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仿

摘 要：汉代形成了更为科学的耕作栽培技术，通过因时制宜，顺时养物;因地制宜，用养平衡;因物制宜，协调统一地发展农业生产，形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上非常典型和系统的生态伦理传统，蕴含着非常朴素的生态系统观和生产生活观。这对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汉代;农业生产;生态意蕴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1-0121-04

汉代的人们已懂得观测天象定农时、改良土壤提高肥力以及利用水源灌溉农作物等方法和技术，通过因时制宜，顺时养物;因地制宜，用养平衡;因物制宜，协调统一地发展农业生产，形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上非常典型和系统的生态伦理传统，蕴含着非常朴素的生态系统观和生产生活观。

一、因时制宜，顺时养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汉代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对“农时”的把握日益精确化，形成了完备的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在农业生产的时间安排上更加科学，对以后的农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世所说的二十四节气，在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时则训》中已完整排定，并成为时人掌握农事季节的可靠依据。①从作为汉代重要的农学之书《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仅存的内容来看，它们对时人依照时令进行农业耕作的活动记载颇多。如《氾胜之书》写道：“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②这种按照时令进行耕作的程式，主要是为了“顺天时”，使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其实已蕴藏着非常朴素的生态农时观。另一方面，在汉代，人们还认识到农业生产与时节、物候等有着深刻的关系，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时序化的统筹安排。如《氾胜之书》对不同季节的耕作技术总结时写道：“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即分别指出春耕、夏耕、秋耕的最佳时间。反之，如果没有按照合适的时间进行耕作，将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如其中写道：“春气未通，则土历适不保泽，终岁不宜稼。”“秋无雨而耕，绝土气，土坚垎，名曰腊田。及盛冬耕，泄阴气，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与腊田，皆伤田。二岁不起稼，则一岁休之。凡麦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若七月耕，五不当一。”③

此外，《氾胜之书》《四民月令》不仅提出应根据不同季节来选择相应的耕作程序，同时还指出应根据各种作物生长的不同时间，来掌握其种植的具体时间表。其中所反映的主要农田作物的播种时间，如禾，“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二、三月时雨降，可种植禾;四月蚕入簇，时雨降，可种禾——谓之上时;五月，先后日至各五日，可种禾”。再如黍，“黍者暑也，种者必待暑。

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彊土可种黍”;“四月蚕入簇，时雨降，可种黍;五月先后（日至）各二日，可种黍”。麦，“种麦得时无不善，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实”;“正月可种春麦;尽二月止。八月，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唯穬，早晚无常”。稻，“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三月种秔稻，四月种秫稻”;“三月时雨降，可种秔稻”。④

由此可以看出，根据节气、时令的不同，汉代时期人们通过长时期的观察和经验的积累已经总结出不同作物最佳的种植时间表，使农业生产的时间安排更加科学与合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朴素的生态农时观，体现了农业生产实践的生态转向。

二、因地制宜，用养平衡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农业生产的大环境势必会发生变化，其中土地的重要属性——土地肥力亦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如何提高土地肥力以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便成为汉代人们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使土地资源能够永续利用，汉代形成了“用养平衡”的朴素生态农业观。

首先，从观念层面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以此来调节地力。汉代时期人们对土地的认识和利用，在继承前人“土宜”“得地之宜”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应根据土壤的肥瘠、地势的高低来具体种植适宜其生长的农作物，所谓“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榖者，以树竹木”⑤;同时，他们还认识到通过借助“人功”可使土地长期保持肥沃，以此促进土地的用养平衡，实现土壤肥力的经久不衰。正如《论衡·率性篇》记载：“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墝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⑥由此可知，正是基于对土地资源的正确认识，汉代时期人们已懂得“养地”是为了更好的“用地”，这其中已包含着一种“用养平衡”的朴素生态智慧。

其次，从技术层面摸索出“深耕细锄，厚加粪壤”，以此来改善地力。一是通过“精耕细作”的土壤利用方式来改善地力。汉代，随着铁质生产工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应用，耕作技术和方式在承继先人“深耕易耨”⑦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西汉中期赵过大力推广新的农田耕作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⑧这种代田法的运用使垄与沟年年交替使用，既实现了连种又恢复了地力，从而提高了土地生产率。成帝时，氾胜之倡导区田法。该耕作法因田畦面低于地面，当下雨时雨水就会渗漏到土层，可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因此有利于保土保肥。同时，氾胜之还总结了有关耕田的一些原则和具体措施，特别是其中有关耕、锄、摩、蔺、剗、耘和耧等土壤管理方式，在传统用养结合的土壤耕作技术基础上将其继续推进，便于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进行精耕細作，可提高土壤保墒能力，故能增进地力，并构成了汉代土壤保护的重要内容。⑨二是利用粪肥养土的土壤管理方式来改善地力。这种方式也是土壤“用养结合”的一种重要途径。汉代承继先人有关粪田养土的经验，对通过绿肥培肥地力有着更为科学的认识和实践。《氾胜之书》写道：“须草生，可至耕时，有雨即耕，土相亲，苗独生，草秽烂，皆成良田。”⑩其意是指让杂草腐烂可使农田肥沃，有利于提高地力，促进土壤的持续利用。东汉时期的王充认为“厚加粪壤”可“助地力”。（11）在汉代，除绿肥外，时人主要还使用牲畜排泄物、日常的农业物废弃物如垃圾、残稿、落叶以及人粪尿等混合而成的堆肥等，使其资源化，变废为宝。对此，从考古资料可得到证实，如近年来常出土有汉代的带厕猪圈（12），有学者认为厕圈结合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为了积肥（13）。另外，四川峨眉县出土水稻水田石刻模型，左下角稻田中有两个肥堆，即是当时种稻施肥的实证。（14）

从有机联系的角度来看，上述汉代时期人们通过精耕细作和粪肥养土等这些技术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土地资源，进一步加强了土壤的生命力，無疑是传统生态农业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因物制宜，协调统一

为保证农业生产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同发展，先民很早已认识到在农耕活动中不仅要合“天时”“地脉”，还要遵循“物性之宜”。如《战国策·韩策》写道：“韩地险恶，山居，五榖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15）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汉代人们对“物宜”又有了新的认知。陆贾在《新语·道基》写道：“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不违天时，不夺物性。”（16）同时，他们在耕种栽培上还进一步认识到应注重利用农业生产系统各种要素的优化组合与动态平衡以及农业生产内部的各种生物因素之间的有机循环来发展农业生产，这无疑也是其朴素生态智慧的一种生动实践。

首先，采用合理的农作物种类组合布局进行协调优化。汉代已经形成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合理密植等多样化的种植制度。如轮作复种。指“在同一片地和一定时限内、依次轮换栽种不同作物（前后作）的方式”（17）。轮作的关键在于前后茬作物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使“一岁而再获之”（18），达到多种多收。如“田有六道，麦为首种”。学者游修龄认为，“‘田有六道就是当时人们在地里进行的种植活动，按一年的天时，共经历六次的收获和种植的交替（即收三次，种三次”，“秋季播麦子，收粟和黍，冬季收稻”。（19）按照游先生的阐释，“田有六道”可以说是典型的轮作复种。东汉时期，郑玄在为《周礼·遂人》作注时写道：“今时谓禾下麦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今俗间谓麦下为夷下，言芟夷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20）即是指禾麦、麦与禾豆之间的轮作复种。通过多种作物的轮作，可以优化不同农作物之间以及农作物与土壤之间的生态关系，使不同作物与土壤轮耕有机结合，有利于维持农业生态系统内各种作物的相对稳定和永久持续，这也体现出时人可持续的生态农业观。再如间作套种。汉代的间作套种，是时人利用农作物间的互利共生关系，将不同作物进行合理搭配的一种耕作实践。如《汉书·食货志》记载的“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21），便是典型的间作套种。随着汉代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加剧，间作套种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种植方式。如《氾胜之书》“区种瓜”中记载：“种薤十根，令周迴甕，居瓜子外。至五月，瓜熟，薤可拔卖之，与瓜相避。”“又可种小豆于瓜中;亩四、五升;其藿可卖。此法宜平地，瓜收，亩万钱。”（22）还有“种桑法”，“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生，锄之，桑令稀疏调适。黍熟，获之”，“桑至春生，一亩食三箔蚕”。（23）虽然学界对该段文字的释读存有疑义（24），但黍、桑属于间作套种则是不争的事实。通过间作套种，既可协调统一不同的农作物，又能使生物系统与自然环境相适应，从而显示出一种整体效益，也彰显出古人朴素的生态智慧。又如作物间的合理密植。根据作物的生长习性，合理安排它们的播种布局是因物制宜的又一耕种方式。汉代人们对播种量进行定量化，并根据作物能够适应的生态环境条件做具体调整，以此来提高成活率。如种大豆法：“三月榆荚时，有雨，高田可种大豆。土和无块，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大豆须均而稀。”（25）汉代巴蜀地区的农民还总结出通过分区种植不同种类果树的经验，如十月“植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树，八尺为行，果类相从，纵横相当”（26）。

汉代人们在耕作中所采用的上述轮作复种、间作套种以及合理密植等栽培措施，都很好地协调了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实现了生物系统间的协调统一。

其次，利用农作物各因素间的有机循环进行协调统一。一是利用农作物各因素之间循序相生的内部机理。先秦时期，先民已认识到自然界本身所存在的物质循环，如“树落则粪本”（27），即是使用植物腐烂的落叶作为肥料。汉代时期人们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农业生产内部各系统间的有机循环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并将其更加科学合理地应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根据近年来出土的众多汉代陂塘模型（28），可以发现时人在利用陂池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充分利用陂塘本身具有的养鱼功能，并将稻作、养殖、种藕等诸项农事活动有机地融为一体。显然，稻田养鱼正是利用了鱼食水草、鱼粪肥田的互利共生关系，达到除草、养鱼及肥田的效果，可谓农业、渔业、副业等统筹兼顾，一举多得。另据《氾胜之书》“种桑法”记载：“桑生正与黍高平，因以利镰摩地刈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当逆风起火。桑至春生，一亩食三箔蚕。”（29）其意是指把割下的桑苗晒干烧掉，灰入土中可作桑树的肥料，等到第二年春天桑树重新发芽生长必枝大叶肥，一亩桑田可饲三箔蚕。这种培肥地力的方式，突显出时人顺应自然界物质能量循序相生的机理，这从考古资料中可得到证实。如，“各地出土的陶猪圈模型表现突出，厕所与畜圈连在一起，把人类的粪综合管理贮存。山东画像石中还刻有拾粪的图像。滕县龙阳店一石刻画二马相对，右边一马正在排粪，马后一人，右手执钩铲，左手执箕，弯腰把马粪拾起来”（30）。这说明汉代人们已对农作物生产与粪肥之间有机循环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生产实践中，由此体现出一种大农业的生态系统观。二是利用农作物各因素之间消长并济的内部机理。运用该机理，可谓是先民利用自然界生物间“相克”关系的生动实践，以此达到虫害防治的目的。汉代人们对于自然界物种间“相克”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生产活动中。如，《论衡·物势篇》记载：“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31）《氾胜之书》“耕田篇”中有更为详尽的记述：“冬雨雪止，辄以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冻虫死，来年宜稼。”“麦篇”亦写道：“雨雪止，以物辄蔺麦上，掩其雪，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则麦耐旱、多实。”（32）由此可知，储存雪水既可以利用雪水补充土壤水分，又可以利用雪水的低温冻死寄居在土壤里的害虫，可促进作物健康生长以此提高产量。此外，《氾胜之书》中还特别提到一种溲种法，即“又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先种二十日时，以溲种如麦饭状”，“则禾稼不蝗虫”。（33）此法是利用兽骨骨汁、蚕或羊粪、雪汁、附子等材料经过合理搭配拌于种子表面并随种子一起下种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种子免于遭受虫害，这其实也是时人利用自然界生物各因素间有机循环的一种生态向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与汉代的先民耕种着同一片土地，面临著同样的以较少的耕地养活众多人口的基本实情，这就决定了汉代在农业生产中所形成的耕作栽培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朴素的生态农业观对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为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所面临的生态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

注释

①④⑨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5、251—252、277页。

②⑩（22）（23）（25）（29）（32）（33）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24、25、152、166—167、129—130、166—167、27、45页。

③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21、25—27页。

⑤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308页。

⑥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3页。

⑦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0页。

⑧（2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8、1120页。

（11）（31）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3、147页。

（12）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3）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99页。

（14）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

（15）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91页。

（16）王利器撰：《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

（17）梁家勉：《“地力”与“人功”——用、养结合的优良传统》，《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

（18）（27）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188页。

（19）游修龄：《试释〈氾胜之书〉“田有六道，麦为首种”》，《中国农史》1994年第4期。

（20）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69页。

（24）刘兴林：《关于〈氾胜之书〉“种桑法”的辑释》，《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

（2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59页。

（28）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凉山西昌发现的东汉蜀汉墓》，《考古》1990年第5期;郭清华：《浅谈陕西勉县出土的汉代塘库、陂塘、水田模型》，《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30）蒋英炬：《略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农耕图像》，《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

责任编辑：何 参

Ecological Impli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Han Dynasties

Chen Dongfang

Abstract：People in Han dynasties formed more scientific cultivation techniques in their long-term production practices. Through making things suitable for the time and keeping things suitable for the time;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using and cultivating;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 coordinated and unified way due to the suitability of material systems， a very typical and systematic ecological ethical tradition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was formed， containing a very simple concept of ecosystem and the view of production and life，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Key words：Han Dynasti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cological im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