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王 宁

(青岛大学音乐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戏剧是一种以演员扮角色的表演为主体，并对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成分进行吸收和融合的一种综合艺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祭祀性歌舞。由于地域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之间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

虽然日本能乐、中国地方戏曲与西方音乐剧形成的历史年代各有差异，但由于其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及民族风格，数百年来逐渐形成各自特有的艺术特征，体现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

一、日本能乐、中国戏曲与西方音乐剧的文化背景：

(一)日本能乐

能乐是日本三大传统戏剧剧种之一，在扶桑大地艺术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成形于13世纪，发展成熟于14、15世纪，是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唐朝散乐而创立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滑稽性表演、对白、吟唱的艺术，包含有戏剧文学、表演艺术、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是日本历史上最早形成的戏剧艺术之一。

(二)中国戏曲

中国地方戏曲是我国各民族地区形成的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戏曲剧种，剧种种类繁多，约有360多种，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集唱、念、做、舞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的戏剧艺术，比较有代表性的剧种有：昆曲、川剧、秦腔、河北梆子、湖南花鼓戏等等。

(三)西方音乐剧

关于音乐剧的起源，国内外有多种说法：一说起源于欧洲19世纪古典轻歌剧和喜歌剧；一说起源于美国本土的由乡村歌曲、黑人灵歌、爵士音乐和流行歌舞集合而成的歌舞形式；还有一说起源于19世纪末英国人创造的“音乐滑稽剧”和“音乐喜剧”，它是集音乐、舞蹈、话剧表演等各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其舞台形式更加通俗化，是一种可以带来全方位的审美体验和愉悦感受的表演艺术形式。

二、日本能乐、中国戏曲与西方音乐剧三者之间的异同

戏剧是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在审美理念、艺术要求上，对再现与表现的美学侧重是不同的。日本能乐、中国戏曲、西方音乐剧三者均属戏剧艺术的范畴，三者皆具有歌、舞、剧三者并重的综合特征，无论从艺术成分还是综合形态上虽有相似的艺术要求和表现形态，但是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形成了东方戏剧(日本能乐、中国地方戏曲)较为重视表现，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体现出象征性、寓意性的美学品格；西方戏剧(音乐剧)较为重视再现，显示出对生活的模仿性写照，体现出直观性、写实性的美学品格，东方的表现型艺术特征和西方的再现型艺术特征，在审美理念、艺术要求上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对比。笔者以下将从相似性及差异性两个大方面来探讨三者之间的异同之处。

(一)日本能乐与中国戏曲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文化关系源远流长，能乐产生于日本的“中世纪”，与奈良时期由中国传入的散乐有着直接的关系，两国戏剧之间有着上千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历史，因此它们之间不仅有着共同的特征，也存在着差异之处。

1.相似性

程式化。在剧本结构方面，中国地方戏曲是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各种不同场子的转换、人物之间的上下场形成程式化的结构戏剧性的起伏变化，而日本能乐则由以序一段、破三段、急一段的五段式的程式化结构构成，按照工整的剧本结构，从交待剧情到情节发展，最后到高潮结束。在表演要求方面，中国地方戏曲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一招一式、一动一作，都有固定的程式化的规范要求，比如戏曲演员走一个圆场，就表示越过了千山万水，一将两兵则表示千军万马；而日本能乐的演员在舞步、身段、歌唱等表演中，也显示出高度的程式化，比如演员两手平举、手心向上表示极大的悲痛，一只脚向后退，则是表现惊讶和欢快等。

情景交融。中国地方戏曲的舞台采用戏曲环境与人物情感相结合，通过演员虚拟化的表演与借景抒情的演唱，突破了舞台时间、空间的限制，使观众可以想象出舞台上并不存在的景象，如越剧《蝴蝶梦》一幕中的唱词：“我所思兮，远在天涯，欲往相从兮，似隔万重烟霞。会思念，紫竹萧萧月如勾，溪光摇荡屋如舟。”这段借景抒情的唱词描绘了一幅情景交融的凄美意境。日本能乐也十分注重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但能乐唱词中往往写景先于写情，于是就产生了以景生情、以情寓景的艺术效果，如《熊野》一幕中的唱词：“都城虽惜春花去，东国无奈落花愁”，以伤春惜逝的借景抒情，演染出寓情于景的悲切凄情。

2.差异性

表现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和”的审美理想，要求艺术作品要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切中表现，因此，在中国地方戏曲中，无论是歌颂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是经典奇幻的神化传说，在表现手法上都有着含蓄委婉的内在寓意，表而不突，白而不直，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故事中间都有曲折的剧情发展，但都表现得适中持琦、点而不破，并以完满的结局收场；而日本能乐则讲究“物哀”的审美情感，意味着对他人的同情以及与悲哀的共鸣，这是一种哀屋及物的意向美，表现出一种空灵、超像的感情意境，比如在能乐大师世阿弥的音乐中，其主人公常常从人演化为亡灵，以超自然的视角渲染出悲凉、物哀凄切挽情。

音乐伴奏功能不同。中国地方戏曲音乐中唱伴相随是其艺术特色之一，伴奏乐器对于戏曲声腔的行腔、衍变、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从最初以曲笛和二胡为主的伴奏乐器，渐渐发展为融进三弦、琵琶、笙、唢呐等乐器，推动了戏曲声腔音乐的不断发展，比如板胡通过琴师按弦、揉弦等技巧发出音高的微妙变化以及颤音等音响效果，使板胡特有的音色充分展现出秦腔朴实、委婉的音乐语汇以及刚健粗犷的气质；而在日本能乐中，器乐伴奏部分叫囃子方，是能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由小鼓、大鼓、太鼓和笛子(也称能管)四件乐器组成，其中四分之三是打击乐，可见能乐是十分强调节奏的，囃子的音乐部分不仅能烘托场景与气氛，还常与地谣一起，用音乐来描述仕手们的心理活动及其内心世界。

(二)中国戏曲与西方音乐剧的比较

音乐剧是西方主流戏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流行程度及对观众产生的影响，与我国地方戏曲最为接近，对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进行比较，以归纳它们之间的概要趣奋。

1.相似性

大众性。中国地方戏曲源始于民间歌舞艺术，并根据观众的口味调整自身，多方吸纳，形成了上百种地方戏曲剧种，它主要服务对象为平民百姓，明显带有乡村色彩及泥土气息，也正是由于其地方化、大众化的特点，以自身独特的风格存在着；而西方音乐剧发展过程始终与城乡大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成型后又活跃于城乡大众之中，拥有最大的城乡观众群，其特点在于发展快、吸收强、生命力旺盛，它在不断向民歌、民间音乐以及爵士乐汲取营养的同时，随观众的喜好而不断改善调整，形成新的发展活力。

形式美。中国地方戏曲对演员的扮相、演唱及身段、行头极其讲究，追求舞台的程式性形式美，演员的唱功与婀娜多姿的舞蹈对于舞台人物的把握具有严格的要求，有时甚至不惜离开舞台角色频繁更换服饰，来满足观众对于舞台形式美的要求。西方音乐剧则更加重视演出的形式美，身穿华服的俊男靓女的歌舞展示、绚丽多彩的舞台画面都是音乐剧必不可少的成分，它总是尽其可能地突出舞台形象整体的精美和再现现实的真实，比如《第42街》中歌舞部分的展示，突出了百老汇舞台的绚丽场面，观赏效果十分吸引人。在形式美的艺术要求上，东西方的审美有共通之处。

2.差异性

音乐程式化不同。中国地方戏曲中的音乐是按照人物的情感类型决定性的，其唱腔多为套路固定的板腔体与曲牌体，而且戏曲音乐受方言的影响既深且巨，音乐风格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西方音乐剧的音乐是根据剧情进行创作的，其唱段音乐无固定程式，也无现成的曲调可以套用，音乐剧歌曲创作的流行程度，决定着音乐剧作品的成败，比如《Memory》只属于《猫》，《哆来咪》只属于《音乐之声》，等等。

题材选择不同。中国地方戏曲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这种文化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的选材包括平民百姓的生活写照、爱情故事以及文人骚客(包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理想，它与观众的习惯性地域爱好和理想寄托有直接关系，一方面要满足节庆时观众要求热闹的娱乐心理，另一方面又寄托着平民百姓对生活的理想，以及对善恶是非的判断，题材的选择更加注重观众传统心理的习惯爱好；而西方音乐剧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都市中的中产阶级是它的受众主体，它的取材偏向于满足观众休闲、放松的需要，一般回避重大的社会性体裁与社会矛盾，致力于创造温馨的场面，比如1943年的《俄克拉荷马》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正值二战期间，戏中温馨快乐的田园风光和纠缠于其中的恋爱故事，得到了大众的强烈共鸣。

(三)西方音乐剧与日本能乐的比较

日本幕府末期，作为外来音乐的西方音乐被日本接受，由此打开了西方音乐与日本音乐交流的大门，它们两者之间有着相似的特征，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1.相似性

综合性。日本能乐的发展共经历了散乐、田乐、猿乐能、猿乐、能五个阶段，是一种具备了音乐、舞蹈、舞台艺术、表演艺术、戏剧文学等因素的综合性艺术，它是极具宗教特色的假面艺术，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多数以历史名人和历史事件为主体。西方音乐剧常常为了表现舞台故事而创作音乐，综合了多种形式、风格，常常把歌剧、轻歌剧、爵士乐整合为一个有机体，演唱方面有古典唱法和各类通俗唱法，题材从古代到现代，从轻喜剧到重喜剧，从科幻到神化，无所不有。

对舞台要求高。日本能乐对于舞台的要求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比如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空地上所铺的卵石起到吸收噪音和减弱多余共鸣音的作用，舞台台板下面放置的大小不一的瓮起到共鸣和扩音的作用，将演员和合唱队的声音传向观众，舞台顶部无光，采用来自侧面的自然光照明，造成一种上部黑暗下部明亮的神秘气氛，无论在光学、音响学，还是在建筑学原理的运用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西方音乐剧在舞台呈现上，力求全面展现视听效果俱佳的舞台整体效果，舞台运用现代科技的布景技巧、音响和灯光，再加上现代多种媒介的运用，形成一种豪华精美的舞台装置与效果，与演员的歌舞表演交相辉映，比如《歌剧院的幽灵》中的《夜晚的音乐》，男女主角的演唱完全是置身于云雾、烛火、变换的灯光所组成的神秘环境中，这正是音乐剧舞台呈现的典型特征。

2.差异性

价值的体现方式不同。日本能乐作为日本的传统艺术之一，最初的演出地点主要是在神社寺庙，作为宗教仪式的活动举行，音乐作品之中有着浓厚的禅宗意味，后来不断吸收其他各种艺术因素，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而西方音乐剧是面向大众的一种娱乐形式，它的演出都是靠商业化操作来完成的，对各种版权的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制作和雇佣演员时，把经济效益摆在首位。

美学理想不同。日本能乐的表现形式为“以逸求静”，剧情发展几乎没有太大的戏剧矛盾冲突或是纠结的人物关系，着重展现的是人物内心深处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比如在能的表演中，主角“仕手方”常坐或站在舞台中间一动不动，以长篇大段的吟唱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胁方”与其它配角以及“地谣”伴唱者们也都正襟危坐在舞台上，充分表现了能乐“以逸求静”的美学思想；而西方音乐剧讲究“动静结合”的表演形式，在高潮、结尾以及转折部分跳跃性较大，场面处理上要求快节奏，即舞台追求热烈火爆的氛围，但是在叙事情节部分，运用舒缓平静的音乐来叙述故事的发展，与之前的氛围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在好莱坞歌舞片《雨中曲》中，男主人公告别恋人时用舒缓的音乐娓娓道来，但随着音乐节奏的逐渐加强和速度的不断加快，他的身体也跟随音乐摇晃起来，便正式进入了著名的“踢踏舞片段”，展现了“动静结合”的美学思想，与日本能乐的“以逸求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对比。

三、结语

以上简略地比较了日本能乐、中国戏曲以及西方音乐剧三者之间的异同之处，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自身特有的差异性。相似性，即由“审美通感”而定，差异性，则是文化、历史使然。笔者在这里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阐述。一方面，作为东方文化区域的艺术形式，日本能乐、中国戏曲，反映了东方文化思维类型的艺术特征，“表现型”美学要求是东方文化艺术的主旨形态。另一方面，东方文化思维类型“表现型”美学特征，又和“再现型”审美特征的西方音乐剧，在审美理想、艺术要求、文化趋向、表现形式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文化参照，把握住东西方思维类型的审美理想的异同，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它们内在的文化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