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贺秀

(山西青少年报刊社，山西 太原 030001)

唐宪宗元和五年(811年)，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信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论断，这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最为著名的命题之一。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时曾引用过这句话，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伟大的时代离不开与之契合的文艺”。可见，白居易的这一主张仍有深远而广泛的现实意义。文艺工作者要关切社会现实，汲取时代营养，倾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这样才能创作出积极向上又富于生命力的好作品。

一、创刊号的根本属性

近代以来，期刊作为最为重要的社会传播媒介之一，一直秉承着传播时代精神的历史使命。因为近现代期刊具有新闻性、真实性、服务大众性等根本属性，“为时”、“为事”的特征更加明显。可以说，期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最直接的社会记录，是最贴近生活的微观历史，上至国家大政方针，下至百姓衣食住行，都可以在期刊中得到体现。《山西青年》1979年第11期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能不能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谈起》；1980年第1期又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选取一节《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予以发表；1980年第2期又发表了赵政民、杨新华撰写的《刘少奇长子之死》。因为平反冤假错案、刘少奇冤案能不能得到平反是全国上下普遍关心的问题，引起广泛共鸣。而这些文章的发表，也反映了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信心与决心，有外媒据此发表了“中国将会为前国家主席平反”的消息(注1)，果然，1980年2月下旬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定。

就期刊而言，期刊特色最为集中、办刊理念最为鲜明的，当属创刊号无疑。创刊号是办刊人展现给读者的第一部作品，自然要有一个“自我介绍”，比如创办期刊的时代背景、指导方针、办刊宗旨、编辑理念、稿约等等，一般以《创刊词》、《发刊词》为表现形式，还有写成《致读者》、《寄语读者》、《编者的话》等形式的，繁简不一。比如《读者》创刊号上，只在《稿约》下发了一则不足150字的《告读者》，其内容可以看做是《稿约》的补充，而有的《创刊词》则是宏篇巨制，写满了一个整版。正是因为创刊号具有指导性、资料性等鲜明特点，在考据刊物本身及考证史实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所以又衍生了两个重要属性，收藏性与鉴赏性。

不仅如此，创刊号还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不仅反映在所刊文章的社会及历史解读上，就其本身而言，也可以作为认识社会的钥匙。每一种期刊的创办都是时代的召唤，都自觉承载了时代的精神与需求，都蕴含着创办者的心血、眼光与规划。1978年，我国期刊有930种，到1985年已接近5000种，1989年则超过6000种(注2)，因而这一段时间产生的创刊号较多，说明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空前活力，思想的裂变、观念的迸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需要期刊这种传播媒介，但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地摊文学的泛滥，某些期刊的低俗化倾向，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再有就是，创刊号一定不会凭空产生，某一种期刊的创办，意味着该领域或行业需要情感的表达或理论的梳理，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的大量涌现，与文革期间的思想禁锢，有志青年心有郁结是分不开的；就算是人文色彩较淡的科技类期刊，比如《养花》、《烹调知识》等期刊的创办，也能说明国民生活品味的提升；某类期刊的创办，说明这一领域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或对国计民生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通过创刊号研究社会和历史，是一个较好的途径，它可以为社会学、历史学提供鲜活的素材。

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

这里，我们不妨把眼光放远一些，通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来看一看创办人是如何苦心孤诣地“经营”创刊号，创刊号又是如何与时代精神连接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若是直译，似可译为《中国月刊》。它的创办，颇为曲折，也颇费心机。

说起来，英国在发动鸦片战争之前，也曾想过用“绅士”与“和平”的手段打开中国市场，比如说传教、办学、行医和出版等方式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显然，双方是郢书燕说，英国说是“发展贸易”，而清朝统治者坚持认为“夷人多事”。1810年，嘉庆皇帝发布谕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注3)。

在来华传教士中，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最为聪明刻苦，也懂得权衡的人物之一。

他在传教之时，发现中国地域辽阔，习俗各异而方言众多，但文字却是统一的，加之中国人有敬畏文化的心理，用印刷品宣传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于是，马礼逊冒着杀头的危险，出重金请来蔡高、梁发等人印刷《圣经》和其他宣传教义的小册子，还编纂了《华英辞典》。181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来协助马礼逊传教，次年被派往南洋群岛华人聚居地。这期间，米怜产生了创办“中文月刊”(注4)的想法，并得到了马礼逊的同意。1815年，米怜在马六甲设立英华书院和印刷所，8月5日，出版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报刊就这样问世了。这份创刊号，笔者无缘亲见，从记载来看，显得颇有些单薄，只有5页，但我们却能从中读出许多信息。

三、创刊号里有乾坤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宗教宣传读物，自然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其办刊人员也都是传教士，但这一创刊号给人的强烈感觉却是“附会儒学”。显然，米怜等人有意将基督教义与孔孟甚至道家学说相比附，封面右侧拼凑了一句孔子的话：“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发刊词(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这里统称发刊词)的头一句就是“无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当始神创造天地人万物，此乃根本之道理”，这段话，似乎更近于道家理论，而“无中生有”又是三十六计的一计，显然，这种行文是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米怜曾坦率地说：“对于那些对我们的主旨尚不能很好地理解的人们，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是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注5)。为了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采用文言文，雕版印刷，竖排版，单鱼尾，配木刻版画，就像一本线装书，比较适合当时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从纪年上看，用的也是中国纪年，而不是西历纪年。

其次，出版地址的选择上，也是有着诸多考量的。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尚无特权，传教也无从谈起。马礼逊和米怜都认识到，想在大清帝国管辖范围内办报办刊，是根本不可能的。而马六甲距离中国较近，聚居华人较多，往来密切，将中文报刊带往中国也比较方便。创刊号《告贴》中称：“凡属呷地(指马六甲)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予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发来人到弟之寓所受之”，据称，“通过朋友、通讯员、旅行者及航运等”方式流传的范围，在中国有“九省”之广。就是说，出版地址虽未选择清帝国境内，但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传诸华人的初衷。

在读者定位方面，米怜等人也做过认真思考，表现出与古代“邸报”、“京报”不同的特质，在观念上已开始考虑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显示出面向大众的取向。其发刊词中称：“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会有些。随道之重遂传之。最大是神理，其次是人道，又次国俗，是三样多讲，其途随時顺讲。但人最悦彩色云，书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悦读也。富贵者之得闲多，而志若于道，无事则平日可以勤读书，乃富贵之人不多。贫穷与作工者多，而得闲少，志虽于道但读不得多书，一次不过读数条。因此察世俗书之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虽说这篇发刊词文白相杂，文理欠通，但在编辑思路、编辑方针与读者定位等方面，都有精到的认识，值得研究与借鉴。

四、结论

近年来，关注与收藏创刊号的人很多，然研究则不甚深入，专著也不多，多为图册等资料收集或随笔一类普及读物。这里，笔者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号为例，谈了一些创刊号收藏与鉴赏的认识。笔者以为，创刊号足为期刊从业者津梁，亦可为观察社会、研习历史之窗口。这大概正是创刊号的迷人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