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雯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菲利普·迪克是二十世纪美国科幻小说巨匠，因 “强有力地描绘了虚构社会的广阔图景”，被著名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称颂为“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1]。出版于1962年的《高堡奇人》是其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荣获1963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小说将背景置于罗斯福总统在迈阿密被刺杀、轴心国战胜同盟国赢得二战、美国被德日殖民割据的假想历史下，展现了在德日两大法西斯势力的矛盾日益凸显之际，不同身份的人物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各自的应对方式，呈现了典型的复调特征：小说中的两本图书——被视为神谕的《易经》和名为《蝗虫成灾》的禁书——将各色人物串联起来，其中有隐姓埋名的畅销书作家阿本德森，有一心追寻现实真相的柔道教练朱莉安娜，有对日本人阿谀奉承的美国古董商人齐尔丹，有处心积虑掩盖犹太人身份的钢铁公司雇员弗兰克，有纳粹种族优生论支持者的珠宝公司老板马特森，等等。

在国外学界，诸多学者从“复调”“权力斗争”“反乌托邦”等角度对《高堡奇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国内评论家则倾向于从“后现代叙事”“政治无意识”“本体论”等方向解读小说。但研究视野均略显单一化，始终局限在对文本内部的探讨上，落入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方寸之地中，忽略了小说与当时历史背景之间的关联。值得关注的是，《高堡奇人》在作品类型上有了巨大的创新，是“可替代历史小说”(alternate history /alternative history)的经典开山之作之一，这一类型是指作家预设一件特定的历史事件有了不同的结果、所撰写的随之颠覆的历史进程[2]102。从这层意义上而言，《高堡奇人》是迪克重建并阐释美国二战及二战后历史、质疑传统历史观念、重划文学和历史疆界的实验性作品，而这与新历史主义思想不谋而合。新历史主义由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于1982年提出，这一流派将历史再定义为叙事/文本，借助权力理论来发掘历史话语中嵌入的意识形态符码，关注文学文本自身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话语、并与其它历史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3]。因此，本文以新历史主义为研究视野，结合战后美国社会的历史叙事和主流话语，从“历史即叙事、历史性失灵”和“历史叙事中嵌入的意识形态符码”两个角度考察小说，以期对阐释菲利普·迪克的史学观、理解作为对抗性话语的《高堡奇人》有所裨益。

一、历史即叙事与历史性的失灵

从亚里士多德的经典阐释中，传统历史主义的立场昭然若揭：历史讲述已发生的事；历史主司真实[4]。类似的表述也可以在斯卢瑟的《历史、历史性、小说》中看到，斯卢瑟指出所谓的“历史性”，是关于人、物、事件的历史真实，是由事件或事物所存在的确定的源头构建而成的[5]189。换言之，传统史学认为历史有着单一、明确、固定而且终极的所指。但“历史即事实的重复”这一古老而顽固的史学错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右因受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而被颠覆。在“什么是历史”这一基本问题上，当代西方学术界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泰斗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出“历史是文学虚构的文本”[6]，福柯认为 “历史是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以符号或文本形式存在的话语……历史的客观性或真实性只是一种幻想”[7]62-63，海登·怀特提出的历史叙事理论更是把历史定义为“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8]。因而，在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下，历史的本质由真实演变成了叙事人讲述的故事，成为人为建构之物和表意体系，“历史的文本性”毋庸置疑；历史的所指不再固定单一，特指的唯一历史也随之碎裂成诸多的复数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基于确定性、真实性而存在的“历史性”失灵了。

从《高堡奇人》的叙述角度上看，迪克采用的边缘人群多角度历史叙事解构了主导性叙事所霸占的历史真实。与传统历史小说以英雄和名人为主体的宏大叙事不同，《高堡奇人》让罗斯福、希特勒等人“甘为背景”，只出现在书中人物间的闲谈中，让烽火弥漫的战事退居幕后，成为收音机里一闪而过的新闻。小说另辟蹊径，以频繁转换的叙事视角突显屡遭压迫的边缘人物话语，因而成为小人物的传声筒。作为女性代表的朱莉安娜，作为少数族裔代表的弗兰克，作为黄色人种代表的日本人田芥，作为罪犯代表的德国人莱斯，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讲述着自身的小故事。而且这些“历史的细枝末梢”被迪克以新历史主义者常用的厚描手法呈现，不仅关注了他们参与的如“军事战役、法律制定”等传统历史活动，更是涵盖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史，如家庭机制、娱乐活动”等[9]289。例如，在作为主导性叙事的官方新闻报道中，犹太民族十恶不赦，种族屠杀有着天然的合法性。但在边缘群体代表朱莉安娜的叙述中，她的前夫犹太人弗兰克是“所有人中最谦虚、最温和的一个……诚实，高尚。”[10]72而读者在弗兰克本人的叙述中又看到一个为了生计不得不制作艺术品赝品、生活困苦却不忘买一对饰品赠与前妻的犹太人形象。迪克平等地呈现各个群体的历史话语并非意图说明哪一种叙事更为准确真实，而是想表达所谓历史真实并不存在。这些频繁断裂、有时彼此重合、有时又互相矛盾的次文本所拼凑起的历史断面解构了以白人、男性、央格鲁撒克逊为中心的主流历史话语，使来自边缘人群的多元化声音打破了对历史的一体化读解，即统一的、单独的、普适的、标榜为绝对正确和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历史性失灵的命题。

从叙述内容上看，《高堡奇人》中的三重历史叙事可被视为文学批评界所秉持的“历史性已然崩溃”这一理念的表征，迪克借助“可替换历史世界”颠覆了传统史观，暗示了其新历史主义的立场。小说中轴心国胜利的另写历史、 “史中史”的反写小说《蝗虫成灾》、作者迪克和读者们生活的二战后美国，这三个版本的历史叙事之间互为参照，既有相互交叉又有不同之处，这样一环套一环的重叠叙事方式不仅使小说表现出强烈的自涉意味，而且使历史的能指似乎永远处在游移之中[11]。作为一本可替代历史小说，《高堡奇人》展现了二战后德日为首的轴心国战胜同盟国后、对世界版图重新瓜分并建立起殖民统治的图景，此为第一重历史叙事：小说中1962年的美国被分裂三个政权，东部为纳粹德国控制的落基山脉国，西部是由日本掌控的太平洋沿岸国，南部是白人傀儡政权。美国人地位低下，犹太人逃脱不了纳粹种族清洗的厄运，奴隶制合法。德国纳粹暗中规划在落基山脉附近发动一次奇袭，为他们入侵美国西部找个借口，从而蚕食日本的势力范围。书中的历史图景虽然是菲利普·迪克笔下的虚构世界——“假真实”(pseudoreality)，但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却是真实的[12]118。作为一个“喜欢看到自己建立的世界土崩瓦解”的作家，迪克在作品中借助引入第二重叙事作为“假虚假”(fake fakes)成功将历史话语复杂化，从而解构了第一重叙事，使整个体系被迫分崩离析[12]120。小说中的神秘男子阿本德森——即高堡奇人——在神谕《易经》的指引下撰写了《蝗虫成灾》，因其大胆而出格的设想而成为畅销的禁书。这部虚构的战争小说悬测了(speculate)罗斯福从迈阿密刺杀中幸存，把美国从经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之后改变美国孤立主义方针，引领美利坚民族加入二战，击败德日。可见，第二重话语反转了《高堡奇人》预设的历史背景，也成为了小说人物朱莉安娜自以为寻找到的历史终极真相。但读者们生存的“现实真实世界”以第三重话语的形式出现，表现出与《蝗虫成灾》的断裂：美国并非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签署《民权法案》禁止种族歧视；苏联并非是二战的战败国而是战胜国的“三巨头”之一，等等。这三重历史叙事，正如迪克研究学者瓦瑞克所言，“是让人晕头转向的意象——没有清晰的界限，不一致，互相矛盾，碎片化，彼此处于交战之中。他们让我们重新考虑对历史真实性的传统定义。”[13]的确，在阐释其作品中探讨的“真实”这一宏大命题时,菲利普·迪克坦言，“在写了三十部小说和一百多个故事后，我对‘何为真实’仍然疑虑重重”[12]121。小说中扑朔迷离的叙事就在暗示：对于历史，我们无法达到清晰、公正和客观的认识；历史话语间的对抗关系更是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将历史与真实划等号的观念，印证了任何叙事文本都无法还原历史真实。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高堡奇人》中对历史的多重偏离性叙事是“历史是话语”的生动注脚，也是历史性失灵的绝妙阐释。

二、历史叙事中意识形态的嵌入

新历史主义流派质疑作为叙事话语的历史不存在真实性，即历史性已经失灵，因而新历史主义学者们认为对历史读解的关键不在于像传统史学者那样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这一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历史信息？”，而在于思考“这件事是如何被阐释的？”以及“这些阐释向我们提供了阐释者的哪些信息？”[9]283换言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挖掘和剖析历史话语生产中所嵌入的意识形态。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话语由符号构成，但话语不仅仅依赖符号来指称事物，话语本身就是社会实践……话语即权力……历史书写就是权力行为”[7]62-63。那么谁在书写？为何如此书写？这就涉及到了意识形态。批评家齐泽克在论述意识形态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虚幻性：“从根本上而言，意识形态是通过建构幻觉来支撑现实的假象……它掩盖了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真实的，不可能的内核。”[14]而在新历史主义视野下，文学文本凭借其自身话语，成为作品产生的历史时期所盛行的意识形态的引述人、剖析者和反抗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本的历史性”。正如詹姆逊在总结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时曾言，“我们将伟大的虚构视为对我们和作者一起居于其中的世界的解释”[15]。因此，要挖掘《高堡奇人》的话语立场和抵抗态度，就要先回到其诞生的历史背景中。

《高堡奇人》撰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二战必胜主义与冷战遏制政策，这两者建立在国家主义和民族自信空前、例外论甚嚣尘上、霸权呼声日益高涨的基础上。早在美国未加入二战前，“时代之父”亨利·卢斯就提出“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 他指出“自由，平等的机遇，自立，独立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精神；而且美国很幸运地传承了守护人类文明最高理想——正义、真理、慈善——的使命。美国会把这些精神与世界分享”[16]。这个论调其实就是美国人耳熟能详的“美国例外论”的重复，即利普塞特口中“自由、民主、平等、共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就是美国价值”，约翰·温思罗普所言“上帝与这些选民签订了建立山巅之城、领导世界的契约”，以及林肯口中“美国被赋予了改变世界这一独一无二的使命”[17]。基于美国历史和使命带来的高于其他国家的优越感，亨利·卢斯借助美国例外论，呼吁同胞们终止传统孤立主义思想，承担起将民主的种子播洒向全世界的使命，引领世界对抗法西斯主义。因而，二战的胜利意义深远，对战后特别是从德日1945年无条件投降到1973年经济衰退之间的美国三十年的霸权意识形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将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军的“所向披靡”视为理所当然，不可避免，有着形而上的合理性。此外，戈弗雷·霍奇森在《我们时代的美国》里指出“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危机爆发前的美国是一个普遍共识的年代，不论是知识分子的作品还是政客的立场或者是民意数据，都令人震惊地反映了在这段时期的大多数美国人对同一套假说达成的高度共识”[18]68。这套假说就是经济上的“富裕社会”带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极度的自信和满足，政治上冷战遏制政策中麦卡锡主义和反共歇斯底里症带来对苏联扩张的仇恨。但正如霍奇森所言， “没有人真正质疑过体制中信仰和价值的合理性”[18]68。

《高堡奇人》就是对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性的质疑。斯卢瑟在《历史、历史性、小说》中指出，《高堡奇人》中的历史叙事与读者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之间构成了强烈的张力，而这种反讽式表达正是体现了迪克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当下的批判[5]89。著名迪克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苏恩文同样强调，在迪克创造的“可替代的世界”中，“特定的政治关系和本体论关系都可类比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19]217。甚至迪克本人也曾说过，尽管二十世纪被视为美国的世纪，但他想借助作品声明“我们的时代是需要与自己宣战的时代”[12]122。因此，置于时代背景下，小说被解读为对二战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科技等多重方面进行批判的载体。那么，按照前文提到的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定义，美国主流社会的历史书写背后的意识形态试图“掩盖”的是什么“真实的内核”呢？迪克借《高堡奇人》是如何与当时所向披靡的美国例外论唱起了反调，并对当时这套话语背后的权力陷阱提出诘问呢？

首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二战必胜主义是当时战后美国民族自信高潮时期最受欢迎的公民意识形态，迪克却大胆地将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归因于纯粹的毫无意义的概率巧合，而非是美利坚民族的“昭昭天命”，由此一来，同盟国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受到了质疑。“可替代历史小说”的写作效果之一就是挖掘已发生的历史的不同可能性，展开对现实世界的推测[2]103。以轴心国胜利的可替代历史为背景，迪克小说中美国的军事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与真实世界产生分歧的偶发事件。1933年2月，杀手的子弹射中了身在迈阿密的罗斯福总统，从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引发了多米诺效应：孱弱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约翰·加纳入驻白宫，并在1940年被共和党议员约翰·布里克取代，两人皆无法让美国脱离经济大萧条的泥潭，而对外仍墨守孤立主义立场，结果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溃不成军，不久便落入轴心国之手，国土支离破碎。以此为镜，这样的文本情节安排展现了美国本可能的图景，美国在现实历史中的胜利背离了必然性，从而成功挑战了傲慢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读者也被迪克的叙事话语推动着，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例外论重新商榷，对当时“思想一致的年代”(Age of Conformity)提出质疑。

其次，将历史偶然性再推进一步。迪克建议从认知意义上对历史事件进行再度审视，即美国实施冷战遏制政策、与苏联争霸的真正目的。换言之，这一质疑指向的是问询美国是否真真切切地以战后美国民族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和和平的价值观赢得了二战，还是二战后的世界面临的是法西斯主义向美国的新式强权的变质。在美国政府的官方话语和大众的认知中，美国之所以在道义上有资格主导战后秩序，是其遏制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并毫不含混的批驳和反击邪恶法西斯主义。然而，《高堡奇人》通过将纳粹支配世界的欲望置于西方理念框架中，动摇了美国占据的道德高地。苏恩文提出，“迪克对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美国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全面彻底、亲密无间和令人惊异的丰富认识使美国宣扬的自由主义黯然失色”[19]219。《高堡奇人》中，迪克对于齐尔丹和马特森的描写正是暗指了美国并非不存在土生土长的潜在法西斯主义者。前者是古董商，身为美国人，为了向日本富商夫妇溜须拍马，在贪婪、偏执、残忍和谄媚心理驱动下，竟自觉地自我矮化：“如果我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战争，世界会更糟糕”，“和日本人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并表达了对德国人在非洲对土著的种族大屠杀的由衷敬佩[10]179；后者是大型珠宝批发公司老板，因与旗下工匠弗兰克存在资本上的摩擦，便把弗兰克的犹太难民身份告密给德国党卫队，将其逼上茫茫逃亡之路。迪克让美国法西斯主义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一样，均产生自大投机商和小店主这一社会阶层，在资本和利益的煽风点火下，两位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情绪熊熊燃烧，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模范臣民和帮凶。不仅仅在公民个体层面上质疑法西斯潜在的火种，迪克更是进一步将诘问直指整个国家。他“非常正确地认识到”，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国似乎另有所图，“无所不在的法西斯主义威胁不再主要是德国的或是排犹的，而很可能是来自美国的”[19]220。《高堡奇人》中作为世界霸权的纳粹德国映射了战后新秩序引领者美国，小说中德国克鲁伯家族与美国资本主义军事工业联合体之间的隐密联系就是1944年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其题为“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中所言的“有目的的合作”，即鼓吹资本奴役的资本家与被利润雇佣的政府两者之间的联手[20]。这种合作会让法西斯主义进入美国时撕下纳粹十字，裹着星条旗，背着十字架，改名换姓成美利坚主义。在此，迪克赤裸裸地质问了二战和冷战的意义：屠龙英雄是否会变成恶龙？我们面对的敌人到底是来自外部还是就是我们自己？反共的歇斯底里症是否是政府编造的外敌入侵的故事、是否是政府试图控制民意来推行冷战政策的花招？例外论、爱国主义、世界领袖、宗教旗号是否是美国为了追求霸权和政治极权主义、获取资本和利润而炮制的骗局？历史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哪个统治集团领导世界，不在于哪个集团宣扬的理念能占领道德高地；在实现跨国资本、后现代科技爆炸和种族主义依旧盛行的国家主义的统治方面，无论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两者在本质上如出一辙[11]95。当然，这些问题和见解并不是说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势必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成型，迪克小说的潜台词是：对历史话语以及意识形态背后的权力始终要保持必要的怀疑。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小说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是对当权者的警告：你会被审判，会被谴责”[12]123。

对历史必然性、对意识形态进行拷问的背后是对权威所建构的历史话语的不信任，但迪克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触及了与意识形态合谋的后现代帮凶——技术，指出技术在扩张主流历史话语时的病毒性感染力。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把大众传媒比喻成“意识形态效应器”，“电视和电子传媒本身是一种永恒的问答游戏，一种永恒的民意调查工具；这里所包裹的永远都是早就被设定好的问题，一种早有预设答案的问答游戏，被交换的永远是是一种体现意识形态的仿象答案”[21]。正是技术让意识形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也是迪克在创作《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尤比克》等赛博朋克作品时一直探讨的经典命题。在《高堡奇人》的世界里，电视还未被普遍推广，但收音机已经进入千家万户，24小时从不间断的是纳粹政府的频道，向观众持续进行着意识形态轰炸：德国登陆月球和火星进行外太空的殖民开拓，德国在非洲实行种族清洗政策，德国掌握原子能，德国在塑料行业取得垄断地位……无论是脱口秀节目还是新闻放送，每个频道都是轴心国造势宣传的传声筒，表达着其政治、经济和技术诉求，是纳粹意识形态最有力的体现者。作为听众之一的美国人齐尔丹早已对这一切习以为常，甚至“事实上，收音机里的吵闹声……各式各样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牌”，“这一切让他放松下来，驱走了他内心的焦虑”[10]20。在如此高密度、高频率的洗脑下，“二战前美国的流金岁月”都已被齐尔丹抛之脑后，他成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傀儡和复制人，“看到日本人当然要鞠躬即便要鞠躬千百次，也要照鞠不误”，认为“德国人一直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犹太人诡计多端”，看到白人的殖民侵略行为，“由衷地感到钦佩”[10]113-114；要让“这些该死的黑奴不再”在美国出没[10]21。齐尔丹就这样成为了技术与意识形态合谋后的牺牲品，他的解码过程就是霍尔所说的“主导——霸权地位”，即全盘接收[22]。迪克塑造齐尔丹这样的人物，目的在于给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受大众媒体狂轰乱炸的美国人注射一针清醒剂。他曾在自我剖析小说写作意图时写道“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是被媒体，被政府，被大公司，被宗教团体，被政治团体，被电子仪器操控的现实，他们把这个虚假世界直接植入读者，观众，听众的脑中。这些复杂世故的人用精密的电子仪器制造了假真实，而我们不间断地被假真实轰炸着……他们要传达的信息是服从与配合……我不信任他们的权力，但他们拥有很多这样令人震惊的权力：这些权力能创作整个宇宙——思维的宇宙……控制人民思维的方式是控制他们的观念。如若你能让他们用你的视角看世界，那么他们会用你的方式来思考。因为理解紧随观念。”[12]127换言之，意识形态在技术的加持下如虎添翼，大众传媒无孔不入，塑造着所谓的历史真相。迪克这一悲观态度在对书名《高堡奇人》的反讽使用上昭然若揭：传闻中，唯一对“历史真相”明察秋毫的神秘作家阿本德森住在戒备森严的高城堡里，但这只是空穴来风，事实上他的居住环境与普通人别无差异。这个隐喻暗指，无论是抽象意义上还是具象意义上，都不存在能抵御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充当理想避难所的高堡。

三、结语

作为菲利普·迪克在时代脉动中的哲理思考，《高堡奇人》为读者认知与阐释战后美国历史提供了独特的新历史主义视角。在这本由可替代历史为背景的结构性寓言里，迪克通过边缘人群的历史叙事和三重历史文本颠覆了“历史即真实”的传统史观，为格林布拉特“历史是文学虚构的文本”提供了生动注解，印证了历史性的失灵，即历史不再是真实的、确定的、客观的，而是在多种叙事话语中游走。更进一步，迪克让文学文本自身成为历史话语来剖析与抗衡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更替时期主流历史叙事背后的权力暗语和嵌入的意识形态符码，质疑二战必胜主义的合理性，警示冷战遏制政策背后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潜流，控诉成为主流话语帮凶的大众媒体，对处于国家主义盛行、跨国资本高速流通、科技爆炸性发展的后现代美国发出了警世危言。从这层意义而言，迪克以文学和历史的交叉视野，用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对二战及战后美国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思考，并借非凡的创作能力将它们编码到《高堡奇人》中，影射了其新历史主义的史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