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秀梅

摘 要：辽代是中国北方人口迁移的重要时期，特别是中原汉族人口的大规模北迁，构成了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主旋律。这些汉族人口的迁移，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对辽朝政权的巩固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辽代；汉族；人口迁移；影响

契丹族建立的大辽王朝，曾统治中国北方200余年。他们拓疆土、备典章、建“五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对中国历史尤其北方民族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王朝中，生活着为数众多的汉族人口，他们多是因战乱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迫从中原迁移到契丹境内。这些汉族人口对辽朝政权的稳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是辽朝制度文化建设的推动者，同时也是辽朝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参与者。

1 辽初汉族人口北迁的形式

1.1 自发性的人口迁移

五代之际，中原政局混乱，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大量北部边民不堪战乱和苛政之苦，纷纷北上，避居契丹境内。如刘仁恭父子窃据幽州，统治“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除了北上避难的普通百姓，当时的一些汉族将领，也往往出于各种军政原因，被迫投附契丹。如公元907年，平州刺史刘守奇因其兄刘守光囚父夺权，率数千人降辽，耶律阿保机置平卢城予以安置（今辽宁朝阳）；公元915年，“幽州军校齐行本举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请降”等事例在史书中多有记载。这种形式的人口迁移虽是小规模的，但却有其深远影响。

1.2 强制性的人口迁移

主要是战争期间被俘而被动迁入契丹境内的汉人。辽初契丹贵族“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掠汉人，实其内地。据《辽史》《新五代史》及《契丹国志》等史料记载，契丹建国前后至辽圣宗时期，对汉族人口强制性的掠夺活动就有二十余次之多，尤其以辽太祖和辽太宗时期的军事俘掠最为频繁，规模也较大，直接影响着后代统治者的人口政策。《辽史》卷一《太祖纪上》载：“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辽史》卷四《太宗纪下》载：公元944年，大舉伐晋，“纵兵追及，遂大败之。壬午，留赵延昭守贝州，徙所俘户于内地”，“八年（公元945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沼、磁三州，杀掠殆尽”。这种军事掠夺人口的行动直到辽圣宗时期“澶渊之盟”的签订才有所缓和。

此外，流入契丹的汉人中，还有很多是五代政权与辽在对抗交涉过程中而被扣留的外交人员。李月新在《辽朝社会群体研究》一书中，对这部分人也做了介绍。她提出像韩延徽、贾去疑等人即是这种情况而留在契丹境内的。《辽史》卷七十一《后妃传》载：“幽州刘守光遣韩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马。”

2 统治者对迁入汉人的政策

关于汉族人口被掳掠入辽境的人数，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史料记载及其相关方面考证，吴松弟先生推测，北宋初的二十年中被掳掠入辽境的汉族人口有六七十万人。王孝俊先生据此推测，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汉族人口前后迁入辽境的估计有近150万之多。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进入辽境，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直接关系着辽政权的稳固和发展。

2.1 重用汉族官僚、知识分子，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

作为有远见的统治者，在与五代政权的对峙中，就已意识到汉人的重要性，注重安抚境内的汉人，并利用他们来发展自身力量，韩延徽、韩知古、王郁、卢文进等均为统治者所重用。正是借助于汉人的力量，阿保机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此外，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庞大的汉族群体，维护国家稳定，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在统治机构上，在中央实行了南北面官制度；在官吏选拔方面，根据国家情况设置了科举制等。

2.2 修筑城池，设置州县

耶律阿保机接受汉人谋士韩延徽的建议，依汉人习俗，“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使汉人安心定居在辽境。此外，辽初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安抚移民，又建立了一般的行政州县。《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载：“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韩光辉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统计出辽统治者以俘掠人口所置的州县有39个，其中，上京临潢府就有9个之多。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檀州行唐县以定州行唐县移民所建，有人民3000户；平州安喜县以定州安喜县移民所建，有人民5000户。他们都是辽太祖时自中原境内俘掠而来的。

2.3 设置头下军州

辽代统治者除设置普通州县安置汉族移民外，还建立了头下军州。所谓头下军州，带有浓厚的奴隶制色彩和游牧民族特色，有论功行赏的性质。《辽史·地理志》载：“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契丹贵族在初期的征服战争中，劫掠了大量的人口，他们将这些人口聚集起来，建立城堡等组织，称为头下，辽代头下军州的主体为南迁的汉人。

3 中原汉族人口北迁的影响

辽代大批汉族人口的北迁，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带去了先进的政治理念及中原文化。辽初统治者正是在北迁汉族官僚的影响下，确立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模式。“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契丹族的政治统治，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1 推动了契丹社会的深刻变革

大批汉人的北迁，特别是以韩延徽、韩知古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官僚、知识分子入侍辽廷，客观上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发展。《辽史》载“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这些记载揭示了辽初汉族官僚在辅佐契丹统治者在制定典章制度中的重要作用。

3.2 促进了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北迁的汉人，统治者推行了“亲览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的政策，使其与土地结合起来，较快地稳定了北迁的汉族人口，推动了北方农耕经济的发展。此外，也促进了独立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形成和发展。大量北迁汉族工匠的“织纫工作”，使得辽代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一定的规模，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大量出口，这就为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此外，大量汉人涌入契丹境内后，辽朝的冶铸业、酿酒业、制瓷业等手工业生产部门也得到快速发展。

3.3 注重吸收借鉴汉族文化因素

在北迁汉族文人官僚的影响下，耶律阿保机在建国初年即确立了尊孔奉儒的文教政策，开始兴建孔庙，尊崇儒家思想。此外，契丹大、小字的创制也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协助下删减汉字笔画创制的。正是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推崇和包容借鉴，才使得契丹文化呈现出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发展特点。

参考文献

[1]（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5]王孝俊.中国人口通史（辽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李月新.辽朝社会群体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

[7]韩光辉.辽代中国北方人口的迁移及其社会影响[J].北方文物，1989（2）.