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卿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在郑州、温州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件、长春“长生疫苗”造假案件等那些弱势消费者受损事故发生后，我国政府部门均迅速行动，通过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来推进监管改革。①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2018年09月11日发）；许雯：《我国疫苗将迎“最严监管”》，《新京报》2018年11月13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11/13/content_738100.htm?div=-1 。这些更严的监管措施和相应的监管改革显然体现了我国政府部门积极作为和保护弱势消费者的坚强决心，应该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表扬。但另一方面，我国立法、行政等相关决策部门也应该进一步反思：是否更好地保护弱势消费者就必须采用最严的政府监管方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当大众媒体对一些弱势群体受损事故的广泛关注和对监管部门的批评已造成一种要求使用最强或最严的政府监管来完全消除一切风险的舆论导向时。②Anthony I. Ogus, “Regulations Revisited,”Public Law, no.2 (2009), p.344.不难理解，最强和最严的监管通常意味着给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大众施加更多的成本。已有的经济学评估表明，一些更强或更严的政府监管措施需要付出巨大的边际或额外成本，但却只能降低或防治很少量的风险。③William Kip Viscusi et al.,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Chapter 19.此外，有限的资源一旦被用来实施更强或更严的政府监管措施，就无法再用在其他增加社会福利的方面，甚至包括无法用来减少其他更严重的风险。④Cass R. Sunstein, Laws of Fear: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6.

政府监管在本文中可以理解为政府对市场的一种直接、单方面控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