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浩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单向度的人》在对技术极权主义统治的分析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以之作为前提的压倒一切的生产效率和不断抬高的生活标准，是发达工业社会合法性的确证。作为生产效率和生活标准得以相互抚慰的场所——物性市场也是技术语言的繁荣景象的直接性领域。而这一领域的合法性如何通过语言的单向化展示出来呢?作为社会批判分析的重要著作——《单向度的人》通过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语言进行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自动化的幽灵”的统治阻碍了语言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使其在必然王国范围内作无休止量变运动的封闭循环。虚幻语言的神话治愈着社会存在的各种顽疾，以技术概念为支撑的行为性和封闭性语言消解了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无声的语言暴力发挥着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功能，使人们幸福般地享受着社会发展带来的“锁链上的虚幻花朵”。而在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批判的分析过程中，《单向度的人》蕴含的技术语言批判很少引起足够的重视，造成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语言分析视角的遮蔽。在这一理论研究背景下，对《单向度的人》中的语言批判所进行的分析性介绍，将会使我们对技术理性批判能够形成更加立体的、生动的认知，以拓展对马尔库塞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的理解视角。

一、发达工业社会与虚幻语言

启蒙变革以来，作为人们理性名利场的社会发展的灰色繁荣地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集结地，尤其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我们展示了“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社会。而在“语言学转向”的思维论域之内，对语言本身问题的关注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获得了新的理论土壤。语言分析通过技术理性批判为我们呈现了发达工业社会所特有的“语言盛景”。

其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通过剖析物化对无产阶级意识的逐步侵蚀，揭示了语言的物化趋势。“概念的神话总是说明人们对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那种他们无力摆脱其后果的条件不理解。这种对对象本身的不理解，在思想上就表现为超验的力量以神话的形式构造现实，构造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1]70这样一种“概念神话学”、一种直观之单纯的态度和它的外在对象则始终处于相互陌生的对立状态中。而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公正的科学语言已经无所作为，它丧失了任何表达手段，剩下的只是一些中性符号。……概念在启蒙运动面前的尴尬处境就像领养老金者面对工业托拉斯一样，没有一丝安全感。”[2]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使得概念不断丧失本质的安全感，语言不断平面化、透明化，逐渐失去自身的内在空间，蜕化为极权社会控制的工具性手段。于是“语言的非神秘化，就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组成要素，从而使语言重新变成了巫术。”[2]148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发达工业社会极权式进步的话语表达，走向自我毁灭的语言是我们审视技术理性的重要维度。

换而言之，技术合理化的进程使得“发达工业社会改变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与这一社会合理性奇异而又疯狂的面貌相对照，不合理性领域成为真正合理性的归宿——成为可以“促进生活艺术”的那些观念的归宿。”[3]极权式的发展进步在社会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成为衡量一切认知合理与否的权威标准，使得社会的进步强制凌驾于真理之上。马尔库塞在论述真理时,指出“人和事物在其中显露出其本来面目的条件。”[3]99然而，在技术理性支配的单向度社会中，人和事物得以体现自身的本质性条件已被强行进行技术化处理，并淹没在技术理性发展进步的社会洪流中。因此，随波逐流的真理变成了苍白无助的遁世主义者，“失真在场”的真理装扮为社会假性繁荣的“检察官”。

作为这种社会假性繁荣发展结果的“无家可归状态”，消解了真理与谬误之间的裂痕，扰乱了语言的再生产。“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的“失场”成为技术社会“语言盛景”的“永久性在场”。由于技术合理化的洗礼，使得“语言具有一种力量，能够让一切事物看上去没有任何差别。”[4]42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差距显得多余。真理与谬误相互信任的表达机制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语言盛景”的官方境遇。以真理式谬误或谬误般真理的形式支撑的技术社会语言霸权是技术极权主义社会的主导性言语范式，是其对自身的“概念性确证”和“赞美式自白”。

因此，技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发达工业社会造就了一个技术语言基础之上的虚幻语言，它的焦点不再是真理与谎言谬误及其区别，而是现状的当下性，当下的确证性，以及确证的合法性，技术极权主义地位的巩固才是其最终目的。换而言之，社会的技术化进步已登上社会的中央舞台，丧失主体稳定性的真理只能通过虚幻语言将自己伪装成一束舞台灯光，以装饰技术发展的社会”语言盛景”，并由此确证自己的“永久在场”和技术社会发展的合法性。

二、技术概念支配地位的确立

当这种技术化进步带来的工业社会发展呈现出假性繁荣的景观时，一种新型顺从主义的虚幻幸福让人们自觉地退出主体性地位。在此过程中，语言是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技术理性的清洗，由于语言意义的表达，最终回归到对词的认同，因此语言的净化首先表现在“词”的异化上。而词源于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同样，社会生活对词的表达也是能够理解的，于是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以此塑造社会的语言表达机制。然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词的活动必然受到技术极权主义统治的具体的虚假经验的支配，从而词与社会生活之间发生认识断裂，使得词仅仅存在于技术极权的层面上，而不能回归到社会生活之中。在此基础上的概念，不得不以同样的姿态屈从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地位，以实现前技术概念向技术概念的转译。

在这一转译过程中，如果任一实体存在能够得到概念性表达，意味着它就进入思维对象的领域之中。而马尔库塞认为“概念性存在”与“实体性存在”之间存在不同的倾向。“概念性存在”是以一种普遍的抽象形式对“未经剪裁经验环境”的真实表现，是对一般社会存在属性的概括；“实体性存在”是对“已被净化的既定客体的直接经验“的虚幻描述，是适应并完全符合技术理性发展的自白。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这两种不同的概念表达分别可称为前技术概念和技术概念。同时，由于技术极权主义的支配，同质化的概念抽象发生异质性的偏离运动，使之符合并完全适应技术理性的主导地位，而技术理性的抑制性发展，则在概念表达上表现为单向化，构成技术概念。这种概念的抽象既是其发展源泉的标志，也是其发展结束的征兆。换而言之，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对前技术概念的“形而上学幽灵”作出排斥，固守独特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封闭的现实直接经验是技术概念的基本生存方式。因此技术概念的存在、发展使得技术理性牢牢地把握住了语言霸权，差异的内在发生成为空中楼阁，双向性概念表达变得荒诞不经。

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认为在既定社会中不存在前技术概念描绘的对象存在。前技术概念所表述的普遍性的对象只有融入既定的社会之中，只有经过技术理性的改造，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例如，“国家”在既定现状中不存在与之相对的实体存在，只有某具体国家才对其做出技术化限制反应。于是，技术概念的职责被指定为在意义的特定社会系统内，传达既定现实的单向指令。那么“它就会丧失一切认知价值，仅仅服务于对一种不可置疑事实的认可”。[3]77

因此，在发达工业化国家，随着技术合理性支配地位的加强，起着命令传达作用的概念，必然构成一个庞大的概念集合——语言，以维护其在社会传播中的地位。而作为语言基本构成部分的单向化的概念将以“概念拜物教”的形式支配着发达工业社会的“语言盛景”。以操作性语言和同一性语言为代表的后真相表达的虚幻语言使得整个极权社会在无声的语言暴力中得到“支持”。马尔库塞随后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语言控制是通过下列途径实现的：减少语言形式和表征反思、抽象、发展、矛盾的符号；用形象取代概念。这种语言否定或吞没超越性术语；它不探究而只是确认真理和谬误并把它们强加于人。”[3]83然而“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僵死的制成品，而是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将语言看作一种创造…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5]55随着技术合理化趋势的发展进步，以行为性和封闭性为特征的发达工业社会语言不断强化社会的“盛景”姿态，成为技术社会历史谋划的重要同谋。

三、“语言盛景”的繁荣假象

技术概念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强化了技术极权主义的统治。在技术概念的语境中，人们不得不跌入“语言盛景”繁荣假象的幻相之中。而行为主义的操作性语言和封闭性质的的同一性语言共同构成这一“盛景”的基础性景观。

(一)行为主义的操作性语言

作为技术社会历史谋划的重要同谋之一——操作性概念使对既定存在的存在性表达转译为对既定客体的过程性表达。既定客体变成了与之相应的一组行为性操作表述。“马尔库塞把语言异化看作作为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的操作主义肆虐的结果。操作主义对语言异化的推动是通过对表达事物的词语的含义进行削减而完成的。”[6]而这种行为性操作是技术合理化的社会的应有之意，同时也是其支配地位的语言执行者，这就势必会使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的技术理由。

马尔库塞认为，任何语言可分为不要求发展意义的术语和要求突破既定范围约束的术语。诸如支撑生活的各种事物器具(桌子，卧床，杯子等)，由于这些日常出现的语言能够为我们所理解，所以这些语词的出现便能产生一种符合其本身的场景。而对于要求突破既定限制的那些术语来说，既定客体的概念，不但是一系列操作行为的表达(其现实的操作方式限制了对象意义进一步发展)，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在技术社会中也会受到技术理性的再次支配。因此在发达工业社会，要求突破既定限制的术语不可避免地沦落到技术理性支配的过程操作中，实质上使其对象更加处于技术合理化的潮流之中。

而对于操作主义概念，马尔库塞指出这种操作性概念，是物理学中的操作主义和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的结合。“其共同的特征是处理概念时的经验主义；这些概念的意义被局限在对特定的操作和行为的描述上。”[3]11马尔库塞在文中引用布里奇曼关于长度概念的论述，对操作性概念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说明任一事物的长度，那么我们想知道我们所谓的长度是什么意思？对物理学家而言，没有必要做更多的解释，要确定一个东西的长度，我们必须进行某种物理操作，当测量长度的操作完成之后，长度的概念就确定了，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正好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确定长度的一整套操作“因此，我们所说的任何概念，其意思就是一整套操作概念，它等同于一套相应的实际操作。”[3]12与其相反，马尔库塞认为非操作性概念就是无法进行过程性解释的，不能用于现实操作的、对既定现实而言起否定作用的概念。

马尔库塞指出“操作主义特征，使概念的意义等同于相应的一组操作。即把事物的名称视为是对它们的作用方式的表示…这样就势必会使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3]70在此基础上，对对象的语言表达成为了对对象功能的描述，对其进行一系列操作的规训，而对象本身的性质、特点则在此过程中被操作性语言所消解。通过这种方式，将对象的本身的性质转译为一系列行为操作，而行为性活动必然落入极权主义统治的技术集合体之中，成为技术理性历史谋划的主要成就。这种操作性语言通过技术性转译消解了自身的认知价值，突出了技术性的社会服务功能。

换而言之，在一般社会存在中，对对象的语言表达就是对对象的限制性的积极批判。但操作性语言是对对象功能的行为性表达，只是达到了对对象的某些方面功能的表象认识。而这种操作性认识一旦被误以为对象的整体，那么这种操作性描述就是一种歪曲反映，使对象在扭曲的基础上适合技术社会历史谋划。而这些就是技术极权主义支配下的操作性语言对技术社会的“真实”表达。它们已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工具，而是一切人与一切人和睦相处的舆论鸦片。而这种操作性概念，对政治活动的行为性定义，则是向人们输送了一种启发性强制的概念。人们对这一概念的认同，阻碍了自身对这一政治活动的理解，使自身成为这种政治活动的不自觉的虚无的维护者。就像产生于世俗社会的神圣家族一样，能够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赠与他们的锁链上的虚幻花朵。

随后，马尔库塞以美国公民的政治活动为例。并对其进行操作性概念分析。他指出政治活动的概念由以下五种行为方式组成的经验性清单或者方法论条例：“参加投票表决；支持有可能获胜的压力集团；直接与议员进行私人交流；参加政党活动；通过口头交流，习惯性的传播政治主张。”[3]95此外，马尔库塞在书中还对“工资太低”这一表达进行了操作性转译。由“工资太低”转译为由于生活的意外遭遇使得工资不能够应付遇到的困境。在此操作性转译过程中，语言的主词由隐含普遍问题的工资转译为既定的某特殊工人的收入，使得语言的意义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技术理性支配的福利社会内，通过技术性的操作行为的转译，难以解决的工人工资太低问题，能够转化为较容易解决的某特殊工人的收入问题，从而使得技术理性的统治在这一问题上得到合法化的确证。

因此，技术社会发展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方面，人们使用这些语言，同时对其进行美化操作，使之能够与物性市场中的商品和服务相媲美。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拥护中，语言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成为构成人们幸福意识的语言直观。这是社会发展取得胜利的重要确证。

(二) 封闭性质的的同一性语言

发达工业社会中，作为“伪存在”的生活主体，其私人空间被侵占、削弱、压缩。个人不再以社会要求作为调节自身的标准，而是以社会为参考对象的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同一。甚而言之，个人在强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只能是其运行所必需的零件。而作为个人与社会联结的逻辑桥梁，语言亦显示出扁平化的美学外感，其内在空间性被侵占、削弱，被挤压得片瓦无存。在这种情况下，“遭到剥夺的不仅有对科学概念语言和日常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也有对对立的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2]2而这种“语言的滥用，依据的是奥威尔的对立同一法。”[7]作为目的的语言与作为手段的语言不断趋于同化，“是”与“应当”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得到消除。而在特定意义上，扁平化的语言与之前寓于空间性的语言相比更有能力承载意识形态的负荷。不消说，意识形态就在于匮于内容空间感的语言结构中。“分析判断就是这样一种压抑性的结构，由于专有名词，几乎总是配有同样的解释性的形容词和定语句子，因而变成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公式。经过无休止的重复，它把意义牢牢的镶嵌在听众的头脑之中，听众没有想到对名词进行根本不同的(可能是真实的)解释。”[3]73

马尔库塞指出“在公众话语领域的关节点上，自名的分析性命题似乎有着巫术仪式规程似的作用。由于不断被强行嵌入接受者的大脑，它们产生了把意义封闭在规则所给出的条件范围内的效果。”[3]71在这种话语领域内，语言的运动方向是同义反复，而不是朝着质的差异的方向运动。换言之，封闭性的语言结构没有赋予人们认知判断的机会，而是对人们的表达进行启发式的强制引导。在技术理性的作用下，“曾经是现实的两种向度借以相遇、交流、和被交流中介的命题系统(以及作为其意义单位的句子)”[3]56不得不屈服于单向性语言的支配性地位。这种封闭化的语言本质性的同一性的包容同化能力，将根据自身要求，使一切异己的表达化为乌有。

这种封闭性的自我生效的表达，使得超出自我约定的范围意味着语言对表达的无效性。在自我生效的范围内，语言能够将自身的免疫力置于矛盾之上，使差异的内在发生成为空中楼阁，使其在质变方向上的偏离永恒化。因此，自带神圣光环的自明性的分析语言表达，通过神圣的“宗教仪式”把锁链上虚幻的花朵献给封闭范围内的“伪存在”。匮乏的主体存在在其中的反馈是愉悦而不是痛苦，换而言之，封闭性的语言构造的奴役状态以令人欢快的方式获得大众认可。

此外，马尔库塞在文中指出作为封闭性的同一语言的“省略用法，通过把对立面融合进一个既牢固又熟悉的结构，来宣扬对立面的调和。”在破坏语言结构，剔除否定性、批判性内容基础之上，这种省略的语言表达更加容易获得直接的社会认同。然而，事实上，这种省略式的语言表达是一种泰勒制语言，它的前提和界限是以技术理性为标准的。技术理性对语言进行庖丁解牛式的肢解以及对语言的崩溃式运用，使得语言的社会化建构导致语言总体性成为否定性存在的总体性。匮于总体性的语言是一种失去双向性的、否定性的只言片语，也就是原子化的语言，这种只言片语的表达只能是对真理的抑制，是对对象在其中显示出其本质性的条件的否定，是远离真理的语言。因此这种封闭性的同一语言作为一种“失真”语言，是对事实的歪曲性美化的处理，是发达技术社会“语言盛景”的重要的语言景观。

因此，语言内在空间性本是双向性的、辩证性的表达的场所。不幸的是，语言空间性的匮乏、丧失，使得双向性的表达不得不埋藏于自身的家园之中。缺乏空间性的、单向化语言对现状无害的否定如同坟墓中的僵尸一样行动。而语言僵尸的出现意味着社会语言交流地狱，和单向化社会的“语言盛景”的形成。

四、语言分析：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意识形态

在总体动员社会中，为维持技术合理性的统治，作为技术社会历史谋划的重要同谋的技术语言，语言始终保持着持久动员的状态。以行为主义的操作性语言和封闭性质的的同一性语言作为前提的语言分析的思想治疗作用则是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哲学效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效果，“它就像用锁链紧紧地把思维束缚住,不允许思维超出既存的东西去探询和寻求解决办法。”[8]

技术社会的语言分析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经过技术净化的语言：工业社会中普遍使用的语言或者普遍性语言。这种语言的“普遍性”是其得以获得相互性理解的保障，“因为语言不是私人的、个人的、或更确切地说，私人的和个人的语言要以现成语言材料即社会材料为媒介”[3]154，而语言的这种“普遍性”是由技术理性的支配性决定的，行为性与封闭性的语言使得语言分析具有同等的哲学治疗效果。因此，马尔库塞指出“把批判性思维改造成肯定性思维的做法大多产生于对普遍概念的治疗性处理之中”[3]146。原本存在不可规约差异的日常思维语言领域和哲学思维语言领域已实现的“和解”，使得哲学思维语言领域的“元语言”不得不纳入社会普遍语言之中。于是，随着双向度、否定性、批判性哲学思维逐渐被社会流行语言所封闭，语言的自我规训具有更加突出的治疗意蕴。

而以日常生活中普遍概念为媒介的语言分析所取得的精确性，与其说是源于“元语言”，倒不如说是受其所使用的普遍语言所支配。一方面，这种精确性是对哲学思维语言的胜利，模糊性、不确定性的话语领域被逐渐清除，这是保证精确性语言获得认同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普遍语言所获得精确性是在技术社会所容许的范围内存在的。技术社会正是依靠这种精确性的语言让人们的批判思考成为多余，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对已经敞开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加以理解”[9]46而已。因此，由技术语言支配的思考加剧了人的虚幻性存在，隐藏了技术社会的矛盾存在，使得“上帝之城”的幻象成为技术社会的真实面貌，任何“虚伪的掩饰“不复存在。“活的否定”对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不再否定，而是享受其中。

在此过程中，肯定性的实证主义思想无疑是“语言图像”同向性构造的历史同谋。“实证主义哲学为自己建立起一个自足的世界，一个封闭的、对引起动乱因素防守严密的世界。”[3]145在这种世界中，不仅语言本身也是被封闭在实证主义的肯定性之中，而且语言的意义系统必须以实证性的方式才能获得社会认同，不能获得这种社会认同的语言分析则被认为是虚假的神话而遭到遗弃。换而言之，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文明的进程使神话不再有效，但它也可以使合理的思想重归于神话的地位”。[3]150新型的语言神话使得工业社会获得一种新的、沉默的、“停留在神秘化的、欺骗性的话语界限之内”[3]155的存活方式。

所以，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语言分析发挥着语言哲学的社会思想麻痹作用，行为性和封闭性的普遍语言掌控着整个社会的思想运行。技术理性支配的语言神话，突显了语言的意识形态表征功能。作为意识形态表达的语言起着主体塑造作用，当社会存在被语言传唤为主体时，它既是表达的主词，也是限制的对象。极而言之，当我们用语言表达时，我们再也不是我们自己了。

五、总结

就我们讨论的范围而言，发达工业社会技术极权主义的恫疑虚唱使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在语言中传播开来，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生动写照。“社会令人迷惑地顺从和依赖科学专门知识，自觉地制定计划和完美地进行管理的理想统治着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甚至达到塑造公众意识的程度。”[10]113由社会技术理性主导的“语言盛景”，并不是语言改头换面的存活，而是意味着趋向终结性的语言消亡。在技术理性这个“事实检查员”面前，语言的任何反抗本身是不合法的，是无地自容的。走向泯灭的语言成为发达工业社会极权统治的嘹亮凯歌。透明化的同一语言与操作语言加剧了无主体性的人的存在。技术理性对语言的支配使我们面对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不得不保持似乎清醒的沉默。

这种欢声笑语的“语言盛景”构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语言体系，而技术极权的统治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假性繁荣之下的单向化语言。而单向化语言在社会中的“幸福程度”是人们单向化生活的同义反复，更是我们面向发达工业社会的重要质点。因此，通过对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语言的分析性介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发达工业社会不再是失声的机器集合，而成为一支“欢快的的技术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