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兰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一带一路”倡仪旨在发展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打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美好图景。“一带一路”倡仪的提出为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也为各国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契机。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新形势新语境下，桂剧作为我国戏剧艺术的瑰宝，不能闭门造车、固步自封，而应当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世界文化多元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掌握文化话语权，提高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促进我国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国的传播，翻译作为桥梁纽带的作用可谓功莫大焉。

一、《大儒还乡》以及翻译策略的介绍

《大儒还乡》是一部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剧作，曾荣获国家舞台精品工程2005—2006年度“十大精品剧目”称号。该剧主要讲述清代乾隆年间，年过古稀的内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陈宏谋，挂印辞官，载誉还乡的故事。在返乡之前，他决定去当年执行桑政的长安(今陕西)还一笔苦情账，却意外发现执政时期推行并引以为豪的政策“南桑北种”实际上是缪天行事、贻害百姓的“面子工程”。陈宏谋离任之后，他的学生吴信达为维护政绩，花高价从江南购买蚕丝，冒充秦绢。他的另一学生佟三秦因反对桑政，屡次上奏，触怒龙颜，被满门抄斩。其遗孤幸得陈宏谋冒死相救，之后，被陈南孙留在身边悉心照料，抚养他长大成材。佟女桑娘被送到女道观，道姑视她如己出，教她习字练武牢记父母冤仇。当桑娘寻来报仇时，“假桑政”的真相如抽丝剥茧般呈现在陈宏谋眼前，他备受打击，甘愿舍弃一生为国家鞠躬尽瘁而取得的功名，不顾亲人、学生们的苦苦哀求，毅然查清真相，且上书请求皇上将真相公布天下，并赐予死罪以警醒后人，最后因不能如愿抑郁病逝于归家的途中。

文化负载词是“标志着某种文化中特有的事物的词、词组或者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1]232。由于各个民族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创造了各民族不同个性和地域特征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语言是文化和人们思维方式的载体，是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的。Lotman曾说过：“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根植于一种具体的文化当中的。”[2]211-232不同民族的语言系统展现了不同的文化特色，承载了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翻译不是脱离文化的简单的信息译码重组的机械转换过程，而是两种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活动。《大儒还乡》中包含了许多具有文化特色的负载词，其中有些词汇体现了我国深厚的戏曲表演文化和宗教文化，反映了我国封建等级制度和儒家“礼”文化对称呼文化的影响。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悬殊，有很多词汇在英语中很难找到意义与文化上等值的翻译，译者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运用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将其中的文化内涵传递给读者，以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儒还乡》的翻译策略

“异化”和“归化”这对翻译术语是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来的，他提出异化是以作者为归宿，保留原作的语言表达特色和文化意象不做太大变动，以向译入语读者传递原文的异国情调，引导读者去感受作者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为目的；归化是以译文读者为出发点，目的是翻译出符合译入语读者语言习惯的、更加自然流畅的译文。[3]49-51韦努蒂无疑是异化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主张译者不应为了迎合主流文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价值观而改变原作的表达风格和文化特色，应尊重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采取异化策略再现原作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尤金·奈达是归化翻译方法的代表，他提出的使译文达到“最自然最贴切的对等”，只有最贴切自然的译文才能让目的语读者产生与原语读者相似的反应，译文的存在才有价值和意义。

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为了将我国桂剧的文化特色原汁原味的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译者应力求最大限度的保留桂剧的文化特色，在进行桂剧翻译的时候是以保留文化差异的异化翻译策略为主，有些文化词汇异化易造成曲解和困惑，可借助于归化的翻译策略解决。

(一)戏剧表演程式动作的翻译

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表演的区别之一就是虚拟性，集中表现在用一系列动作组合来突破狭小舞台的时空限制，让剧情地点、时间转换灵活自如。程式动作是指：“从社会生活和长期的舞台实践中提炼出来，能帮助演员刻画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性格、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规范化的相对固定的表演动作”。[4]45-46程式动作将中国戏剧的虚拟性推演到极致，例如“趟马”，演员只要挥着马鞭做出一套上马、勒马、打马且晃动身体的动作就能在没有实物马的情况下将策马奔腾的场面演绎出来。演员跑一“圆场”就可以表现从A地到了B地，此外还有“吊毛”“跌坐”“抢背”等，其艺术效果真可谓是“六七人可当千军万马,转一圈可走四面八方”。西方戏剧自亚里士多德起就十分强调戏剧时间、地点和情节的整一性即“三一律”原则。卡斯特尔维特洛在他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中完善并明确了“三一律”，并强调了时间和空间的整一性，“事件的时间应当不超过12个小时；事件的地点必须不变，不但是限于一个城市或者一所房屋，而且必须真正限于一个单一的地点”[5]194-195，他提出的理论对后来很多剧作家产生了影响，如萧伯纳、贝克特等。不懂戏曲的中国人在剧本里遇到诸如跑“圆场”“抢背”等词语都要琢磨好一会儿，再结合看戏经验方才恍然大悟，何况对我国戏曲表演文化知之甚少且毫无观赏经验的译文读者来说更是如坠云里。

《大儒还乡》的舞台处理运用了不少程式动作，打破时空限制，使时空转换灵活自由。对具有中国戏曲特色的表演动作词汇进行英译时，音译加注的异化翻译策略是首选。例如，“趟马”可译为“Tangma, a set of stylized movements to indicate that one is riding or galloping on a horse”；“圆场”可译为“Yuanchang, the actors circle the stage along the prescribed circular route to indicate the change of place”; “抢背”可译为“Qiangbei, the movement of falling and tumbling”; “跌坐”“Diezuo, the body falls down quickly and sits down on the stage to show a feeling of agitation or anger”。 这样就能让译文读者有机会领略到我国戏曲表演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所隐含的深刻内涵。

(二) 人物称谓的翻译

《大儒还乡》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君臣、师生，甚至夫妻之间的称呼都带有封建等级制度和儒家“礼”文化的烙印。同样是经历过封建王朝，有些称呼可以在英国中世纪王朝中所使用的称呼找到对等词汇，有些称呼如对帝王的称呼、自称、谦称、敬称则找不到文化意义对等的词。

1.有关“皇上”一词的翻译

秦始皇称帝开启了中国的皇帝制度，作为九五之尊的天子，有关皇帝的称呼是独一无二的。例如，“朕”是皇帝专有的自称，其他人则尊称“万岁”“圣上”。英国对国王的称呼没有中国那么复杂，有些称呼很难找到文化意义对应的翻译，对于联想意义相反的词更找不到对等转换。中国“龙”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历代皇帝的代名词。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其后代称作“龙脉”或“龙裔”，乘的船叫“龙船”等，凡有关皇帝的物品均以“龙”字修饰，以示皇家的尊贵与威严。在西方，龙是凶残、邪恶的象征，这给翻译工作者增加了很多难度。在处理这种因联想意义相反和文化差异形成的负载词时应以归化为主，降低让目的语读者曲解原文的可能性，便于读者有效地理解原文。

例(1)乾隆：卿就要荣归故里了，朕敬你一杯酒。[6]3

译文Emperor Qianlong:Since you will retire and return to your hometown soon gloriously, I propose a toast to you.

例(2)陈宏谋：不！是你父亲太过狂傲，触怒龙颜，酿成大祸！[6]9

译文 Chen Hongmou: No! You are wrong, it is your father’s presumptuousness that infuriates His Majesty and contributes to his death.

例(3)辉煌的龙船自天幕推出，乾隆坐龙椅。[6]31

译文The splendid imperial boat is pushed out when the curtain is raised, QianLong is sitting on the throne.

例(1)中“朕”是秦始皇开创的专属自称，表示“天下皆朕、皇权独尊”的含义，英语中找不到具有同样文化意义的转换，为了让读者能有效的获取信息，只能将其意译为“I”。“龙”是古代皇帝用作帝王崇拜的象征，但是由于中西方对“龙”的联想意义相反，如将“龙颜”直译、硬译，容易让不了解中国“龙”文化的译入语读者曲解原文，造成读者的困惑，阻碍信息的传递。“龙颜”是对皇上的尊称，以示皇权的威严。“His Majesty”是英文当中对帝王的尊称，把龙颜意译为“His Majesty”，将皇帝高高在上的威严的内涵翻译出来。例(2)中的“龙船”和“龙椅”的翻译同理也是将皇家威严的内涵保留下来即可，如将“龙船”译成“dragon boat”，很容易让译入语读者联想到端午节的龙舟，不利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2.尊卑礼仪影响下的谦称的翻译

中国自古以来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以礼待人、卑己尊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语言与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受我国传统儒家“礼”文化、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在人际交往中人们更倾向于用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礼貌用语。

例(4)桑娘：小女子献丑了。[6]7

译文：Sangniang: Please forgive me, I will show my unpresentable performance.

例(5)陈宏谋：老夫心乱如麻，哪有心思听戏呀！[6]24

译文：Chen Hongmou: I am so upset and discomposed now and not in the mood to listen to the opera.

例(6)李公公：奴才叩见皇上。[6]31

译文：Li Gonggong: I greet Your Majesty.

西方强调人人生而平等，提倡人的自由与个性发展，主张展现、突出自我而不是压抑自我。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造成中国的自谦语在英文中形成词汇空缺，找不到文化等值的转换，如选择直译加上注释，这无疑增加了戏剧演出的难度，也与戏剧的口语化的规则相违背，这时意译是更好的选择。例(4)桑娘用“小女子”称呼自已，是古代女子对自己的谦称，表示谦逊的一面，也揭露了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例(5)的“老夫”是古代年逾七十男子的谦称，例(6)“老夫”是封建时期仆人的谦称，以示对主人的忠心。这些包含谦卑礼仪以及等级区分文化内涵的谦称难以在英文中找到等值的转换，将其意译成“I”，虽造成文化信息的流失，但是能更有效地传达原文信息。

(三) 宗教文化的翻译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由于地理历史的差异，各个国家的宗教信仰也迥然不同。我国的宗教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前提下，融合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土生土长的道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的多种宗教共存的宗教文化。“天”是各个宗教和中华民族一致崇拜和敬畏的尊神，是众神之主，其余的神都在其下，唯“天”独尊。“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和人性的来源，成为人们行为的约束者和监督者。例如人们会对一些违反道德行为的人说 “遭天谴”“苍天有眼”“天地良心”等话语表示对其行为感到羞耻，形成了一种道德上的“耻感文化”。西方多数人是一神论者，信仰基督教，崇拜三位一体的上帝。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原罪，是人类罪恶的根源，所以人一出生就有罪，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赎罪的过程，只有信仰基督教、聆听上帝的教诲，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洗刷罪恶，死后进入天堂，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为了让译入语读者能有机会了解我国宗教文化，在对宗教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存异”而不是“求同”，采取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例(7)李公公(读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6]3

译文：Li Gonggong(read out the imperial edict): By the grace of Heaven(God of China), the Emperor hereby decrees.

例(8)乾隆：朕也是性情中的一个人，天降大任无奈何。[6]34

译文：Qianlong:I am also a sentimental person yet I have no choice but be responsible for Heaven for it is he who chose me to be the emperor.

例(9)桑娘(接唱)：这也是天有灵地有情助我成长！[6]11

译文：Thanks to the blessings from the sentient Heaven, I grow up to be a healthy girl.

例(10)李芝珍：苍天让你姐弟重逢，应该高兴呀！[6]12

译文：Li Zhizhen: You should be happy because now you and your brother reunite due to the blessings from Heaven.

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宣扬权威、巩固统治，自称天子，遵从天的旨意治理天下。皇帝的诏书中使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起头来表现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的含义。如将例(7)和例(8)中的“天”翻译成“God”虽然也能将君权神授的内涵译出来，但是中华民族对天的崇拜和信仰的宗教文化内涵却流失了。例(9)和例(10)是儒家中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主宰者。这里没有将“天”转换成西方的“God”，将我国的宗教文化的色彩保存下来，让译入语读者有机会了解我国宗教文化的特色，有利于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

三、结语

“一带一路”倡仪为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桂剧作为我国戏曲艺术的瑰宝应抓住这个契机，将其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传播到世界各地。《大儒还乡》中包含了许多具有文化特色的负载词，其中有些词汇体现了我国深厚的戏曲表演文化和宗教文化，反映了我国封建等级制度和儒家的“礼”文化对称呼文化的影响。译者只有灵活地将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巧妙结合、和谐共谋，才能充分再现桂剧文化的同时，也不导致译文艰涩难懂，让译文更自然、流畅、易于读者接受。只有这样，桂剧文化才能顺利地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中，为文化多元化挥洒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