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武，王季春,苏晓宁

(吴忠市人民医院，宁夏 吴忠 751100)

关于《内经》的成书时间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黄帝时期说、战国时期说、秦汉时期说，不同时期文字所承载的含义及有关医理记载是不同的，因此确定其篇章的成书时间显得极为重要。笔者从相关问题出发，以出土简帛书及传世文献为依托，结合相关考证观点，就《内经》中某些篇章的成书时间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

《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所载五谷为麻、麦、稷、稻、豆、彘，《素问·金匮真言论篇》所载为麦、黍、稷、稻、豆、彘，《灵枢·五音五味》所载为麻、麦、稷、黍、大豆、彘，《灵枢·五味》所载为麻、麦、粳米、黍、大豆、猪，《素问·脏气法时论篇》所载为麻、麦、粳米、黍、大豆，豕。

分析《内经》所含五谷各篇的五行相关配属，发现各篇各不相同，其中对猪的称法有彘、豕、猪，因此可以排除这些篇章出自一人之手，或后世校定时将五行配属内容进行统一的可能性，而五谷之豆则无一例外地统一称豆，未有菽字出现，因此笔者将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1 出土简帛书及传世文献中“彘、豕、猪”使用规律探析

首先查《内经》全书中对彘、豕、猪的使用频率由高到低分别为彘、豕、猪。

查阅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传世文献《周易》《诗经》中只用“豕”字；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包山楚墓简、望山楚简中亦只用“豕”字，云梦睡虎地秦简只用“豕”“猪”，且甲种、乙种《日书》之诸良日篇中皆载有“猪良日”；秦一统后的里耶秦简出现“彘”“猪”，龙岗秦简、岳麓秦简、西汉初的汉简《万物》、张家山汉简皆用“彘”字而无“豕”“猪”，之后武威东汉医简中出现“猪”字且只用“猪”字。

查传世文献，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有“豕”“猪”而无“彘”；《荀子》中用有“猪”字，秦一统后的《吕氏春秋》及至西汉的《淮南子》《史记》中皆用“彘”“豕”而未用“猪”字，且西汉的《淮南子》《史记》中“彘”的使用频率高于“豕”；东汉成书的《汉书》中出现“猪”字，《伤寒杂病论》中皆用“猪”字。

在出土简帛书中，秦一统至西汉早期皆鲜用“豕”，结合出土简帛书及传世文献形成如下观点：“豕”最早使用，直至东汉中后期鲜有使用；“彘”的使用出现在秦一统之后，在东汉中后期使用较少；在秦一统之前，“猪”字的使用出现，秦一统至西汉早中期，“猪”字在简帛书及传世文献中未被使用，东汉时又被大量使用。西汉初墓葬中出土的简帛书中，例外的是马王堆医书中既用“彘”“豕”又用“猪”字，且“猪”字使用频率高于“豕”字，其墓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据有关考证，马王堆医书很多篇章抄写年代不晚于汉高祖在位，因此原内容的成书当更早，故马王堆医书中用“猪”字不能说明西汉初期的用字特点。

从出土简帛到传世文献都大量用“彘”的时间范围为秦一统到西汉早中期，且西汉的《淮南子》《史记》中“彘”的使用频率高于“豕”，这与《内经》所含五谷各篇中的用字规律是一致的，因此《内经》上述几篇的成书时间当与《淮南子》《史记》的成书时间相近。

2 “豆”字用指五谷之豆年代辨析

上述《内经》所含五谷各篇中皆出现“豆”字，而未用“菽”字,结合目前现有的考证成果，“豆”字最早用指植物之豆有两种结论。

第一，钱超尘[1]考证认为，春秋战国到终秦之世，凡豆类皆称菽(或通假为叔)，至西汉初方才有植物之豆的称谓。

笔者查出土简帛书，如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农作物忌日相关记载中皆为“菽”或“叔”，及至年代为西汉初的孔家坡汉简、张家山汉简、印台汉简中亦是如此；江陵凤凰山汉墓遣策称豆类作物全用“豆”而无一例用“叔”或“菽”，凤凰山9号汉墓遣策简51“绣小囊一，盛豆”，简52“赤绣小囊一，盛豆”，凤凰山9号汉墓时代“其上限不能超过汉文帝十六年”[2]，凤凰山其他汉墓的时代也均在文景时期[3]；杜陵汉牍中载有五谷之“豆”，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中称豆类作物时亦均用“豆”。

传世文献中有关五谷中豆类作物的记载，在《吕氏春秋·审时》中为“菽”，《史记·天官书》中为“菽”，西汉初高祖在位时成书的《新语》中载有“豆饭菜羹”[1]，《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载有“血如豆比五六枚”[1]，钱超尘解释为豆粒。出土简帛书结合传世文献分析，五谷之“豆”的出现当在西汉初，西汉初“菽”与豆共用。

另一种观点则与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相关。帛书中载有“合卢大如口口豆卅,去皮而并冶”[4]，此处“豆”字当为五谷之豆。关于《五十二病方》抄写年代，论证证据较为充分的观点是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写本，即抄写不晚于秦汉之际(当早于吕后元年)。但从用字角度，形成于秦一统甚至更早的可能性较大[5]，有从副词使用的角度出发形成不晚于战国末期的结论[6]，如此则将豆字表植物之豆的出现时间推前，这与年代为秦或西汉初的其他出土简帛中用“菽”或“叔”截然不同成为孤例，综合看来以钱超尘的观点为是。

因此，《内经》中有植物之豆的篇章成书时间当不早于西汉初，即使上述关于植物之豆使用的第二种观点成立，也不影响《内经》含豆篇章成书时间的判断。在第二种观点中，植物之豆的使用当在秦一统或之前，若《内经》中有植物之豆的篇章成书于此期，则所列五谷中当有禾。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禾既是五谷的泛称，又特指谷物的一种而单独列有良日、忌日。如《日书》甲种《秦除》篇载:“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丑。禾忌日:稷,龙寅；秫,丑；稻,亥；麦。”《日书》乙种《徐》篇载:“五种忌日:丙及寅,禾；甲及子,麦；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7]”《秦律·田律》《秦律·仓律》《秦律·法律问答》中，将禾与其他谷物在一起的记载比比皆是，传世文献《吕氏春秋·审时篇》中载有“是以得时之禾……得时之黍”[8]，可知禾在秦时的重要地位，这种一统后的影响直至汉初，如印台汉简、杜陵汉牍中就有禾忌日。传世文献《史记·封禅书》载：“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9]，而禾作为谷物的一种在《诗经》中即有记载。《诗经·大雅·生民》载：“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10]”《诗经·豳风·七月》载：“黍稷重穋，禾麻菽麦。[11]”《汉书·食货志》载：“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中最重禾与麦也。[7]”

3 “豆”字用指五谷之豆且大量使用“彘、豕”年代考析

综上所述，在出土简、牍、帛书中，时间断代在江陵凤凰山汉墓之前的简、牍、帛中，除《马王堆医书》外，称豆类作物皆用“菽”，江陵凤凰山汉墓遣策称豆类作物时全用“豆”而无一例用“叔”或“菽”，杜陵汉牍始明确载有与其他谷物并列的“豆良日”，可见五谷之豆此时已确；江陵凤凰山汉墓年代不早于文景之时[3]，杜陵为汉宣帝之陵；洛阳烧沟汉墓出土陶仓上书有“大豆万石，小豆万石”的文字，洛阳五女冢267号墓出土陶仓上墨书有“大豆万石”的文字，洛阳西郊汉墓出土陶仓上书有“大豆万石”的文字，这些墓葬中时期最早的洛阳烧沟汉墓的时间上限为武帝时期；而传世文献《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时则训》《史记》中所载五谷之豆皆为菽，刘安生平约在景帝、武帝期，司马迁生平约在武帝期，于是出现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用字截然有异之处。对于此种差异，笔者认为可能是当时官方行文及在朝文人用字以延古、仿古为风，而朝野之外已流行新起之字词所致。《内经》史籍之载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又据《七略》而成。《七略》中校方技类书籍的是李柱国，史载校勘时间为西汉成帝河平三年，此时《内经》各篇章当成书；《内经》所含五谷的篇章中皆为豆且多为大豆而无菽，结合前述大量用“彘”字的特点，笔者推断《内经》含豆字篇章成书时间上限不早于文景之时，下限不迟于成帝之时，接近于武帝时期甚至晚于武帝时期。

惟一例外的是《灵枢·五味》中用“猪”字，分析出土简帛到传世文献“猪”字的使用，并结合对“豆”字的考证，笔者认为《灵枢·五味》的成书当较其他几篇为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