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侠 卢福营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流动现象，创业型流动是有别于务工型流动的一种特殊农民流动类型。实证研究发现，农民的创业型流动也存在着多种类型，以流动方式划分，大致有“同源同业聚集型”流动、“同源同业离散型”流动、“异源同业聚集型”流动、“异源异业发散型”流动等。不同类型的农民创业流动具有众多共同之处，但在流动基础、流动轨迹、流动形式、流动结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

关键词：农民 ; 创业型流动 ; 流动类型 ; 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流向城市，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乡——城”流动农民。《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45亿人，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在2011-2014年间持续增长，由2011年的2.30亿人增长至2014年的2.53亿人。”当代的流动进城农民正经历着急剧扩大和分化的过程，呈现出多种类型的流动农民群体。李培林提出农民工已经完全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然而，对于务工型和就业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研究仍是学界的焦点，而关于进城农民的创业型和经营型的社会流动很少有学者关注。

其中，在关于外出创业农民现象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项飚、王春光等人关于“浙江村”、“河南村”、“温州城”的研究，他们关注的是“同源同业聚集型”的创业型流动农民群体，特别是其流动背景、创业机制、创业特点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也有个别学者对“同源同业发散型”的创业型流动农民做过一些研究，如：卢福营、江玲雅、刘艳等。然而，在进城创业农民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特殊类别——“异源同业聚集型”和“异源异业发散型”进城创业农民，对此，学界尚未引起关注。本文从理论上对农民的创业型流动的四种类别进行分类，试着对不同类型的农民的创业型流动进行初步的描述，进而从流动基础、流动轨迹、流动形式和流动结果等方面进行类型学比较分析。

一、创业型流动：一个特殊的农民流动形式

近年来，党和国家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两创战略”。 李克强总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强调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推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在创新创业的新形势下，我国的农民流动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可以将对农民的流动进行分类。卢福营根据流动方式的差异，将农民流动划分为务工型流动和经营型流动;根据流动动机和目的的差异，将农民流动划分为谋生型流动与创业型流动。创业型和经营型流动与务工型和谋生型流动虽然存在诸多共同之处，但在流动目的、流动内容、流动性质、流动路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第一、从流动目的来看。大多数务工型农民的流动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增加收入，寻求生存条件的改善。对于务工型的农民来说，他们远离亲人和故乡来到城市，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积累财富，达到提升和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目标。而创业型流动农民进入城市进行创业和经营则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中的部分人有的是个体经商户，有的是私营企业主，有的是公司老板，有的已经过着小康甚至富裕的生活，他们之所以创业流动不是因为生存上的困难，而是为了开拓更广阔的创业和经营空间，寻求更大创业市场和发展机会，最终获取经营利润的最大化。

第二、从流动内容来看。务工型流动农民流动城市后，因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只能依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获得积累财富的工作和机会。而创业型流动的农民不仅只拥有单一的劳动力要素，如王汉生等人笔下的“浙江村”村民的创业流动是携带着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的综合性流动。也就是说，农民的创业型流动不是单一的劳动力流动，也不是人口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整合资金、技术、设备、信息和经验的等多重生产要素的综合性流动。在流动内容上，创业型流动农民比务工型流动农民拥有更加丰富的生产要素，这为他们的创业流动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第三、从流动路径来看。务工型和谋生型的农民的流动路径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即哪里有就业机会和务工市场，哪里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积累财富，他们便会不假思索地流动到哪里。从一定意义上说，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的流动轨迹，更多地体现了务工型农民流动的事实。而农民的创业型流动则不受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影响，他们创业流动轨迹更多地是为了追寻更广阔的创业市场和发展机会。因此，就有了浙江温州人为开辟北京服装市场不断聚集的“浙江村”村民，来自浙江温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追着太阳种西瓜”的西瓜农，流动各地从事数码快印业的湖南新化快印农等等一批以市场为流动轨迹的创业型流动农民。

毋庸置疑，农民的创业型流动是一種特殊的农民流动形式，这种流动方式已经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后势必也会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产生更加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鉴于此，学界值得对这种特殊的农民流动方式做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

二、农民创业型流动的主要类型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农民的创业型流动的方式日益分化，呈现出不同的类别。按照流出地的来源和流入地的方向，可将农民的创业型流动划分为四种类别，分别为“同源同业集聚型”创业流动、“同源同业离散型”创业流动、“异源同业集聚”创业流动、“异源发散型”创业流动。

（一）、“浙江村”——“同源同业聚集型”创业流动

项飚认为“浙江村”是一个奇怪的社区，原因在于“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浙江村”的得名，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浙江省的农民之故，它们分布在北京市的朝阳、海淀、丰台等区，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位于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 “浙江村”的工商户主要从事服装的生产和销售，1995年全年销售额为15亿，在该地区有16个大型市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今日的“浙江村”已经变成了拥有CBC（服装商务核心）、具有规模、品牌、价格等竞争实力的综合性服装集散地，日客流量达8万人次，年交易额超过160亿元。

“浙江村”村民的创业流动属于典型的“同源同业集聚”创业流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服装产业的巨大需求和供货紧张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重要信息被一批来自浙江具有敏锐观察力、较大胆识和较高人格魅力的能人及时捕捉，他们在传统人际网络和北京市关于流动人口进京经商新政策的支持下创业聚居形成了“浙江村”。“同源”又“同业”使得“浙江村”拥有稳定的市场运行规则、运作机制和交易价格，其内部的劳动力、资金、设备等要素大致由“浙江村”村民家乡的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划定界限，此外，在“浙江村”内部工商户的交易中，以血缘、地缘情谊为担保的信用起着重要作用。这种情谊和担保不仅减少了村民在创业和经营的成本，而且有利于“浙江村”创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完善。

（二）、湖南新化快印农、浙江温岭西瓜农——“同源同业离散型”创业流动

“同源同业离散型”创业流动是另一种重要的农民创业型流动方式，湖南新化快印农和浙江温岭西瓜农的创业流动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代表。闻名遐迩的湖南新化快印业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打字机维修，现如今，从事数码快印业的新华籍人员达20多万人，他们分布于祖国的各个角落甚至迈出了国门，年产值100亿元，已经形成产、供、销为一体的办公自动化服务及产品营销产业群，已经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经济社会现象。新化快印农大部分来自湖南省新化县，随着该地快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掌握数码快印技术日益增多，而该地有快印业需求市场却十分有限，一些头脑灵活、拥有较强快印技术的能人开始了外出创业的个体性的离散流动。

图1关于湖南新化快印农的数据（刘艳，2013）

“同源同业发散型”创业流动的农民虽然来自相同的家乡或地区，但其创业流动轨迹是一种离散型流动。这种创业流动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或地区，而是哪里有创业市场和经营机会，他们就流动到哪里。传统的社会网络对这种离散型创业流动起着重要的作用，早期出门成功创业流动的农民会将创业技术、创业经验带到“同源”家乡或地区内的实现共享，甚至回到“同源”积累更多的创业资金和资源，从而壮大创业的规模和效益。在“同源同业发散型”创业流动中，农民的“同源”为“同业”增加了创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农民的“同业”为“同源”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可能。

（三）、义乌小商品城、苏州虎丘婚纱城——“异源同业聚集型”创业流动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20世纪60年代“鸡毛换糖”零星交易，到今日享誉世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与“异源”创业农民的流动聚集有着密切的联系。义乌日益巨大的小商品生产和销售市场，自然吸引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创业精神、创新胆识、经营经验的农民来此创业和经营。“异源同业聚集”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经商农的创业活动是建立在“家庭本位合作制”基础上的，他们基本不会也不可能采用现代会计制度，“他们往往到终才仔细清算到底赚了多少钱，清算的办法极简单，刨掉一年内的全部开销，在年初本钱上多来的钱，便是一年的收入。”以“家庭本位合作制”为基础的“异源型”个体创业农民，被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广阔的市场深深吸引，流动到此进行创业和经营。

苏州虎丘婚纱城临近虎丘风景区，从聚集伊始的传统的婚纱市场，经过30余年的积淀与发展，目前共有经营户1200余家，年销售额15亿，占据全国70%的份额不仅服务主要辐射整个长三角，还带动众多的产业的发展，是我国婚纱产业发展的重要标杆，与广州、北京的婚纱市场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本研究对苏州虎丘婚纱城开展了实地调研和分析，据表1数据，虎丘婚纱城的经营户，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异源聚集型”创业农民，他们具有从事婚纱行业的相关技术、资金、资源和经验，流动到了虎丘，开始了有关婚纱的创业与经营。与浙江义乌经商农相似的是，来虎丘婚纱城创业流动的绝大部分农民也是一种以家庭本位为特征的夫妻合作式创业流动。家庭本位的伦理中成员不计劳动报酬的付出不仅激发了虎丘婚纱城中个体和私营经营户的创业动力，而且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创业和经营成本，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

农民源自不同的家乡或地区，是“异源同业聚集型”农民创业流动的最大特点之一。随着城镇化的脚步不断推进，全国各地具有较强创业胆识和创业能力的农民，携带着资金、技术、资源、经验等综合性生产要素资源进入城市并在某一区域聚集，从事着相同或相近的产业，形成影响甚至改变着城市产业格局和社会结构的独特的发展区域。义乌小商品市场、苏州虎丘婚纱城、全国各地高校美食城等都是当今社会中“异源同业”农民创业流动聚集形成的典型区域。

（四）、在外自主租用场所、承包企业等个体、私营经营者——“异源异业离散型”创业流动

在进城创业农民的流动中，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异源多业离散型”创业流动方式。一些在外租用场所、承包企业的个体或私营企业者，就是这种创业流动方式的典型代表，如城市居民区或学校附近创业流动农民工经营的小吃摊、修鞋铺、水果店、服装店、理发店等，他们来自不同的家乡和地区，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他们不分白昼工作，只为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些零星分散的创业型流动农民是城市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细胞，也许他们的创业和经营规模小，也许他们不能改变城市中产业结构，也许他们将来还会到别地流动创业，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异源多业离散型”农民创业流动已经成为满足当今许多城市和地区某些发展需求的重要渠道。

三、四种不同类型创业型农民流动的异同比较

不可否认，农民不同类别的创业型流动在流动目的、流动动力有一些共同点，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上文中提出的四种类型的农民创业型流动的差异性也日渐明晰。本文尝试着从流动基础、流动轨迹、流动形式和流动结果等方面对四种类别农民的创业型流动进行比较分析，显示出它们各自的特点与差异性，为创业型流动农民的研究提供更进一步思考与借鉴。

（一）.流动基础

传统的乡土社会资源在“浙江村”和湖南新化快印农的创业流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对于“浙江村”来说，关系网络不仅构成共同流动的基础，而且充当接续式流动的路径网络。此外，有调查发现，湖南新化县快印农外出经营所需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乡土社会网络。传统的社会网络之所以对“浙江村”和湖南新化县快印农的创业流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两种类别的进城创业农民来均来自“同源”的家乡或地区。传统人际关系中的家庭本位观以自家里的人為核心层、亲戚朋友为第二层（中层）、乡亲熟人为第三层（低层）、生人为边缘地带（底层）。“同源”的创业流动农民对自己人、自家人以及家乡人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使得他们在创业流动的过程中容易协同合作、互帮互助，这是“同源”外出农民创业流动重要前提和基础。

对于“异源”流动创业的农民来说，流动农民来自不同的家乡和地区，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网络发挥的效用并不明显，那么他们是怎样在陌生的城市创业、立足和经营的呢？科尔曼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社区所提供的“原始性社会资本”有逐渐衰减的趋势，因此需要通过人工创建的社会组织等其他方式来替代之。我们可以借用这种分类方法，将农村流动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划分为他们进入城市之前在“乡土社会”中所形成的“原始社会资本”和进入城市社区之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资本”。可见，“异源”创业农民在进入城市后积累的新型社会资本的成了他们创业和经营重要的武器，不管是“异源同业聚集型”还是“异源多业离散型”的农民创业流动，拥有较多新型社会资本的农民比其他创业农民更容易在城市创业和立足。

（二）.流动轨迹

“同源同业聚集型”和“异源同业聚集型”农民创业流动都是以某种市场需求为导向，具体表现为聚集到某一城市或地区的特定区域进行创业和经营。“聚集型”创业型流动农民一般具有敏锐的市场警觉性和观察力，能对具有巨大潜力的产品或服务市场或已经初具某种产业的雏形的地区审时度势，在恰当时机整合自身的资金、技术、资源和相关经验在该市场进行创业和经营。这种以市场为导向“聚集型”创业流动不仅给农民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他们的聚集会影响甚至改变该区域或城市的产业格局和社会结构。

“离散型”农民的创业流动是由某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农民的外出经营能力和经营利润决定的。之所以会向四面八方离散创业，是建立在哪里有合适的创业市场，就流动到哪里的创业观念基础之上的。这种创业流动离散的轨迹不仅延伸到城市，也可能扩散到农村;不仅面向发达地区，也可能是经济落后的地方。

（三）.流动形式

以“浙江村”为代表的“同源同业聚集型”农民创业流动的形式较为丰富，既有个体性流动，也有群体性流动。在群体性流动中，又分以独立核算为特征的厂商或工商户组织和依靠分工协作的若干厂商或工商户的合作群体。苏州虎丘婚纱城、湖南新化快印以及在外自主租用场所的个体、私营经营者的流动创业大多采取个体经营方式，而且主要表现为夫妻经营或家庭经营。

我们发现，传统的社会网络在“同源同业聚集型”农民创业流动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浙江村”为代表的创业农民相互之间容易产生信任感和归属感，从而出现群体性的创业流动。湖南新化快印農遵循的是个体性离散型创业流动轨迹，其流动形式主要依托举家流迁的个体经营。虎丘婚纱城创业流动农民和在外自主租用场所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均来自“异源”的家乡或地区，缺乏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撑，很难形成像“浙江村”那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其流动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性流动居多。

（四）.流动结果

不同类别的农民创业流动产生的流动结果不同。农民的“聚集型”创业流动在城市形成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区域，随着其聚集规模的不断壮大，势必影响甚至改变着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离散型”农民创业流动虽然不能改变整个城市的发展格局，但却及时填补了城市的某种需求，促使城市生产和生活的进一步提升。

四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创业流动的给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带来的结果和影响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日益高涨的创业流动行为却实实在在地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地添砖加瓦，在党和政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部署下，农民的创业型流动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进城创业农民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关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民的进城创业流动及分类是一个极其复杂经济社会现象，本文进仅对农民的进城创业流动做了的初步分类，现实社会可能还存在其他类别的进城创业流动方式，值得学界开展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0：5.

[2]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M].2017（11）.

[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