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姣,许庆红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合肥 230601)

自美国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著作《属下能说话吗？》面世以后，国内外关于“属下”是否能说话的探究从未间断过。“属下”(subaltern)一词最早出现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用来指“受霸权团体或阶级统治的人”[1]150。斯皮瓦克在对“属下”这个阶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延伸了其内涵，将关注点放在后殖民背景下那些失去自身主体性、不能开口言说自己的群体。继1985年的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之后，2006年，斯皮瓦克在清华大学做了英文同名的讲演，这次她以加尔各答一位年轻女子布巴内斯瓦丽的自杀事件为例，提出“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背景，抵抗就不会得到承认”[2]412。这位自杀的年轻女子后来被证实与印度反殖民的独立解放运动有关，她企图用自杀来使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但是“因其属下妇女的地位，这位反殖民战士的声音被官方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记录擦除了”[3]80。斯皮瓦克在《三个女性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批判》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三个经典女性文本——《弗兰肯斯坦》(以下简称《弗》，1818)、《简·爱》(以下简称《简》，1847)和《藻海无边》(以下简称《藻》，1966)。不同于以往的解读，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观照下，这三个文本都不约而同地书写了“属下”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们都通过“属下”的形象与处境书写体现了文本中蕴涵的帝国主义霸权叙述话语。不管是《弗》中非自然生命体的怪物，《简》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还是《藻》中的安托瓦内特和克里斯托芬，这三个“属下”的形象经历着从被偏爱到被物化再到被隐匿的变迁，而这一变迁清楚地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掌控下，“属下”或反抗、或妥协，然而，她们的声音在帝国主义的暴力认知体系中逐渐被政治或经济的力量所弱化，最终难逃被流放或被抹杀的悲剧结局。“属下”被驱逐出帝国主义话语空间，他们的声音遭到彻底的消解。

一、 被偏爱的属下与道德的理性批判

作为从属阶层，属下注定遭受摆布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除非属下自身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引起了重视。在《弗》中，无名怪物被赋予了言说自我的能力，而且依靠自身的破坏力一次次挑衅主人的权威。《弗》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通过三个讲述者各自的经历见证了一个科学怪物从出生到毁灭的奇异之旅。这个身强力壮、丑陋无比的科学怪物由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所创造，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本应成为科学奇迹的成果却由于维克多的抛弃和厌恶而变身为一个充满仇恨的施暴者。怪物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注定是一个异质的存在；他是一个出生在实验室的无名庞然大物，被“主人”维克多抛弃而流落人世间，试图在人类中找寻自己的归属，却一次次被视为另类而受到歧视和驱逐。凭借自身的模仿能力，怪物渐渐学会了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由于自身的破坏力而受到重视的怪物和“主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重逢时，暂时拥有了自白的权利。然而，作为属下的声音能够被“主人”聆听，属下的自白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文本，这是在其他两个文本中没有出现的例外。“这种转变是离奇的：这个如木乃伊一般的怪物，杀死小威廉的凶手，不仅能够开口讲话，而且他口齿伶俐，思维敏捷，逻辑清楚”[4]。受到偏爱的怪物向“主人”诉说自己的苦难遭遇，希望博得他的同情，并且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孤苦伶仃，境遇悲惨，人们不愿意与我交往。但是如果有某个生灵和我一样丑陋、一样令人恐怖，她便不会拒绝我。我的伴侣必须是我的同类，必须与我有着同样的缺陷。你务必给我造出这样一个生灵”[5]137。在这次重逢之前，维克多已经见识到怪物的强大的破坏力，他的手足兄弟威廉和亲如妹妹的贾斯汀都惨遭怪物的毒手而相继离世。为了稳住怪物的情绪，阻止他继续兴风作浪，维克多答应了他的请求。

属下的命运通常是上层意志与社会环境结合而成的产物，在主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将自己的知识存储转化为行动上的暴力之后，曾受到偏爱的怪物在这种知识暴力的压迫下也走到了命运的尽头。“后殖民时代，殖民者虽然结束了物质掠夺，但对前殖民地“属下”的精神控制并未斩断，认知暴力依然存在”[1]149。从维克多和无名怪物关系的本质来看，怪物来自于前者的认知暴力，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作为怪物的创造者，其出发点无疑是利己的——为了探究科学的谜团，为自己的事业生涯添砖加瓦。但是他一意孤行的科学实验是以怪物悲惨的命运为代价的，从怪物的诞生到维克多对它的穷追不舍，这期间所酿成的一系列悲剧都是维克多自身知识暴力的苦果。在违心地答应怪物所求之后，维克多的内心不断承受着道德的拷问。“我有权利因为一己私欲便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种祸根吗？我造出了这个怪物，以前他巧舌如簧骗动了我的心，加上他淫威恐吓着实吓人，我一时昏了头答应帮他如愿，可是现在，我豁然醒悟，第一次意识到允下这个承诺实在是罪大恶极”[5]159。维克多不愿意承认怪物现在已经拥有了自我的意识，认为再为这个怪物创造一个女伴是罪大恶极的做法，从而停止了自己的诺言，其实这也是维克多在极力否认怪物的实际存在。这一思想恰恰揭示了作者玛丽·雪莱暗藏的帝国主义情愫，如同斯皮瓦克所言，“帝国主义是通过伪装使欧洲的霸权统治显得自然而合理”[6]。在《弗》中，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可以理解为伪装的帝国主义霸权符号，他假装自己是怪物暴力反抗的受害人，在怪物诞生之后，维克多一直挣扎在理性与道德之间，他的科学实验“代表了理论理性或‘自然哲学’的力量”[7]141，本应视作是理性的进步，可是当亲朋好友接连遇害之后，维克多陷入了道德的自我批判之中,其科学激情可以说是他对于康德“绝对命令”的服从——“这一命令将只有道德意志才能领会的事物建立在认知理解的基础上，因为它将自然哲学放在实践理性的位置上，一点也不牵强”[7]136。因此，在“属下”怪物向维克多求助时，维克多利用自身道德的处境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怪物的请求。换言之，这也就禁止了怪物进入帝国主义的话语空间，从而，帝国主义的知识暴力大行其道，“在确立殖民主义自身合法性的同时，它(认知暴力)以‘文明化’的名义强行取消了异质文化的生存权力，使其处于只能聆听和接受而不能平等对话的失语状态，最后形成对霸权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认同”[8]85。怪物虽然将自己的怨恨诉诸于复仇，旨在反抗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是由于自身不被文明社会所容纳，最终难逃被认知暴力强制性地驱逐在话语空间之外的命运。

二、 被物化的属下与帝国主义政治书写

在帝国主义政治的强压之下，被偏爱的属下只是为数不多的昙花一现。在之后涉及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文本中，属下的处境每况愈下，在《藻》中，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在简·里斯的书写中被物化。斯皮瓦克认为，如同玛丽·雪莱一样，里斯的女性主义思想当中也有挥之不去的帝国主义情结。她本是罗切斯特先生在牙买加娶回来的夫人，作为克里奥尔白人，安托内瓦特的身份既有别于欧洲白人，又不同于当地的土著居民，她居于双重被边缘的位置——“克里奥尔白人相对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者来说，和黑人及混血种人一样都是被殖民的对象；相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又代表着早期的殖民者。这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既得不到英殖民主义者的认同，又受到土著人的仇视，因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9]126。因此，安托瓦内特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属下”。

在帝国主义迅速扩张时期，其意识形态也不断膨胀。困境中的安托瓦内特和她的土著女仆克里斯托芬齐心协力想要在帝国主义所操控的话语空间中争取一席之地，然而，罗切斯特为了分得自己的奶酪，利用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将安托瓦内特和克里斯托芬置于话语空间的边缘地带，二人最终难逃被遮掩、被消失的命运。来到西印度群岛的罗切斯特心怀鬼胎，他看上的是安托瓦内特的金钱与美貌，结婚之后却只把她当作提线木偶。“而这个女人又是个陌生人。她那副求告的神情叫我看了就恼火。不是我买下她，是她买下我…”[10]44。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罗切斯特再一次提到，“三万英镑已交付给我…再也不写信向你讨钱，再也不低声下气向你求援了”[10]44。由此可见，安托瓦内特三万英镑的嫁妆才是罗切斯特通过婚姻脱离原生家庭、走向经济富足独立的捷径。这也使他保持对这份婚姻的热情，在得知新娘的家族有遗传病却不为此迁怒于安托瓦内特，而是选择与她的女侍者闹绯闻的拙劣手段伤害妻子。可见，婚姻变成了“以法律为掩护的异化的合法体系”[11]236，安托瓦内特则成了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受害者，一个被异化的他者，被掠夺、被物化的属下。她深受父权和夫权的双重胁迫，成为他们利益关系交换中的牺牲品。尽管安托瓦内特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想要嫁给罗切斯特，但是在继父梅森父子的安排以及罗切斯特的甜言蜜语下她不得不妥协，用自己的一往情深和后半生的人身自由换来了一桩不幸福的婚姻，丢掉了属于她的“一个人的房间”。同时，她还遭遇了帝国主义的知识暴力，在得知安托瓦内特的家族有遗传病后，罗切斯特就开始用她母亲的小名“伯莎”来重新命名她。尽管安托瓦内特十分反感，可是罗切斯特一意孤行。强行命名的行为暗示着个人身份或人的身份可以由帝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决定，本质上是一种他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象似乎是命名的唯一根据，但实际上确立的是主体的操控地位…最后一个独特而复杂的、具有浑整性的他者，通过语言的暴力被肢解并且被主体占用”[8]77-78。 久而久之，“伯莎”这个名字所带有的含义被安托瓦内特进一步内化，她开始认同重新命名所带来的变化。在被带离牙买加到达英国以后，安托瓦内特彻底失去了作为主体的个人诉求，被囚禁在异国他乡的阁楼上，面临着双重话语的抑制，既不能回到西印度群岛的话语空间，也无法在以罗切斯特为中心的欧洲话语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最终走向疯癫。显然，安托瓦内特在与罗切斯特的对弈中是走投无路的，因为罗切斯特始终都占据整个合法体制内的上风。

小说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克里斯托芬的存在深化了安托瓦内特的物化“属下”形象。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在一次与安托瓦内特的谈话中，暴露了克里斯托芬的身份，“她是你父亲送给我的结婚礼物”[9]5。克里斯托芬来自马提尼克岛，是一个本土黑人。与安托瓦内特相比，身为黑人奴仆的克里斯托芬更加没有机会发出自己声音，但是在《藻》的文本中，克里斯托芬却一反属下应有的常态，不止一次地与罗切斯特进行争论，当着罗切斯特的面揭穿他当初是为了金钱万里迢迢到牙买加乞求安托瓦内特嫁给他的。表面上看，这好像标志着“属下”可以说话了，可实际上，这是克里斯托芬被牙买加的奴隶解放冲昏了头脑，她声称“这里是自由国家，我是自由人”[10]125。殊不知牙买加的解放跟她所认为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罗切斯特不会轻易放弃由帝国主义政治支撑的合法优势。克里斯托芬在罗切斯特的警告和威胁中认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再一次沦为边缘人物，继而被迫退出了这场纷争。在斯皮瓦克看来，里斯并没有把克里斯托芬这个被压迫者的个人英雄行为浪漫化，而只是把她作为这部小说叙事的切线，从克里奥尔人而非本土人的利益出发重写欧洲小说传统中的英语经典文本。在改写的文本中，里斯将克里斯托芬这个绝对的他者改变为驯服的他者，以此巩固帝国主义本身。因此，安托瓦内特和克里斯托芬在帝国主义的政治书写下成为物化的属下，前者成为殖民者经济掠夺和他者化的对象，后者在化身法制的霸权中被殖民者抛弃。女主角安托瓦内特在这部作品中亦主亦仆，简·里斯企图对比女主角和克里斯托芬同为属下的遭遇来向读者证明：无论是曾经多么稳固的从属关系，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中，都有可能被重新书写，安托瓦内特和克里斯托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无一例外地沦为了没有主体性的异质存在。

三、 被隐匿的属下与女性主义英雄缔造

如果要追溯《简·爱》所暗含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而非简·爱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与受偏爱的怪物和被物化的主仆相比，伯莎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掩盖下被隐匿于更为阴暗的角落。自问世以来，《简·爱》在批评家的各种解读和读者的多重领悟中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它曾是一本梦幻的灰姑娘童话，也曾是一部女性英雄的成长史。然而，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解读却将关注点从简·爱的身上分离，转移到了梅森·伯莎的身上。虽然简·爱与伯莎·梅森都是“属下”阶层，但是她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西方女权主义的代表与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妇女，前者不再是新女性的代表、女性励志的化身，而是作者夏洛特·勃朗特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作祟，将后者隐匿、抹杀，为前者让路，将其塑造为个体主义的女性主义英雄。

伯莎·梅森从一个西班牙镇人见人爱的美人到骇人听闻的疯女人，其间所经历的发展轨迹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无关系。这位来自西印度群岛克里奥尔女人，在踏入罗切斯特为她准备的帝国主义陷阱之时，就失去了自己拥有的一切优势。相比之下，伯莎·梅森唯一比简·爱多出来的主体资本就是她三万英镑的嫁妆，但是她的嫁妆是罗彻斯特对于这场婚姻的最大企图。因此，除却嫁妆以外，他对伯莎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在发现婚姻破裂的端倪之后，罗切斯特调整了策略，他没有把伯莎送回牙买加，而是把她囚禁在阁楼上，这样一来，不仅保住了婚姻的窠臼，掩盖了他自己的企图，进而阻挡了伯莎与外界的接触。被隐匿在众人视线之外的伯莎，不仅失去了合法家庭的地位，甚至于她作为属下的声音也间接地被抹杀掉了，在整个文本当中很难找到伯莎·梅森作为主体性的描写以及她为自身申辩的言辞，关于她的信息主要借简·爱和罗切斯特来对读者进行传达。勃朗特借简·爱之口，把伯莎描绘成了一个非人类的存在。“那是什么，是野兽还是人？乍看上去，分辨不出来，它似乎用四肢匍匐着，像个奇怪的野兽一样抓挠、咆哮着”[12]219。正如斯皮瓦克所言，“伯莎这个由帝国主义原则创造出来的人物。通过刻画这个牙买加的克里奥尔人，勃朗特混淆了人与动物的界限”[11]227-228。这种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定义明显是帝国主义叙事的有意之举，企图通过混淆身份来掠夺伯莎的主体诉求，达到进一步隐匿伯莎的目的。与世隔绝的伯莎在被隐匿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虚幻的他者，最终走向了疯癫，放火焚烧了房子，并跳楼身亡，为简·爱最终成为罗切斯特太太扫清了障碍。

在伯莎的主体性遭到隐匿的同时，简·爱作为女性主义英雄的形象却悄然得以塑造。伯莎的陨落与简·爱的上升不仅仅是因为伯莎的疯癫，疯癫的背后隐藏的则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阴谋。斯皮瓦克认为，这是作者的刻意为之，让伯莎·梅森成为隐匿的属下，从而为简·爱的成功铺就了道路。“简何以从反家庭成员变成合法的家庭成员的呢？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给小说提供了有效的‘话语场域’”[11]227。在当时的欧洲，家庭女教师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这无疑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次推波助澜。“1841年，家庭女教师慈善协会成立，开始有意识地改变现状……1848年，女王大学(目的在于培训家庭女教师)成立。终于，家庭女教师不再是厄运，而成为一种职业”[13]。作为欧洲话语场的新起之秀，简·爱自然要担负起完成帝国主义教育使命的重担。因而，面对罗彻斯特“真诚”的坦白，简·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体谅，“我同情你，我真心地同情你”[12]336。这说明，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罗彻斯特和简·爱所捍卫的利益是一脉相承的。当失明的罗切斯特不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简·爱接过桑菲尔德庄园的指挥棒——和罗彻斯特步入婚姻殿堂，摇身一变成为女主人，同时也实现了她追寻独立与平等的女性主义梦想。

从本质上说，作为女性的伯莎·梅森和简·爱都属于父权制下的属下阶层，也都为自己的命运做出过反抗。伯莎在失去主体性的境况下，为了揭开自己隐匿的身份，不得不诉诸于暴力，将仇恨转化为一次次的报复，用怒火扫平了桑菲尔德。而简·爱在父权的压制下却莫名其妙遇到了从天而降的表哥和飞来的一笔遗产，最后成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房间”。小说的结局安排充分流露出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伯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自己的声音被隐匿、消解；简·爱的宿命却在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圆满了，成为女性主义的典范。如此一来，夏洛特·勃朗特用一个殖民地隐匿属下的自我毁灭来成全殖民者的光荣梦想，这应该被视为帝国主义知识暴力的寓言，而夏洛特·勃朗特的女性主义思想则成了帝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同谋。

四、结语

如同斯皮瓦克所提及的，“在殖民产生的语境中，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底层阶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2]107。不论是底层女性群体，还是具有一定话语权的女性群体，她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都应该受到重视。因此，《弗》《藻》和《简》出自三位英国女作家之手，虽然讲述着不同时代的故事，所塑造的“属下”身处不同的境遇，但这些“属下”人物都无一例外受到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摧残。面对帝国话语霸权，属下不约而同地奋起反抗，尽管他们的种种反抗或以妥协结尾，或以毁灭收场，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各自的悲惨命运都证实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女性文本当中所潜藏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亦即斯皮瓦克所指出的，这三个女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帝国主义的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