939年，希特勒不宣而战，攻入东欧巨人的心脏——波兰，接下来就是600万犹太人魂断欧罗巴。这一年，阿摩司·奥兹出生于耶路撒冷。他父亲来自前苏联的敖德萨，他母亲来自波兰的罗夫诺。他的父母都能读写多种语言。仅就语言摹因，就足以将奥兹锻造为一个多元文化情怀的世界主义者。欧洲传统和希伯来传统融于奥兹的血脉。然而，这些传统互相抵牾，甚至尖锐冲突，也构成了奥兹特异生存境况以及表达这种特异生存境况的黑暗背景。

在这种黑暗背景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张力中，奥兹通过家族悲剧再现民族记忆，以民族记忆涵养超越地域的爱，在内在与外在的双重流亡中传承希伯来启示文学的诗学精神。对于欧洲文化，他充满着依恋而又抗拒的矛盾情绪。一方面，欧洲是“应许之地”，“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犹太人怀藏着真正融于欧洲的企望。另一方面，欧洲又无时无刻散发着奇妙而富有杀伤力的诱惑，对犹太人而言欧洲又是一片禁止入内的花柳繁华之地。奥兹心中装着这么一种启示录般世界主义，而置身于一个“大世界”中。这个世界开明、外在、自由而且虚伪，遥远、迷人、美轮美奂但杀机四伏。这个世界容不下犹太人，尤其不喜欢犹太人在以色列土地上的艰辛劳作，“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大世界满壁涂鸦，喝令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当举家踉跄奔突到巴勒斯坦，大世界又喧嚣囔囔，驱使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世界之大，却容不下七尺之躯。“就连以色列的土地也十分遥远。”

奥兹12岁那年，对现实极度幻灭的母亲自杀身亡。随后，奥兹与父亲反目。14岁的奥兹悲壮出走，融入胡尔达基布兹（本土以色列人的集体农庄），一起建构本土以色列神话。基布兹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其乌托邦氛围皆灵想之独辟，总非人间之所有。晴耕雨读，犁铧和纸笔浑然一体;《圣经》中流蜜流奶的土地，在当今却是鲜花与地雷并存。新一代以色列拓荒者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耕耘。基布兹原意是“聚居”，其构建者的最初愿望，是将和平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杂糅为一个乌托邦社会。然而，这里战争氛围肃杀，弹痕犹新，轻轻一碰也会流血。奥兹在基布兹世界饱尝了以色列本土体验。奥兹还亲身为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参加了“六日战争”和“赎罪战争”。

受基布兹派遣，奥兹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与文学，开始了文学生涯，20世纪60年代凭《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一举成名，跻身当代希伯来语重要作家行列，成为新一代以色列作家的文学代言人。刚一起步，奥兹就试图通过透视神秘的家庭关系把握个人命运，反思民族历史，以史诗的述说启示人类的未来。

2002年，奥兹出版《爱与黑暗的故事》，以自己为原型，交织家族线索和民族历史，呈现启示的诗学，对个体的心灵世界进行哲学探索，呈现以色列与欧洲，以色列与阿拉伯，个体与世界，心灵与神性之间的悲剧性沖突。奥兹的作品被译为30多种文字，摘取了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以及西班牙世界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并一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角逐者。

已经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奥兹坚信“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于2007年和2013年两度来到中国，并以《我的米海尔》《爱与黑暗的故事》《乡村生活图景》等作品享誉于中国读者之间。

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序言中，他再次表明自己的世界主义立场，“犹太人与欧洲人的对话尚未结束，万万不能结束”……“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于是，奥兹不仅是“以色列的良心”、而且也应该说是“人类的良心”的象征。

和平主义：政治见解

《爱与黑暗的故事》问世前后，以色列公共空间爆发了“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激烈争论。奥兹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六日战争”之后，已经宣称必须以“两国”方式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争，并发起了“现在和平”运动。于是，在以色列共同体内外人们的普遍想象中，奥兹乃是一名“后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他厌恶且恐惧战争，断言“即便是不可避免的占领也是败坏的行为”。

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内核的古典以色列本土政治神话，在他的作品中被和平的愿景所解构。

《爱与黑暗的故事》这部小说既是对一出家庭悲剧的私密记录，又是新以色列国创建的生动叙述。他不是一个信心满满的基布兹主义者，而是一个苍白羸弱的儿童，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世代冤仇的两个共同体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故事中那一对善良的父母，负载着奥兹的政治见解和道德情怀。

忍让、自律、宽容、对话，构成了奥兹世界主义的基本精神。邻国凶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以色列的宿敌。但奥兹坚信，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人聚居的耶路撒冷，两个共同体确实不应该“相煎太急”。

以色列建国，不可能兵不血刃。阿拉伯人的同仇敌忾，亦非毫无缘由。奥兹信仰温和，坚信人的善良本性。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聚居一城，本为骨肉同胞，仇恨决非绝对，对话与和解是为沧桑正道。

即便是对哈马斯这种极端主义组织，奥兹也从“观念”高度上去考量：“哈马斯不仅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而且更是一个观念，一个源自多数巴勒斯坦人惨遭遗弃和备受挫折的绝望而又疯狂的观念。武力击败不了任何观念……为了击败一个观念，你必须提供一个更好的观念，一个更有魅力和广为接纳的观念……以色列人必须与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及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对于饱受战争摧残和冲突困扰的动荡地区的人们，这种和平主义堪称黑暗之中“爱”的光辉，尽管非常脆弱和过分柔和。

希伯来启示文学的传承

流亡，是犹太人的独特体验。奥兹的史诗书写就是为了呈现这种独特的人类体验。流亡，回归，再流亡，犹太人的历史乃是千百年受压迫遭放逐的苦难史。

他们经过散居而定居，经过定居点的民间互助而进入了基布兹时代。他们在祖辈的土地上创造人间奇迹，就像先知和拉比所创造的奇迹那样。奇迹之中最奇者，乃是通过以色列的建国而导致了犹太人的脱胎换骨，犹太复国主义铸造了民族身份，而身份认同又确保了犹太文化的根脉。

《爱与黑暗的故事》之中那个家庭，以及《我的米海尔》之中的人物，个个饱读诗书，研读的对象延伸到日耳曼的古代，犹太传统和欧洲传统以他们的灵魂为战场展开厮杀。不堪记忆与精神重负，以及不堪现实的幻灭自杀的奥兹之母亲，乃是这种流亡体验的基本象征。奥兹的史诗书写之中，家庭的神秘悲剧、民族的苦难历程，借羸弱苍白的个体，以如歌的呢喃，吟唱出当代以色列人的灵魂启示录，传承了希伯来启示文学的诗学精神。

宗教史家雅克布·陶伯斯说，流亡就是民族的荒野状态，以色列人在这种状态之中一直流亡，直到末日。犹太人受过千年迫害，他们没有家，却拥有一个家的梦想。以色列国的建立并没有消灭这个梦魇，却强化了他们心中那片厄运的阴影。

厄运的威胁，从来就没有缓和过，他们从来就没有感到过安全。这种不安引起的焦虑与孤单，贯穿着犹太人的强烈历史意识。在流亡的体验中，在频繁的战事中，每一个犹太人都作为牺牲品，被献祭给了命运。

像那个徘徊在奥兹记忆之中的少年那樣，所有以色列人的孩子们的未来，永远都伴随着“丧失家园”的危险。为了克服丧失家园的梦魇，奥兹把希望寄托在记忆之中自杀的母亲身上。他幻想着，在风雨交加的黑夜，与“爱”不期而遇，就像同一个站在桥上意欲轻生的女人相遇，将她营救，为她斩杀巨龙，为她铺展夕阳下祥和的田园。循着美丽田园中的曲折小路，犹太人的新一代开拓者再次通向荒野，继续寻找家园。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