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非

(济南艺术创作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1)

“曲山艺海”是济南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美誉，形容的是济南历史上曾有过的一段演艺极其繁盛的时期，涵盖了戏曲、曲艺、皮影、杂技等各种艺术表演形式的“曲”和“艺”，如山般巍峨，如海般浩瀚。时至今日，济南人也仍然为这段光辉的文化历史而自豪。

“曲山艺海”一词的出现，始于解放后，其形成实际上经历了“词山曲海——书山曲海——曲山艺海”的三段式发展变迁。其中第二阶段的“书山曲海”时期，约从20世纪初至30、40年代，当时济南是与北京、天津齐名的国内三大曲艺码头之一，涌现了众多居于全国曲艺、戏曲界前沿的艺术大家，孕育了一批新的曲艺曲种和戏曲剧种，是济南戏曲、曲艺发展史上的鼎盛期，“书山曲海”的美誉闻名遐迩于全国。

一、作为文化符号：“书山曲海”的价值变迁

“书山曲海”的产生与济南的地域文化生态有密切的关系，促使其生成了自身的文化特性和文化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济南城市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书山曲海”的演艺繁盛逐渐衰落，在全球与本土、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等多元文化碰撞交织的语境下，构成“书山曲海”的很多济南戏曲、曲艺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成为了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虽然戏曲、曲艺等艺术形式在现代演艺娱乐市场上面临着困境与挑战，但是表征济南演艺文化的“书山曲海”作为济南都市社会的文化符号之一，却在当今济南艺术文化事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大型电视纪录片《曲山艺海》作为济南市推出的反映济南、宣传济南的电视精品力作在央视播出；由济南市人民政府、山东省旅游局主办的城市主题节日“泉水节”中有以“曲山艺海”命名的系列文艺活动；在山东省和济南市的城市形象宣传片中，也有戏曲与曲艺的元素……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书山曲海”的地位与价值也发生了改变，如今，“书山曲海”已经成为济南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符号。

1.从娱乐价值到艺术价值

戏曲与曲艺都起源于民间娱乐，很多文学和史料中包含了不少济南地区酬神庙会、俗礼庆典时的演戏记载，如：《老残游记》中描写光绪年间济南庙会中演艺情景，“三月三庙会唱二天大戏,戏台搭在水边。有些画舫,小艇。男男女女就在船上，听戏看戏。千佛山山会期间唱戏的不乏名人,丙子正月上元后五日,邑之千佛山开市会,大妮就其中设雅座,遍招所与欢者来,度曲永日,极尽所长。”1937年3月《济南日报》上也有钱业工会在高都司巷福德会馆以演剧庆祝的《财神祭日钱业工会昨日演剧》报道。自脱离了早期纯粹的娱神功用之后，此后无论是在祭祀庙会等表面娱神实则娱人的活动，还是婚丧嫁娶等民俗节令活动中，它们都作为世俗文化与民间娱乐的重要载体，融入乡村或城市生活，与地域群体的实际生活密不可分。“书山曲海”时期，看戏、听曲是济南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演艺娱乐业的繁荣，兴起了为数不少的演艺娱乐场所和戏曲、曲艺班社，使各个阶层的观众都能找到符合自身经济状况和观赏需求的娱乐形式及演艺内容，娱乐价值构成了济南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了“书山曲海”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随着经济发展与时代进步，戏曲、曲艺从20世纪初街头的茶园茶馆、地摊棚舍进入到大小剧场的舞台，戏曲、曲艺的演出不再是喧闹的园子里伴随着吃喝闲谈的赏玩，而是成为一种需要尊重与欣赏的纯粹艺术。演出形式及表演内容，也随着时代的文化风气及观众的审美观念的变化而改变。配合舞台演出需要，舞美、灯光、音响的增加，服装、化妆的精致化，表演内容的主流化、高雅化、艺术化，对演员的素质与专业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众多剧种、曲种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之后，基于对正宗的、原汁原味的艺术形态的传承原则，更是强调表演中各个具体环节与细节的规范性和专业性，以使其成为一种传承、传播的典型范本。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戏曲与曲艺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娱乐性，但是在传统意味和地域特色层面上，艺术价值已经成为其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动机。

2.从经济价值到文化意义

20世纪初期，随着济南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工商业繁荣，城市经济快速发展，自开商埠使济南的城市经济地位迅速提升，相应的城市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因而吸引了大量的乡村人口集聚于此。

清末时济南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戏班、演艺行业组织等构成的商业化演出合作机制和商业化演出市场，开埠后，作为大城市的济南更成为各地戏班流动演出的重要地区，济南周边、省内及外省的民间艺人纷纷前来演出谋生，京津等大城市的名角也频繁受邀来济献艺。在商业经济的影响下，济南演艺市场商业化运作与经营也日渐发展，最早“以茶资代戏票”的茶园、茶社，从卖茶转为经营演出，直至成为专门的纯商业化演出场所。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和行业竞争，不仅争相扩大演出场所、改善观赏环境，还想方设法增加演出内容和形式，邀请名角、引入新的舞台技术，以争夺客源。

经济与工商业的发展，带来的演艺市场的发展，是济南近代化的一个必然过程，而演艺市场的繁荣，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文化娱乐业作为近代化的一部分，推动了济南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和经济工商业的活跃。基于经济需求，大量的戏班、艺人在济南开展营业性演出活动，创造的经济价值，和为经济发展做出的促进作用，是当时济南城市社会近代化背景下“书山曲海”的经济价值所在。

在经历了建国及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期之后，20世纪末以来，作为传统艺术的曲艺与戏曲在急剧变化的多元社会格局中陷入低迷与徘徊。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娱乐形式，对观众的吸引力日渐衰退的同时，自身的传承与发展也面临冲击与困境，很多剧种、曲种观众群流失、传承后继乏人。随着国家层面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复兴弘扬传统文化的战略部署，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被作为社会焦点问题和国家文化决策提出，戏曲、曲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开始承担起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神圣使命。

戏曲与曲艺作为地区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和民间文化的丰厚积淀，承载着地域源远流长的历史特性与文化因子，内蕴着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深层意识与核心价值，成为了传承地域文化、弘扬民间艺术的绝佳载体，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书山曲海”地域文化符号体系构建

1.协调文化符号意义与价值

“书山曲海”文化符号体系包含有多元的内涵，在同一文化语境中，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然而在内容与价值上不能存在冲突或矛盾之处。在文化符号体系的构建中，首先要厘清各要素之间的一致性，使各种文化内容的意义与价值形成统一的内涵。

为此，对各种戏曲、曲艺内容和资源进行清理、整合是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步骤。要对“书山曲海”相关的济南的戏曲、曲艺资源进行普查、分类、整理，整理“书山曲海”的现存资料，明确各类资源的现状、生态分布和发展状况，以确定文化资源的内容和特色。完善历史资料建设，深入调查“书山曲海”的历史文化渊源和艺人的艺术成果，丰富和完善理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挖掘资源内涵，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利用，从而做到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开发的统一。

2.协调文化符号内容与形式

象征济南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山曲海”文化符号，其抽象的精神表达除了需要戏曲、曲艺等艺术表现形式的物质载体，还需要一定的文化环境，其中的物化要素与人们的行为，既受到文化符号环境潜移默化的塑造，同时也影响着文化符号的表达。因而，“书山曲海”文化符号体系的构建，要注重文化符号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精神蕴涵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协调与结合。

“书山曲海”文化符号体系本身的内涵是丰富而多元的，单一的载体必然无法对其进行立体、完整的表达，利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地展现文化符号，是丰富文化符号内涵展示的必要条件。

在“书山曲海”文化符号系统的构建上，应该将其所包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保护与具有特点的物质文化景观和环境的构建相结合。“书山曲海”文化符号的应用是通过建筑空间的物质载体构建所体现，因而物质环境的构建也就具有了空间功能和氛围营造上的意义。保护、维修济南传统的戏曲、曲艺表演场所及建筑，只有拥有足够的展现场景,戏曲、曲艺的生存空间才会得到保证。古戏台、戏院为保存戏曲、曲艺演出样式提供了可能，曾经的“书山曲海”，就是建立在众多的茶馆茶社、剧场戏院等设施的基础上，实现并维持了戏曲、曲艺的繁荣兴盛。现存的表演场所诸如明湖居、北洋大戏院、南丰戏楼、白雪楼等，作为历史遗存大多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得益于市属文艺院团的演出需要毗邻风景名胜区，还都得到了相应的利用，仍然延续了承担演出的功能。而全国最大的古戏楼题壁堂，也在持续修缮中。还有历史上戏曲表演的另一主要阵地——会馆，不仅建筑带有浓厚地方特色，内里大多设有戏台，而且是重要的营商文化遗存。现今保留较为完整的还有浙闽会馆、江西会馆，以及正待修复的八旗会馆。这些历史传统遗迹，既是济南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书山曲海”等历史人文活动曾经的载体。修复传统建筑与风貌，保护和改善配套设施条件，对这些场所的有效保护与利用，是发挥戏曲、曲艺依托场景的作用，从而恢复济南戏曲、曲艺码头传统的关键。例如济南目前的曲山艺海博物馆，就是为了推动济南曲艺文化的振兴与发展，加强对老建筑的保护力度，由济南市文广新局、济南市文物局对山东红字会诊所旧址融合中西风格的老建筑进行修缮，打造成曲艺类专题博物馆并向社会免费开放。既充分体现地方建筑的传统风格，与济南城市的历史文脉相连，又展示了曲艺的文化与魅力，成为保护和传承济南文化的载体、外地游客了解济南文化的窗口，还使建筑艺术与曲艺艺术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济南城市文化的形象。

协调城市文化符号内容与形式，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特殊自然和人文环境，将特色景观、基础设施与戏曲、曲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是“书山曲海”文化符号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

三、“书山曲海”对构建济南地域文化生态的作用

1.历史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

“书山曲海” 作为文化符号所表征的是济南演艺文化，以及整个济南地域文化，并且是处于共时与历时的生态变迁中的文化。它将纷杂的历史图景与文化内容具象化，对济南戏曲、曲艺的演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各艺术门类进行浓缩、简化的呈现，这个基于历史与文化真实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使其文化最终会成为社会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在这个层面上，“书山曲海”文化符号形象地再现了济南历史与文化的“脉络”，实现历史延续性与文化传承性的再现。

“书山曲海”蕴含丰富的文化符号和历史线索，它动态地实现了历史文化记忆的现实表达，这种延续性对于现实的影响，是其表征的文化内容在现代进行重构的基础。“书山曲海”的称誉，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曲艺”艺术门类的正式定名，衍变出了“曲山艺海”的新称誉。在新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意义外延逐渐扩大，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成为济南文艺综合实力与形象的概括。同时，“书山曲海”时期的艺术繁盛，也奠定了济南近现代曲艺发展的格局与基础。虽然自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起，济南的文化娱乐业便开始走向衰落，“书山曲海”的繁华不复往日，但在1948年济南解放后，戏曲、曲艺又逐渐繁荣。1949年和1951年，作为全省建团最早的一批表演团体，前身为大众平剧团的济南市京剧团和前身为义和班的济南市吕剧团先后成立，1955年，济南市曲艺团成立。这些表演团体中的成员，很多都是“书山曲海”时期的著名艺人，如孟丽君、谢大玉、邓九如、时克远、李同庆、傅泰臣、杨立德、高元钧等，他们在各门艺术的表演创作、改革创新、传播传承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表演团体也成为如今济南演出市场的主力和传统艺术保护传承的主要阵地。尤其是济南市曲艺团，更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专业曲艺表演团体，拥有极具保留价值的齐全曲艺种类，很多还为全国独有，在当今中国曲坛具有较大影响力。可以说，济南各种戏曲、曲艺表演艺术的复兴和发展，济南戏曲、曲艺传统的持续传承以及文化环境的营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与繁盛的“书山曲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分不开的。

2.文化空间群体的身份认同

在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中，作为文化符号的“书山曲海”，已经不仅是单纯的演艺娱乐的象征，而是属于济南及中国的共同文化艺术财富。文化符号作为一种人文风貌的表征，对于一个地区的群体而言，还是地域属性与情感的体现。“对于集体文化认同来说，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一样，对其生存非常重要。”“书山曲海”的戏曲与曲艺艺术，从演出场所到表演内容，从演出方式到欣赏习惯，都在济南这个特定区域空间中形成，一点一滴的发展都受到济南文化的影响。蕴含着群体共同认知和记忆的文化信息，通过语言、音乐、动作等艺术表演的不同层面呈现出来，形成个人与群体之间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即文化认同。

地域文化的融入，使“书山曲海”具有了这一区域的精神品格，成为一种区域文化内涵的象征。包含了语言、习俗、艺术等组成文化符号内容、特点的“书山曲海”，也就蕴涵了区域群体的情感、归属等心理和精神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群体身份认同的反映，并因文化认同形成内在的凝聚力。

3.传承城市文化传统，塑造城市文化形象

城市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的综合体，各项职能的实行是城市文化形象塑造的共性。而不同的城市在文化生态上的差异，使城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与人文特征，展现本城市个性，则是城市文化形象塑造的核心因素。“书山曲海”的戏曲、曲艺各类演艺活动得以在济南开展与传播，不仅是源于当时社会时代背景下济南作为北方中心城市之一的政治、经济的地位和吸引力，而且也得益于时代变迁中文化繁荣发展的号召力及济南包容、宽厚的人文底蕴，因此，在城市的共性中凸显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温和、朴实、平淡的乡土气息。

“书山曲海”以其特定的文化形态，凝结性地标示了济南城市历史的积累沉淀和城市文化的个性特色，作为文化符号以点带面地勾勒出济南城市的文化形象，呈现地域独一无二的人文魅力。

结语

“书山曲海” 不仅是济南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现象，其所承载的表演艺术作为以人为载体的精神实践构成了一个文化体系及与济南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关系，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其产生、发展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并且由于这种文化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变迁过程，而蕴含流变与传承的因素。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济南地域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书山曲海”中的戏曲、曲艺成为现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存续与发展的危机。在此背景下，塑造“书山曲海”文化符号体系，发挥其济南区域文化符号的代表作用，是区域社会文化发展与文化身份建构的需求，也是对“书山曲海”进行当代语境的重塑。这个过程将不断促进和强化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济南区域群体的认同，从而促进济南城市社会文化生态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