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琪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湖北 武汉 430011)

宗璞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左翼文学的背景下，将“革命+恋爱”主题传统延续的十分明显，其作品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色彩，是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江玫的成长和成熟，一定程度上讲是齐虹、萧素及其父母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因此，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即江玫与父母、齐虹及萧素的感情纠葛中分析江玫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夹竹桃”式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成长模式。

一、江父遇害使江玫在“美梦”中遇刺挣扎

在萧素被捕之后，江母与江玫的一段对话可以推断江父之死绝非偶然。江父从来没有患过任何肠炎和胃炎，但那些人说他的想法是错的。他脾气暴躁，不懂世故。江父生性耿直，不愿与世俗官僚为伍，死于国名党特务的利刃之下。江父为大学教授，相当于江玫生于小康之家，从小在父亲的臂弯下长大。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死亡的真正原因，正是社会的不正之气害死了一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江玫内心对于社会的认知出现了偏差，突然发现这个社会与她认识的美好与和谐有着很大差异，这种认知给正处于大学阶段的江玫一记重拳。母亲的无助和父亲的枉死让江玫看清了自己所在的阶级的力量有多羸弱。

二、齐虹离去使江玫在“美梦”中刺痛醒悟

就如宋如珊对小说中人物的分析一样，宗璞运用了许多的内在描写来展现小说的全篇视角人物江玫，直接揭示了江玫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矛盾，使她的性格表现得比齐虹更丰满。[1]齐虹走进江玫的生命，是促使江玫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关键因素。江玫的大学生活前阶段是非常惬意的，沉浸在知识与艺术的海洋里感受生活，感受自然。直到遇见与她具有相同兴趣的齐虹，“夹竹桃”式生活体验的江玫陷在温柔乡里不可自拔。他们的爱情可歌可泣，可叹可哀，不幸挣扎又难以割舍。直到齐虹即将出国，并要求江玫放弃自己目前的一切追随于他，江玫心痛万分但却不可不割舍。“扔开我的祖国，我的道路，扔开我的母亲，还扔开我的父亲。”[2]这句话表现出江玫内心是十分痛苦又矛盾的，还有些许无奈，江玫内心是爱齐虹的，但是这份爱需要承载太多的东西，齐虹此刻展示出的强势与自我逼迫江玫逐渐清醒。齐虹的离去，让江玫的少女心终于死去。江玫不再生活在对爱情的憧憬和迷幻中，以斩断万路情丝的献身精神，勇敢的为爱情画上句点，投入革命斗争当中。

三、萧素被捕使江玫坚定革命信念

萧素作为本部作品的女二号，在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萧素之于江玫就如航海之于灯塔，是江玫的思想引路人。萧素与江玫的深厚友谊是有奠基的。江玫母亲病重，无法凑齐医药费，萧素为给江母凑医药费去卖血，其手臂上的针眼成就了萧素与江玫的生死友情。每当江玫看见萧素胳膊上的针眼，就更加感激萧素一分。其次，萧素是江玫思想的领路人。萧素鼓励江玫参加朗诵会，诵读艾青的《火把》，其中的革命执着与热情深深感染了江玫。此番朗诵，使江玫开始关心物价飞涨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为江玫的觉醒做了铺垫。除此之外，萧素引领革命斗争，带头游行，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和热情感染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为国呐喊，当然其中就包括江玫。于是，萧素成为了江玫在理想信念上的前辈。萧素被捕，仿佛身后一股巨大的力量支撑突然毁灭，内心的国名党的形象瞬间天塌地陷。江玫心里明白，失去萧素，如“萧素”一样的热血青年会成长的更快，会有越来越多的萧素。因此，革命是拯救国家的唯一途径，迫使江玫不得不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女青年，唤醒了江玫身体内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江玫身上闪耀着十七世纪文学独有的人性美光辉，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形式更加贴近文学本位，它的艺术魅力令人震撼。爱情、亲情、友情，三重感情的破灭和摧毁，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持着她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以革命者的情感战胜了个人爱憎，并坚毅地说“我不后悔”！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言，生命和爱情皆十分珍贵，但若以自由相换，自由的力量是高于一切的。爱的价值是自我的彰显，而对于一个人来讲要把生命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就务必要按捺住个人感性情愫，投入到为更大的理想和信念的无限斗争当中。

苦难和挣扎就如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融合在每个人的生活里，“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旧我的决裂，种种的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的，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但只要有信仰，任何痛苦都是可以忍受的，在信仰和理想中，痛苦甚至于可以变成欢乐”。[3]各种因素的交织促使江玫觉醒，但是更重要的是江玫自身的成长与思考。江玫灵魂的升华是其被迫放弃三重维度的感情作用下的产物，是助力其成长的极其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