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六 辉

基布兹是建立在平等、公有、自愿原则基础上的以色列合作社组织。自诞生以来，基布兹不仅充当了以色列的立国基石，为以色列的经济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且为人类的公有制实践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1]被誉为20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实践。[2]对基布兹危机和改革研究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犹太学者，其专著和学术论文都较为丰富，除了对基布兹的危机和改革进行整体性研究外，[3]还注重从不同视角研究基布兹的危机和改革。[4]国内学界对基布兹的研究起步较晚，多见于对基布兹发展历程、发展经验的介绍和研究，[5]对基布兹危机和改革的研究较少。[6]对基布兹人口危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均无系统性研究。基于史料和前人研究，本文拟以以色列基布兹的人口问题为分析对象，研究基布兹人口危机的由来及产生原因，分析基布兹的现状、转型发展及未来走向。

一、基布兹的人口危机

1909 年，由7 人组成的犹太团体在加利利湖（Galilee）南岸以集体合作的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和生活。次年该团队离开，一个12 人的犹太团体接替他们定居下来，实行资产集体所有，薪酬平等分配，并把这块地命名为德加尼亚（Degania）。[1]在充分吸收德加尼亚集体原则和平等原则等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1921 年9 月，伊恩哈罗德基布兹（Kibbutz EinHarod）建立，[2]基布兹正式登上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舞台。

在基布兹中，成员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均为集体所有，生产和劳动统一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其运行结构如下：

其一，所有重要事项均由全体成员大会决定，管理人员被称为“协调员”，由集体大会选举产生，并实行轮换制。其二，所有经济活动都以集体为出发点，个人工作岗位依据集体需要统一安排，生产所得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分配，个人使用的生活用品也由集体按照平等原则统一发放。其三，依据年龄将儿童送入集体教育体系的不同阶段进行学习和生活，即便刚出生的婴幼儿也由集体照顾。集体教育的主题是基布兹的价值观，并且鼓励学生学习之余从事基布兹的生产劳动。

正是凭借其高度的民主管理和集体主义优势，基布兹迅速适应了巴勒斯坦地区复杂的政治和自然环境，成为吸纳犹太移民、建设定居点的主场所。1923 年夏，基布兹数量达到24 个，人口达到了1,891 人，分别是莫沙夫（Moshav）[4]数量和人口的1.6 倍和3.5 倍。[5]第五次“阿利亚”运动（Aliyah）期间，[6]基布兹迎来了人口的高速发展，仅1936 年至1939 年三年间，成员的人数便从10,635 人增至17,839 人，增长幅度达到了67.3%。[7]

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展现了发展上的优势。20世纪50 年代，基布兹农业产量在以色列农业总产量中的占比超过31%。[8]到20 世纪60 年代，基布兹农业已成为以色列经济中生产力和效率最高的产业。与此同时，基布兹工业产值也在快速增长，20 世纪60 年代，其工业产值每年增速15%—30%。[9]

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促使基布兹人口急剧增长。1980 年基布兹人口达到11.1 万余人（见表1），到1985 年增至125，200 人，达到当时历史最高水平。[10]

表1 基布兹数量和基布兹人口（1910—1980 年）

然而，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基布兹的人口发展出现转折。1986 年至1989 年，基布兹迁出人员远超迁入人员（见表2）。而且在这些迁出人员中，青年人占了很大比例，造成25-34 岁的成员数量在短短几年中下降了11.4%。[1]与此同时，基布兹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从1985 年的24.0%下降到1993 年的15.2%。[2]老龄化问题也日益严重，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从1948 年的1.4%上升到1983 年的9.3%。[3]基布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和活力，陷入了人口危机，严重威胁其生存和发展。

表2 基布兹迁入人员和迁出人员

从表面看，基布兹人口危机的产生是由于人口减少而造成的，而实质上导致危机发生的背后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工业化的冲击。基布兹的工业生产可以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但受当时生产力条件所限，发展一直很缓慢。1940 年，6000 多名成员中只有815 名在工厂工作。[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市场逐渐饱和，土地和水资源出现紧缺，以色列政府开始限制各种农作物的生产配额，这使得基布兹的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过多依靠农业生产的做法已经满足不了其迅猛增长的就业和消费需要。在以色列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基布兹开始推行工业化，并在20 世纪60、70 年代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基布兹的工业企业数量从1956 年的75 个增加到1960 年的100 个，又增加到1973 年的235 个。[5]到1977 年，75.2%的基布兹至少有一个工业企业，24.5%的基布兹有两个及以上工业企业。[6]从事工业领域工作的成员数量也在激增，1972 年基布兹33,335 个成员中有10，591 人在工厂工作。[7]

虽然工业化在基布兹得到了快速推进，但同时工业化也破坏了基布兹经济原有的运行基础。工业化使基布兹变成了规模较大、差异性也较大的工作场所，其发展需要更广泛的部门分支、更多样化的职业分工以及更专业的职业技能。而且，随着经济运营部门在基布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工厂的管理者、经济专家的声誉和威望越来越高，他们开始要求享有和外界社会对等职位的权力和待遇。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剧了基布兹内部的差异化，促使精英阶层出现，威胁到基布兹的社会结构，冲击着平等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造成普通成员公共权力的减弱和疏离感的形成，进而导致其工作动机出现问题，使基布兹原有的组织管理系统难以发挥作用。

不仅如此，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尽管基布兹的传统观念认为雇佣劳动力是资本主义剥削的表现，但为了缓解劳动力匮乏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基布兹开始雇佣非基布兹成员，非基布兹成员的数量也从1951 年的1,400 人上升到1965 年的10,000 人，占当时基布兹总劳动力的19%。[8]在工厂，非基布兹成员占比更高，1969 年和1970 年连续两年均达到52%。[9]虽然后来基布兹制定了减少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措施，使工厂中的非基布兹成员占比有所下降，但雇佣劳动力的做法已被基布兹普遍接受并实施。大量非基布兹成员进入基布兹，不仅打破了过去消极雇佣甚至拒绝雇佣劳动力的原则和做法，而且这些非基布兹成员对薪酬及地位的诉求，破坏了基布兹内部的分配原则和平等状态。

同时，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生活水平改善也使基布兹分配时所遵循的纯粹集体主义原则开始松动。绝大部分基布兹开始在个人预算分配的基础上实施包容性预算原则，即以基布兹设定的支出项目为依据，将划拨给每个家庭成员的预算整体打包，分配给家庭一笔总的金额，具体如何消费由每个家庭自己掌握。随着需求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成员们越来越难以从基布兹设定的支出项目中获得更多的分配预算，以满足独特的、非基本的需求。当基布兹长时间难以满足成员的消费要求时，成员对基布兹的不满情绪便油然而生。

第二，意识形态认同感的削弱。基布兹从筚路蓝缕到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这种意识形态充分吸收了犹太复国主义、[1]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并将它们紧密的结合起来。第一代基布兹人是意识形态坚定的移民者，他们的既定目标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犹太民族实体。随着第一代基布兹人老去，第二代基布兹人成长起来，他们缺乏父辈们从无到有建设基布兹的艰辛经历，缺乏父辈们饱含激情的开拓精神和革命精神，缺乏对集体、基布兹运动和其他成员的感情。20 世纪60 年代的一项调查显示，几乎近一半的第二代基布兹人表示他们依恋基布兹只是因为他们习惯生活在基布兹。[2]

到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人本主义心理学开始在基布兹传播并迅速流行，[3]越来越多的基布兹年轻成员想要摆脱集体对个人的束缚，呼吁建立个人与基布兹的新关系，即建立一个使每个人能够坚持自我、实现自我的社会。当他们发现实现自我的意愿无法在基布兹实现时，便选择离开基布兹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第三，政治号召力的减弱。在伊休夫（Yishuv）时代，[4]无论是从定居点的建设到开拓疆域，还是从安全防御到以色列建国，基布兹都展现出了强烈的先锋示范力量。然而，以色列建立后，基布兹没能延续其光荣历史，也不再享有国家成立前所获得的巨大威望。

在政治地位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基布兹的诞生既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物，更是实现这一目标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因此建国前，基布兹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广泛的关注和支持。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确立的目标得以实现，犹太领导者开始把目光聚焦到如何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以色列国家。为了将国家置于中心地位，以色列新政府取消了包括基布兹在内的众多机构的独特地位，这无疑是对基布兹之前特殊地位的削弱，而以色列执政党的改变则是对基布兹更为沉重的打击。

从1948 年建国开始，工党（Israel Labour Party）作为以色列的第一大党，长期控制着以色列政权。由于工党主张在以色列实行民主社会主义，而基布兹的建立和运行正是这种理念的印证和践行，因此两者关系亲密。据统计，在工党执政期间，有三分之一的内阁成员是基布兹成员。[5]基布兹通过这些内阁成员以及其强大的游说能力在政府机构特别是农业部、教育部、工商部甚至是国防部中影响力巨大。这不仅给基布兹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还给基布兹带来了公共权威和社会地位。然而在1977 年5 月以色列第九届议会大选中，一直敌视社会主义政党的左翼政党利库德集团（Likud Party）打败工党成为执政党，这对基布兹运动而言是一场“政治地震”。利库德集团主张自由主义原则，大力推行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基布兹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显然违背了利库德集团的执政理念和方针政策，因此新政府不仅从经济上消减对基布兹的支持，而且大幅度削减基布兹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减弱基布兹运动在政府部门中的影响力。[6]基布兹在政治上失去了发言权，越来越被边缘化。不仅如此，随着理想主义热潮在以色列的退却，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开始理性看待基布兹。基布兹存在的很多问题，如雇佣贫困阶层劳工、青年问题不断增多等，使其逐渐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基布兹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地位被削弱，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急转而下。

以色列建立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新建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便是如何安置大量移民。虽然基布兹做出了积极响应，却未能像建国前那样发挥吸收移民的重要作用。1948 年国家成立时，基布兹的居民只有5 万左右，而1948 年至1952 年间的犹太移民达到了70 万人，如此多的移民对于基布兹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组织来说根本无法吸收和消化，况且移民中只有少数人认同基布兹的生活方式。因此，建国后的十年间，尽管基布兹人口从5 万余人增长到7 万余人，但与200 万的犹太人口相比，占比从建国时的7%下降到不到4%。[1]

在定居点问题上，建国前基布兹是定居点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建国后，由于难以招募大批新人，加上很多成员从新国家中看到了机遇，选择离开基布兹，造成很多基布兹元气大伤，基布兹运动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上。从1951 年到1958 年底，每年新建基布兹定居点的数量不到5 个，且只有少数新移民加入，而主要为移民建造的莫沙夫数量则是基布兹数量的4 倍。[2]与莫沙夫相比，基布兹在定居点建设和安置移民方面劣势明显，特别是利库德集团执政后减少了对基布兹定居点的支持，基布兹在定居点建设方面的作用更加弱化。

第四，经济危机的直接影响。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经济危机的浪潮席卷了以色列，恶性的通货膨胀对以色列经济和社会造成了直接而深远的破坏。同国民经济的整体衰退一样，基布兹同样陷入困境和危机。

经济危机前，大多数基布兹在财政上依赖政府和银行的贷款。由于多年来基布兹卓越的经济表现以及所有基布兹债权人的相互担保，政府和银行在为基布兹提供贷款时从不犹豫，基布兹很容易就可以申请到多次贷款。而基布兹领导人却把大量贷款用于改善家庭和社区环境，并没有过多的用于经济生产和建设。当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发生时，基布兹财政已经债台高筑，无力偿还。1982 年，联合基布兹运动（United Kibbutz Movement）和全国基布兹运动（All-Nation Kibbutz Movement）两大联盟收入为27 亿美元，[3]债务总额为14 亿美元，比例约为1∶0.5。而到1988 年，两大基布兹运动拖欠债权人44亿美元，他们的收入却只有31 亿美元，负债比率为1.4：1。换句话说，在收入只有小幅增长的同时，仅六年间基布兹的债务增加了近两倍。[4]1988 年政府和银行冻结了基布兹的信用额度，导致与基布兹有合作关系的金融集团破产，基布兹运动的工厂和财政资金面临崩溃，成员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同时，基布兹相当多的农产品是以出口为导向，以色列政府为缓解经济危机采取的汇率冻结政策无疑更加重了基布兹经济的恶劣状况。

对于基布兹成员而言，这次危机是毁灭性的，士气和自信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打击。一位成员这样说道：1985 年7 月，我们意识到了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强大，现在我们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软弱。[5]越来越多的成员对基布兹及其生活方式的自豪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怀疑、失落和羞耻感。一部分成员因此离开基布兹去追求更有吸引力的生活，而留在基布兹的成员则人心惶惶，年长、失业的成员对基本生活和医疗能否得到保障感到不安，中年成员对能否为孩子提供良好教育深感担忧，年轻成员则疏离集体生活，并寻找机会脱离基布兹。这样一种氛围对本已深陷危机的基布兹无疑是雪上加霜。

二、基布兹内部改革

面对如何解决基布兹的危机和矛盾，基布兹内部形成了改革派和传统派。改革派由意识形态认同感较为薄弱、追求自由管理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经济运营部门管理者、经济技术专家以及基布兹出生的年轻人组成，他们认为基布兹危机源于组织结构和价值体系不符合社会的发展，只有改革才能适应自由主义经济，满足内部变化的需求；传统派则由意识形态认同感深厚的基布兹成员组成，他们捍卫基布兹价值观和传统做法，认为危机只是暂时的，而改革则会毁掉基布兹。大多数成员赞同改革派，同意对基布兹进行改革，只不过对改革内容和改革程度存在不同的看法。

就在双方进行激烈争论的同时“贝特奥伦事件”爆发，[1]1987 年，以色列贝特奥伦基布兹（Kibbutz Beit-Oren）因严重的财政危机，致使其成员大量出走，被迫宣布解散。这对基布兹运动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而对政府和银行来说，基布兹破产会造成更大更严重的连锁反应，对他们也是重创。于是，为了应对基布兹财政危机，1988 年基布兹运动联盟、[2]基布兹运动联盟，成立于1962 年，由各基布兹运动组成，负责管理基布兹的共同事务。以色列政府和银行三方达成第一个协议，将55 个基布兹短期债务转换为长期贷款。1989 年一个更全面的复苏计划达成：政府和银行同意勾销基布兹10 亿谢克尔债务，[3]谢克尔是以色列于1980 年2 月发行并流通的法定货币。分别承担其中的40%和60%，财政部放弃另外6.5 亿美元债务，同时推迟了基布兹其余部分债务的返还期限，并为基布兹提供为期25 年年率为4.5%的33 亿谢克尔贷款。[4]Eliezer Ben-Rafael,p.40.基布兹运动联盟则承诺推行使基布兹经济活动更具盈利性的改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布兹开始进行改革。总体来看，基布兹所推行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消费和服务私有化改革

随着消费方向由集体转移到个人和家庭，为更大限度地满足成员们的个性化需求，很多基布兹把消费的决策权交给了个人和家庭，之前由集体承担的支出，比如电费、旅游、卫生服务、洗衣服务和休闲娱乐等，以预算的形式划拨给个人和家庭，由他们根据各自需求自由支付。这样的改革被基布兹成员称为私有化改革。[5]Shlomo Getz,“Implementation of Changes in the Kibbutz”,, No.22, 1994, pp,79-92.教育支出和子女抚养费同样被纳入私有化改革的范畴。同时，基布兹还放宽了对成员消费的限制，开始允许成员拥有或使用私家车、允许成员自费扩大房屋规模。随着成员与成员之间、成员与基布兹之间感情的淡化，公共食堂也被关闭。从这些改革中不难发现，基布兹将消费权从集体转向了个人。

（二）薪酬分配制度改革

基布兹个人和家庭支出的私有化以及消费用途和需求的增长，促使基布兹利用物质来激励和奖励成员。

早期的薪酬改革更多地形成额外工作量和报酬之间的量化关系，即在获得基布兹划拨的相同额定预算外，成员可以通过额外工作量来获得额外拨款。随着改革的推进，两种新的薪酬制度开始实施。一种是相对温和的混合薪酬制度，薪酬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依照基布兹传统的预算方式，支付每位成员额定预算；第二部分根据成员资历的长短给予不同的补贴；第三部分差别最大，即对照以色列职业市场上的薪酬差异，相应的给成员支付差异性的薪资。一般而言，第三部分的差异性薪资占全部薪酬的3%至30%，最普遍的比例是20%。[6]Raymond Russell, Robert Hanneman, Shlomo Getz,, p.64.到90 年代中期，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差异性薪酬制度改革开始推行，即完全按照成员的岗位和劳动量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向成员支付不同的薪酬，同时成员需要向社区缴纳税收，以维持社区运行和救助弱势群体。差异性薪酬制度改革打破了过去不论工作类型和工作效率均获得同等薪酬的平等原则，体现了以个人技能高低、管理责任不同为依据支付差异性薪酬的公平原则。

资产分配方面，部分基布兹一改之前所有财产属于集体公有的原则，开始将基布兹部分或全部资产以股权的形式转移给成员。

（三）组织结构及管理模式改革

具体做法为：成立代表委员会，接替集体成员大会大部分职能；为控制管理人员和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建立内部控制委员会加以管理和监督；在公共利益问题的决策形式上，用无记名投票取代成员集体商议；将经济活动视为获取利润的中心，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打破管理者轮换制，引入现代经济管理模式并成立董事会，由董事会治理基布兹；实施“影子工资”（shadow wages），[7]影子工资，即按照基布兹以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价值核算出成员的差异化工资，这些工资不会支付给成员，只是为了计算成本，核算企业的经济成本。以便更准确地核算企业经济成本。

（四）成员及其子女权利改革

为增加基布兹对现有和潜在成员的吸引力，基布兹通过改革赋予了成员及其子女新的权利。

历史上，虽然基布兹为成员及其子女支付高等教育的所有费用，但上大学的机会是根据资历配给的，只有资历深的成员才能去读大学，资历浅的年轻人只能递补。为充分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基布兹规定只要在上大学之前有不短于一年的基布兹工作经历，并且上学期间每年能在基布兹工作三、四个月，就可以读大学，费用由集体支付。同时，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在基布兹生活和工作，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至2001 年，有65.2%的基布兹允许基布兹出生的年轻人无限期地租住在基布兹。[1]此外，很多基布兹选择以现金资助的方式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为稳定老一代成员，基布兹还广泛推行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改革。

（五）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为加强基布兹与外界的联系，打破之前较为封闭的状态，很多基布兹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主要体现在：允许基布兹与其它基布兹以及私人投资者从事经济合作活动；允许成员在基布兹外工作；雇佣外部劳工甚至管理者，以弥补成员离开后空缺的岗位；允许外来者投资基布兹建设以及进行厨房承包等商品交易活动；允许将住房出租给非基布兹成员居住，以增加收入，提高经济活力。

基布兹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举措是社区扩建项目，即在基布兹住宅区附近建立新社区，以吸引非基布兹成员入住。非基布兹成员只要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居住在新社区，使用基布兹的设施，享受基布兹的服务。社区扩建项目改革很快达到了预期成效。以加利尔基布兹（Kibbutz Galil）为例，自2003 年第一批家庭入住扩建社区到2009 年初，扩建社区为加利尔基布兹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成员和三分之二的非基布兹成员居民。[2]

经过一系列改革，基布兹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一，基布兹传统的合作社身份弱化。改革后，消费领域的私有化、分配领域的差异化、农业和制造业开始引进外部合作伙伴、基布兹企业中的股份从集体转让给成员等措施，打破了基布兹平等、团结和集体主义原则。同时，随着部分成员的离开和大量非基布兹成员的涌入，基布兹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2004 年基布兹35.3%的成年居民在基布兹外面工作，而在基布兹经济领域就业的近8.7 万人中，约4.5 万人是非基布兹成员。[3]人口变化改变了基布兹原有的格局和生活状态，成员与非基布兹成员的频繁互动，使基布兹表面上已经和外面的社会没有太大区别。可以说，虽然基布兹在以色列官方登记的身份依旧是合作社，但其平等、合作和民主原则明显弱化。

其二，基布兹传统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削弱。[4]过去，基布兹的社会资本体现为共同的信仰和愿望所形成的个人和集体之间意识上的价值认同和肯定。改革后基布兹通过实行差异性薪酬并支持社会生活私有化，确立了个体成员与集体之间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个体为集体做出贡献后得到的回报由过去单纯认同感上的满足部分转变为明确的经济价值，经济价值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权力和地位的直接手段，尤其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新的价值衡量标准，削弱了传统社会资本的运行方式，无形中动摇着基布兹的价值体系。

其三，基布兹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改革后，大多数成员适应了新变化，并学会在这个新的框架内生活。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完全依靠集体，而是将个人及其家庭与基布兹整体分开对待，关注的焦点更多的集中在如何在基布兹的体系内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可以说，改革后的基布兹在很多领域和方面已经远离传统模式。2002 年2 月，以色列政府成立公共委员会对基布兹进行重新分类和定义。经过长期而激烈的讨论，委员们达成共识，认定改革后的基布兹是对基布兹集体认同的重新阐述，并于2003 年重新定义了基布兹，即：

基布兹属于合作社，是一个独立的定居点，其资产集体公有，自主经营，生产、消费和教育的组织运行建立在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成员之间相互承担责任。同时，各基布兹制定的章程中还应包含以下任意一项内容：

第一，按个人贡献或工龄计算相对工资；

第二，分配公寓；

第三，除土地、水等基本生产资料归合作社所有，生产配额由合作社决定外，在确保对生产资料整体把控的前提下，合作社可以将其余生产资料转让成员，但要建立章程对生产资料的转让和流通加以限制。[1]

根据实行薪酬制度不同，重新定义后的基布兹被划分为：继续采用按需分配制的集体基布兹、采用差异薪酬制的新基布兹以及混合薪酬制基布兹。[2]据2011 年统计，以色列共有248 个非宗教基布兹组织，其中53 个集体基布兹，188 个新基布兹，7 个混合薪酬制基布兹。[3]新基布兹显然已成为基布兹的主要组织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针对的是基布兹已经存在的问题，但改革实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其一，房屋所有权不确定。1996 年，以色列土地管理局授权基布兹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资产转移给成员，[4]根据这一政策，一些基布兹开始将房屋资产转移给个人。然而由于怀疑基布兹通过出售属于犹太国家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und，简称JNF）的土地而谋利，[5]2000 年以色列最高法院下令停止基布兹所有转让房屋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基布兹联合会虽然继续允许基布兹通过签订内部协议将房屋转让给成员，但为了不引起政府的反对，对房屋所有权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意味着虽然成员通过协议获得了房屋，但是否拥有房屋的所有权依然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无疑增加了成员对基布兹的不信任感。

其二，基布兹成员与非基布兹成员的矛盾。基布兹推行的社区扩建改革使大量非基布兹成员进入基布兹，造成基布兹成员与非基布兹成员在扩建社区的事务管理、社区资产所有权划定、社区税使用等方面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虽然基布兹成员们很少居住在扩建社区，但他们是基布兹和扩建社区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分享着基布兹和扩建社区的公有资产。而非基布兹成员虽然是扩建社区的主要居住者，且每年人数都在增长，但由于不是基布兹成员，只能成为被管理对象和被动参与者。甚至一些基布兹认为扩建社区不是一个正规社区，只是一个暂时的群居地。这种不对等性，成为基布兹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目前，基布兹运动组织已经开始重视这些问题，并尝试去解决，比如，一些基布兹明确了个人建造或购买房屋的产权属于个人；通过组建联合规划团队、增加社区委员会中非基布兹成员的人数等方式，建立平等对话机制，以缓解基布兹成员与非基布兹成员之间的矛盾。

三、基布兹的新发展

改革后，基布兹实现了转型，逐渐摆脱了危机，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迎来了新发展。

（一）经济状况的改善

从1998 年开始，基布兹总收入持续增长，基本上扭转了经济衰退局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总收入也从1998 年的227 亿新谢克尔增至2018 年的430 亿新谢克尔，[6]增幅达89.4%。（见表3）。经济状况良好及以上的基布兹占比从2012 年的不到50%上升至2018 年的67%，经济状况中等的基布兹占比下降，经济状况差的基布兹占比则从2012 年的超20%下降至2018 年的5%。（见表4）

表3 基布兹总收入（1998—2018 年）单位：百万新谢克尔

农业发展方面，改革后的基布兹，一方面以市场化为导向，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大力推进科技研发，充分利用生物工程改造农作物品种，确保农作物优质高产；系统使用计算机技术、无线传感技术、卫星遥感技术等技术手段推进农业生产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形成了基布兹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体系，农业发展呈整体上升趋势。农业产值从2000 年的185 亿新谢克尔增加到2010 年的281 亿新谢克尔，再到2018 年的305 亿新谢克尔，增长近65%。[2]2015 年基布兹农业产值已经占到了以色列农业产值的45% 。[3]基布兹农业在以色列农业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显。

工业发展方面，改革政策的实施对基布兹工业的影响立竿见影。到90 年代初，以色列排名前150名的工业工厂中就有21 家是基布兹工厂，约占14%。[4]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基布兹的工业产值逐步提升并占据绝对优势（见表5）。2004 年基布兹工业产值已接近214 亿新谢克尔，比2003 年增长了大约10.4%。[5]出口（包括海外活动）达到120 亿新谢克尔，比2003 年增长了15.5%。[6]工业产值占以色列工业产值的比例也从20 世纪80 年代的6%上升至2015 年的8%。[7]可以说基布兹工业在以色列工业领域占据了突出地位。

表5 基布兹产值（1998—2003 年）单位：百万新谢克尔

随着经济状况好转，基布兹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优势吸引着众多游客，旅游业成为推动基布兹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从1997 年到2006 年，到基布兹的游客人数从118 万增长到132 万，旅店床铺利用率从26.3%上升为30.0%。[8]不仅如此，2015 年基布兹的旅游业产值达到了以色列旅游总产值的10%。[9]

（二）成员的满意度提升

伴随着基布兹整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成员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得到持续改善。2000 年大约92%的成员平均收入低于6,242 新谢克尔的国家人均收入，到2009 年，仅45%左右的成员收入低于7,836新谢克尔的国家人均收入，而到2018 年，低于9,802新谢克尔国家人均收入的成员比例下降至40%。[1]《基布兹运动年鉴2018-2019》，第32 页，第41 页。个人收入的不断增加，使成员们对基布兹的满意度逐年提升。表6 显示了1989 年至2011 年成员对基布兹经济状况的态度。1989 年，两个基布兹运动中超过40%的成员将基布兹的经济状况视为“不好”，只有不到20%的成员将其基布兹的经济状况描述为“好”。1998 年、2000 年和2001 年，成员的评估略显乐观。到2011 年，描述基布兹经济状况“不好”的成员比例下降到12%，成员中有55%的人认为基布兹的经济状况“好”。可以说，基布兹得到了成员的普遍认可。

表6 成员对基布兹经济状况的态度变化（1989—2011 年）单位：百分比

（三）人口危机的缓解

转型后，一方面，成员重新恢复对基布兹的信心，绝大多数成员选择继续留在基布兹。同时很多从基布兹离开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基布兹，投身基布兹的生产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大量扩建社区的建立，公园般的环境、良好的治安、优秀的学校教育和便利的医疗诊所，使扩建社区成为基布兹实现人口增长的最佳方法。2010 年，基布兹人口已从2000 年的11.5 万人回升至14.1 万人，超过了历史最高的12.5万人。2015 年，人口总数为16.6 万人。到2018 年，基布兹人口已增至17.9 万人。[2]《基布兹运动年鉴2018-2019》，第32 页，第41 页。可见转型后的基布兹重新恢复了活力和吸引力，人口得到持续发展，人口危机得到缓解。

结 语

基布兹的人口问题，折射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基布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总体而言，基布兹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民主特性的基础上，革新了僵化过时的管理体制，顺应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求，使基布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纯粹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合作社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重视市场经济发展和个体需求的新的社会主义合作社，适应了以色列的社会状况及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虽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房屋所有权划分不明确以及基布兹成员与非基布兹成员之间矛盾等新问题，但这些都属于改革的伴生问题，已引起基布兹运动的持续关注。改革后，随着新基布兹形成并成为主要组织形式，基布兹实现了转型，其经济衰退局势得到根本扭转，继续为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成员重新恢复了对基布兹的信心，人口得到恢复和持续增长。这些新发展使基布兹更加稳定、更具活力。可以说，转型后基布兹依然是以色列的骄傲和名片，依然是宣扬以色列、宣扬集体主义思想的重要场所。同时，基布兹的改革和转型发展也为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